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代北方刻花青瓷之冠——耀州瓷
2018年是耀州窑创烧1400周年，如今的漆河两岸仍然有窑火在续写着耀州瓷曾经的辉煌。从初期探索到发展兴盛，耀州青瓷是陶瓷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
这个曾经打破唐代“南青北白”烧造格局、刻花工艺风靡全国、有“十里窑坊”和“炉火不夜”之称的北方窑口，究竟是如何从宋代众多窑口之中脱颖而出的？
1961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70年代开始领队发掘耀州窑窑址；至今已经80岁高龄的禚振西仍然在做着耀州窑和耀瓷的研究工作。关于耀州窑，没有比她更为合适的讲述者。
耀州窑址因1931年修建咸榆公路、1939年又修咸铜铁路大面积动土，而出土了不少古瓷器，流散出去而引起了民间的关注。但耀州窑一直未被学术界认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所发表的有关耀州瓷器的所有著述，均将五代耀瓷认作“东窑器”，宋代耀瓷认作“汝瓷”“北龙泉”“北丽水”等等。学术界第一次了解耀州窑和耀瓷，来源于一次偶然发现。
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这些标本由当时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先生进行鉴定。陈先生发现这批青瓷的胎釉特征和当时的越窑、汝窑、龙泉窑都不相同。并且，他在这些带有刻花、印花的青瓷片上发现了龙凤纹装饰。龙凤纹装饰的出现代表这批青瓷应当是贡瓷。陈先生随即查阅了相关文献，文献上有关耀州贡瓷的记载和这批出土的青瓷实物非常相符，所以他初步怀疑这批青瓷应当是耀州瓷。
第二年，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和助手李辉柄来到黄堡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这次考察被认为是耀州窑科学考古调查的开始，也可以视为耀州瓷后来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先声。
1958年，陕西省考古所成立，耀州窑被定为考古重点遗址之一。在1958年到1959年间，由泾水考古队长唐金裕领队，对窑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达1472平方米，清理出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示出了晚唐、宋、金元三个时期的文化层，出土了8万多瓷片标本。
此次发掘是中国古瓷窑址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是耀州窑址考古发掘的开始。而这8万件出土的耀瓷标本，则成为包括禚振西老师在内，众多从事耀州窑陶瓷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基础。此后，1973至1976年，特别是1984年至1997年，禚振西与其丈夫杜葆仁，对耀州窑开展了一万多平方米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为耀州窑的研究提供了全面、丰富的考古资料。
耀州窑对“南青北白”格局的打破
北宋 耀州青釉刻牡丹花净水瓶 高21.9cm 拍卖信息： 香港苏富比2016年春季拍卖会 赏心菁华－琵金顿珍藏重要中国工艺精品专场 成交价： 5,480,000 HKD
耀州瓷一般以烧造青瓷著称，然而在烧造出精品青瓷之前，耀州窑经历了相当长的摸索阶段。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唐代中国瓷器的烧造格局为“南青北白”。即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代表，南方以青瓷烧造最为兴盛。在创烧之初，耀州窑更多是在烧造黑瓷、白瓷和唐三彩。
顺着“南青北白”这阵潮流，耀州窑最开始也是在烧造白瓷上下足了功夫。但是由于胎料、釉料和化妆土含铁量高的原因，虽然耗费许多人力和财力，却始终无法烧造出精品白瓷。
禚振西说：“瓷器含铁量低，才能烧成白瓷。含铁量的高低决定着白瓷的烧造精细程度。我将耀州窑无法烧造出精白瓷的原因总结为‘三高’。第一是耀州窑胎料中的含铁量比较高，胎料中含铁量较高，烧造的白瓷就不会白。第二是耀州窑釉料的含铁量也比较高。第三是耀州窑化妆土本身的含铁量也高。三种原料含铁量都比较高是耀州窑无法烧造出精品白瓷的原因。”
“我们可以将耀州窑与当时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代表的邢窑作对比。邢窑白瓷的原料、胎料、釉料都比较好，所以不用上化妆土，邢窑就能烧造出精白瓷。中国古代烧造精白瓷的含铁量标准是在0.6%以下，白瓷最低也要在1%以下，然而耀州窑的含铁量是大于1%的。大于1%的含铁量已经超过了粗白瓷的含铁量标准，更无法达到精白瓷标准。由于含铁量高，所以耀州窑最初在烧造白瓷的时候，还要另外再加一层化妆土。即便如此，耀州窑所烧造的白瓷仍然无法和当时的精白瓷相比较。”禚振西说。
顺应着当时社会潮流发展的耀州窑，在尝试烧造精白瓷的过程中没有获得成功。这个时候，耀州窑的工匠们在烧造白瓷的实践中，认识到当时制瓷原料的特点：原料虽然不适合烧白瓷，但耀州窑的釉料非常适合烧造青瓷。从而工匠们大胆创新，重点发展青瓷器的制造。这一转变可以视为耀州窑在北宋发展至鼎盛的发端。
耀州青瓷的创烧，在唐代当时的瓷器烧造背景下，具有独特意义。它“逆流而上”，打破了当时“南青北白”的格局，最终成为北方青瓷的烧造代表。
为什么耀州窑鼎盛于宋朝？唐代中期，耀州窑开始烧造青瓷，到唐晚期，耀州窑青瓷已经烧造得相当精细了。经过晚唐、五代，耀州青瓷最终在宋代达到了鼎盛发展。
耀州窑之所以在宋代达到鼎盛发展，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原因。有整个社会手工业大发展的影响，有中外经济交流的影响，但禚振西老师认为，如果从耀州窑自身来说的话，她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北宋时期，耀州窑在制作和烧成工艺上进行了三项大的改革。
她说：“北宋时期耀州窑在烧成工艺上的三项大改革：一是发明了用畜力，也就是用牲口来进行泥料的粉碎，代替了以前的人力用碓臼加工，畜力保证了高质量泥料的大规模生产；二是唐、五代时期，耀州瓷烧造过程中，拉胚的轮子是木轮，到了宋代改革成了石轮。改用石轮不仅指将木轮的材质进行简单的更换，且对木轮里的轴承等构件也进行了改革。石制拉胚的轮子不仅速度快，同时非常平稳。由于此项改革，北宋时期耀州窑开始烧造出了许多大器，而唐、五代时期耀州瓷没有大器。现在耀州窑博物馆内就藏有大约30至40厘米的瓷盘和大瓶；三是当柴烧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耀瓷大规模的生产，耀州窑将原来的柴烧窑炉改革成了煤烧。耀州窑是我国第一个发明用煤来烧造瓷器的窑口。用煤做燃料，是耀州窑对北方制瓷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经过这三项大的改革，耀州窑的烧成工艺在宋代达到了顶峰，而这三方面的改革必然会使耀州窑的烧造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宋朝成为了耀州窑鼎盛发展的时期。
宋瓷在所有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中的占据比例是75%，也就是说，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数量众多的宋代窑址足以说明宋代工商业的发达。禚振西认为：“宋代虽然军事上较弱，但是文化、科技、商业，特别是手工业非常发达。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北宋时期，即使南宋偏安江南，也依然可以靠工商业支撑起整个国家财政。乡镇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宋代，所以用“瓷窑如雨后春笋”这句话来形容宋代制瓷业的发达，我认为非常贴切。”
可以说，耀州窑自身在烧造工艺上的大变革和宋代工商业发达的社会背景，共同促进了耀州窑的大发展。
从“青瓷刻花之最”看耀州窑装饰工艺同样是青瓷，作为北方青瓷代表的耀州窑和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相比，其有着自己独特的美。
耀州青瓷的透明度比较高，由于是煤烧，所以耀州青瓷在釉色上会略偏一点黄。和越窑青瓷釉面呈半透明相比，耀州瓷的釉面相对来说比较透。因为釉面较透，所以耀州瓷更适合釉下装饰。
耀州窑有“青瓷刻花之最”之称，刻花装饰是耀州瓷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而这种刻花装饰事实上是由最开始的剔雕花演变而来。总体来看，耀州青瓷的装饰演变可分为划花、剔花、刻花、印花几个过程。这几种装饰工艺在耀州瓷上的使用总体呈现出从探索到追求艺术性，再到提升装饰工艺制作效率的过程。
划花是耀州青瓷最早的装饰手法之一。通常以尖状工具划出简单的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禚振西说：“晚唐、五代时期，划花开始运用于耀瓷之上。五代时期，耀州瓷在运用划花的同时，还发明了减底剔花工艺，这种工艺一般常见于五代到北宋初期的耀瓷之上。减底剔花工艺由匠人们逐一在瓷器上进行雕刻，艺术效果非常好。但由于减底剔花生产比较费力，产量低，所以供不应求。于是，北宋早期开始出现了刻花。刻花也被称为两刀刻法，一刀深刻，一刀削泥，相比减底剔花，刻花的工艺制作速度明显加快了，而且这种刻法既保留了减底剔花的立体感效果，又体现出刻花刀痕的犀利，具有了宋代耀瓷的独特特征。”
宋 耀州窑刻花碗 局部
北宋至金 耀州窑青釉印花连生贵子纹笠式盌 局部
左：缠枝菊纹盏内范 右：青釉印花缠枝菊纹盏 耀州窑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耀州窑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似乎刻花也有些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量。于是在北宋中期，耀州窑又进行了工艺装饰的大变革。
禚振西说：“由于制作速度的供不应求，刻花之后，人们又发明了印花。印花是先在泥料上刻出不同的纹饰，然后将泥料做成馒头型的‘印花模具’，然后工匠们按照模子的造型和尺寸确定高度与大小，再将拉胚制作好的碗盘类圆器素坯倒扣在印模上，就能得到精美而复杂的印花纹饰了。这种印花纹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是按照印花模具来做的，所以工匠们一般在模子上会力求完美和多样化，整个花纹布局和图案构图会非常丰富多彩。”
印花装饰工艺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耀州青瓷日益见长的需求，这种类似于现代工厂“流水线”一般的纹饰工艺制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禚振西说：“印花工艺是根据刻花工艺演变而来的，而且影响到众多窑口的学习和使用。宋代整个瓷器的印花装饰一种是模仿定窑模具，一种是模仿耀州窑模具，这是两种不同的装饰风格。尤其是耀州窑的缠枝菊花纹，当时风靡全国。耀州窑之所以在北宋中期达到鼎盛，在国内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就是因为有耀州窑印花工艺的推广。”
五代精品耀州窑是否是柴窑？
五代·耀州窑花口盏 高4.7cm；口径14cm 拍卖信息：西泠印社2017年秋季拍卖会 中国历代瓷器专场 成交价： 103,500 RMB
欣赏耀州瓷，不少人都将目光放向了五代时期的天青釉耀州瓷。无论是釉色还是装饰工艺，五代精品耀州青瓷都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性，让许多人叹为观止。
1985年，禚振西提出了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有可能是柴窑的观点。她说：“最开始，我们发掘耀州窑遗址的时候，虽然有零散的天青釉五代器出土，但是并没有发现五代时期的地层，也就是说，没有找到文化层的叠压关系。1985年，我们发掘出了五代耀州窑的地层。在最开始研究五代耀州瓷的时候，我以《坦斋笔衡》文献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为依据。这段文献的意思是说，耀州窑曾经是仿汝的。最初我一直将耀窑天青釉器作为仿汝瓷来进行研究，但后来我发现这其中年代上不吻合。汝窑的烧造时间是在北宋晚期的宋徽宗时期，如果耀窑是仿汝，那么年代一定是要比北宋晚期还要晚的。但是，根据我们发掘出的五代耀州瓷地层出土的瓷器来看，这批天青釉的时间明显比北宋还要早。这说明早在五代，耀州窑就已经烧造出了天青釉。”
禚振西将不同地层出土的不同年代的瓷片进行对比，从形、胎、釉、造型、纹饰、图案布局等多个方面进行排列比较。当她发现五代天青釉碎片在宋代的地层下面时，她便开始研究比宋代还要早的天青釉到底是什么。她查阅各种文献，最终发现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器与《格古要论》中记载的柴窑特征一模一样。她说：“我之所以能在1985年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支撑我的观点的是我发掘出土的瓷片实物和地层关系。”
五代耀州窑究竟是不是柴窑，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学术问题，在尚未有定论之前，也一定会有更多学者秉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去研究耀州窑，研究柴窑。
市场竞争中的失败导致耀州窑青瓷走向衰退北宋是耀州的鼎盛时期，根据文献记载，耀州窑当时曾为朝廷烧造“贡瓷”。古书记载，耀州瓷在最辉煌的时候，漆河两岸陶坊非常密集，史称“十里陶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炉火星星点点，彻夜不灭，成为一道非常壮丽的景观。
然而，一个窑口的盛衰并非人力能左右，它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总体来看，金代基本延续了北宋时期且继续发展，但金代晚期和元代，耀州窑青瓷开始转型逐渐走向衰落。
关于耀州窑青瓷没落的原因，禚振西认为：“金承宋制，宋以后的金代对耀州窑青瓷仍然有所发展，我们一般认为，耀州窑唐代开创且多方探索，五代成熟，主烧青瓷。之后的宋、金一直以青瓷为主，金后期的耀州窑青瓷开始衰落，逐渐走大众路线，将原有以烧高档青瓷的特征，改为大量烧民间用瓷。史书《铜川县志》记载，耀州窑的没落原因是毁于金元战火，对于这种观点，我本人持不同意见。”
战争是影响窑口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绝对原因。五代也是战火频繁的时期，然而五代的耀州窑却烧造出了精美异常的天青瓷。禚振西认为，耀州窑青瓷衰落的原因，主要还是在瓷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
她说：“商品经济决定了人们在选购瓷器时，必然要‘货比三家’，要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是市场规律。我有一个观点，即‘龙泉青瓷兴盛之日，就是耀州青瓷衰败之时。’”
南宋时期，龙泉窑异军突起，在薄胎厚釉技术、造型和装饰手法上频现突出成就。南宋时期，龙泉青瓷达到了质量高峰，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龙泉窑在南宋，基本属于青瓷中的‘后起之秀’，然而它一进入市场，便很快得到了热烈的反响。禚振西说：“就像耀州窑曾经‘取代’了越窑一样，龙泉窑同样在南宋‘取代’了耀州窑。龙泉窑之所以能取代耀州窑，是因为它集南北青瓷之大成，特别是南宋晚期，它直接面对的是广阔的海外贸易市场，然而耀州窑在此时，基本处于和国际市场脱节的状况。我们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任何事物的盛衰必然有众多因素的影响。以窑口的发展为例，这其中就包括了瓷器原料影响的要素、所处环境的要素等等，我们要多方面去分析。”
政治中心的转移使得南宋整个经济中心也发生了转移。禚振西认为：“北宋时期的耀州窑之所以能发展起来，还和它窑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同样和统治者的需求、要求、扶持有关系。政治的、经济的、市场的种种因素，导致了两宋之后耀州青瓷的衰退，我们应该综合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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