最牛成都简史
这其实是给人建的。
现在的成都人应该很难理解,为什么牛瘟这样可怕,以至于要给牛封王盖庙。
没有牛,人何以成为人;从胃肠到皮囊,人之不存,城市又何在呢?
▌1944年,美国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镜头下的成都老照片。1944年6月18日,他曾受命来华五天。
牛,牛王
“小弟就是结拜大哥你的结拜兄弟孙悟空啊。”
在《大话西游》一众经典台词中,这句话并不突出,但偏却最能拨动心弦——试想,在这样啰批啰嗦、绕来绕去的言语之下,对面的牛魔王作为一位成功的社畜,又如何不能体察到如此明火执仗的谄媚?
他的巨大身躯将对方笼罩于阴影之中;两支牛角,似可戳穿一切。
从牛到牛王,终极密码在于——他吃的是草,但长的居然是疙疙瘩瘩的肌肉。
▌清末春耕时节“打春牛” 。By路得·那爱德(美)
现代城市中的人群、甚至城镇化中的近郊年轻人,都已远离粮食生产环节——而三四十年往前,这方面一直有着强烈的群体记忆。
▌耕牛 莫高窟第117窟 盛唐
在农耕时代,人人都是拜牛主义者——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最初,直接靠身体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是相当可怕的。
一位健康的中国成年农民在农忙时,一天大约需要消耗5000到6000千卡热量,相当于吃下3斤大米,外加蔬菜和少量植物油所产生的能量,这大概是一位农民胃部容量的极限。
与此相应,他能够犁田3亩( 必须用健壮的耕牛) ,或割稻1亩(必须用锋利的镰刀) ,或插秧0.7亩( 必须是犁耙合格的水田) 。
以上这个数据是张柠的,我认为比较可信。
在此基础上,很难相信钱穆等考证的北魏唐朝时期的均田制。钱先生说,唐代18岁到59岁的男子授予一百亩,其中五分之一是世业,称之为“桑田”。五分之四是“露田”,死了之后要还给政府。李世民团队只给男子颁土地,妇女……只有寡妇发30亩。
即便考虑到唐代的亩比现在小,亦很难相信忙得过来。如果我是领30亩的寡妇,请允许我搞土地开发;耕种是不可能的,有微信群也不行。
▌1912年的成都。其中在成都平原寻常使用的是人力车,而非牛车。
▌榆林窟第25窟,中唐
牛市大多数承担的是耕牛而非肉牛交易,而牛王庙承担着繁衍生息的重责。
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前期,成都有不少畜力车,牛王庙地处城乡结合部,这个方向(含人寿、简阳、金堂等地)的畜力车,不少选择在此歇脚。傍晚,牛车马车聚集,咀嚼着草料的牛马和骡子在外休息,人们则一家被称为“骡马店”的客栈休息。
成都人@笛子8vxrvb7uaz的回忆,当时不仅牛王庙街不热闹,与其相连的一洞桥街和紫东正街也不热闹,一洞桥街有成都茶厂,紫东正街有新上海食品厂,可是把这三条街都算上,也只有宏济路口子相对热闹一些。
▌90年代的成都,By 刘陈平
他估计,这与骡马店有一定的关系,要是没有这个骡马店,这一段大概同样冷清。
▌牛市口附近的国营大厂,一度在80年代还在发行这些“虚拟货币”,直接在厂内进行消费。
牛市口在在成都及西南城市,农村十月还曾有牛王节,打新米糍粑人牛皆吃,并在牛角尖各悬一块,专门引到水边去照见角上糍粑,让其领会主人厚意。
在皇帝的春耕大典中,耕牛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以下是明代顺天府的一次皇帝扶犁的记录:
正牛一头,价白银8两,喂养20日草料银1.6两;副牛一头,借用,喂养20日草料银1.2两。
不止成都有牛王庙,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有,从秦以来大家都需要这针牛神安定剂。
在山西的一座庙中,甚至还有牛王、马王和药王同在屋檐下。
想起来怪怪的,但对联总结得很好:
牛耕田,马戍边,药治病,三王济世;
田粮足,边关安,病康复,四海升平。
丑与醜
牛是成都的图腾。
比张德地建牛王庙更早,甚至比李冰修建都江堰还要早。
据专家分析,此类牛首常出现在商周时期的大型青铜容器上;透过它,能真切感受到古成都人对生活的那份热爱。
更新世时期旧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方皆有野生牛类遗存出土,它们是远古先民重要的狩猎对象。
▌伫立的野牛 莫高窟第249窟 西魏
DNA的研究表明,当时野生原牛、野生水牛和家养黄牛种群共存,种群发生过杂交。
据《战国策》记载,金牛蜀道开凿于公元前316年。古蜀之亡,据说缘于一种不存在的“牛”:金牛。
金牛道的北端汉中境内,有五丁关;而在金牛道南端七曲山下,也有五丁祠演绎“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史记·范雎列传》相对写实,“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
都江堰水利,和之前几年的郑国渠,都是经济大工程。在农业上没有水是不行的,但光有水也不行。
成都平原,牛背上的天府之国。
▌1945年,美国人艾伦拍下的成都彩色照片。在插秧这个工序开始之前,牛已经忙过了。
对这条道路存在年代还存在争议,但金牛道存在及演变,毫无疑问是历史的重要篇章。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足见祭祀与战争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牛正是王的祭祀形式“太牢”所使用的牺牲。
家养瘤牛的祖先是印度野牛,其驯化起源于距今8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其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大概在距今2400年的西南和岭南地区。
▌“可爱到犯规”的苏格兰高地牛,在亚洲并不存在。
水牛也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特有的牛种,喜水耐热。家养水牛包括河流型和沼泽型两个品种,野生祖先是野水牛,其驯化起源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微拉城市遗址),时间为距今5000年前。中国现生水牛均为家养,属沼泽型,考古和古DNA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在距今3000年前后由南亚西北部地区传入中国境内的。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成都和蜀地是其必然扩散的地区。
但代表牛的“丑”字,其实和“醜”不同。在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中,很多醜的相关。
▌甲骨文中醜字的写法及演化
▌丑字的写法及演化
▌记住这个图版,日本学者白川静的《常用字解》中的殷商“亚醜形图章”。
这个代表着“醜”的人,是不是很像金沙和三星堆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头上的几根发髻。
不少人也认为,“丑”和“醜”是两个字。“丑”字的义项为“地支的第二位”。而“醜”字主要有以下几个常见义项:相貌难看。恶劣;不好。羞耻。憎恶。
在古代,人和牛的境遇有时候确实差不多。晋襄公命阳处父追赶孟明,假意赐其左骖(引诱对方下船便于抓获),孟明一看就看穿了这个把戏,他站在船上慢慢说:“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
衅鼓,有时候用人血,有时候用太牢的血,牛血。
然而人牛终究有别。
李耳在他的道德经中下写下“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成都人1924年用来做了春熙路的路名。
道教的重要奠基人李耳骑的是青牛,有人认为这个不急不缓大腹便便的旅行方式,充分体现了道教精神——如果换成骑马,我们想都不敢想,估计场面很像《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拿破仑》。
李先生码《道德经》也是有人性没牛性的。倘若他的坐骑也能阅读,一定会对“如享太牢”四字伸出中蹄。
从秦简出土的一些情况来看,统治者养牛认真得令人毛骨悚然。
竹简上说: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
甚至要管牲畜的繁殖,“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罪。如果十头成年母羊,四头不生育,相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惩处。
牛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农民的陪伴和指导下,耗费储存在肌肉中的能量。
因此,也可以说,牛的敌人不是农民,而是现代工具,如今在更多的地区“耕牛”完全变成了“菜牛”,战略伙伴关系变成了吃与被吃的关系。
可以想见他硬盘很大,因为秦连牛的数据都如此浩荡。
属牛的刘备、李白与苏轼
今天在成都大行其道的“张飞牛肉”,在蜀汉时代肯定闻所未闻。
刘备治下,对粮食红线守得那叫一个紧。
蜀国有点像1930年代的米国,禁止酿酒。当时大家的酿酒技术不比今天上市公司,可以液态法化学——那时酿酒,意味着大量消耗粮食。
有一个我们说过的笑话是在蜀国一家人中搜出了酿酒的器具,刘玄德气疯了,要严办。
谋士简雍决定劝谏。有次他在刘面前,要把一个在女人后面行走的男人治罪。
简雍:抓起来!治他的淫罪!
刘备:没看出来呢?
简雍:他带有淫乱的工具啊!
刘备笑了。把那个有酿酒器具的放了,改成为社区服务120小时。
酒都不许,牛肉肯定是不能吃的。汉律说,“不得屠杀少齿”,不可以宰杀青壮的耕牛,一度“犯禁杀之者诛”。
诸葛亮甚至还声称自己发明了“木牛流马”,不过一直坚称,该产品没有民用版。
宋代土地流转比较厉害,千年田八百主。
北宋时发明了一种农具秧马,大概是一种可以坐着,两头翘起可以在水田中滑行的东西。苏轼觉得有一种“日行千畦”的浪漫。
其实农活和土地,没有牛在,人压根玩不动。
苏东坡喜欢吃牛肉,还专门写过一篇雄文叫《吃beef》。
一场网络调笑。大家都知道,梗在《赤壁赋》。
这个笑话似可溯至冯梦龙,只是重音在另外两字——某甲鼻子发炎,某乙说有秘方用梳子搽油去刮,结果更红更难看了。某甲去问,对方说,不晓得,我只是听说过梳子油赤鼻(苏子游赤壁)。
和李耳一样,李白在码字的时候也不怎么考虑,“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对自己的属相也全然不在意。
今天不少学者认为,金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动物形象,最终逐渐塑造出中国的属相文化。
关于牛,还有两段文字是张柠的。很棒,成都的胖友可以读读:
两个关于牛的比喻需要澄清。第一种说法来自鲁迅: 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种说法非常夸张。中国现在的奶牛是引进的,中国农民不喝牛奶,所以也不养奶牛。南方的“耕牛”有原产亚洲的黄牛和原产欧洲的水牛两种。它们不是产奶的,而是耕地。耕牛吃大量的草,却什么也挤不出来( 排泄物除外) ,卡路里转化为肌肉,也就是储藏能量的地方。农民正是看中了牛的这一特点: 能量补给以廉价植物( 春天青草,冬天干稻草) 为主,却能够长出疙疙瘩瘩的肌肉。
第二种说法来自古罗马农学家瓦罗。他写过一本叫《论农业》的书( 北京商务印书馆) 。在对生产工具进行分类的时候,瓦罗将牛归类为“半哑的农具” 或“四脚工具”; 将佃农归类为“说话的农具”或“两脚工具”; 其他农具称为“不说话的农具”。这种分类法的确很清晰,很有效,一目了然,但没有什么道理。农民跟牛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能说它是“工具”,就像不能将佃农视为“两脚工具”一样。这种剥削阶级思路应该澄清。牛“吃的是草,长出来的是肌肉”,这一点跟农民自己十分相像。因此他们是同命相连的伙伴。假如农民养尊处优,自己不干活,只让牛去干,那么牛就成了被剥削的弱势群体,理应在农民面前维权。问题在于农民自己跟牛一样干活,只不过在田里的时候,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而已。我经常见到农民跟牛一起干活,哥俩聊天聊得热火朝天。也有闹别扭的时候,碰上性子急的农民,强行改变牛走路的节奏,牛就会犯犟。不过农民有时候也心狠手辣,犟不过就穿牛的鼻子。但真正犯犟的牛并不在乎那根穿鼻绳,他们经常僵持不下。
我们查了一下,现在成都至少有一百家以上的面馆都有“牛王庙”、“牛市口”字样……
成都足球队以前的投资方和队名都叫“五牛”。
在江口张献忠抢夺的财宝被发掘之前,这种城市一直流传着童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二万五。有人蒙得穿,买尽成都府。”
因为旧日九眼桥附近曾有一头石牛,引来不止一波人“淘宝”。
劳动的记忆形式就是生产。其中的人口生产( 传宗接代) 当然是一种更为本质的“记忆”形式,但它仅仅涉及简雍说的那种工具的使用,仅仅是个体能量和基因,本能地向另一个生命的转移。
最为常见的记忆形式就是农耕生产。农耕生产的本质就是肌肉能量与自然能量的交换,牛的肌肉,一度替代着我们的肌肉。
又逢牛年
在这座牛牛的城市里
满是牛牛的痕迹
这座城市
多金、很牛
万象汇聚
皆在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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