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揭示了2000年前的丝路文明✅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对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调查挖掘，出土简牍一万余支，是此次挖掘的重大收获。

“居延汉简”乃因这批汉简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和甘肃省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肩水金关被发现而得名。若了解居延汉简的各方面状况，必须首先了解汉代长城居延要塞的情况。

汉简出土地点有30处，其中10处为主要出土地点，出土4422支。这批汉简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其内容绝大部分为汉代边塞上的屯戌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功谱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汉简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史誉其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居延”是匈奴语 “天池 ”的译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写：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小月氏，曾“居延至祁连山”；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亦记载霍去病 “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查《尚书·禹贡》中，凡“”或“过”字，皆指水名，可见汉代这里有水。

“流沙泽”汉称“居延泽”，唐称“居延海 ”。唐著名诗人王维任监察御史时，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奉使途径居延，写下名诗《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诗中“长河”即居延海。

公元1270年前后，马可波罗曾经来到居延，见到居延百姓，说明直到元代居延还有水，后来干涸了，至今地面上还有河床遗址。

因汉代居延为匈奴南下河西走廊必经之地，汉武帝时为加强防务，也为防止匈奴和羌人联系，令路博德在此修长城，名“遮虏障”，汉名将骑都尉李陵兵败降匈奴，即在居延西北“百八十里”处（《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

汉武帝时，在居延设都尉，归张掖郡太守管辖，不仅筑城设防，还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垦戍边，居延即为中心地区，居延长城周边兵民活动在汉代持续200多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居延旧简中其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综览居延汉简，内容涉及面很广，现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简要概述。可以从简牍中了解到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汉书》记载刘邦称帝不久，即下诏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以十月赐酒肉。”居延旧简记述有“月存视其家，赐肉卅斤，酒二石。甚尊宠，郡太守，诸侯相，内史所明智也。”可以见证汉代养老制度。又有简文“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297.19）可以见证汉代的抚恤制度的有关规定。汉代官吏俸禄的支付方法也可从简文中得到解疑：“始元三年九月四日，以从受物给长中帛若干匹，直若干，以给始元三年正月尽八月积月奉”（509.19），这是居延汉简中载有以布帛充奉的实例。

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在居延汉简中占有较大比例。其学术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概括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就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

居延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所以与军事有关的简牍可以说比比皆是。根据简文记载考证，汉代的居延地区，为了军事防御设有两都尉，即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其中肩水都尉府即为今大湾城遗址，都尉有都尉府，都尉府属官有都尉丞、候、千人、司马及其他僚属，都尉驻地称城，候官所在称鄣。城尉下属有司马、千人、仓长等。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候官的下一级军事机构是部，部的下一级即燧，燧有燧长，管辖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十余人不等，这是最基层的瞭望防御组织，与今日的哨卡职能近似。边塞的戍卒其服役的性质可分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简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者为弩。

居延旧简中记载有九九表，如简文“五九五，三八廿四”（75.19）。同时，居延纪年简，多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对核定研究两汉朔闰之排列无疑是第一手资料。

居延新简的发掘由于方法得当，不但发掘数量多，而且比较完整，成册的较多，除在地面和拢土中采集的少数木简外，绝大多数都有出土方位或层位，更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簿册70多个，这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准确性，这70多个册子，有的出土时就连缀成册，有的编绳虽朽但保持册形，有的散落近处可合为一册，这些汉简多数有纪年，内容连贯。

居延新简文书有来文、来文的复文，有文书的底稿，其中一些还保留着标签，如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爰书、初状等，这些文书的格式、形制、收发程序都有统一规定，对研究古代文书档案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居延新简中的纪年简约1200余枚，最早者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最迟者为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以宣帝时期为多。

居延新简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如简册《塞上烽火品约》共17枚，该册对研究汉代的烽燧制度以及边塞防御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资料。这个册子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条例规定，在匈奴人入侵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又如简册《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共36枚，是一份完整的诉讼档案。该册不仅阐明了汉代治狱刑讯制度的具体内容与诉讼辞的格式以及诉讼程序等。

简册《甘露二年御史书》，是西汉宣帝时追查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的御史书，内容主要是通缉叛逆逃犯向全国发布的文件。居延新简中反映关于窦融治理河西的资料也不少，根据出土汉简综合分析可知窦融在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在居延地区重点地保持和加强了西汉以来的各种军事设施，从而保持了河西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如《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该册记载了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颁发的居延官吏俸禄文书，文中载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内容。居延汉简就其质地而言，可分为竹、木两类，竹质的称之为简，木制的为牍，一般都称之为简。竹质的所占比例甚微，不到1%，所出土的竹简，一般保存情况不好，不仅字迹多处漫漶不清，而且大多为残简断简，相反，木简保存情况较好，可能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利于木简的保存，根据出土的木简的木材鉴定，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

肩水金关在甘肃省金塔县，汉代是肩水侯官所属的一座烽燧关城，归张掖郡管辖。1930年贝格曼在这里遗址发掘汉简850多枚和50多件汉代遗物，如麻纸、封泥、笔、砚、木版画等。

20世纪30年代初，贝格曼一行共在居延60个区域内挖掘，其中有21个区域发现汉简，在挖掘的586个坑中，463个坑有汉简，共掘出11000余枚。1931年5月下旬，这批汉简运抵北平，立即引起学术界震惊，许多史学家、考古学家、档案学家参加整理和诠释，成绩很大。1937年抗战爆发，这批汉简经上海辗转运至香港，又到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又运到台湾，现存台北市的“中央研究院”。

1937年秋，在上海的简牍照片原版毁于战火，莫干先生将留下的照片副本带到四川奥地南溪，继续单独研究，1943年他在四川出版了石印本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三部共四册，1945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三部二册，是迄今为止研究这批汉简的权威之作。

1972年重点对怀疑是甲渠侯官的“档案室”遗址挖掘，在此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二道或三道绳索编缀，缀以红线的多属于王莽时期，为简牍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在此“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在北、东、南三面出土的简牍多为昭帝、宣帝时代的，西北部多为元帝、成帝时代的，西部为王莽时代的，说明在“档案室”内的简牍是按形成时期分类保存的。其文种还有律令、檄文、符券、匡方、日历等等。

就发掘的居延汉简之内容而言，更是丰富多彩，有记载政策汉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书及侯官组织、有追捕亡人的通缉令、有边境备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规定，还有一些抄写的残简，如《算术书》、《九九术》、药方、《卷颉篇》等等，反映了汉代科技文化知识之普及。

汉代最伟大的科技成就，莫过于继承秦朝，大力修筑长城，秦汉修长城资料，现存极少，但在居延汉简中却有充分的记载。后人经常疑问，在西北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何大规模筑城？居延汉简的记载解答了这个问题，秦汉以屯田、徙民来实现筑城、戍边的任务。有一枚居延汉简记载了屯田情况：“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付卫司马富昌、承庆、都尉寅重郎”，这枚木简讲的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设立了西域都护，以管理当时西域50个属国的行政事务和屯田，自此西域屯田大发展。

还有的木简写有“……诣居延为田，谨诣故吏，孝里大夫……”。是说派一个有经验的官吏孝里大夫到居延管理屯田。“徐子禹自言家居延西第五辟，用田作为事。”“……郡?阳槐里景?，家居第五辟……”。“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归遮虏田舍一宿”等等。可知居延有“田作”所居之“辟”若干、有田舍若干、城里有里居，由孝里大夫这样级别的官吏来管理，可见居延在西汉是屯田、实边的战略要地。

居延汉简还详细记载了发现敌情时，如何发挥长城要塞烽火台的作用。1974年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木简17枚。“品约”是汉代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同级衙署之间签订或互相往来的文书。《塞上烽火品约》是居延都尉下属的殄北、甲渠、三十三井这三个要塞（即“鄣”）共同订立的联防公约，反映了发现敌情时，长城各要塞应如何点烽火以传递消息，无疑这对于研究长城御敌详情，弥足珍贵。

长城不仅起到御敌作用，它还是联系各民族友好往来的纽带，有一枚汉简十分难得地记录了汉朝和各少数民族的密切关系：“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就屠……”，记载的是何事呢？查《资治通鉴》载：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宣帝派郑吉为使都护西域骑都尉，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管理西域的乌孙、大宛、康居等36个属国。甘露元年（前53年）乌孙内部争夺王位，乌就屠自立为昆弥，汉宣帝特下诏书曰：“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伊塞克湖畔）。”这枚木简记载的就是这件事。以后西域发展为50个属国，“自驿长至将相王侯，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西域王公接受汉王朝册封。

尤为难得的是，还发掘出完整成套的册书，毫无缺损。如贝格曼一行在张掖辟郡肩水都尉府的广地侯官遗址发掘出的《永元兵物簿》，共77枚木简编为一册，其中有字者75枚，空白2枚，极为罕见的是，出土时，这77枚木简不仅次序未乱，而且编绳残迹犹存，由两道麻绳编缀而成，出土时裹作一卷。对研究汉代整理和保存木简档案的方法，提供了仅见的例证。其内容为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广地侯官下属的侯长向侯官的报表，按月上报兵器状况，记载了烽燧中各种兵器的名称和数量，所使用的“敢言之”。“叩头死罪敢言之”为汉代公文的固定用语。

居延汉简的出土，对研究长城乃至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状况，均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有的可以弥补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错误，还有的可以为文献古籍上述而不明之处作诠释，因而居延汉简无论其自身，还是其内容，以其价值而言，列为中国档案界20世纪的“四大发现”之一，当之无愧。

居延汉简图版公布后，学者们从单纯研究孤立的简文，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复原了各类文书档案，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文字考释转向对简牍形制作考古学的研究，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二阶段，以陈梦家、大庭脩、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突出的特点是将古文书学、考古学的方法纳入简牍研究的范畴，指示了居延汉简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