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综述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东西经度跨越29度、南北纬度跨越26度，巨大的跨度差异造就了这一广大区域内迥然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独具特色的地理单元，孕育了不同的生业方式和考古学文化。目前，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已基本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其与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共同构建了早期中國最为关键的框架体系。这一阶段是中國文字记载的信史，古文献上记载的“荤粥”、“山戎”、“猃狁”、“鬼方”、“昆夷”、“土方”等均广泛分布于内蒙古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原文明共同缔造了影响深远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早期中华文明的格局。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准格尔旗朱开沟遗址的发掘即第一次辨识出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面貌。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对朱开沟遗址的不断深入研究以及对南流黄河两岸地区大口、白敖包、南壕等和岱海地区三道沟、杨厂沟遗址的发掘，学界基本辨识了以蛇纹鬲、带钮鬲、花边口沿鬲或罐、盆型甗、三足瓮、截面呈逗号型的石刀和具有北方系青铜器早期风格的镞、环首短剑、刀等为典型器物特征的朱开沟文化内涵，并在朱开沟遗址第一、二段遗存中辨析出了以高领双鋬鬲、三足瓮、高领折肩罐、甗等为典型特征的大口二期文化，填补了龙山文化向早期青铜时代过渡的空白。尤其是近些年对准格尔旗郭地壕遗址、石口子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学界对于朱开沟文化、大口二期文化的起源、分布、存续时间、分期年代、文化因素及源流问题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这为深入探讨朱开沟文化与商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岔遗址远景（东北-西南）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历经近十年对清水河县单台子乡西岔遗址、扑油塔、碓臼沟的考古发掘与综合研究，辨识出了一种仅分布于南流黄河两岸、年代晚于朱开沟文化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命名为“西岔文化”。西岔文化以高领双鋬鬲、高领壶、盆形甗、粗柄深腹豆为典型器物特征，流行长方形地面式夯土建筑，侧身直肢葬，随葬铜空首斧、管銎斧、弹簧式耳环等，成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继朱开沟文化之后的一支最具代表的青铜时代晚期文化，时间相当于商末至周初。
环境考古结果表明，朱开沟文化和西岔文化生业方式皆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两种考古学文化均出土有诸如鼎、爵、戈等典型的商周时期中原系青铜器，与商文化存在诸多联系，而处于商末周初的西岔文化则与陕北地区李家崖文化、晋西北地区以柳林高红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共同构成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强大的方国文明，可能代表着晋陕高原鬼方、土方或者邛方等方国势力。
西岔文化陶鬲
自此之后，内蒙古中南部随着环境的变迁，以定居为主体、农业为主导的生业方式逐渐退居本地。该地区西周整个阶段目前仅发现准格尔旗西麻青一处墓地，该墓地出土有典型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文化特点的鬲、罐、盆陶器组合及具有北方系青铜器特征的带扣、工具及饰品，这种共出的现象为本地游牧经济的起源提供了线索。自此之后，农业人群南迁而游牧人群南下，本地展现出浓厚的游牧文化色彩。在黄河以北的包头地区发现的以偏洞室墓、殉牲、随葬青铜饰品的西园类型。而以南部的新店子文化，以新店子、西咀、阳畔墓地为代表，墓葬形制以洞室墓为主，墓主人皆为北亚人种，殉牲动物头蹄且基本不见随葬陶器，青铜器以腰带饰品为主等为特征。岱海地区则形成了忻州窑子、毛庆沟、崞县窑子等墓地为代表的毛庆沟文化。该文化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墓主人有北亚和东亚人种，随葬有陶器，殉牲动物头蹄，除马、牛羊外还见有猪、狗等农业经济方式的家畜。这些具有大同但存有小异的文化类型形成东周时期多民族杂居交错、相互交融的历史背景。
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相对应的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对赤峰夏家店遗址进行发掘并在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中分离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始，这一广泛分布于辽西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年代大体相当于夏—商代中期的青铜时代文明遂进入学界视野。近半个世纪以来，历经夏家店、药王庙、蜘蛛山、南台地、三座店、大山前、大甸子等的考古发掘及英金河等流域石城调查、赤峰区域性考古调查工作等，学界对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分期、渊源、聚落形态等方面的研究趋于成熟。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因其遗址分布密集、规模等级差异明显、彩绘陶礼器组合丰富以及独具特色的北方系青铜器因素、发达的地面式建筑技术等特征，被考古界称为“与夏为伍的方国”。
赤峰市松山区三座店遗址全景
近年来，通过对大甸子、大山前、三座店石城、二道井子等大型聚落城址的发掘与综合研究，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专题调查，学界已基本辨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内多种格局的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形式，其中以大甸子为代表的具有宽厚的夯土城垣、建筑考究的房址、成组组合且等级差异明显的随葬彩绘陶礼器群、来源复杂的精美玉器、具有高等级权力象征的北方系青铜器等特征，体现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最精美、最发达、最优秀的文化内涵，其都城性质可见一斑；以阴河、英金河两岸发现的六七十座呈线状分布的大大小小的石城聚落为代表的具有石砌圆形房址、院落、窖穴、城墙、半椭圆形马面等特征，体现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严密的防御体系；以二道井子遗址为代表具有环壕、堆筑城墙、层层起建圆形土坯房址、窖穴、院落、中心广场、中心大房子和城外的生产区、等级分明的墓地及精美彩绘陶礼器、小件玉器、铜器等特征，体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复杂的社会构成与中型台城聚落特点；而以环壕、半地穴式房址、不见彩绘陶器、玉器及青铜器等为特征的一类遗存则代表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一般村落型聚落。由此可见，夏家店下层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诸如发达的建筑技术及手工业技术、严密的防御体系、等级分明的社会组织形态等要素，均可与夏商文明相媲美、相抗衡。正如曹建恩研究员总结的那样，夏家店下层文化实现了从平底筒形罐向空足器的跨越、由半地穴房屋向地面式房屋的跨越、由彩陶向彩绘陶的跨越、由环壕向城墙的跨越、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跨越，在中国早期历史中发挥著重要作用，代表着一支与夏商相媲美的辽西地区的方国文明。
二道井子房址
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本地文化进入商代中晚期，其文化面貌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分布于辽西地区大小凌河一带的魏营子文化发现了商代末期的青铜器窖藏，并发现商末——西周初期义县向阳岭、朝阳魏营子等遗址填补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前的这段空白，然该文化目前分布区未到达内蒙古东南部境内。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掘的蜘蛛山、药王庙、南山根、小黑石沟等遗址，确立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于战国时期。房址有半地穴和地穴式，少量可见地面式。墓葬以竖穴土坑的石椁、石棺葬为主，葬式多见侧身直肢葬。陶器以夹砂素面红陶为主，基本不见装饰，主要器型为竖环耳鬲、高领双鋬鬲、竖环耳鼎、浅盘高柄豆、深腹矮柄豆、双鋬盆及各式罐等。此外，发现的墓葬地点有梁家营子、山湾子、汐子北山嘴等，然以小黑石沟、南山根遗址的墓葬为代表，发现大量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具有明显有等级差异的不同级别的墓葬。其中小黑石沟发现的M8501、M9601等几座大型墓葬内出土有大量诸如刖人守门方鼎、师道簋、许季姜簋、铺、盨、壶、匜等不成组合的西周青铜礼器，体现了与西周文化的密切关系；而大量诸如青铜环耳鬲、双鋬鼎、四足盘、立兽纹豆、双联罐、四联罐、六联罐、六联豆罐、仿皮囊器的铜扁壶等青铜容器和大量装饰有动物纹饰的武器、车马具、工具、牌饰的出土，则在体现出浓郁的游牧文化色彩同时，彰显了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
夏家店上层文化上限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有所发现，如翁牛特旗大泡子墓葬、克什克腾旗南山墓葬等成为寻找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遗存的线索。这支以农业定居为主，游牧及渔猎占据较大比例的混合型生业方式的文化，其上限可以追溯到何时的问题，在1989—1990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龙头山遗址的发掘中逐渐确立。该遗址发现的房址以长方形半地穴式为主，梯形竖穴土坑墓、袋状坑内套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特点；陶器以素面夹砂抹泥磨光红陶为主，典型器物组合与南山根、小黑石沟等遗址发现的基本相近，但其口部装饰有戳刺的几何纹或动物纹的做法，与东北的白金宝文化颇有渊源。遗址内的大型石砌祭祀区，祭祀区内的祭祀性房址、窖穴和墓葬等，并以陶器、粮食、动物等为祭祀品等这些特征，与南部老哈河流域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差异，随将该文化分为龙头山类型和南山根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成为辽西地区继魏营子文化之后，西周至春秋时期一支从各方面都体现出浓厚的北方游牧文化色彩的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其与该区域发现的战国时期的林西井沟子墓地、敖汉铁匠沟墓地和水泉墓地等共同描绘了这一地区长城沿线东段农牧转化、民族融合的历史画面。
然而在内蒙古地区广阔的草原地带，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极为薄弱。近些年来，在阴山南麓、乌拉山等地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空白，尤其是在乌拉山南麓、战国赵北长城以南草原地带新近发现的大量亚腰形、长方形、方形、圆形石堆和长方形、方形、圆形、半圆形、“工”字形石圈等对于推动内蒙古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将起到积极作用。根据乌拉特中旗西巴日太墓地、西山墓地的发掘情况可知，上述各类石堆或石圈的封堆下见有墓坑者，多为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头朝东，多有殉牲，随葬以陶器、青铜小件及石质工具为主；封堆下无墓坑者，多类似蒙古国广泛分布的青铜时代赫列克苏尔祭祀遗存。此外，亚腰型石构墓因发掘数量较少，除出土少量青铜饰品和石质工具外尚未见到大规模具有本地文化因素的随葬品出土，目前看来其应与分布在蒙古国中南部地区特布希文化相近，可能是该文化的向南扩张、演进或融合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具有明显地域性的文化类型。而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的诸多旗县、锡盟地区的广阔草原上也发现有诸如此类石板墓的线索，这些都为深入探讨见于蒙古国境内的同类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地带、文化传播、民族研究等提供了新的方向。
内蒙古地区随着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然建立，但也存在诸多需要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自西周初至春秋早期存在一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期，这段空白期应该就是生业方式转化、人群迁徙、民族融合等深入研究的方向。此外生业方式变化背后所隐藏的诸如生态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变化在北方与中原文化长期对峙和交流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早期游牧经济的起源以及北方系青铜器的源流等问题则是我们未来考古研究的重点方向。相比而言，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的发掘和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学界对其分期、文化因素分析、源流、人种及族属等问题多有共识，其未来的研究方向将向深度与广度拓展，诸如建筑技术，玉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技术，青铜器矿料产地研究，青铜器铸造，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营建过程，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人口学等将是日后一段时间内学界研究的重点。
除此之外，内蒙古地区广阔的草原地带孕育的以石板墓、石堆墓等为特点的青铜时代文化，其文化面貌、分布、序列等问题还需要在以大量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基础上有序开展，其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是以怎样的生存模式、社会组织结构在内蒙古东南部、中南部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间得以生存和发展等诸多问题，则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予以揭示。
——转载自《草原文物》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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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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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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