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三州七关的收复与唐宣宗大中政局

李军，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隋唐史、敦煌学。

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三日，在宦官的拥立下，李忱以皇太叔的身份在唐武宗柩前即位，是为宣宗。次年正月甲寅，宣宗祀圆丘，改元大中，由此进入宣宗的大中时代。虽然史书中给予宣宗“小太宗”之称或有过誉之嫌，但宣宗大中朝对晚唐政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史书所载，在吐蕃论恐热归附的有利局面下，宣宗于大中三年（849）顺利收复三州七关，从而构成了大中之政的核心内容之一。以往学者在关注三州七关收复问题时，主要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排列和考辨，复原了自大中三年（849）正月至六七月间宣宗政府收复三州七关的大致过程。但由于传世文献的记载缺环较多，彼此抵牾之处亦复不少，故学者对该段历史进程的复原时有断裂，对该事件的后续影响也有所忽略。笔者借助近年来陆续公布的石刻资料，对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具体进程及后续影响进行考察，以期揭示唐中央政府决策的具体进程以及内部政务与对外经略的关联性。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论恐热归附与三州七关收复之关联性‍

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吐蕃王国的统治很快就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在河陇地区，吐蕃落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展开混战。吐蕃王国内部的混乱，削弱了吐蕃对河陇地区的控制。以大中二年（848）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收复清水为发端，宣宗政府展开了收复河陇失地的具体行动。而就在收复清水后不久，长期与尚婢婢混战于陇右的论恐热即以秦、河、渭三州之地归附唐朝。只是唐朝最终收复却是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故史书往往根据最终的结果，将秦、原、安乐等三州七关之地误记为论恐热所进献的区域。

对于论恐热归附唐朝的时间，除《唐会要》卷九七《吐蕃传》“大中三年春”的记载较为宽泛，可暂不论外，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记载。第一种记载为《旧唐书》和《册府元龟》，均系于大中三年（ 849）正月。其中，《旧唐书·宣宗纪》载：“（大中）三年春正月丙寅，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诏太仆卿陆耽往喻旨，仍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各出本道兵马应接其来。”《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则载：“宣宗大中三年正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论恐热以安乐三州及石门七关等归国。” 此外，与《册府元龟·外臣部》仅记载月份不同，同书卷二十《帝王部·功业第二》则精确到了具体的日期：“宣宗大中三年正月丙辰，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由此可知，虽然《旧唐书》和《册府元龟》均将论恐热归附的时间确定在大中三年（ 849）正月，在系日上却存在差异。大中三年（ 849）正月为丙辰朔，丙寅则为十一日。《旧唐书·宣宗纪》和《册府元龟·帝王部·功业第二》两者系日的天干相同，且正好相差十日，这似乎并非巧合。笔者推测论恐热归附时间的原始记载应是数字系日，《旧唐书》《册府元龟》在进行日期换算时，对于“十一日”之“十”或有衍夺，从而出现了两者记载的差异。以衍、夺两者情况相较，该处夺字的可能性应该更大。所以，就《旧唐书》《册府元龟》两者记载而言，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以论恐热归附的消息上报唐中央的时间应在大中三年正月丙寅（十一日）。

第二种记载为宋人所修撰的《新唐书》及《资治通鉴》，两者均将论恐热归附唐朝的具体时间系于大中三年（849）二月。其中，《新唐书·宣宗纪》载：“（大中）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萧七关归于有司。” 在该记载中，欧阳修只是记载到吐蕃归附这一个事件，叙事较为简洁和明晰。《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三年二月”条则云：“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皆出兵应接。”众所周知，《武宗实录》至五代时期已严重毁损，而武宗以下诸朝的官修实录本就未能完成。在北宋修撰《新唐书》之际，宋敏求曾补撰有晚唐六朝实录。其书虽已亡佚，但学术界通常认为宋敏求撰《实录》应是晚唐六帝本纪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通鉴考异》引《实录》云：“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杀东道节度使，奉表以三州、七关来降。”由此可知，《新唐书》在记载论恐热归附之事时，对《实录》的内容进行了裁剪；而《资治通鉴》则是在对《实录》所载进行改编的同时，吸纳了《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唐政府以陆耽宣谕及诏泾原等镇出兵应接的记载。《资治通鉴》的表述实现了诸事的叠加，在增强事件叙述完整性的同时，也增加了记载的不确定性。《旧唐书》既著有具体的日期，应更为可信。而根据后文所考，唐政府诏命泾原、灵武等镇收复三州七关时间是在大中三年（ 849）五月之后。由此，发生在大中三年（ 849）二月的，只能是宣宗以陆耽前往陇右宣谕论恐热一事而已。

根据《通鉴考异》引《补国史》及《新唐书·吐蕃传》等载，可知论恐热曾入朝长安，只是前者记载其事在大中五年（ 851）五月，后者则认为其事在大中三年（ 849）陆耽前往宣谕至凤翔等镇收复三州七关之间。对此，《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五年五月”条载：“吐蕃论恐热残虐，所部多叛；拓跋怀光使人说诱之，其众或散居部落，或降于怀光。恐热势孤，乃扬言于众曰：“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万来诛不服者，然后以渭州为国城，请唐册我为赞普，谁敢不从！”五月，恐热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让就礼宾院问所欲。恐热气色骄倨，语言荒诞，求为河渭节度使；上不许，召对三殿，如常日胡客，劳赐遗还。恐热快快而去，复归落门川，聚其旧众，欲为边患。会久雨，乏食，众稍散，才有三百余人，奔于廓州。”根据《资治通鉴》上文所载，大中三年（ 849）二月，吐蕃河陇守将因国乱无所归，故降唐。而直至大中五年（ 851）五月，论恐热才因部属多叛被迫降唐。入朝后，宣宗命尚书左丞李景让于礼宾院见之。但论恐热所提出的担任河渭节度使的要求并未得到宣宗认可，故其复归落门川，并准备侵犯唐朝边境。最终却因久雨乏食，其最终奔还廓州。但根据《新唐书·吐蕃传》所载，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藉，麾下内怨，皆欲图之。乃扬声将请唐兵五十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宣宗诏太仆卿陆躭持节慰劳，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兵迎援。恐热既至，诏尚书左丞李景让就问所欲。恐热倨夸自大，且求河渭节度使，帝不许。还过咸阳桥，咄叹曰：“我举大事，觊得济此河与唐分境。”于是复趋落门川收散卒，将寇边，会久雨粮绝，恐热还奔廓州。于是凤翔节度使李玭复清水；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复原州，取石门等六关，得人畜几万；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诏为威州；邠宁节度使张钦绪复萧关；凤翔收秦州；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得扶州。”对于《新唐书·吐蕃传》所载论恐热入朝的各个环节，诸如尚书左丞李景让问所欲、论恐热求河渭节度使、被拒后复归落门川并欲寇边、因久雨粮绝而被迫奔还廓州等，均与《资治通鉴》相类似。如此可证，《新唐书·吐蕃传》对于论恐热事迹的记载应该与《资治通鉴》一样，均是源自林恩的《补国史》。但对于唐朝收复三州七关与论恐热归附的关系，《新唐书》的叙事逻辑却与《资治通鉴》截然不同。在宋祁的笔下，正是因为论恐热在穷途末路之际降附唐朝，才给唐朝提供了经略三州七关的契机。司马光主要利用《补国史》及唐朝赏边将而不赏论恐热的结果，认定论恐热并未在大中三年（ 849）降附唐朝，其入朝是在大中五年（ 851）。但根据《陆耽墓志铭》，可知《补国史》及《资治通鉴》关于论恐热大中五年始来降的记载显然有误。虽然《新唐书·吐蕃传》所载相关史事很可能也是源自《补国史》，但宋祁对论恐热归附的时间进行了合理的修订。《补国史》的作者林恩为僖宗朝进士，该书对论恐热入朝的时间记载或有失误，基本史实却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将《新唐书·吐蕃传》所记载的论恐热入朝的形势与大中三年（ 849）宣宗经略陇右的具体步骤相结合，就可以确定《资治通鉴》所载论恐� ��入朝的“大中五年五月”应为“大中三年五月”之讹。

要而言之，大中三年（849）正月十一日，吐蕃河陇守将论恐热归附的消息由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上奏宣宗。二月，宣宗以陆耽前往陇右予以宣慰。同年五月，论恐热前往长安觐见宣宗，请求唐政府承认其对河、渭等州控制权。为了避免在长安的京西北地区形成一个强大的吐蕃军事集团，宣宗断然拒绝了论恐热所请的河渭节度使。正是在论恐热因久雨乏粮而撤往廓州、陇右东部地区形成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宣宗才真正下定决心以西北缘边诸镇及振武之客军收复三州七关。

二、宣宗君臣收复三州七关的筹划与实施 ‍

由于传世史书记载的缺失，虽然学者以往可以复原唐政府收复三州七关的大致过程，但对于中央政府决策的内情往往不甚了解。幸运的是，在新近发现的碑刻文献中保留了不少相关的记载，有助于我们明晰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筹划与实施的具体进程。

在宣谕论恐热的陆耽完成使命后，大中三年（849）三月，宣宗又以内庄宅使刘德训充“京西、京北巡边宣谕点阅等使”，会同谏议大夫韦博、检校刑部尚书高承恭等人前往京西北巡边。对此，《刘德训墓志》载：“（大中）三年三月，迁内庄宅使。上曰：‘属天宝际，禄山背叛，西戎以为己利，取我河县，收我农功。今拟却复旧疆，命尔充京西、京北巡边宣谕点阅等使，与谏议大夫韦博、检校刑部尚书高承恭同往。’公奉皇华之使，具申丹恳之诚。图写山川，敷奏王庭。”从时间上看，在大中三年三月宣宗“拟却复旧疆”之际，刘德训、韦博、高承恭等人前往京西北所处置的应正是论恐热归附之事，宣谕的对象为论恐热，点阅的则应为归附的吐蕃部众及生活在降附区域之内的唐朝陇右遗黎。与此同时，刘德训等人还利用实地踏查之机，“图写山川”，为唐朝随后收复陇右旧疆提供了必要的情报依据。

在论恐热率众归附的有利条件下，虽宣宗有意收复旧疆，但为众多朝臣所反对。对此，毕諴《白敏中神道碑》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天宝末，中【原】多事，河西、陇右之地尽为吐蕃所据。【宪】宗皇帝志在收复，大业未遂。德宗守天下时（中缺）年，宣宗皇帝绍元和之□切于□□□□□吐蕃【丧】□入，不置君长……南起陇□□黄河带□千里以归。□□□□□宰相常有复河湟志。慕有言唐二百年后有中兴，□都复故地。宣宗皇帝应□识公，降（中缺）偶然哉。当□公□皆以儒雅相尚，苟即□无事，□□久远以生事【蛮】夷□【牢】其位。公以三州□（七？）□（关？）南北千里，天设险阻以限夷夏，会昌已有【藩】【盛】，界泾州西八千里。常（中缺）之山。虽有□兵□□东下，安可谓之生事矣？向非宁宗之□□之忠。岂惟朝廷失大计，□公亦危矣。”通过上述记载，可知在吐蕃赞普卒后，由于吐蕃难以控制陇右地区，从而使得“南起陇□□黄河带□千里以归”。在如何处置论恐热归附的问题上，唐政府内部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即毕諴所言“公□皆以儒雅相尚，尚苟即□无事”，而以河陇陷蕃日久为借口，将收复失地视为生事于吐蕃。为了配合宣宗以压制反对的声音，白敏中不得不抬出曾有意收复河陇失地的宪宗以壮声势，指出河陇地区被吐蕃占领后，“【宪】宗皇帝志在收复，大业未遂”，所以宣宗对吐蕃的经略体现了对元和之政的继承。由此，大中三年（ 849）之际的陇右经略也就获得了较为充分的政治合理性。

政治合理性的构建只能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还不足以迫使反对经略者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所以，宣宗在大中三年（849）四月乙酉对宰相群体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除门下侍郎白敏中、中书侍郎马植继续留任宰相外，御史大夫崔铉、兵部侍郎判户部事魏扶同日入相，而之前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兼刑部尚书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周墀，则被授予刑部尚书的检校官，外任东川节度使。《文苑英华》卷四五〇沈询《授崔铉、魏扶拜相制》明确宣宗之所以在大中三年（ 849）四月以崔铉、魏扶为相，就是为了“宣明号令，弘济生灵。致寰海之乂安，复河隍之土宇”。由此可见，宣宗以崔铉和魏扶两人入相，就是为了配合自己的河湟经略。

对于周墀罢相原因，史书的记载可谓众说纷纭。其中，《东观奏记》卷上载：“懿安郭太后既崩，丧服许如故事。礼院检讨官王皞抗疏，请后合葬景陵，配享宪宗庙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诘其事……宰相将会食，周墀驻敏中厅门以俟同食。敏中传语墀：‘正为一书生恼乱，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厅问其事，皞益不挠。墀以手加额于皞，赏其孤直。翌日，皞贬润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二年（ 848）正月，周墀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的身份入相；同年六月，由兵部侍郎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中三年（ 849）三月，又兼刑部尚书。而懿安郭太后之崩在大中二年（ 848）五月，同年十一月已经完成葬礼。如果说周墀因为赞赏王皞而免相，一是在时间上不合，二是宣宗也没有必要在有意将其罢相的前提下屡次为其加官。更何况根据《周墀墓志铭》记载，宣宗在周墀罢相后，曾再次提升其检校官。这也就证明周墀之所以被罢相，应与懿安郭太后葬仪事无关。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三年四月”条则载：“河东节度使王宰入朝，以货结权幸，求以使相领宣武；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论之，宰遂还镇。驸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为，让议竟寝。墀又谏上开边，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为东川节度使……翰林学士郑颢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罢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谢，加检校右仆射。”根据司马光所呈现的历史脉络，周墀罢相系反对王宰以使相领宣武、拒绝以驸马都尉韦让出任京兆尹以及劝谏宣宗开边等一系列“直言”所导致的结果。司马光将王宰入朝事附于周墀罢相的大中三年（ 849）四月，显然是在建构周墀反对王宰以使相领宣武之事与其罢相的关联性。但据《王宰墓志铭》所载，可知王宰入朝是在大中三年（ 849）元正，在时间上与周墀罢相尚有四个月的时间差。

《新唐书·周墀传》载：“河东节度使王宰重赂权幸，求同平章事领宣武，墀言：‘天下大镇如并、汴者才几，宰之求何可厌？’宣宗纳之。驸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持不与。繇是妄进者少衰。会吐蕃微弱，以三州七关自归。帝召宰相议河湟事，墀对不合旨，罢为剑南东川节度使。驸马都尉郑灏言于帝曰：‘世谓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尚书右仆射。”从宣宗对王宰入朝的处置结果看，其最终采纳了周墀的建议。从处置王宰入朝求官之事上，我们看不到宣宗与周墀之间存在矛盾。因驸马都尉韦让所请为周墀抵制，《资治通鉴》即暗示宣宗有借机报复的可能性。但值得注意是，韦让所娶乃宪宗第十女郑国温仪公主，并非宣宗之女。《资治通鉴》出于塑造直臣形象的需要，将本无关联的事件进行排列演绎，从而模糊了周墀被罢相的根本原因。

如果从史源的角度考虑，《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周墀罢相、力阻王宰及韦让的事迹均取材自杜牧所撰《周墀墓志铭》。但在叙事顺序上，杜牧在墓志中首列周墀因“河湟事议不合旨”而罢相，其后才列举周墀力挫王宰以使相领宣武的企图以及反对韦让出任京兆尹等事迹。《新唐书》在利用《周墀墓志铭》的材料时，打破了该墓志以事归类的做法，改以时间为线索，对以上诸事进行了重新排列，但诸事之间并无递进关系。而《资治通鉴》为了将周墀塑造成因一贯“直言”而最终被贬斥的忠臣形象，有意将周墀针对王宰及韦让求官的言论附于周墀罢相的大中三年四月条。在司马光刻意的组合及转呈之后，周墀罢相的原因由较为明晰的“河湟事议不合旨”，转化为符合忠贞之臣标准的“直言”。但在宣宗为周墀晋升检校官的问题上，《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并没有采用《周墀墓志铭》“明日入谢，面加检校右仆射”的白描式叙述方式，而是引入了驸马都尉郑灏这一关键人物。通过其对周墀“直言”的赞许，进一步强化了周墀“直臣”的形象。郑灏对周墀“直言”的评价，虽然没有改变周墀罢相的结果，却使其检校官由刑部尚书跃升为右仆射，可谓极大的荣耀。由此可见，宣宗所排斥的并非周墀的“直言”，而是周墀对其经营陇右失地政策的不配合，而该政策正是宣宗希望通过对外经略转移内部矛盾，同时继绍宪宗之政的关键一步。

在宣宗与白敏中排除异己以图经略河陇之际，凤翔节度使崔珙以患疾为由，向宣宗提出了罢职的请求。在宣宗针对“犬戎输诚，归我故地”，从而“下议纳款，且筹开疆”之际，崔珙求罢职的举动显然不利于宣宗经略措施的实施，故被视作“不自力避事” 。虽然宣宗失望之极，但因崔珙为元老重臣，故特为优容，最终命崔珙以太子少师的身份，分司东都。崔珙离任后，继任者为刑部尚书兼宗正卿李玭。李玭出身于名将李晟家族，为李晟之孙、李愬之子。《授李玭凤翔节度使制》载：“门下：秦之旧都，汉为右地。扼戎疆之要害，作上国之藩篱。旁联封畿，前抗巴蜀。其所受任，必择忠良……今以昆夷来朝，愿纳故壤。将复河湟之境，必资整训之方。遂结疆场，付尔汧陇。于戏！惟昔乃祖，曽显是邦。勿隳贻谋，光膺分阃……勉副家声，以酬殊奖。”对于以李玭为凤翔节度使的目的，制文中非常明确地记载为“今以昆夷来朝，愿纳故壤。将复河湟之境，必资整训之方”，也就是为经略论恐热所献区域做准备。因李愬在元和年间曾出任过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故宣宗在制文中以李愬为例，对李玭大加勉励。与此同时，以监军身份与李玭共同控制凤翔节度的正是此前刚刚完成巡边任务的刘德训。

据《孟秀荣墓志铭》所载，孟秀荣于大中三年（849）四月十日被任命为振武节度监军。根据黄楼的研究，孟秀荣为武宗朝大宦官仇士良一党，在宣宗即位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宣宗有意经略陇右之际，孟秀荣以 65岁的高龄外任振武，应是宣宗为调派振武军参与陇右收复所做的准备工作。因为在此后收复三州七关的军队中，就有来自振武的客军。《文苑英华》卷四五三《授高承恭振武麟胜等军节度使制》记载此前与刘德训等共同巡边的高承恭，因为“拥缇骑以徼巡，勤彰夙夜”的功绩，得以出任振武节度使。因该制在《文苑英华》中排列于咸通三年（ 862）《高璩授东川制》之前，故吴廷燮、郁贤皓均将高承恭始出镇振武的时间系于咸通二年（ 861）。但据制文所载，高承恭在出任振武节度使之前，检校官为刑部尚书，与高氏在大中三年（ 849）三月前往京西北巡边时的检校官相同。所以，高承恭出任振武节度使不应迟至咸通二年（ 861），而当在大中三年（ 849）三月巡边之后不久。高承恭为高崇文之子，与继崔珙出任凤翔节度使的李玭相类，均为宪宗朝名将之子。所以，以高承恭为振武节度使、孟秀荣为监军，可以视作宣宗为经略陇右所做出的另一项重要的藩镇人事调整。

在经过前期的情报搜集、宰臣调整、西北藩帅及监军体系的重新布局后，宣宗诏命凤翔、邠宁、泾原、灵武、振武等镇的军队进军三州七关地区。六月二十七日，泾原节度使康季荣率军收复原州及石门关、驿藏关、木峡关、制胜关、六盘关、石峡关等六关。七月六日，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安乐州。七月十三日，邠宁节度使张君绪收萧关。七月二十三日，凤翔节度使李玭奏收复秦州。

翰林学士刘瑑在《收复河湟德音》所列举的唐朝得以顺利收复三州七关的三个原因中，除“天地储祥，祖宗垂佑”为虚文外，“左衽输款，边垒连降”“枢衡妙算，将帅雄棱”皆为写实之作。虽然对于“枢衡妙算”之具体情况，上述诏书语焉不详，但根据其所载山南、剑南等道处理陷蕃区域的态度，或可推知一二。《收复河湟德音》在表彰立功将士、罗列三州七关经营措置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山南西道及剑南节度使若有意收复辖区内的没蕃州县，“其兵士委本道差遣。如要钱物接借，亦具闻奏”。缘边藩镇提供军队，中央政府负责后勤保障的原则，应是沿用了之前泾原等镇收复三州七关时所采取的模式。但与唐政府鼓励山南西道及剑南节度量力收复本辖区内的没蕃州县有所不同，参与收复三州七关的诸镇，除了振武与该地区没有隶属关系外，凤翔节度与其所收复的秦州、邠宁节度与其所收复的萧关也没有历史上的隶属关系。所以，相对于唐政府鼓励山南西道和剑南收复本属自身辖区的陷蕃区域不同，泾原、邠宁、灵武、凤翔、振武诸镇介入三州七关的收复皆是出自以白敏中为首的宰臣之筹划，各自出击的区域也是经过事先筹划的结果。从事后的封赏等级来看，诸镇的待遇颇为不同。其中，最先收复失地的泾原节度受赐绢六万匹，得到的封赏最为丰厚；次收安乐州的灵武节度，得到的封赏则减泾原一等，为绢五万匹；收复失地较为滞后的邠宁及凤翔，所受封赏为四万匹，属于最低等级。由此可见，宣宗对于缘边诸镇封赏的依据并非是收复失地的范围，而是响应其军事决策的速度。在唐朝的筹划层面，对于三州七关的收复次序并没有先后之分，只是各镇积极程度及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在同时出兵收复的情况下，各地收复的时间出现了近一个月的差距。

三、三州七关收复与党项经略、归义军设置之间的关联‍

根据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举动，学界多将宣宗视为有意西北经略的有为之主。对于宣宗在收复三州七关后并未继续西进的举动，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虽然论述的重点不同，但学者多将党项势力的存在视为阻碍唐朝继续西进的重要因素。村井恭子注意到了三州七关收复、党项问题、设置归义军三者基本在同时的历史现象，但对于三个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未进行必要的探讨。作为时间相互衔接且空间较为接近的三个事件，前者对后者以及彼此之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故笔者希望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德宗建中四年（783）的清水会盟中，唐蕃确立了双方之间的边界，但吐蕃并没有恪守盟约的内容，时有侵入唐境以掳掠人口及财货之举。“平凉劫盟”更是将唐蕃关系推至冰点，从而进入了近二十年的关系恶化期。随着宪宗即位后主动缓和关系，再加上回鹘所带来的军事压力，吐蕃于宪宗元和初年主动遣使与唐朝通好。唐朝利用吐蕃急于重新订立盟约的心理，提出了“割还安乐、秦、原等三州”的要求。宪宗之所以对其余陷蕃失地“舍而不言”，显然不是白居易所言的“但务早成盟约”，而是基于三州对于唐朝西北边防的重要地位。对于元和政局而言，控制秦、原、安乐三州，可以重新建构陇山防线，以增强防御吐蕃的能力。但对于宣宗而言，收复三州七关只是在形式上继承了宪宗之政，因为其所面临的外在军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

对于大中三年（849）之际的宣宗而言，吐蕃的外在威胁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内部的党项问题成其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对于陇右内徙党项对唐朝的威胁，曾任凤翔节度使的崔光远有着清醒的认识：“今凤翔近甸，秦、陇雄藩，北有党项之虞，西有羌、浑之患。或阻绝我道路，或侵轶我封疆。王师出征，则鸟散山谷；官军罢讨，则雨集郊坼。”如果说党项的零星骚乱尚不至于动摇唐朝之根本，但其与吐蕃以及吐谷浑等部落的联合侵扰，则极大地威胁到了唐中央的安危。至德之后，西北内附的党项“常为吐蕃所诱，密以官告授之，使为侦道，故时或侵叛”。郭子仪正是看到了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故上表请徙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开成末年，党项种落愈繁，而西北藩镇在羊马贸易中加以盘剥，致使党项部落相率为乱，以至于灵、盐道路不通。虽然武宗在会昌年间曾频命使者前往邠宁、灵武、盐夏等处安抚党项，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宣宗大中元年（ 847）五月，吐蕃“乘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诏河东节度使王宰将代北诸军击之”。对于吐蕃所侵扰的“河西”，学者指出应为盐州一带。因为党项时常与吐蕃联合以寇略唐西北边地，故杜牧斥之为“兔伏鸟飞，为戎虏之耳目；狼心枭响，作郊畿之残贼”。所以，在吐蕃王朝崩溃的形势下，党项问题就成为宣宗君臣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虽然重构陇山防线对于防范吐蕃的现实意义已大为降低，但三州七关的收复可以断绝吐蕃和党项的联系，从而为宣宗君臣处理党项问题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收复宪宗曾力图恢复的三州地区，也为宣宗提供了继绍宪宗元和之政的绝佳机会。这也是宣宗在收复三州七关后，匆忙之际即在长安面见陇右遗黎及颁发《收复河湟德音》的原因。宣宗通过为顺宗和宪宗上尊号、举行上尊号大赦等方式，将三州七关的收复与宪宗之政进行了接续，从而实现了收复三州七关事件政治效应的最大化。通过收复三州七关并大肆宣扬自己的功绩，努力将自己的行动与宪宗取得联系，使宣宗获得了足够的政治权威，这也成为其此后可以顺利推行经略党项政策的前提。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三年七月”条在记载灵武、邠宁、凤翔等节镇收复失地事之后，又载：“诏邠宁节度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此处之“河西”，应指关内道北部东西纵流的黄河所夹地区。对此，《新唐书·方镇表一》“邠宁”节度大中三年栏载：“邠宁节度以南山、平夏部落叛，徙治宁州，及归附，复徙故治。”南山、平夏即党项南山部和平夏部，由此可见唐邠宁节度使改治于宁州，主要针对的是关内道北部的党项。《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九年三月”条又载：“诏邠宁节度使毕諴还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项未平，移邠宁军于宁州，至是，南山、平夏皆安，威、盐、武三州军食足，故令还理所。”宣宗在收复三州七关伊始，就出于对付党项的考虑，将邠宁节度移镇宁州，显示了三州七关收复与其后党项经略之间的密切联系。

相较于党项，宣宗对河陇其余陷蕃失地的兴趣并不是太大。大中三年（849）八月，唐政府对三州七关的收复工作基本完成。而在随后颁布的《收复河湟德音》中，充分体现了宣宗对河陇其余失地的态度。诏书载：“三州七关创置戍卒，且要务静。如有羌戎潜来博易，辄不得容纳，委刺史切加禁断。或有投降吐蕃，到边上收取，本道令长吏奏取进止……夫取不在广，贵保其金汤；得必有时，讵计于迟速。今则便务修筑，不进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备无患，载洽亭育之道，永致生灵之安。中外臣寮，宜体朕意。”在诏书中，宣宗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进取态度，对仍处于吐蕃控制之下的河陇大片失地态度暧昧，即使是对允许边镇经营的西南地区，也只是允许山南西道、剑南、山川边界“量力收复”。对于收复失地所需要的武力，则“委本道差遣”。很明显，唐政府并没有形成收复失地的总体规划，而只是将收复失地的希望寄托于沿蕃边镇。诏令中“取不在广，贵保其金汤”“今则便务修筑，不进干戈”等言语，更是反映出宣宗满足于三州七关的收复，而以守境为主、不务进取的态度。

根据《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唐政府在颁发《收复河湟德音后》，“又诏：朕姑息民，其山外诸州须后经营之”。《新唐书·吐蕃传》虽未明确记载该诏颁发的具体时间，却将其系于大中三年（ 849）收复三州七关与张议潮奉河陇十一州图籍入献之间，王忠则认为宣宗下此诏的时间应在大中五年（ 851）二月之后。或许是受到王忠对诏书断代的影响，李鸿宾进一步指出宣宗之所以放弃西进的计划，主要是出于三点考虑：其一，张议潮自立河西并向外扩张，威胁了唐朝西进的意愿；其二，党项及其他外族势力在西北地区的存在；其三，唐王朝内政的整治限制了其西进。虽然《新唐书》对宣宗所下诏书的内容语焉不详，却可以根据其主旨思想对其进行溯源。《唐大诏令集》卷六《尊号批答·大中三年答宰臣上尊号》载：“敕旨：没陷河湟，百有余载。中原封界，咫尺戎疆。累圣含容，久劳征戍。伏思元和中将摅宿愤，常欲经营。属诛锄叛臣，未暇收复。今则恭行先志，克就前功。不远征兵，不劳财力。二（三）州之外，兼得七关。又取维州，粗成边业。尚以息民解甲，未收山外诸州，且以肆眚申恩，所以颁示天下。其御楼依所乞。天（大）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敕书中所言的“以息民解甲，未收山外诸州，且以肆眚申恩”，正可与《新唐书·吐蕃传》所载的“朕姑息民，其山外诸州须后经营之”相对应。此外，敕书颁发的时间也符合《新唐书》的叙事顺序。由此，我们可以确定上述敕书应正是《新唐书·吐蕃传》中宣宗放弃经营山外诸州诏书的史源，只是宋祁将诏书内容稍作改编而已。

据《旧唐书·宣宗纪》的记载，唐朝收复维州的时间在大中三年（ 849）九月辛亥。《册府元龟》卷五〇八《邦计部·俸禄四》大中三年九月敕则记载到了秦成两州经略使的职田，可知成州之复当此之前。大中三年（ 849）十二月己未，山南东道节度使郑涯又奏收复扶州。在形成上述“六郡连收，七关尽复”的局面后，宣宗政府主要是采取措施以恢复对新复地的控制，对其余的陷蕃失地则保持了“息民解甲”的态势。正因为如此，在大中四年（ 850）十一月己亥所颁发的敕文中，所收复的陷蕃失地仍然是秦、原、威（原安乐州）、武（原萧关）以及成、维、扶三州。虽然唐政府在《收复河湟德音》中，对其余陷蕃失地并没有显示出积极进取的态度，但毕竟还允许山南及剑南等道量力收复，而到此时已转变为不许用兵，表明宣宗对陷蕃失地的态度更加趋于保守。

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初衷更多是在通过继绍宪宗之政的名义转移内部矛盾，对外经略本非其真正的意图。如果说收复三州七关尚属于宣宗的主动之举的话，成、维、扶三州的收复则完全是在缘边藩帅主导下完成的功业。宣宗在完成继绍宪宗的政治目的之余，已经超额完成此前的战略目的。在这种背景下，宣宗关注的重点由收复陷蕃失地转移到了更称得上腹心之患的党项问题上来。虽然唐朝因为“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已经出现了“连年无功，戍馈不已”的困境，但宣宗还是在大中四年（ 850）年底加大了对党项的讨伐力度，先后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以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并兼招讨党项使。

大中五年（851 ）二月，张议潮派遣的悟真使团到达长安，给宣宗带来了张议潮在沙州起事且已经占领沙、瓜二州的消息，唐政府因此授议潮以沙州防御使。虽然史书没有记载张议潮获得该项任命的具体时间，但据敦煌文书P.3720 所收录的洪辩告身，可知洪辩是在大中五年（851）五月二十一日始获得京城临坛大德并赐紫的册封，由此可以推知张议潮获任沙州防御使应与洪辩受册封的时间相同或稍早。沙州使者入朝之际正是唐政府大规模征讨党项的战争间隙，宣宗君臣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此事。作为沙州使团的首领，悟真求取中央政治及军事支持的使命被搁置一旁，只能与两街高僧大德进行诗歌酬唱。在三个多月后，已经占据沙、瓜二州且号称控制河西的张议潮，才被唐政府授予沙州防御使一职。在针对党项的征伐久讨无功的情况下，宣宗“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大中五年（851）四月，平夏党项归附。八月，在唐军的持续打击和分化下，南山党项也放弃抵抗。由于“时用兵岁久，国用颇乏，诏并赦南山党项，使之安业”，宣宗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就是选拔儒臣以替代残暴之边帅。对党项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宣宗充分认识到西北经略问题的复杂性。所以在大中五年（851）十月张议潮遣张议潭以陇右道图籍入献之际，宣宗君臣并没有延用对于首次沙州使团的拖延态度，而是在次月就在沙州设置归义军节度，以张议潮统辖河陇十一州的广大区域。

唐朝对归义军辖区的设定，应该是宣宗考量现实情况之后作出的决断。三州七关的收复只是进一步激发了宣宗经营党项的勇气，对于陇山以西，尤其是河西地区并未有任何举措。党项问题的草草收场，使得宣宗对政治形势有了更为清晰的判断。由此，唐中央政府针对党项的政策由此前的军事讨伐演化成儒臣治理。对于帝都侧近的党项尚且如此处理，如何奢望宣宗君臣能有以武力向西推进疆域的勇气。唐蕃以陇山一线分界已是近百年的事实，虽然此前朝臣中屡有收复河陇的提议，但均不了了之。在吐蕃内乱、回鹘败亡的情况下，勇于征伐的武宗尚且只是以密诏告知缘边诸镇，密切注意吐蕃动向。急于摆脱国内政治危机的宣宗，在论恐热归附的情况下，也只是利用陆耽等人宣慰、侦查。直至论恐热被迫远遁廓州，唐军才敢于真正出兵收复自宪宗以来就力图收复的秦、原、安乐三州之地，足见唐朝此时实力之弱。虽然顺利完成了三州七关以及成、维、扶等地的收复，但大中四年（850）之初，宣宗就停止了针对吐蕃的军事行动，转而处理内部的党项问题。总的来看，三州七关的收复为宣宗经营党项提供了契机，但并不能体现出其具有经略广大陷蕃失地的意图。党项经略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迫使宣宗更为注重内部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宣宗授予张议潮十一州辖区并保持与归义军的良好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

结语 ‍

大中三年（849）正月，论恐热以陇右州郡降唐。二月，宣宗以陆耽为宣谕使前往宣谕。三月，遣刘德训等人前往京西北探听虚实。在宰臣和边将反对经略的情况下，为了摆脱朝臣的限制，宣宗调整了宰臣及西北缘边藩帅群体。是年五月，论恐热入朝，希望能获得唐政府对其河、渭等地控制权的承认，但为宣宗所拒。在论恐热被迫远遁廓州的情况下，唐政府才真正开始收复三州七关的进程。经过近两个月的军事行动，宣宗君臣的战略筹划得以实现，唐军最终顺利控制了三州七关地区。到了年底，宣宗通过给顺宗和宪宗加尊号的方式，强化了三州七关收复与元和之政的关联性。

三州七关的收复既为宣宗继绍宪宗之政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还在地域上切断了党项与吐蕃联合的可能性，从而为解决党项问题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唐政府对三州七关的经略过程甚为拖沓，并未显示出宣宗对外经略或者收复河陇失地的雄心。三州七关的收复更大程度上是在外力的刺激下，宣宗解决内部矛盾的一种尝试。在目的达到后，宣宗的目光随即转向内部的党项问题。宣宗本无意经略陇山以西的陷蕃地区，再加上党项问题的存在，所以宣宗君臣对张议潮的归附完全持欢迎的态度，这也是宣宗政府设置归义军以及在大中年间与归义军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所在。

致谢：本文曾在2019年 12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中古制度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承蒙论文评议人雷闻研究员、李宗俊教授批评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

责编|于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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