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考古：让大遗址焕发时代生机
宝墩古城出土的盘口圈足尊
东华门遗址出土的蜀王府龙纹瓷盘
商业街古蜀船棺合葬墓出土的虎形器
商业街古蜀船棺合葬墓出土的漆床
宝墩古城出土的碳化稻谷
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长河中，留下了一大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文化遗存，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史迹主体，也是今日我们感知文明、赓续文脉的桥梁和纽带。它们，便是大遗址。
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对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提出了明确目标——中国特色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彰显更加重要的作用。
大遗址需要以考古为支撑，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数十年如一日，参与宝墩、金沙、商业街船棺合葬墓等大遗址考古发掘以及保护研究。考古人以鲜活的材料补齐了历史缺环、丰富了成都的文化底蕴，推动大遗址华丽转身，成为成都厚重的文化新名片。
坚持考古支撑
不断廓清大遗址价值内涵
成都，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丰富的大遗址资源，真实记录着成都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脉络，勾勒出不一样的文化肌理。几十年来，纳入成都市大遗址名录的已有28处39个遗址点。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古蜀文化遗址群、宋元遗址群、酒坊遗址等大遗址，展示着成都的深厚文化积淀。
成都大遗址的深厚底蕴，皆由考古揭示。作为大遗址保护必要的基础工作，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大遗址的考古发掘，刷新着成都的历史，不断廓清大遗址的价值内涵。
“如宝墩古城的发现，就对探索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建立四川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序列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填补了古蜀文化研究中的空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介绍。
20世纪80年代，正是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在新津调查时发现了土埂和磨制石器，由此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了更详尽的考古工作，一举确认宝墩遗址是一座距今约4500年的史前古城，面积仅次于良渚古城、石峁古城、陶寺古城，是中国四大史前古城之一。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持续进行，考古人员对宝墩文化的形成、变迁、生业形态、社会结构及文明化进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华夏大地到处都进行着文明的孕育，恰如“满天星斗”。宝墩古城的发现，实证了4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也已进入“文明的前夜”，在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主导与领先地位。
在更多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中，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也不断揭示着成都的深远历史。
成都金沙遗址证明了成都金沙区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是一处重要的古蜀都邑。考古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商业街船棺合葬墓，是目前发现的古蜀最高等级墓葬，可能是蜀王的家族墓地。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船棺，让人得以窥见2000多年前古蜀先民的独特葬俗。出土漆木器是战国漆器中罕见之精品。出土了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组先秦时期床帐实物，经考古人员精心修复后得以面世。
2007年至2013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金堂怀安军古城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展示出这一时期四川地区城市建设的规划智慧和繁荣发展。
2012年，在配合成都市体育中心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了隋唐时期的“城市中央公园”摩诃池以及明蜀王府的“左花园”，成都这座2300年来城址未变的古都，再增丰富多维的实物资料。这处遗址的发掘，被意大利考古学者称赞为成都的巨大财富。他们认为东华门遗址未来经过打造后，可以像罗马城中的历史遗存一样，不仅成为著名的历史遗迹，更成为城市景观和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考古对于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坚持发掘与研究并重
补齐缺环 让成都历史更加丰满
考古，是对历史的叩问和追寻。在数十年如一日的考古发掘中，成都考古人肩负起重塑历史缺环的使命，让大遗址承载的成都历史更加丰满。
再说宝墩遗址，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考古新发现引起了公众关注。考古人员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遗迹，为了解成都平原史前水稻种植以及长江上游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珍贵信息。
事实上，最近几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的动植物考古等多学科研究，不断还原着古蜀文明最年轻阶段的生动面貌。通过植物考古，人们发现，在宝墩时期，水稻已是主要农作物；通过动物考古，得以发现宝墩先民已开始驯化和饲养家猪、狗等家畜。如果说以前古蜀文明在人们心目中是一段久远而缥缈的历史，如今，这段历史正通过考古之手变得更加可知可感。
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学界认为，宝墩积累的挖壕筑城、治水、水稻栽培、家畜养殖等经验，为宝墩文化晚期和三星堆文化时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宝墩遗址是成都平原迈进文明门槛和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在近日发布的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中，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名列其中。
对金沙遗址的探寻，考古人也从未停止。近20年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已摸清金沙遗址区内的文化遗存分布点达120余处，金沙遗址博物馆周围5平方公里以内，都是金沙遗址区域。它是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非常重要的聚落，文化内涵丰富、聚落结构复杂、时代特征突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认为，正是考古人员持之以恒的发掘及研究，让“金沙遗址撑起了成都历史文化之魂，对于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看似枯燥的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不断引起公众强烈的兴趣。成都东华门遗址2019年发布动物考古成果。考古人员根据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分析出蜀王府爱吃鸡、鹅、猪肉以及兔肉。除了养猫、狗和各种鸟类作为宠物外，还会豢养豪猪、果子狸、熊。没想到严肃的研究成果也能引来公众关注，人们感叹，“成都人爱吃兔子原来由来已久”……
在成都，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天府广场发现石犀、新川创新科技园发现汉代崖墓群、宝墩古城发现长江上游最早的水稻田……每一次考古发掘都能登上网络热搜，在朋友圈更是广为传播。这一现象的背后，恰是考古不断展示的历史真相，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这，也是考古的使命和责任。
促进保护利用
考古人初心不改上下求索
大遗址，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对大遗址的保护利用，除了可以生动地向世人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还能带动文化产业发展，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21世纪以来，随着一大批大遗址被发掘，成都越发重视对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如何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成都考古人探索出了不同的道路——
推动遗址公园建设。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邛窑遗址公园，早在2013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理念与标准，编制了《邛窑遗址考古工作规划》，多处窑包作为“文化之根”进行本体保护。2018年，邛窑遗址公园开园，很快成为成渝潮流新地标。
据颜劲松介绍，“考古遗址公园立足于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兼顾科研、教育、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可以有效缓解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矛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扩展和丰富城市文化内涵，非常值得积极探索。”
建设大遗址考古工作站。在宝墩，大遗址考古工作站已经正式落成。它是集考古修复、整理研究、展示利用、文物库房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公众考古示范基地。未来，宝墩古城遗址将打造成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示范性保护及展示基地，成为传播成都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确保文物价值及社会价值的传承延续与发扬。
打造遗址博物馆。一些文博领域的“大咖”在参观了成都水井坊博物馆后，纷纷点赞。它的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规划，正是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兄弟单位进行。水井街酒坊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我国发现的古代酿酒和酒肆的唯一实例，其史学价值高。为了对遗址进行长期有效地保护，同时可持续保护并传承传统酿酒技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耗时两年推出了遗址保护规划，以此为基础建设的遗址博物馆，集文物陈列、非物质文化
遗产演示场所等为一体，真正做到了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如今，这座大遗址已经融入整个水井坊历史街区中，成为成都重要的文化窗口。
以考古发掘为依托，人们欣喜地看到，成都把大遗址文化元素植入公园城市内涵，把大遗址文化景观融入公园城市生态空间，以大遗址保护利用促进公园城市创新发展——
在黄龙溪，明代墓群作为大遗址文化景观被列入黄龙溪“十古”景点之一，成为游客参观的打卡地。
在十陵青龙湖湿地公园，明蜀王陵墓葬群形成了一处王陵墓葬群胜迹，丰厚了公园的文化内涵。
城市绿道与大遗址融合，既保护和再现了遗址，又美化和优化了城市环境……
“文化遗产是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根基与文脉所在。做好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是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和公园城市的基础环节，对于展示成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实现历史文化遗产全民共享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的必然选择。”颜劲松表示，将成都大遗址保护利用、展示与城市建设、生态环境相融合，不仅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民生工程。
未来，我们还将看到大遗址保护的更多成功案例。颜劲松介绍，成都东华门遗址片区的打造，将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传统保护利用方式的基础上，深入落实四川省与意大利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合作计划，按照世界级文化遗产的标准进行打造。成都考古，将继续为成都贡献闪亮的文化新名片。
成都考古之最
长江上游最早的史前城址群
1995年起陆续确认宝墩文化时期的8座古城，建立起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体系，确立了成都平原对于探索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地位。
长江上游最早的水稻田
2020年至2021年在宝墩遗址发现，是长江上游首次发现4500年前的水稻田，对了解长江上游史前人类生活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上游最早的象牙权杖
2013年发现于温江红桥村一座宝墩文化时期的墓葬中，长约1.04米，距今4000多年。
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船棺合葬墓
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现场出土了精美漆器，将成都作为我国著名漆器生产中心的历史向前推移了三四百年。
世界最早的提花织机
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4台提花织机模型，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
国内最早最完整的人体经穴漆俑
在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
国内体系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医简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医简920支，让久已失传的医学典籍在千年之后重现于世。
国内最丰富的南朝佛教造像
2014年至2016年，在成都下同仁路和实业街一带发掘清理出500多件精美佛教造像，年代集中在南北朝时期，弥足珍贵。
2005年，邛崃市啤酒厂扩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龙兴寺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西南地区发现的最精美伎乐俑组合
2010年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发现后蜀赵廷隐墓，共出土乐舞俑36件、乐俑28件、舞俑8件，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最精美伎乐俑组合。
转载自：九派新闻
发布时间: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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