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对话进入中国经历了哪些“黑暗”？✅

黑暗中对话进入中国经历了哪些“黑暗”？

黑暗中对话，2011年获得德国对话社会企业的授权，正式在中国注册成立。在这5年间，这个叫做黑暗中对话的社会企业不断地跟着自己当时的初心和现有的环境成长，而不追逐快速效应，愿意慢慢探索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他们，在为很多人带来光明的同时，经历了哪些“黑暗”？

生存

黑暗中对话深圳体验馆是中国大陆第二家DID体验馆，今年1月刚刚开业，距离上一家成都体验馆开馆已有过两年年时间。创办人蔡史印常常需要解释：它并不是体验盲人生活的馆－黑暗中对话的着眼点在于“对话”，而非“黑暗”本身，所以首先要让人们觉得这个体验很有趣，“在失去一个感官之后会变得更加谦卑，同时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很多平时看得到却意识不到的东西，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视障者的能力其实跟普通人并无那么大差别，在某些环境甚至可以帮助到健视者，外部环境的不完备才是他们的真正障碍。

所以开放体验盲人生活抑或为视障者提供就业都不是黑暗中对话的最终目的，它的存在是要让公众明白，所谓视障的“障碍”并不是“看不见”所造成的，而是社会观念和公共环境的不健全造成的，DID真正要改变和影响的就是整个社会观念和公共政策，进而改变人们对所有“不同的人”的对待方式，无论这个“不同”是肢体障碍、城乡差异还是阶层差别。

然而DID进入中国这条路并没有那么简单易行。2009年以来，德国DID总部就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中国合作方，但交流过后却频频遇到知识产权被侵犯的“山寨”问题。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时，残联也曾邀请DID来上海，但终因双方的理念不一致而没有敲定合作。

2010年，蔡史印加入到DID德国总部担任全球首席运营官。“任何海外的东西要引进中国，需要做很多本土化的工作，需要一个真正理解它的理念、又能跟两方面进行沟通的人。”2011年，蔡史印成为DID中国创始人，以加盟商的身份投资和管理DID在中国的运营及特许经营。

作为一家需要自负盈亏的社会企业，蔡史印走得很小心。2011年9月在上海建立中国总部时，她没有一下子就大规模投入建设体验馆，而是首先开设了黑暗中对话工作坊——针对企业高管设计的体验式培训——工作坊投资低、风险小，能够保证公司收支平衡。

工作坊是让企业或政府团队在教练和资深管理咨询人士的引导下，在黑暗中提升领导力和沟通能力，帮助解决团队合作、创新和执行力等问题，迄今已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十几个城市落地，累计约有170家企业客户，大多是500强企业，且半数以上会重复购买服务。早期来体验的客户中外企居多，渐渐通过口碑传播扩展到各种各样的企业和政府客户。

在以领导力培训著称的通用电气集团工作多年，蔡史印仍然觉得黑暗中对话是效果最好的培训形式，可以直接达到改变人们行为的效果，让他们意识到平时看不到的问题，从而打破固有的行为模式。“有些领导层出来之后会跟员工道歉，更多聆听团队的意见；有些员工会被激励，增强了自信心。包括一个团队如何适应变化、应对新的挑战、公司内部如何沟通这些问题，黑暗中的培训都会涉及到。”

“黑暗中对话”体验馆

2013年，受到成都锦江区政府的邀请和支持，蔡史印终于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黑暗中对话体验馆。体验馆一般会根据所在城市的环境来设计主题场景，里面设有马路、咖啡厅、电影院、餐厅、便利店等城市公共场所，来此体验的客人会在视障导赏员的引领下游览75-90分钟，用眼睛之外的感官去感受周围事物、完成一项项任务。建成一间体验馆至少需要400-500万的投资，门票费用一般为100-120元/人。

但是在全球范围内，DID体验馆单靠门票都是没有盈利的状态。蔡史印坦言，由于它成本过高、每日能够接纳的客人有限，要想盈利其实非常困难，所以DID的盈利模式就是用工作坊的收入来支撑体验馆的运营，以此扩大其社会影响力。

成都体验馆去年的客流量不到一万人，蔡史印也觉得“不理想”，但是客流量渐呈上升趋势，她相信深圳馆会更好一些，“它走的是更为娱乐化的路线，主要面向年轻人，还没开馆的时候就每天有人打电话来预约。”但两个体验馆我们都主要在朋友圈靠口碑传播。”

突围

在中国推进黑暗中对话的这六年历程中，蔡史印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人才的缺乏，社会各界对社会企业的不理解以及国内配套制度的缺位。

一方面，人们看不到像DID这种聘用视障人士的社会企业其管理成本要比一般的商业企业高很多，而且从建设成本来讲，一家体验馆的初期投入就要四、五百万，但普通人难以理解这样一种自负盈亏、自我造血的公益模式，很多人包括一些政府部门都认为公益就应该免费，或者收了钱就应该捐赠出去，所以DID体验馆100-120元/人的门票费用还引发了不少争议和质疑。

另一方面，国内对于社会企业尚未建立明确的制度体系，最初DID在中国以“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形式注册，根据规定，不能分红。但按照DID的性质和商业模式，蔡史印本来将盈利分配比例设计为3：3：4——30%用于企业自我发展、30%进入视障教育基金、40%用来分红——但以“民非”的身份根本无法实现。DID中国由蔡史印和两个外国投资人共同出资成立，尽管2014-2015年因大规模投入体验馆而小有亏损，投资人也并不急于回报，但在商业规则的层面上，蔡史印希望能够呈现出一个社企应有的样子，也给投资人一个交代。所以在中国公司架构的设计上，蔡史印做了不少本地化的调整，每到一个城市都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设置不同的经营实体。

“黑暗中对话”企业工作坊

最后也是最大的挑战是“人”的因素。每一个地区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当地管理团队的缺失真正能够接受等同创业的挑战，具有商业市场经验去开发全新市场，又能够有耐心去经历一个全新企业模式慢慢成长的人才非常难找－成都体验馆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有了一支相对稳定又胜任的管理团队。

另一方面，教育制度的缺陷让黑暗中对话很难在中国找到合适的视障人才，也有些企业在体验过工作坊之后愿意聘用更多的视障者做员工，但却找不到能够胜任的视障人士；再加上在现有的就业制度下，残障者倾向于选择“挂靠”企业的方式来获得一定的收入或社会保障，而企业为了不缴或少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倾向于采取“假雇佣”的方式来聘请残障人士，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扶助残障者的政策，但其实会造成恶性循环，导致他们不愿放弃现有的特殊待遇，不愿去做一份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教育瓶颈、就业歧视、社会偏见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但我想只要我们坚持去做，一定会影响到与此相关的人们做出改变。”对于这个问题，蔡史印想从DID中国的优秀员工入手，让社会包括视障群体看到一些“榜样”，看到改变的方向。比如她会让比较优秀的视障员工担任重要的行政、销售职位，派他们到德国总部接受培训，或者在将来给他们到台湾、香港公司交换工作的机会。

坐落在成都的中国首座“黑夜中对话”体验馆

说到培训，这也是DID维系全球运营效果一致的关键环节。DID并没有一个像星巴克、麦当劳那样成熟的连锁加盟体系，但全球38个国家的DID都会紧密联系，中国的体验馆开馆前期都会有德国教练来做培训，每年也会有中国员工代表前往欧洲或其他国家交流学习。DID中国也设置了很多内部培训，员工每个星期都要接受沟通、管理、英文、演讲、阅读等方面的训练。此外，全球DID场馆、活动项目的设计也会使用统一标准，加盟授权也只会给予理念一致、值得信任的人。所以在中国，蔡史印尚未尝试授权别人加盟。

但蔡史印最不愿意看到、也是德国总部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有些员工在外面私自“山寨”工作坊做培训，这让她非常难做：她要维护DID这个品牌，却也不想视障者的感情因此受到伤害。但反过来看，蔡史印觉得这也是DID需要在中国做下去并且做得更好的原因，“只有让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自尊得到提升，消除掉内心的不安全感，才不会单纯为了钱去做这样从长远来说有害于视障群体的事”。

香港的黑暗中音乐会

过去的五年中，DID作为一个培训产品，在商业市场已经赢得了相当的口碑，接下来，蔡史印会把DID作为一个商业品牌进行全方位打造。

首先，DID今年的重点是建馆，目前已经确定场地的是上海、郑州和广州三个城市，北京，杭州和其它城市也在接洽中。由于体验馆的投入较高，当地管理团队至关重要，当地的合作伙伴起决定性因素：成都有锦江区政府的支持，广州的合作伙伴是残联，郑州有师范学院，而上海是她一直想开设体验馆的地方，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场地，终于在今年初与世博园“远大馆”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其次，蔡史印更进一步打造DID旗下的一系列产品，例如“暗中音乐会”。此前做过的几场音乐会都只是小型的、定制化的活动，6、7月份上海体验馆开馆后，她计划举办几场大型的商业演出，像香港DID的音乐会那样成为明星、社会各界资源都参与进来的活动。

最后是纯粹公益的部分。DID中国设立了视障公益基金，一部分用于视障公益学院，请到企业家、专家为全国各地的视障者做沟通、财务、礼仪等方面的培训，让他们更快适应职场。还有一部分是针对民工子弟、农村儿童的免费体验项目，蔡史印希望DID能够深入边远地区，“越是落后的地方，对弱势群体的偏见和歧视就越严重，也就越需要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