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思丨金代荆氏书坊史事新证
金代荆氏书坊史事新证[1]
冯先思
冯先思,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整理有《朱子读书法》。
【摘要】王恽文集中所载荆祐墓碣铭,展示了宁晋荆氏刻书家族由工匠家庭,通过刻书,不仅改善了经济条件,还提升了社会地位。荆祐的幼子曾从金末进士李治问学,入元之后出仕元朝。荆氏家族所刻大型字书、韵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书虽由韩孝彦、韩道昭氏父子改编定型,但也与荆氏家族成员(如荆璞)参与密不可分。经与现存金刻元修本《五音类聚四声篇》的刊刻题记比对,我们可以知道,荆祐又名荆瑞,与《五音类聚四声篇》《五音集韵》的参编者荆璞可能为同宗。现存几部荆氏篇韵的金刻元修本的书版,在战乱时期曾藏匿于墓室之中,因此得以保存。
【关键词】荆祐;荆国器;金代刻书
《中国版刻图录》金代刻本收录善本十种,按照刊刻地域排列,有运城两种,临汾七种,宁晋一种。前九种或据刊记、刻工,或据版刻风格,确定其刊刻地域。而最末一种《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称宁晋刻本,则未详所据。该书提要云:
此书以守温三十六字母各分四等排比汉字。所收之字,多以《广韵》为蓝本,增入之字,则以《集韵》为蓝本。崇庆元年改并编成,洨川荆珍为之开版。洨川即洨水,出获鹿西南井陉(原误为泾)山,东流至宁晋,入宁晋泊。洨川盖即宁晋别名。宁晋荆氏,金时以刻五经等书世其家。金末荆祐字伯祥,贞祐间元兵南下,取家刻《泰和律义篇》、《广韵》等书版,埋藏土中,乱定修补复完。此书板片,疑亦在荆祐埋藏修复之列。存十二卷。[2]
案《改并五音集韵》归为宁晋所刻,当据张秀民《辽、金、西夏刻书简史》一文。该文较为全面地呈现金代刻书的总体面貌,其主要内容后来又经完善,收入专著《中国印刷史》之中。该文论述金代坊刻图书时,曾提及宁晋荆氏书坊,其主要依据即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六十《故赵州寜晋县善士荆君墓碣铭并序》。[3]这篇墓志所传荆君为金代书坊主人,中国印刷史上金元时期的坊刻出版史料极为匮乏,坊刻主人而能有墓志传世的,实属罕见,其中所蕴含的出版史信息尚待进一步挖掘。今据王恽文集,[4]先移录全文如下:
元贞元年春,廉访荆侯改道北燕,过京师来谒,再拜以先表属笔。因念予与侯初定交于瘿陶,一见如平生。后十年复会于东楚,握手道旧,勉予南行,忠厚之气,霭然萃颜间,令人有不能忘者。今以是来托,载惟畴昔,其敢以固陋辞。谨按典瑞少监焦养直善状:君讳祐,字伯祥,赵之寜晋人。世陶洨滨,逮祖暨祢,以改工是图,曰“与其供器用于一乡,曷若以善及人为愈”,于是板行五经等书,不二十寒暑,荆氏家籍布满河朔。君甫冠而孤,每以保大家业为志。贞祐兵,乃取五经、泰和律义篇、广韵板,閟墟埌中。乱定来视,盗发掘无几,君悉力补购,随复为完部。或者云“初藏书时善本固多,唯取是三者,何哉?”曰“经者道之本,法者治之具,韵者字之始,文籍所由生,其为善已多。”闻者为知本。于时官府生聚,虽稍稍有立,诗书法律,晚生后辈,不知为何物。一旦得是,如瞽者复明,迷者之知津也。而又印模精,取直廉,故售者广。屋日为之润,所可重者,积而能散。县人王壹者,坐事累系,狱吏挟私欲死之,君力与营救,彼不頋,且讽而僥贿,竟倾赀出之。渠来谢,却不见,曰“吾区区若然者,怜渠罔䧟非辜,余何有?”壬子歳,州县通籍冒占者有禁里妪瞽而来依者,恻然以乳姆收恤。转易书辈往往宿负,审其窭,既折元劵,复惠之书。嘗有以女奴来偿者,辞不克,娉而良焉。斯皆风义矫矫,人难能者,率乐为之,故乡里无亲䟽,以善人称君。以丁巳秋[5]遘疾,遗命仲子元纲曰“伯叔二丧,未克葬,汝勉襄大事,以卒吾志。”言终而逝。实是年八月八日也,寿五十有九,藏先茔昭穴。君资和易,处事明敏,终以失学为愧恨。及诸子长,皆教之读书。嘗训饬曰“吾已面墙无及,今幸嗣先业,庭户间书帙纷翻,岂有资人进修,暋不自力,将何以免君子之讥。且先世易冶而裘,所期正尔汝曹,其勉旃。”君初娶刘氏,继室苏氏。[6]生四子,长国器,中戊戌词科。次国用,善属文,皆前卒。次元纲,自幼有成人风。君嘗语所亲“异时保家子也”,竟如言。季幼纪,为人雅重,信道笃。少从敬斋李先生学,所得为多。由典瑞贰卿擢任风宪,今为山北辽东道廉访使。女一,适进士张景贤,孙怀寶。男孙九人,曰谌、曰询、曰诚、曰谦、曰谧、曰谊、曰谅、曰诩、曰诹。女孙五人,一在室,余皆适士族。曾孙九,女孙如之。于戏,盛哉!予然后知善恶之报至子孙而后定者审矣。
一、墓志主人为荆祜还是荆祐?
墓志主人,张秀民录文称“荆祜”,[7]《中国版刻图录》则称“荆祐”,究竟孰是孰非?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今存元、明刊本及清钞本多种,今将诸版本字形罗列如下[8]:
从元刊本笔势来看,字形当作“祐”,因其字形近于撇,只是由于版刻略有损坏,撇之下方与口之左方皆损,故明刻本翻刻时撇画也未出头。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所载金代书坊主人“荆祜”不确,当改为“荆祐”。
二、荆祐又名荆瑞
荆祐长子荆国器,其名见于金崇庆间刊元代修补本《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9]。此书今残存三卷,书前有刊刻者题名,其文云“赵州荆璞同编,荆现、荆琪、荆珍、荆瑔同开板/荆瑞长男荆国器重开板印行。宁昌李昺书。”结合荆祐墓铭记载,可知此书所标“长男荆国器”当即荆祐长子,那么荆瑞也就是荆祐别名。[10]今存金代所刻《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及《改并五音集韵》的开板人皆为荆氏,且其名字第二字多为玉字旁,从古人命名习惯来看,这些人当为同一家族的平辈。
荆祐卒年为丁巳,鉴于其人由金入元,其卒年当为公元1257年(时当南宋理宗宝祐五年,蒙古宪宗七年),由此上推五十九年,其生年当为1198年戊午(时当南宋宁宗庆元四年,金章宗承安三年)。其长子荆国器中戊戌词科,时当1238年(时当蒙古太宗十年,南宋理宗嘉熙二年),这一年荆祐四十初度,荆国器可谓少年得志。
韩道升在崇庆元年为《改并五音集韵》所撰序言中说“大金皇统年间,有洨川荆璞字彦宝,善达声韵幽微,博览群书奥旨,特将三十六母,添入韵中,随母取切,致使学流取之易也。”荆璞在金皇统年间(1141-1149)已善达声韵,博览群书,其人当已成人非复少年,其生年或在1120年以前,与荆璞同辈的荆瑞则要小将近八十岁,甚或更多。由此可见,荆璞与荆瑞,即便是同族,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也不会太近。荆瑞(荆祐)墓铭中说其先世“世陶洨滨,逮祖暨祢,以改工是图”,荆瑞这一支以前一直从事烧造砖瓦陶瓷这一类行业,“逮祖暨祢”才想改工,可见其父亲可能还从事过一段时间这种烧造行业。而他们父子改行刻书,则可能受到了同族荆璞的影响或者提携。
荆璞在中国辞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首先改进了韵书的编撰方式,在各韵之中标明声母,使得字序有了一定规律,《五音集韵》这种类型的韵书可能就是荆璞创始。后来韩孝彦、韩道昭父子进一步标明等第,归并韵部,编为《改并五音集韵》,成为元明两代最为流行的韵书之一。而韩氏父子据《增广类玉篇海》,调整部首排列方式,将以前部首按照义类排列,改为按照三十六母顺序排列,编成《五音类聚四声篇》,[13]书前也标“荆璞同编”。而韩氏父子所编篇韵皆有金刻本存世,书前皆标明了开版人姓名,二书又皆荆氏刊刻而成。韩氏父子编纂的篇韵,最初可能是应荆家书坊之约,嗣后在元明两代风行,对后世辞书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韩氏篇韵金刻元修本的背景
荆瑞墓铭中说“贞祐兵,乃取《五经》、《泰和律义篇》[14]、《广韵》板,閟墟埌中。乱定来视,盗发掘无几,君悉力补购,随复为完部。”埌字,《玉篇》土部云“《方言》曰,秦晋或谓冢曰埌。”可见埌即坟墓之义。《中国版刻图录》撮取这段文字大义说“埋藏土中”,如果真的埋藏在普通的土壤之中,或许倒有较强的隐蔽性,正因为荆家把书版存放在墓室之内,以期保存。而兵燹来临,盗发冢墓反而在乱世屡见不鲜。不过盗墓者大多求财,而书板并不能直接变现,藏在墓室中的书版可能遭受盗掘,但并未损失殆尽。
荆瑞保存的《广韵》可能是我们所熟知的《五音集韵》,而“《广韵》是《五音集韵》的基本依据”[15],可能以《广韵》来代指《五音集韵》。现存韩氏编纂《改并五音集韵》卷端题名皆标年号,计有泰和、大安、崇庆、至元、大朝、己丑等名号。[16]虽皆残本,然据书题年号和避讳以及版刻风格可以分辨金刻和元修的版片。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A00038),存前十二卷,见于《旧京书影》著录。卷一卷端题“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卷二、八、十二题“大安新雕并五音集韵”,凡亶或从亶之字皆阙末笔,即避金熙宗完颜亶之讳,当即金代原版。[17]卷六、九、十卷端题“大朝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当即元朝补刻。卷五卷末题“云中后学李玉全雕此策”。此本“大安”“崇庆”乃金卫绍王年号,大朝为元朝早期国号之异称。[18]现存几种《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金刻元修本的卷前标题也有类似情况,[19]卷首残缺,卷二卷前题“至元重刊五音篇”,卷三、卷七、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三、卷十五卷前题“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20]卷四卷前题“至元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21],卷五、卷八、卷十四卷前题“己丑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卷六、卷十二卷前题“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22]。
由此可知,韩氏篇韵皆保留了一些金代的版片,又有不少元代修补的内容,正与荆祐墓铭中所述相合,或许上述两书的版片就是当年荆祐藏匿于“墟埌”之间,得以保存下来的。
四、荆氏家族与《新修玉篇》
荆祐墓铭中提到其幼子荆幼纪“为人雅重,信道笃。少从敬斋李先生学,所得为多。由典瑞贰卿擢任风宪,今为山北辽东道廉访使。”敬斋李先生当即金元时期著名的数学家李治[24]。李治字仁卿,自号敬斋,真定栾城人。金末登进士第,辟知钧州。金亡后,家于元氏(今河北元氏县)。元世祖屡加礼聘,最后以学士召,就职期月,以老病辞去。事迹详见《元史》本传。他的著述今存《敬斋古今黈》《测圆海镜》《益古演段》等。
李治《敬斋古今黈》曾引到《玉篇》,其书卷二云“慹字,成玄英谓为‘屈伏不伸’,陆德明音释云‘之涉反’,且曰‘司马云,不动貌’。按《玉篇》,此字凡五音二解,其‘之涉切’者引司马彪《庄子》注云‘不动貌’,其‘奴协切’者义亦同上。其之入、秦入、涉立三切者‘怖也’。”[25]案今宋本、泽存堂本《玉篇》《五音类聚四声篇》(金刊元修本)皆作“慹:之涉切。司马彪《庄子》注云:慹,不动皃。又之入切。怖也。”元刊本增注本《玉篇》亦略同。李治所引《玉篇》与今传诸《玉篇》皆不同。而《新修玉篇》心部作“慹:之涉切。司马彪《庄子》注云:慹,不动皃。○又之入、秦入、涉立三切。怖也。○又奴协切。不动皃”,[26]正为五音二解,且反切用字及其顺序,皆与李治所引相同,则他所引《玉篇》当即《新修玉篇》。
荆幼纪既然曾从李治问学,那他见到《新修玉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况且荆家书铺既然编纂刊行大型字书,理应于当时所流传的各种同类著述有所参考。梁春胜认为《四声篇海》与《新修玉篇》皆在《类玉篇海》的基础上成书,虽然《新修玉篇》比《四声篇海》成书早二十年,但是韩道昭改编《四声篇海》之时,并未参考《新修玉篇》[27]。
我们知道,字书、韵书虽然体例不同,但是每个条目基本具备字形、释义、反切三要素,二者的差异在于字与字之间的排列方式不同,而不同的排列方式则服务于不同的需求。字书的一大功能是依据字形查阅读音、释义,而韵书的一大功能是查询同音字。[28]科举时代诗赋等韵文是重要的考试内容,官方制定的押韵标准,需要操不同方音的考生遵守,因此韵书自宋以来皆较字书为发达。仅以宋代为例,现在流传的宋人所编字书仅有《类篇》《玉篇》两种,而韵书则有宋版十余部之多[29]。由于韵书的主要功用在于为考试提供标准的读音,因此其收字范围一般不会太大,能满足考试以及阅读经史即可。字书的功用则主要在于据形查字,读书人在日常阅读遇到的字形千差万别,因此字书的完善则倾向于收录更多的字形。因此《类玉篇海》《新修玉篇》《四声篇海》则以汇纂不同字形为主要目的,且开发出了一套基于字形的汉字检索方式,[30]因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金人创立的汉字检索原则沿用至今。
《四声篇海》与《新修玉篇》的差异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部首的排列方式。《新修玉篇》基本演戏宋初所编《玉篇》的排列顺序,仅仅有细微的修改。而《四声篇海》则将部首案声母顺序重新排列。相比之下,《四声篇海》的部首排列基于该部首的语音要素,在检索的时候无须再藉助其他思维工具,仅仅需要熟知三十六声母即可检索得到。而《新修玉篇》的部首排列大致依据部首的类别,需要使用者熟悉其排列规则之后才能较为便捷地检索,不然只能从头到尾检索一遍,耗费的时间较多,而且养成熟练检索需要的门槛略高。虽然《四声篇海》的检索仍然需要熟悉三十六声母,但是三十六声母的普适性要远远高于《玉篇》部首的排列顺序,因此利用人们熟知的技能来检索,比没有普适性的要更容易上手学习。其二,《四声篇海》虽然在字头之下收录的读音不多,但《四声篇海》与《五音集韵》配套使用,两书分工不同,各有侧重。
经过上述分析,荆氏家族有可能看到《新修玉篇》的,之所以未参考,可能只是想编出一个不同于《新修玉篇》的新型字书。事实证明,韩道昭的新编《五音类聚四声篇》和《五音集韵》在与《新修玉篇》的竞争中获得绝对优势。
五、结语
王恽文集中所载荆祐墓碣铭,展示了宁晋荆氏刻书家族由一个工匠家庭,通过刻书,不仅改善了经济条件,还提升了其子孙的社会阶层。荆祐的幼子曾从金末进士李治问学,鼎革之后出仕元朝。荆氏家族所刻大型字书、韵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书虽由韩孝彦、韩道昭氏父子改编定型,但也与荆氏家族成员(如荆璞)参与密不可分。经与现存金刻元修本《五音类聚四声篇》的刊刻题记比对,我们可以知道,荆祐又名荆瑞,与《五音类聚四声篇》《五音集韵》的参编者荆璞可能为同宗。现存几部荆氏篇韵的金刻元修本的书版,在战乱时期曾藏匿于墓室之中,因此得以保存。
注释:
[2]《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 年10 月,第50-51 页。
[3]张秀民《辽、金、西夏刻书简史》,《文物》1959年第3期,第11-16页。
[5]公元1257年,时当南宋理宗宝祐五年,蒙古宪宗七年。
[6]从四子命名特征来看,国器、国用可能为正室刘氏之子,元纲、幼纪为继室苏氏之子。
[7]无论是《辽、金、西夏刻书简史》一文,还是后来的《中国印刷史》及其修订本,皆作“祜”。
[8]元刊甲本据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治壬戌(二年, 1322)嘉兴路儒学刊明代修补本(402.58 10867),其他几种皆为国家图书馆藏本,其索书号分别为:元刊乙本(版本与甲本同,印次略有差异)A01085 ,明弘治本,清王宗炎钞本A00638 ,清钞甲本12739 ,清钞乙本13416 。
[9]今藏台湾省“国家图书馆”,索书号为:110.31 01088。
[10]荆祐字伯祥,其字“伯祥”与“瑞”,又是古人常见的名、字搭配。
[11]书影取自《旧京书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01月,第232页。
[12]书影取自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1 。
[13]梁春胜《从〈类玉篇海〉到〈四声篇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 年第2 期,第21-26 页。
[14]案“泰和律义篇”,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以及《中国版刻图录》、《王恽全集汇校》皆于此五字标书名号。案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卷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难11月,第256-258页),书名本作“泰和律义”,与唐代法律专书“唐律疏议”命名方式类似。此处“篇”当属下,且脱“玉”字,这三部书实为“《五经》、《泰和律义》、《玉篇广韵》”。《玉篇》《广韵》虽为二书,实乃荆家书坊合刻篇韵,与《五经》一样,皆系小型丛书。明代据《四声篇海》《五音集韵》改编的几种大型辞书,还有篇韵合编在一起著录的,如明李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章黼《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新校经史海篇直音》等。下文的论述也支持这一推测。
[15]宁忌浮《韩道昭与〈五音集韵〉——〈校订五音集韵〉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年09月,第6页。
[16]入明之后又有成化、弘治、正德、万历等。
[17]“大安”(1209-1211)、“崇庆”(1211-1213)乃金卫绍王年号。
[18]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收入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第62-77页。
[19]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十五卷全本,略有阙叶。国家图书馆藏本(A00039)存九卷。
[20]卷三共字阙笔避讳;卷七有明显修补痕迹;卷九尧字避讳,卷末题“己丑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卷十三晓字避讳;卷十五卷末题“己丑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
[21]本卷尧字避讳。
[22]卷六风格为元刊;卷十二卷末题“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
[2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A00039 )。
[24]前人多称“李冶”,据缪荃孙、余嘉锡等考订,当为“李治”。详见刘德权《敬斋古今黈》标点前言(中华书局1995 年版)。
[25]元李治著,刘德权标点《敬斋古今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02月,第23页。
[26]金邢准《新修絫音引证群籍玉篇》卷八,《续修四库全书》229册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3页。
[27]梁春胜《从〈类玉篇海〉到〈四声篇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 年第2 期,第21-26 页。
[28]科举考试有诗赋一门,正确押韵是考试的一个重要方面。
[29]例如《广韵》(今存宋版十部以上)《集韵》(今存宋版三部)《礼部韵略》《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押韵释疑》《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等。
[30]因为读者在查阅字书的时候,多为仅知字形而不明读音、释义,因此检索方式需依赖字形,而不能诉诸读音(韵书)、释义(雅书)。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1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冯先思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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