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背后的历史

王皓疃：“滹沱”换了个马甲

说起王皓疃，大多数怀仁人都知道有这么个村子。出了怀仁，知道的人就少之又少了。但提起洪洞县，凡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洪洞”之名闻天下，原因有二：其一，明初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始于此。清末刘大观有诗曰：“此地别故乡，明代迁移忙；五百余年后，古槐民不忘”。洪洞，是大多中国人根之所在。其二，明代中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有一则《玉堂春落难逢夫》，讲的是发生在洪洞县的一段冤案故事，此事后来被改编为京剧《玉堂春》，洪洞冤狱让天下人不寒而栗。

关于“洪洞”，地方志的记载是，因城南有上古传说中的仙人洪崖所居住的“洪崖古洞”而得名。对此，老宋甚疑之。因为“洪洞”，在发音上，读作“hongtong”，而非“hongdong”，实与“古洞”无关。

考“洪洞”历史，西周为“杨”地。“杨”，金文如人举着武器向太阳舞蹈，推测古“杨”人为一崇祀太阳的部族。西周初，文王庶子伯侨受封于此，为杨侯。另据史家考证，古“杨”人从这里向南迁，至今湖北房县杨子山附近，建“杨”国，后又东迁至江苏一带，留下扬州、扬子江等有关地名。在洪洞，杨侯伯侨的子孙世袭达四五百年，到晋献公时，将杨侯国灭掉，后封晋悼公之弟于杨，号曰杨干。晋平公时，杨又成为叔向的采邑，叔向子羊舌石以邑为氏，改姓杨氏。汉代学者扬雄在自叙家世时说：“叔向食采杨氏，生伯石，字食我，以邑为氏。”所以，洪洞，是杨氏的发祥地。东魏时，在杨县北25里建屯兵城堡“洪洞戌”，也称“洪洞镇”，洪洞之名从此出现。

东魏是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老宋以为，“洪洞”一词，应当出于“鲜卑语”。

那么，“洪洞”一词，所指何意？

我们说，鲜卑语与满语近缘（详述见老宋《“桑干”正解》）。“洪洞”应为满语中的“Hoton”，意思是“城”。如“瓦力霍吞”意为废城。“火里火疃”意为山谷之城。

令人惊讶的是，蒙古语中，“Hoton”一词，也有“城市”的意思。如呼和浩特、二连浩特。“浩特”、“霍吞”、“火疃”，实为同一词汇的不同音译。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固定的城堡”、“城市”涵义的“浩特”，是近代人所赋予的。“浩特”一词，最初的意思是水草旁的“聚居地”、“定居点”，这种定居点是非固定的，经常搬迁的。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行营”的意思。

其实，“霍吞”也好，“浩特”也罢，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汉语词汇——“滹沱”。

“滹沱”，作为地名，从河流、山川、村寨、城镇，大大小小不下一百多个。如西安的“马滹沱”、“沙滹沱”、“金滹沱”，山西孟津县的“贾滹沱”，洛阳市的“苏滹沱”，包括山西浑源县的“沙圪坨”、山阴县的“黑疙塔”等等都是。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滹沱河”了。

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泰戏山孤山村一带，东流至河北省献县臧桥与子牙河与滏阳河相汇入海。全长587公里，流域面积2.73万平方公里。滹沱河，历史久远，古代又作虖池（音同“呼驼”），《礼记》称“恶池”或“霍池”。《周礼》称“厚池”。战国时称“呼沦水”（呼池水）。秦称“厚池河”。《史记》称“滹沱”，也称“亚沦”。东汉称“滹沱河”。《水经注》称“滹沱”。曹魏称“呼沱河”。西晋称“滹沱河”。

不难看出，“虖池（上古音驼）”一词，商周时就已存在于汉语之中。对于“滹”的解释， 《集韵》：“火五切，音虎。与‘浒’同。”而《说文解字》：“浒，水厓也。”《尔雅·释丘》：“岸上浒”，《疏》：“岸上平地，去水远者曰浒。”也就是河岸边的台地。现代考古发掘证明，远古人类的定居点恰恰都位于河流不远处的台地之上。

上古先人经历了“渔猎——游牧——农耕”不同时期，在最初的渔猎和游牧时期，都是“逐水而居”。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他们总是找一块有水的地方，暂时安顿下来，这块地方就被称为“滹沱”。老宋在雁北师专上学的时候，有一女同学，洪洞人，管“水”称“fu”，读若“服”。“fu”、“hu”，一音之转，想必有一定的关联。

现在，我们往往对上古历史不置可否。老宋认为，虽说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风云变幻，历史迷雾重重，但上古先人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族群迁徙的密码。那就是“方言”、“风俗习惯”和一个个古老的“地名”。从“滹沱”到“浩特”，再到“霍吞”，也从另一个侧面应证了“女真”、“鲜卑”、“蒙古”等族与先商东夷族的亲缘关系。

再看“滹沱河”发源地的那座“泰戏山”。“泰”字，金文小篆：上部是人的形状，它的两侧有手，用手从水里把落水的人托起来，落水者就平安了。“戏”字，从虍从豆从戈，祭祀或进餐时，有人头戴虎头面具、持戈舞蹈。“泰”与“戏”合起来，就是一段被湮没了的上古历史：一个族群经过长途迁徙跋涉，来到滹沱河源。他们在一块离河水不远的地方安顿下来，作为暂时的定居点。突然有一天，洪水自天而下，淹没了他们的“家园”。他们与洪水进行了顽强的搏斗，许多族人被洪水冲走，幸存的族人相互搀携，到海拨较高的山上安营扎寨。重新安顿下来之后，惊鸿未定的族人举行了一场巫祝活动，也就是“戏”，以此纪念洪水中死去的族人。关于这段历史，上古神话有“共工怒触不周山”、“大禹治水”等。实际情形可能是由于地质活动，位于黄河中游山陕峡谷的一座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文献有“鼎湖”的记载），河水上扬越过吕梁山北端的峪口，灌入盆地所致。

关于“洪洞“、滹沱”、“霍吞”、“圪坨”、“圪塔”、“皓疃”，老宋的看法是，均为“Hoton“这一词汇的不同标音。其最初意思是“水边的土地”或“有水的地方”。后来逐渐演变出“定居点”、“行营”、“城市”、“村庄”等意。现在东北地区的村庄大多叫“屯”。“屯”与“村”通，就文字学角度，先有“屯”字，“村”为后起之字。而“屯”字，老宋怀疑就是“霍吞”、“火疃”的简读。

至于 “皓疃”，是“滹沱”一词被女真、鲜卑等族带到东北地区，转音为“霍吞”、“火疃”，后世的蒙古族转读为“浩特”，又传入晋北，转音为“皓疃”。

关于这种汉语词汇被少数民族借走，又换个马甲转回来的现象，在语言学上被称为“反借词”。如咱怀仁人经常说的“把式”，就是上古文献的“博士”，被匈奴人借走，转音为“巴克什”， “伯克西”，意为老师、师傅、先生等。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汉语又把它借了回来，读作“把式”或“把戏”。“把式”专指精通某项专门技艺的人。而“把戏”就是一种特殊技艺。如“车把式”、“耍把戏”。满族人还把“巴克什”作为一种荣誉赐号。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实行绥抚政策，满族（女真）中一些兼通满、蒙、汉语之臣，频频出使，传宣汗谕，招纳降服，被赐号“巴克什”。 后演化为对一般文臣的称呼。直到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下令“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

而王皓疃，其实就是王氏族人定居的一个村寨。其中的“皓疃”与 “滹沱”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周游列国，转了一圈，换了个马甲回来而已。

从“日中城”探鲜卑族源

关于日中城，在怀仁有一个广为流行的传说。说当年鲁班一日筑三城，即早起城（安宿疃）、日中城和黄昏城（永静城）。传说毕竟是传说。真实的历史是该城为鲜卑拓跋猗卢于公元313年始建之南平城（亦称小平城、新平城），由猗卢长子六修镇守，后父子反目，子弑父于此地，不久六修又为其堂弟拓跋普根所杀。后经孝文帝修整更名为日中城，其称谓一直延续至今。

那么，孝文帝为何将“南平城”更名为“日中城”呢？“日中”二字如何涵义？

这得从“鲜卑”的族源谈起。

一般的史书都认为，鲜卑源于东胡，兴起于大兴安岭。《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十六国春秋》均说鲜卑就是东胡的余部。晋代王沈编纂的《魏书》与司马彪的《续汉书》等史籍也提到，鲜卑与东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史记索隐》引东汉胡广云：“鲜卑，东胡别种”，更为鲜卑来源于东胡提供了“明证”。西汉初期，东胡被匈奴击败后，鲜卑退保鲜卑山，世属匈奴。汉武帝时期，击败匈奴，将乌桓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鲜卑也开始南下到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此前，鲜卑由于在乌桓北方，一直没有同中原王朝产生联系。直到东汉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鲜卑跟随匈奴侵犯汉境，鲜卑才开始被中原王朝所知，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老宋一直以为，任何一个族群，不可能突然出现，也不可能突然消失，除非像西夏那样被蒙古铁骑屠城灭族。追述鲜卑的族源，不能仅仅停留在大兴安岭。从嘎仙洞开始，只记录了鲜卑族不到3000年的历史。而在嘎仙洞之前，鲜卑这一族群又在哪里？

其实，关于“鲜卑”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据《国语·晋语》载：“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其意思是说，周成王姬诵平息武庚的叛乱后，在歧山的南面大会天下诸侯，鲜卑也被邀请出席；然而在当时中原人心目中鲜卑和楚都是被排除在诸夏之外的蛮夷，所以不能上台参与会盟，只能替大会守护祭天的火堆。三国时东吴史学家韦昭在注解《国语》该文时说：“鲜卑，东夷国。”特别是1960年夏天，考古工作者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矿区北部达兰额罗木河东岸发现的鲜卑早期墓群，其出土的袋形三足陶铜器和头北单茔墓葬方式，都说明了墓群主人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明显的联系，而木器和贝壳等随葬品的出土更说明了其与东夷文化的渊源。有史学家推测，鲜卑先世可能是古老文献《竹书纪年》所录九夷中的白夷，属于东夷北支系统；联系《史记·周公世家》提到武庚的叛乱正是在东夷地区，鲜卑得以参与诸侯大会极有可能是出于周成王安抚东夷诸国的怀柔策略。

总结多方言论及各种古籍记载，老宋以为，鲜卑祖源为东夷之一的说法不仅更符合史实。而且是殷商系的一部分。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一个产生于东夷的古老神话“羿射九日”和一个悠远的东方古国——“十日国”。

《山海经·海外东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又《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这些上古史料记载的，实际上是一段异于神话传说的真实历史：

最初的东夷九族联盟首领帝俊，有两个妻子，一为羲和，一为常羲。羲和生了十个儿子，常羲生了十二个女儿。并分别衍生出许多崇拜太阳和崇拜月亮的部落。“尧”帝时，“十日并出”，侵害周边部族。于是，羿奉尧帝之命，担负起统一东夷各部族的历史使命，最终统一了这些部落，进而组建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这个盟国在《山海经》中被称为“十日国”。而“嫦娥奔月”的神话，所指的应该是常羲避乱，逃到了由十二个女儿建立的崇拜月亮的部落。

“十日国”不仅崇拜太阳，而且还创造了“太阳历”（也称“十月历”）。不由想到，汉字中，“十日”加“十月”组合的“朝”字，好像是专为这个古国所造。

夏朝末年，这个盟国的支系（殷商部落）灭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颂·殷武》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何以“曰商是常”？以前感觉无法解释。知晓这段历史，就自然明白了。“常”其实就是帝俊的妻子“常羲”。也就是神话里的“嫦娥”。“曰商是常”，实际上说的是“商成于常”。而帝俊，正是殷商族所祭祀的天帝，在甲骨文中被称为“高祖夋”。由此可见，殷商实际上是帝俊一系东夷族后裔，而不是《史记》所说的黄帝族高辛氏后裔。

再说那个神秘的“朝”字。正是从商王朝开始，王与众僚议事的场所被称为“朝廷”，商王朝后期的国都被称作“朝歌”。商朝灭亡后，其王族成员箕子带领部分“朝”人和“鲜”人北迁建立的国家，后世称为“朝鲜”，而南逃族群的聚集地，被称为“潮汕”。“朝”字，已然成为其永不丢弃的“族源符号”。

整个商代，作为与商族同源的鲜卑及其他东夷族群，世袭滨海。直到商王朝灭亡后，包括鲜卑在内的东夷各部，由于受西周王朝的排挤打压，在加上姬周以属国身份取代商朝，于当时的伦理不合，不愿称臣事周而远走高飞的绝不止伯夷、叔齐二人。从西周初年开始，东夷鲜卑举族从山东半岛越海迁徙到了东北辽东一带。

按：上文提到的扎赉诺尔考古发现同样为先秦鲜卑迁居之说提供了佐证。按照《魏书·帝纪》的说法，拓跋鲜卑在东北大山里积八十一世传到拓拔力微。力微在曹魏景元二年遣使进贡（公元261年），因此能够考据拓跋鲜卑远祖最初活动的时间。考虑到鲜卑拓拔氏的承延与中原皇朝世袭制度的传承关系比较类似，借鉴历朝历代君王更替的平均年数，以每世15年计，八十一世相当于一千二百多年。以公元261年为基点，上溯1200年，正好是公元前10世纪的西周初始，也正是东夷鲜卑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大兴安岭山林的时间。如果由此再延后一个世纪左右，就是扎赉诺尔墓群最初被营造的时期了（经考证，这座大型古墓群起止年限为2900年前至东汉初期）。正是从那时起，鲜卑部落从林猎转向了畜牧的生活方式，逐渐渗透进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并由此南下，入主中原。

弄清了鲜卑族源。回头再看“日中城”的“日中”纳涵的历史信息。

“日中”，实出于《尚书·尧典》。其原文为“（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帝尧）命令羲氏、和氏，遵循上天的意旨，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定历法，谨慎地教给民众从事生产的节令。命令羲仲，住在郁夷，那个地方叫旸（ｙáｎｇ，阳）谷，恭敬地迎接日出，分别步骤安排春季的耕作。春分日，白昼与黑夜一样长，朱雀七宿中的星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据此来确定仲春之时。”

这里的“鸟”，即是“朱雀”。按照孔颖达的注疏：“鸟，南方朱鸟七宿。”在古代天文学中，春分这一天，“鸟星”现于正南方的夜空中。而上文中的“羲仲”，应该是帝俊与常羲的后嗣。而且有可能正是拓跋鲜卑这一支的东夷先祖。

从今天的方位来看，“日中城”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的南方。当年的孝文帝，站在黄瓜堆上，遥思先人，北渡海迁居幽林，历万艰奠都平城。于是，取“日中，星鸟”的“日中”二字，将修整一新的“小平城”更名为“日中城”。

毛家皂：明初军马场

地名是我们探究历史，解读历史的线索。关于毛皂的来历，有一种普遍性的说法：该村原来是一片荒滩，后来有毛氏人家来此垦荒，因姓氏名毛家皂。老宋对此不以为然。经查阅大量资料，老宋认为，毛皂与“马”有关。

打开怀仁县地图，在其东部，有一块“U”字形台地。西有口泉河，东有御河，均南流汇入桑干河。毛皂就位于这块台地的北部。

战国末年，秦灭楚，楚国贵族班壹避乱迁居晋北娄烦，以畜牧起家，以致有牛、马、羊数千群，史称他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俨然帝王景象”。其后代聚族而居的班氏县就位于这块“U”字形台地的东南部。那么，古楼烦在什么地方？《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古楼烦国及汉所置楼烦县，俱在今雁门关北。”而今人徐德富先生更指出：“汉代楼烦在今怀仁县境内。只是十六国时，在代公拓跋猗卢的请求下，晋的并州刺史刘琨才把包括楼烦在内的陉北五城连城带民移到雁门关以南。”也就是说，至少在汉代以前，这块“U”形台地所在的“小三河流域”，为娄烦古国和娄烦县辖地。从班氏族人“以畜牧起家，以致有牛、马、羊数千群”看，这块“U”形台地实属水草丰美，牛马藩息的大牧场。

1991年春，为配合怀仁县砖瓦厂建设，由省考古所和县文管所，对怀仁县毛皂镇杨谷庄村东南约500米处的21座墓葬进行发掘清理。从出土的“丁”字形骨器、鸟形铜带钩、玛脑、绿松石串饰等器物看，有着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而部分墓中出土的牛、羊等动物头骨、肢骨表明了墓主人身分是从事畜牧业的牧民。当时就有专家指出，这批墓是战国晚期的楼烦或林胡族墓。

而在毛皂镇，有三个村子的名称均与“马”有关。前村和后村，老宋小时候村人还叫“前后马圈头”。何为“马圈头”？流传下来的说法是，南宋时期，蒙人盘踞此地，圈地养马，南边的为前马圈头，北边的为后马圈头。而老宋的出生地边家店位于前马圈头村南一公里左右，相传为边姓人家在牧场南边开店，与牧人交易，而取名“边家店”。

之所以说“毛皂”与“马”有关，缘于对“皂”字的解析。

最初的“皂”字写作“草”字。而“草”字则写作“艸”。今“草”字系假借字，原是“皂”的本字。何为“皂”焉？《说文》的解释是：“草，草斗，栎实也”（注：栎实，栎树的荚果，即皂角)。“草”字被借为“草木”之“艸”后，则另造“皂”字来代替。

“皂”和“马”扯上关系，是在距今3800年前的先商时期。《管子·轻重戊》记载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以养马，牢以养牛。讲的是商祖契的孙子相土发明马车，而相土的孙子王亥发明牛车，驯服牛马供人使役的故事。养马何以用“皂”？“皂以养马”的“皂”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这要从字义的衍生说起。

从字源上分析，“皂”应为后世之“槽”。古人多以“象物”而衍名。古时的马槽酷似剖开的皂荚，故以“皂”名之。所以，“皂以养马”就是“筑槽喂养马匹”。

养马是需要人的。谁来养马？当然是奴隶了。所以，古代对养马奴隶也称作“皂”。春秋时，“人有十等”，“皂”列第五等。“《国语·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汉书.货殖传》：“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子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颜师古注：“皂，养马者也。隶之言著也，属著于人也”。说明，自古“皂”就是“养马者”。

而“毛皂”的最初得名当为明代初期。明代初叶，在北部边地建有许多军马场，这些军马场附近水草丰美，多坡地，利于放牧。明代时军队的养马场称之为“皂”。 史载明代大同镇除13万驻军外，还有战马5万余匹，因而选择许多草旺水丰的地方，建立了军马场。一个军马场有若干管理人员，由一负责人，类似于弼马温的角色，以此人姓氏命名马场，如马家皂、安家皂、贝家皂、原家皂、毕家皂、利仁皂、龙花皂等等。

而“毛家皂”，就是这众“皂”之一。

楼子口：娄烦族人聚居的山口

楼子口，一个位于山西省怀仁县台墩山下的小村庄。全村三百来户人家，耕种着2700来亩坡地。说起村名的来历，大多语焉不详。或曰：因村子位于台墩山东坡，芦子沟沟口而名之。

果真如此吗？既然位于芦子沟沟口，那为何不叫“芦子口”，而叫“楼子口”呢？

窃以为，之所以叫“楼子口”而不曰“芦子口”，这与古代的楼烦古国脱不了干系。

关于“楼烦古国”，据《史记》《汉书》《晋乘蒐略》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等文献的记载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示，楼烦国在春秋时期，疆域相当于今天北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到山西大同朔州一带。进入战国时代，楼烦国乘虚南下，发展到包括今天太原市娄烦县在内的晋西北一带。此后一百多年里，楼烦国更加强盛，其范围大致包括北至现在的内蒙古清水河一带，西达阴山以南到陕北，南到山西灵石，东迄河北平山，东南边缘在现在的太原市城区。《史记·匈奴列传五十》载：“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公元前306年，楼烦国被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灭，国土归属赵国。但楼烦王率领部分楼烦人继续与赵抗衡，秦末被匈奴征服，移往“河南地”（今鄂尔多斯草原）。

有人依据《史记·匈奴列传五十》所载“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雁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奚谷，自有君长”，认为当时的楼烦与匈奴、林胡等部族一样为胡人少数民族。但《晋乘蒐略》卷二载：“战国时，楼烦与林胡诸部，杂处代北。考之古牒，楼烦已入王会，不与林胡为类……楼烦渐染其习，传世既久，槩名曰胡，虽楼烦不自知也。是故周王会有楼烦而无林胡，楼烦独有国号，其源未可同也。”同时，《晋乘蒐略》卷三十二（下）又载：“周王绘图有楼烦国。”综合以上记载，可知，战国时期，楼烦与林胡等部族共同地处代国以北。楼烦早已属周王朝，不与林胡一样为胡人一类。但是楼烦人渐渐地染上了胡人的习气，因由来已久，而被误称为胡人，但楼烦人自己却不知道。所以周王在绘制自己的版图时有楼烦，而没有林胡。楼烦独自成为一国，其渊源与胡人不一样。

为什么“娄烦”不同于“林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娄烦”源于上古华夏族。考其族源，为大禹之后。根据史书记载，楼人系夏禹的后裔“东楼公”之后代。约当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夏朝第六任国王少康在位，封其子东楼公于今河南杞县。商汤击败夏桀灭亡夏朝之后，将夏王室姒姓的一些遗族也迁到了杞。但后来又数次废掉杞国的封号。所以《史记》讲：“杞在商时，或封或绝”。

据宋代罗泌编撰的《路史·国名纪丁》：“娄，楼也，本作楼，商所封，既牟娄，曹东之地，一曰无娄。密之诸城有娄乡，矣夷国也，所谓封祀而号东楼。”历史学家何光岳先生在《南蛮源流史·楼烦楼兰西迁》中指出：楼兰、楼烦均系黄帝裔支夏禹的后裔“东楼公”之后。娄、楼、偻三字古代通用。东楼公的裔族早在商代就被封往今山东一带居住，被称为楼（娄）人，后来不愿受奴役的部分楼（娄）人进行了南迁和北迁。其中北迁的一部分又分为两支，一支迁入东北，成为挹娄、豆莫娄，一支向西迁徙，形成楼烦、楼兰。古汉语中的方言称“人”为“兰”，楼兰即楼人之义，迁居地在今新疆罗布泊。古汉语中烦、繁通用，楼烦即希望楼（娄）人繁衍壮大之义，迁居于晋北。赵武灵王灭楼烦国后，部分楼烦人西逃至同族的楼兰地，与先前到达的楼兰人建立了楼兰古国。这也是“楼烦国”灭亡以后，“楼兰国”才逐步兴起（公元前三世纪）的原因吧。

在咱们晋北一带，有一个常用的俗语叫做“捅娄子”。何为“捅娄子”？ “娄子”，本义源流于“楼人的儿子”。相传很久以前，晋北有一座“楼子山”，山岭西侧有“楼子道沟”，山岭东侧有“小楼子村”。楼人居住山岭沟谷，过着游牧生活，放牧牲畜时游漫山野，踪迹不定。不时也会受到山下庄人侵扰。当娄人的牲畜被平川庄户人抢夺侵犯后，性情鲁莽勇猛的娄人儿子则结伙下山报复，抢掠农家粮食财物，骚扰村民安宁，故庄人呼喊“出娄子啦”，事后便责怨惹祸事的人惹乱子为“捅娄子”。山居的娄人族落消散后，“娄子”一词一直在人们生活中口耳相传。至于故事中的“楼子山”、 “楼子道沟”、 “小楼子村”到底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但有一点是板上钉钉的，那就是在周成王时，“楼烦”被封为子爵，称“楼烦子”，又称“楼子”。那么，“楼子口”的来历也就渐趋明朗了──“楼烦族人居住的山口”。

如此说来，“楼子口”，应该是怀仁县境内一个历史久远的村名。

百谷寨：薄姑人聚族而建的村寨

怀仁县河头乡东南约5公里地方，有一个村落叫“百谷寨”。该村总面积4800亩，174户651人。“百谷寨”背靠大顶山，面迎桑干河，是个古老的村庄。明代《山西通志》在述及应县地理时，有“西南到繁峙县界胡峪口营五十五里，到山阴县治六十里，又南到代州界胡峪岭八十里，东北到大同县界百谷寨三十里，芦子沟四十里”的记述。可见“百谷寨”之名，明代之前就已存在。

“百谷”二字，让人想到一个更加古老的族群：薄姑。

“薄姑”部族的来历，可以追述到商代末期。《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孔颖达《正义》引服虔曰：“蒲姑，齐也；商奄，鲁也。”，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一作亳姑，蒲姑，《路史·国名记》：“薄姑，商诸侯，即薄丘，一曰蒲姑，在青之博兴。”薄姑故地在今山东博兴城东南，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1993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蒲姑氏，《汉书·地理志》亦云：“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汤时有逄公伯陵，殷末有蒲姑氏，皆为诸侯国，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蒲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说的是武王灭商两年后去世，纣王子武庚乘机联合薄姑、奄等夷族方国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也正是这次征伐之后，“迁君，移民于关中”。“秦人东来”之说就是这段历史的还原。

赢人西迁关中，数代之后，经非子获封秦地。而薄姑在姜齐立国之后，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厉王稍前的齐国，胡公一派的薄姑人和献公一派的营丘人政争，历数十年之久，（齐）献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其后，薄姑族人一分为二，大部向南迁徙，成为后世的苗、瑶、畲等族。一部分则向北，进入蒙古高原独洛河北，也就是土拉河流域。

史书称，仆固（仆骨、薄姑）初臣突厥，后臣薛延陀，后臣唐。早期突厥汗国原本是统一的政治实体，实行大小四可汗采邑分国制度，仆固部为突厥北面小可汗的属民。隋开皇末年，原小可汗达头，击败了东面大可汗都蓝可汗及隋朝册立的启民可汗，基本上实现了漠北、西域的政治统一。而全力支持启民可汗的隋朝正式武装介入突厥内战，并遣使漠北铁勒诸部进行离间。在隋朝强大军事力量和政治攻势的打击下，至仁寿三年（603）战局发生了不利达头，而有利于隋朝的历史性变化，即漠北铁勒九姓发生了联合暴动，导致达头僭主统治的崩溃，仆固部即为反叛的骨干部落之一。这是仆固部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之始。到唐代安史之乱，仆固部族首领仆骨歌滥拔延之孙仆固怀恩（？-765）任朔方左武锋使，随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及其以东地区连败叛将高秀岩、薛忠义等部。后因率回纥兵参加收复两京有功，封丰国公。乾元二年（759），任朔方行营节度，进封大宁郡王。可惜仆固怀恩，虽为忠勇之人，却不被朝廷信任，最终被太监所逼而谋反，后被史家记入“叛臣传”。

而在此之前，仆固（仆骨、薄姑）部族虽不显于史，但北朝时期，就属于漠北铁勒九姓之一。《北史·铁勒传》载：“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铁勒，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在我国北部和西北地区的敕勒。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敕勒之名最早见于《晋书》。《晋书·北狄传》记晋太康年间（公元280一289年）入居塞内的19种部落中即有“赤勒”。赤、敕同声异形。《晋书·慕容隽载记》谓前燕光寿元年（公元357年）慕容隽曾遣慕容垂等“讨丁零、敕勒于塞北”，其后又云：“塞北七国贺兰、涉勒等皆降。”此“涉勒”亦当为敕勒。

提起敕勒，就会想到著名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现牛羊。

这首敕勒民歌，只用27个字，就形象地描绘了天空、高山、草原、牛羊、大地的场景，这在中外诗歌中是罕见的。

敕勒人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兼有狩猎业。畜牧业生产以马、牛、羊为主。手工业亦相当发达，特别善于造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因此，不仅南朝的汉人，北朝的汉人和汉化的鲜卑人都称他们为高车。

北魏始光元年（424）八月，柔然可汗大檀（即牟汗纥升盖可汗）闻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去世，率6万骑攻入北魏云中（今和林格尔西北），杀掠吏民，攻陷北魏故都盛乐，包围了云中城。次年十月，北魏大举征讨柔然，分兵五道并进，越大漠击之，柔然惊骇北逃。《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三》：“自魏世祖破柔然，高车、敕勒皆降，其部落附塞下而居，自武周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市西一带）外之西谓之西部，以东谓之东部，依漠南而居者谓之北部。”

从上述这段记载可知，北魏初年，敕勒族举族降魏。包括仆固（仆骨、薄姑）在内的部族就沿长城一线散居于大同盆地及周边地区。他们聚族建寨。数十年后，不但畜牧蕃息，而且也“渐知粒食”，学会了农耕。

至于“百谷寨”，最初当为“仆固寨”或“薄姑寨”。

“百谷”、“仆固”、“薄姑”，一音之转耳！

翰林庄：有榆树的地方

怀仁有个翰林庄，有人说该村出过翰林学士，故名翰林庄。但查遍各种史料，难觅只言片语。更有人说：据清同治六年四月八日《翰林寺碑铭》记载，该村原是翰林学士的一个庄子，所以叫翰林庄。正好，老宋手头就有《三晋石刻大全·怀仁县卷》，其中134页——135页所录正是《翰林寺碑铭》。为慎重起见，老宋将其全文奉上：

《翰林寺碑铭》：

钦加同知衔大同县正堂加七级随带加一级记录十次□洪为呈请示尊以垂久远事。同治六年二月初七日，据县属翰林庄武举常聪、文生卢应泰、武生孙俊、农民张治元、马丹桂、燕昌、贾长富、李聚花、杨清、白秉昌禀称：“缘本村旧有公中碱滩数顷，凡有村中人等扫土熬碱皆出滩租入庙办公。首则交完课项官草，次则备办庙内圣会经资，立有章程，历久无异。讵年来，有无知顽愚，只知滩内扫土得利，不思照规交租，以致课项官草经资等费无处所出。欲为禀究，恐伤村谊。兹合村十姓，虑恐废公，集庙公议。既有向章可循，未便擅改，现已共同议明，所有前项碱滩，嗣后村人有扫土熬碱者，仍照旧章，每亩输租钱二十文，归给庙内收存，除完缴公貲外，余则入庙公用。尚有公用不足，由村众摊办，均各照依允从。武举等诚恐日久废弛，紊乱旧章，除书立合同约据各执存照外，理合呈请给示勒石，俾免废公而垂久远。”等情。

据此，本县查该武举等所禀各情甚为公允，自应准如所请，除禀此示外，合行给示晓谕为此示，仰该村居民人等知悉。嗣后该村公中滩地如有扫土熬碱者，照依旧规，每亩输租钱二十文入庙办公，不得抗违短少，倘有无知愚民在滩扫土不交租资者，许该村乡会人等指名具禀。请□乡会人等亦不得增长，致起争端。各宜禀尊毋违。特示。

右仰通知

大清同治六年八日立

通读碑铭，全文492字，除村名涉及“翰林”二字外，其余所记均为村民扫土熬碱及向寺庙交租纳赋之事，所谓“翰林学士”则未见一字。

无独有偶。临近的大同市有村庄名曰“西韩岭”、“东韩岭”。两村均位于大同市南郊。沿大运高速公路向北行驶，远远望去，村子坐落在一马平川之上，四周不见一山一梁。

这就日怪了。翰林庄里没翰林，韩岭村中无山岭。

其实，如果说日怪，还有比这更日怪的。

老宋想说的是千里之外的阿房宫。

上中学时，老宋曾用好几个早自习，将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背的滚瓜烂熟：“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但是，当年阿房宫考古结果出炉之后，却让无数人大跌眼镜。所谓的阿房宫，除了前殿遗迹外，只有一个大的夯土台基，而且没有火烧痕迹。

怎么可能呢？

打开《史记·秦始皇本纪》细细琢磨，才明白其中缘由。

所谓“阿房宫“，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土坛。其作用是“以象天极阁道，绝汉（银河）抵营室（二十八宿之一）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而“阿房”一名，也证实了其就是一座大的“祭坛”。

明代初叶，翰林院侍讲火原洁等人，将常用的蒙古语词汇用汉字标音的办法，编了一本《华夷译语》。其中蒙语“社稷”的标音正是“阿尔帕”。两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以“阿房（阿尔帕）”命名一座夯土祭坛，再次验证了“秦人东来”之说，秦人（最起码皇族成员）的语言与缘出东夷的女直、鲜卑、蒙古等东胡部族同属阿尔泰语系。

原来“阿房宫”是秦王朝的一座“社稷坛”！而唐代的杜牧不明就里，凭着《史记》中的记载和自己丰富的想象，为后世构建了一座超豪华的空中楼台！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翰林庄”、“东韩岭”、“西韩岭”这些名不副实的地名。

我们都知道现在俄罗斯远东有一座城市叫布拉戈维申斯克。该市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右岸两江汇合处，是俄罗斯阿穆尔州的首府，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原是一个村庄，名叫“海兰泡”。提起“海兰泡”，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在心里隐隐作痛。“海兰泡”原属“大清国”。1858年（清咸丰八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包括海兰泡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入俄国版图。1900年7月16日至21日，沙俄对居住于海兰泡的中国居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5000多名中国居民或被屠杀，或被赶入汹涌的黑龙江淹死。

“海兰”（Haiilan），如果用汉语标音，可译为“海兰”、“海勒”、“合泐”，与“翰林”、“韩岭”等音相互对应。其意思是榆树。“海兰泡”就是“有榆树的地方”。而“翰林”、“韩岭”等，和“榆树沟”、“榆林”等地名一样，也是“有榆树的地方”。只不过咱晋北地区，自古胡汉杂居，汉人居之，谓之“榆树沟”、“榆林”；少数民族居之，则谓之“翰林庄”、“东韩岭”、“西韩岭”。

桑干河：白色的大河

桑干河是塞北大地一条古老的河流。其南源恢河发源于山西省北部宁武县的管涔山分水岭村。北源源子河发源于山西省左云县的截口山。两河在山西朔州朔城区马邑村会合后始称桑干河。流经朔州市、大同市，至阳高县尉家小堡村进入河北省境内。河流先沿槽谷同恒山走向平行流向东北，之后在河北省宣化附近折向东南，在沙城南侧与洋河汇合后称永定河，注入官厅水库，然后注入海河，最后流入我国最大的内海——渤海。

难解的“桑干河”

关于桑干河，一个流传千年的说法是：每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干涸，故名之。

一直以来，老宋对此大惑不解。

雁门关外，自古为苦寒之地，干旱少雨。明代王越就有“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的描述。如何以本地区没有的“桑椹”命名一条河流？老宋有时也想过，是不是河北一带古时有过桑树的种植？但这种猜想很快被否定。

“桑干”最早见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漯水出于累头山，一曰治水。泉发于山侧……左会桑乾水，县西北上平，洪源七轮，谓之桑乾泉，即溹涫水者也。……桑乾水自源东南流，右会马邑川水，水出马邑西川，俗谓之磨川矣。……桑乾水又东南径黄瓜阜曲西，又屈径其堆南……又东，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乾河，东南流径桑乾郡北，……又东北，左合夏屋山水，水南出夏屋山之东溪，西北流径故城北，……又西北入桑乾枝水，桑乾枝水又东流，长津委浪通结两湖，东湖西浦，渊潭相接，水至清深，晨凫夕雁，泛滥其上，黛甲素鳞，潜跃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鱼鸟，所寡惟良木耳。俗谓之南池，池北汪陶县之故城，故曰南池也。南池水又东北注桑乾水，为漯水，自下并受通称矣。”

从《水经注》的这段文字来看，最初的“桑干河”实指从“洪源七轮”的神头泉到黄花梁东部的“南池”（也就是今天黄水河入桑干河处）这一段。再往下流，就“为漯水，自下并受通称矣”。至于将整条河流称作桑干河，那是隋代以后的事了。《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八年》：“宜社于南桑干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

鲜卑人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出发，一路南下，来到晋蒙交汇的晋北地区。他们以从未见过的“桑椹”来命名脚下的一条大河。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看来，“桑干河”与“桑椹”没有半毛关系。

也有人提出另外的解释。《涿鹿县地名资料汇编》就称：“桑干河，战国时称浴水，西汉称治水，三国、两晋时称累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桑弘羊和晋代文学家干宝均因渡此河殒命。唐初在壶流河与累水会合处的三角地带建桑干镇。镇内有桑干寺，塑桑弘羊、干宝二人身像，累水改为桑干水，清初称桑干河，以示怀念桑、干二位名士。”

但在老宋看来，这又是一条“以讹传讹”的“曲解”。我们知道，桑弘羊是西汉时期政治家、理财专家、汉武帝的顾命大臣之一。桑的死是由于与霍光政见发生分歧，被卷入燕王刘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谋反事件，受牵连被杀。而干宝（就是写《搜神记》的那位）初士西晋，西晋灭亡后，举家迁至灵泉乡（今浙江海宁），东晋永和七年，也就是公元351年的秋天，以68岁之寿终于任上。

桑、干二名士之死与桑干河也无任何关系。

白色的大河

老宋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桑干”一词也许源自鲜卑语。

鲜卑语在中国史书中称为夷言、国语、北语、胡语或者胡言，为鲜卑人使用的一种语言，较为保守的使用时期为2、3世纪交替至7世纪中叶。在东晋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被广泛地入主中原的鲜卑族作为本民族语言使用。作为当时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鲜卑语一度在中国北方成为仅次于汉语的声望语言。至到北魏时期，孝文帝和冯太后下令进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改用汉语代替鲜卑语，更改鲜卑语姓名为汉字姓名。禁止入住中原的鲜卑人使用鲜卑语，无疑使到鲜卑语的生存空间大幅度地缩小。六镇之乱后，汉化比较浅的六镇部将再度推广鲜卑语的使用，中国北部掀起了鲜卑化热潮。直至隋朝末期，鲜卑语失传。

“桑干”的涵义也不得而解。

能不能找到另一条途径呢？老宋认为，任何一种语言和使用它的族群一样，都能顺流溯源，找到其“近亲”甚或“渊源”。只要找到其“亲缘关系”，就能够解读出其真实的涵义。

关于鲜卑语，国内外专家考证，大体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鲜卑语言属匈奴语或者是其变种。其根据是，鲜卑曾经成为匈奴隶属。第二种认为，鲜卑语属通古斯语(即满语)。第三种认为，鲜卑语源于蒙古语。究竟哪种意见正确，持各种观点者，仍在争论之中。

老宋的观点偏向于第二种。即鲜卑语属通古斯语(即满语)。

这不是无端的附会，老宋有老宋的证据。

其一：鲜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称谓，虽然已消逝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但其族群并未消亡。现代的锡伯族被学界公认为是鲜卑人一支的后裔。而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与满语比较接近。

其二，从鲜卑的族源看，鲜卑和女真（即后来的满族）属于同源关系。均为东夷北支。对此，老宋在《神秘的“隹”字》和《从“日中城”探鲜卑族源》等文中均有论述。其语言理所当然有近亲关系。

所以，“桑干”一词的真实涵义，或许能在女真语和满语中找到答案。

在满语中，有一个词汇“šanggiyan”，和“桑干”的发音相近，其意思是“白色”。如白头山，满族人称之为白山（GolminŠanggiyan Alin）。女真语种也有一个词“ʃaŋ-gian”，意思是“烟，白”。

张小泉先生在“《魏书》的“魏言”及鲜卑语新释”一文中指出，鲜卑本无文字，当时，鲜卑人用汉字来记读鲜卑语在当时是一种通行的做法。那么，让我们在回到郦道元的《水经注》：“县西北上平，洪源七轮，谓之桑乾泉，即溹涫水者也”。“桑乾”者，“溹涫”也！一个词汇的两种译法。

纵观历史，古代，尤其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其迁徙往来，落脚处离不开一条足以容身的大河。而河流的名称也往往会随着族群的迁徙而不断地转移。不由想到另一条河流——松花江。“松花”一词，满语中也是“白色”的意思。松花江的正源曰“白河”而鲜卑人最初的发祥地正在松花江畔。“松花”、“溹涫”、“桑干”，和“浮屠”、“佛陀”、“塔”一样，均为一个“读音”的不同记音方法。

想到宋代诗人苏轼出使契丹时，写过一首《渡桑干》。其诗曰：“相携走马渡桑干，旌旆一返无由还。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说实在的，这首诗写得一般般，但其蕴含的历史信息却价值极高。诗中的“桑干”、“白沟”，指的是同一条河流——桑干河！

“桑干河”，就是“白色的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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