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些“之最”的红军墓（之二）

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重走长征路，一路上看到长征遗留在当地最多的，就是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红军墓，而且，每一座红军墓都伴有一个红军的故事。

（续）

最感谢乡亲们勘定的红军烈士墓——鸡公坡红军七十五烈士散墓

最让我们要感谢乡亲们的一处红军烈士散墓所在地，是在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瓦屋塘乡皮叶村外的鸡公坡战场遗址，得知这一带散布着红二军团75名红军烈士的墓。

（鸡公坡战场，有75处红军无名烈士墓）

之所以让我们要感谢乡亲们，是当地（瓦屋塘乡）的民间力量完成了这75处红军烈士墓的勘察和标记，并且立有一座石碑，碑上面前后分别镌刻着“红军长征鸡公坡战役示意图”“鸡公坡红军七十五烈士墓址概况”，详尽地标示出了鸡公坡战斗中牺牲的75名红军烈士各埋葬地点。村民还特别告诉我们，其中牺牲的一位女红军是贺龙的姐姐（当然，这还需要考证）。这是我们走过的所有长征路上，唯一的把大面积分布的红军烈士散墓完整标记出来的地方。

（“鸡公坡红军七十五烈士墓址概况”碑刻）

最惨烈牺牲的红军殉难处——新圩酒海井红军烈士殉难处

虽然严格地说，这处地点不是“红军墓”，但100多名红军伤员葬身于此，我们还是要提及这处酒海井，而且，这是我们看到的最令人心悸的红军烈士殉难处。

1934年11月在突破湘江的血战中，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担负阻击桂军的任务，在广西灌阳县新圩激战数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伤亡严重，被迫后撤，中午在陈家背一带被敌包围，大部分壮烈牺牲，而在新圩下立湾村的临时战地救护所里有100多名红军重伤员来不及撤离和转移，被桂军和民团用棕绳捆住手和脚，残忍地丢进了连通地下暗河的酒海井（一口直径约2米的溶洞）中。

（100多名红军重伤员葬身的酒海井）

酒海井下的地下暗河一直无人探寻。上个世纪80年代，灌阳县遭遇大旱，政府派人抽取酒海井的地下河水，当时就抽出了许多牺牲红军的白骨，还有捆绑红军的绳索。令人悲愤！

灌阳县将酒海井用汉白玉栏杆围起来，立碑“新圩酒海井红军烈士殉难处”，并于2003年12月在井口旁立起了红军烈士纪念碑。

纪念碑的基座上有碑文：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万多人，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后，经湖南道县永安关、雷口关进入灌阳，拟在全州、兴安间渡过湘江，继续西进。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湘江天然屏障，集中30万兵力，妄图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灌阳、全州、兴安等地区。1934年11月27日到30日，为掩护中央红军抢渡湘江，中央军委炮兵营、红五师第十四、十五团及红六师第十八团，先后受命在新圩至排埠江一带，阻击国民党军两个师及一个独立团的疯狂进攻，浴血奋战四天三夜，完成了阻击任务。因形势紧迫，红军撤退时来不及将伤病员安全转移，国民党反动派伙同当地土豪劣绅，将红军设在新圩下立湾村祠堂的临时救护所里的一百多位伤病员捆绑后，残忍地丢进酒海井这个深不可测的地下河里，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为缅怀先烈，告慰英灵，教育后人，特立此碑。安息吧，英勇的烈士们！

2017年传来消息，新圩酒海井红军烈士殉难处得到了扩修建。

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最高职务领导人邓萍同志之墓

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最高职务的领导人是邓萍（邓平），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牺牲时年仅27岁。在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城战斗中，1935年2月27日晨，时任红十一团政委的张爱萍带着团参谋长蓝国清，陪同邓萍抵近敌前沿观察，三人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寻找部队攻城的运动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通信员从后面摸上来，向邓萍报告后就趁着薄暮飞身跑回，这一下暴露了三个人的位置，敌人一排枪弹扫过来，邓萍中弹牺牲！张爱萍回忆说：“那是九响棒棒（一种步枪，俗称九响枪），从前额打进，后脑壳出来，血溅了我一身……他是黄埔六期的。”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和中央军委很关心寻找邓萍同志遗体埋葬处，最后找到了埋葬处、辨认了遗体，于1959年在遵义红军山上建成墓室，邓萍遗骸迁葬于此。

在邓萍墓的东边立着石刻像，再现了邓萍中弹后倒在张爱萍身边的悲壮一刻。

瞻仰人数最多的红军烈士墓——遵义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坟

在遵义红军山上，还有一座值得书写的红军坟墓——青石砌起的圆形的红军坟，坟中的红军烈士是卫生员龙思泉。

（遵义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坟）

红军卫生员龙思泉留下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红军菩萨”的故事——红军占领遵义后，南关镇桑木垭村驻着一个连，连队的卫生员不满20岁，但他热心为驻地群众服务，由于医德好、医术高，经卫生员诊治的病人无不手到病除。这一消息很快风传开去，周围数十里的农民纷纷前往求医、讨药，一时间把他忙得不亦乐乎。一天傍晚，一个孩子哭着跑来请他到远离驻地10多里的地方为其病重的父母看病。卫生员不顾数天来的疲劳，冒雨赶去，连夜给孩子的父母医治，直到天明。待他返回驻地后，却发现营地内已是人去屋空。原来就在他为患者治病的夜里，连队接到命令连夜出发了，只留下连长托房东转交给他的字条。见到连长的指示，卫生员立即向连队出发的方向急追而去，没想到临走时却被前来感恩的群众簇拥着，这送鸡蛋，那送米粑，十分难舍。就在这时，追赶的敌人已到，不幸落入敌手的卫生员被枪杀于桑木垭场口。

当地老百姓为了报答他生前为民除病的恩情，将其遗体就地安埋在路旁。因不知其籍贯和名字，群众就称之为“红军坟”，那些被卫生员治好的乡亲称这位烈士是“红军菩萨”，一些无钱医病的乡亲也纷纷把治病希望寄托在“红军坟”上，前来烧香祷告。红军走后，敌人多次想把“红军坟”挖掉。为了保护“红军坟”，乡亲们想了很多办法，常常是敌人白天把坟铲平后，到了晚上，乡亲们又把坟墓堆起来了，然后放言说，红军坟会长，永远挖不掉。

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钟有煌同志到遵义进行考证后证实，这个红军卫生员正是他当年所在的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的卫生员，名叫龙思泉，广西人。修建遵义红军烈士陵园时，遵义市人民政府特将红军卫生员的遗骸迁葬至此。

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特此立碑，上书《“红军坟”纪念铜像简介》：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有位年轻的红军卫生员，待老百姓如亲人，医术精湛，药到病除。红军卫生员如“神医”的故事在当地百姓中广为传颂。一天夜晚，他翻山越岭为患伤寒的乡亲治病，第二天回来时，部队已紧急转移，他在追赶部队途中，不幸被敌人杀害。乡亲们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悄悄掩埋了他的遗体，因不知这位红军小战士的姓名，只好在墓碑上刻了“红军坟”三个字，后来人民亲切地称他为“小红”，还把他做为红军“菩萨”来祭拜。敌人闻讯后曾多次毁坟，群众自发与敌人斗智斗勇保护了坟墓。1953年“红军坟”迁入红军山烈士陵园，并根据流传中美丽善良的女红军卫生员形象塑了铜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钟有煌1965年带领学员从重庆野营拉练到遵义，听到“红军坟”的来历后，忆及当年他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军医，当该团撤离遵义开始“四渡赤水”时，二营卫生员龙思泉因外出为群众看病没能随部队转移，一直下落不明。钟有煌怀着对战友的深切思念，在遵义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经多方反复考证，最终确认“红军坟”里长眠的正是他的战友——龙思泉，男，中共党员，广西百色人，自幼随父习医，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遵义，1935年1月19日牺牲时年仅18岁。“红军坟”是军民鱼水情的象征，龙思泉是红色军医的杰出代表。在龙思泉牺牲79周年纪念日重塑此铜像，并在坟前立碑记名再现史实，旨在告慰革命先烈，传承红军精神，昭示激励后人。

在龙思泉红军坟前立着的是一尊女性红军卫生员铜像。为什么男卫生员却用女性形象来表现？一说是由于后人传颂有误，人们以为“红军坟”中的“红军菩萨”是一位女性，因此为其塑了一座女红军的塑像；另一说，是女性更能够体现出“菩萨”的形象。这尊铜像非常吸引人，表现了红军女卫生员给骨瘦如柴的穷人孩子喂药治病的情景。因为一直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敬仰，铜像上总是挂满了红布带和红领巾，而她的绑腿和布鞋则被来此“祈福”的人们摸得锃亮，显出了铜本色。

得到供奉最多的红军墓——红军老祖墓

陕西安康市旬阳县红军乡原名叫做丰积乡，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叫做红军人民公社、红军乡，缘于此地有一座“红军老祖墓”。红军乡由此成为全国唯一被命名为“红军”的行政乡镇。

红军乡位于陕南安康市旬阳县东北部与湖北省郧西县接壤的潘家河上游，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三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李先念率领的中原突围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十二旅等在这里八进八出，浴血奋战，留下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红军老祖墓在旬阳红军纪念园内的九龙山下碾子沟，墓中安葬着红七十四师的两位“红军老祖”（红军烈士）——第六路游击师特务队指导员高中宽、二班尚班长。

红七十四师是中共鄂豫陕省委及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0月组建的。中共陕南特委及红七十四师与第六路游击师会合，在寻找第五、七路游击师途中，经过郧西县庙川郭家沟时被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和郧西县三区队乡练发觉，尾追至九龙山佛爷庙后山梁与第六路游击师特务队指导员高中宽带领的二班14名战士发生激战。红军毙敌2人、伤敌数人，但高指导员和尚班长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有说是两人被敌围困后跳崖）。在当地农民帮助下，红军烈士的遗体被掩埋于碾子沟。红军和当地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高指导员懂医术，他为当地老百姓问诊治病，还曾经用嘴为一位老人吸淤排毒，深得百姓敬重，被尊称为“医官”。第二年春节，曾协助红军掩埋烈士的曹有伸等人自发行动，为烈士垒起坟台，还把自己儿子“拜寄”给两位红军烈士，更名为“红孩儿”，称两烈士为“红爷爷”，在家里堂屋供奉红军烈士牌位，每逢年节如同祭祖一般去红军墓上烧香挂纸，培土栽树。自此，民间开始就有了“红军老祖”的传说，认为“老祖”能够赐福保平安、驱邪避灾。

百姓祭奠“红军老祖”的事越来越流传，导致国民党地方政府在1939年张贴布告予以禁止，但收效甚微。林家坪的林振荣长腿疮，久治不愈，祈求“红军老祖”果然不治得愈！为还愿报恩，他于1946年农历八月联合几户村民，以“红军老祖香火会”的名义为红军烈士修葺坟丘，构筑拜台，立“民国得道八路军故医官之墓”墓碑。从此，“红军老祖显应”越传越远，前来红军墓烧香许愿、祈求保佑的人，远至几百里外的鄂豫陕三省民众。

有些神奇的是，国民党当局曾三次派人前来毁红军老祖墓，不料，第一次因带队头目突然肚子痛，毁墓未遂，第二次因头痛……，第三次因腿痛……，结果3次毁墓未逞。红军老祖墓始终得群众信仰！

如今，红军老祖墓前常年香火、供奉不断。墓的周边扩建成了红军纪念园，包括景区牌楼大门、纪念碑、多组浮雕、纪念馆、展览馆、纪念亭、群雕像、老祖墓、祭祀广场、纪念墙等。展览馆设有4个专题展室，收集了红军标语、革命歌谣、红军遗物等弥足珍贵的百余件革命文物。

海拔最高的红军墓——亚口夏山红军烈士墓

亚口夏山亦称亚可夏山、雅克夏山，也称为长坂山。

1952年7月，奉命前往黑水剿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线部队轻骑兵师一三七团到这里，在营地附近发现了12具遗骨，头北脚南，排列整齐，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据说还有木质墓碑，上写“一九三五年红军烈士之墓”。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他们一致认为这是17年前长征时红军战士的遗骨。曾三度翻越此山的一四一团团长唐成海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夜宿雅克夏雪山，因低温、缺氧窒息而牺牲。于是解放军收殓遗骸，造坟立碑，敬献花圈，举行了一个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战士们在烈士墓前肃立宣誓：不消灭黑水叛匪，不解放黑水各族人民永不收兵。1982年，有关部门拨款由红原县人民政府重建烈士墓。关于牺牲的红军所隶属部队，不同的展示资料有不同了——一说是红四方面军的，另一说是红五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的。

沿S209省道行进，就看见在路右边有“亚口夏山红军烈士墓”黑色石碑，位于后面一点的是“红军烈士墓”砖砌水泥碑。石碑背面的《红军烈士墓简介》：“红军烈士墓位于红原县南部的亚口夏山山口上，海拔为4800米，距离刷经寺镇北13公里。该墓是为了纪念1936年长征时在此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建，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1980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注：红军烈士墓由此进沟13km。”从这个简介的内容得知，牺牲在此的红军烈士是1936年再次北上的部队中的。

（S209省道旁的亚口夏山红军烈士墓石碑）

碑文指出了，亚口夏山红军烈士墓不在S209省道路边，要走墓碑后面的小路上山，走13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海拔4800米处的红军烈士墓，担心体力有限及有高原反应的可能，我们没有上山。借用了纪念馆里的红军烈士墓照片。

（亚口夏山山口红军烈士墓）

附：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在哪里？（夏羌涅阿垭口红军烈士墓）

绝大多数史料都认为亚口夏山红军烈士墓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但甘孜新闻网上的文章指出：“如今在党岭山夏羌涅阿垭口，还保存着一座没有墓碑的红军坟，来此的人若无指点，会以为那是玛尼堆，但它却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红军坟！”丹巴县党岭山的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略超过亚口夏山山口的海拔4800米。

到夏羌涅阿垭口也是没有公路，只能步行，以我们的能力，也是难以到达的，借用步行旅游者在夏羌涅阿垭口拍摄的照片，看得出来，垭口遍地碎石，难以判别出红军坟。

（站在夏羌涅阿垭口上远眺）

这个夏羌涅阿垭口，就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和红军总部翻越党岭山时达到的最高海拔处。党岭山是折多山脉的主峰，海拔5596米，上下山路程约200里。站在山脚，当地最低气温在摄氏零下30度左右，最高温度也在零度之下。1936年2月中旬，红军翻越了党岭山，同时创造了红军在最寒冷的季节、爬得最高、路程最远的一次翻越雪山纪录。

徐向前回忆：从丹巴至道孚，横亘着大雪山脉中段的折多山，顶天矗立，海拔五千多米。山上积雪终年，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在附近老百姓的心目中，就象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门关。好在刘伯承、李先念带领前锋部队开路，已经翻过这座雪山，为后续部队提供了经验。我们住在丹巴的一个村子里，又向藏民作了调查。他们说：翻越党岭山，必须赶在中午十二点钟以前。每天下午要起风暴，人到那里，就别想活命。我们令部队充分做好征服大雪山的准备工作。规定每人带足三天以上的干粮；备有两双草鞋和一副铁脚码子；尽量筹集御寒取暖的衣被、毛皮、辣椒、生姜、青稞酒、干柴；每个班、排配有刨冰攀崖用的铁锹、绳索等。各级政治机关大力进行思想动员，号召发扬不怕艰难困苦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万众一心，向雪山进军。

朱德总司令年已50，他和战士们一道翻越了党岭山。徐向前回忆：为了保证朱总司令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准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

说到红军翻越雪山，我们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本党证”的故事：翻越雪山时，因为严寒、饥饿、缺氧，红军在雪山上伤亡很大，常常有人倒毙在雪路旁。有个倒毙的红军战士，他僵硬的身体已被雪掩埋，可是他的手臂却高高地伸出雪地外，在他的手中紧紧地捏着一本党证。战友将他的党证从冻硬的手指间抽出，翻开来看，在党证本子中夹着一块银元！这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刻要做的事——交最后一次党费！这座雪山就是党岭山，这位党员的名字叫做刘志海。

最年轻的红军烈士的墓群——七里岗红军烈士墓群

河南方城县独树镇镇西的七里岗是“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在S103省道路边竖立着刺刀状的纪念碑（雄视穹苍，寓“血战”之意）。纪念碑一面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题字“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另一面是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题字“烈士精神不死”。纪念碑下，是整齐排列的红军烈士墓，墓碑上大多无名。因为红二十五军北上的队伍是“儿童军”“娃娃军”，他们大多是远征到四川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留在家乡的子弟，战士们“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1936年《共产国际》刊物语）因此，牺牲于这里的烈士们年龄多在13岁至18岁。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红二十五军在地形平坦和气候恶劣的条件下，遭敌“追剿纵队”的前堵后追，能否突出重围，不仅是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而且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当时红二十五军准备在七里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公路旁预伏的敌人，而优势兵力的敌人发起突袭时，年轻的红二十五军战士们穿着单薄，手都冻僵了，一时连枪栓都拉不开，不能有效地反击敌人，处境十分被动。危急时刻，从后面跑步赶到阵前的军政委吴焕先一面指挥二二五团冲到前面反击，一面高声呼喊：“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指战员迅速趴在泥地里，利用地形地物进行反击。敌人仍气势汹汹地扑过来，吴焕先手持大刀指挥红军从雪地上跃起，勇猛地冲上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杀声连天，震撼山岗。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第二梯队（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恶战，我军终于把正面进攻的敌人压了下去，趁机占领了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红军趁夜色绕道，越过了许南公路，于拂晓抵达伏牛山东麓，突破了敌人的合围。

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碑记》节选：1934年11月26日午后一时，红二十五军抵达独树镇七里岗，突遭埋伏于此的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猛烈攻击。是日，雨雪交加，能见度低，先头团发现敌人较迟，加上战士们衣衫单薄，手脚冻僵，以至于陷入被动境地。危急时刻，吴焕先手持大刀，率队冲入敌阵，展开白刃肉搏，全体将士浴血奋战，殊死拼杀，战斗空前惨烈。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英勇苦战，身负重伤。正当拼杀激烈之际，徐海东率后卫部队迅速赶到，立即向敌发起冲击，经一番恶战，终于打退敌人进攻，扭转危局。入夜，红二十五军乘敌空隙突出重围，挺进伏牛山。激战中，近百名将士英勇献身，二百余人身负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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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分，祭奠先祖也不要忘记先烈。我们记叙这些“之最”的红军墓／红军陵园的图文，仅仅是对无数红军先烈的微不足道的记载。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想尽我们微薄之力，以我们所能给出的图文，向那些必须缅怀的红军英烈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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