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文||中葡早期贸易与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的起源

蓝字

听到“克拉克瓷”这个名称,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是哪个国家生产的陶瓷品类?毕竟“克拉克”怎么听都像是个音译外来词。实际上,“克拉克瓷”是中国明末清初生产的一种外销瓷。为什么这类外销瓷由中国人生产,却被冠以外国的名字?“克拉克”瓷器包含了哪些品类?它的装饰风格又与哪些国家有关?

本期推送的是由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景德镇东方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曹建文执笔的《中葡早期贸易与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的起源》。

中葡早期贸易

与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的起源

曹建文( 景德镇陶瓷大学

[摘要]文章阐述了“克拉克瓷器”独特装饰风格与 十四世纪西亚陶器装饰风格的关系,论证了“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 产生的时间与 原因,认为克拉克瓷器的产生与中葡早期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克拉克瓷器产生于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西亚商人与中国商人所进行的贸易过程中。

[关键词]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葡萄牙;景德镇;西亚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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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器”及其独特的装饰风格」

“克拉克瓷器”,英文名为 Kraak porcelain,其名称来源于 16世纪的葡萄牙货船。当时荷兰人称葡萄牙远航东方的货船为“克拉克”(Kraak),在荷兰语中它是“葡萄牙战舰”的意思。而葡萄牙人称这种船只为 “瑙斯”(naos),故澳门人又称克拉克瓷器为 “加佬瓷”。日本人则称其为 “芙蓉手”。

目前发现“克拉克瓷器”(kraak)一词出现的 最早时间是1639年。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执行官1639年春写给伏特·泽兰迪亚(Fort Zeelandia)的荷兰商人的一封信中说: “...我们想从你们那里得到器型完美、装饰精美的 克拉克瓷器” 。[ 1]由于这类青花瓷器大多非常细薄、精制,所以 在荷兰语中,“克拉克瓷器”又有精美瓷器和易破损的含义。

对于“克拉克瓷器”,至今人们很难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定义, 目前大多人能够接受的是:“克拉克”原来只是16—17世纪葡萄牙一种贸易商船的名称,由于这种贸易商船当时常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销售到欧洲,于是荷兰人及其他欧洲人便把这时期运送到欧洲的中国瓷器统称为“克拉克瓷器”。显然“克拉克瓷器”只是 16~17世纪销售到欧洲的中国瓷器的一个泛称或代称,其窑口、品种、造型、装饰可能多种多样,各个时期、各个国家人们对它的理解也不一样,因此要给它下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几乎不可能。

有关“克拉克瓷器”的内含和定义虽然非常复杂,争议颇多,但是在如下一点上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争议, 即景德镇于16~17世纪中叶生产的一类繁密而开光装饰的青花瓷器是典型的“克拉克瓷器”。这类青花瓷器器型 以盘为主,此外还有 碗、 瓶、 军持、 盒等器类, 盘、碗普遍为菱口,其 胎体多细薄、坚硬, 器壁内外盛行连续的开光装饰,开光内描绘各种 植物动物、 人物、 山水及 吉祥杂宝等主题纹饰,开光外填绘多样的 锦地辅助纹饰, 整个装饰繁密而层次分明,富有整齐的节奏感,如1980年江西南城县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益宣王朱翊鈏墓出土的一件青花开光花鸟纹盘 (见图1)和1995年澳门圣奥斯定修院遗址出土的万历青花开光花卉纹盘、花鸟纹碗(见图2、图3)[2,3 ]。

图1 万历青花开光花鸟纹盘江西省博物馆

图2 万历青花开光花卉纹盘澳门博物馆

图3 万历青花开光花鸟纹碗澳门博物馆

由于 景德镇生产的这种青花瓷器当时受到世界很多国家王室贵族与普通百姓的广泛喜爱,并成为当时财富、时尚的象征,在世界市场上供不应求,这导致 中国的漳州、 日本的有田、 荷兰的代尔伏特等地窑场先后对景德镇这类青花瓷器 进行仿制,而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西亚和中国等地的贸易商人从这类瓷器的贸易中也获取了巨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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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器”产生的时间」

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器 盛行的时间为 明代万历至崇祯时期(公元1573~1644年),这已经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但是关于景德镇克拉克瓷器始烧的时间,由于“克拉克瓷器”的内含和定义争议较大,加之目前还缺乏有力的纪年材料,因此还很难确定。 在此本文关注的是那种 装饰繁密而连续开光的“克拉克瓷器”是何时产生的。目前公布的有纪年的克拉克瓷材料中 最早的是1988年江西广昌县盱江镇北门椒坑万历元年(1573年)墓出土的一件双鹿纹盘残件[4,5 ]。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最早的纪年材料还缺乏准确而充分的考古信息。

此外, 较早的克拉克瓷材料就是在 美国金山北部地区加利福尼亚海岸德雷克海湾发现的 一些瓷片,其中有些可能是“戈登·海德”(Golden Hinde)号经过此地遗留下来的,其年代估计为1574—1576年左右 [6 ]。

虽然目前仍然缺乏可靠的纪年材料,但是不少专家还是相信 克拉克瓷的始烧时间应该在早于万历元年的嘉靖(1522~1566年)后期。如Maura Rinaldi认为 “有一批带嘉靖款识并拥有克拉克瓷装饰风格的盘子,可以充分说明它们是克拉克瓷的前身”,并说“我们可以推定大量外销到欧洲的真正意义上的克拉克瓷器,应该是葡萄牙在1557年在澳门建立贸易基地之后才生产的。”[6 ]尚罗先生和波顿先生认为: “克拉克瓷盘系列中最早的有边饰带的一款是在嘉靖年间的1550年左右开始的。”[7 ]

葡萄牙里斯本梅德罗斯及阿尔梅达基金会收藏有两件带有 葡萄牙徽章与 浑天仪纹的 青花瓷器,一件是执壶,一件是盘, 其定制时间是在正德至嘉靖初期(见图4、图5)[8 ]。

图4 葡萄牙徽章与浑天仪纹青花执壶

里斯本梅德罗斯及阿尔梅达基金会收藏

这两件青花瓷器的葡萄牙徽章与浑天仪纹都装饰在圆圈之中,虽然圆圈装饰也是一种开光形式, 但是还不是典型克拉克瓷的开光风格。

图5 葡萄牙徽章与浑天仪纹青花盘

里斯本梅德罗斯及阿尔梅达基金会收藏

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博物馆收藏一件马六甲葡萄牙总督“Pero de Faria 1541年”制造铭文的 青花徽章纹碗, 也具有同样的圆圈开光装饰风格[9 ],而 葡萄牙贝雅唐娜奥内尔王后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有“EM TEMPO DE PERO DE FARIR DE 1541年”葡萄牙铭文的 青花人物纹双耳碗其纹饰完全是中国传统的风格[8 ]。十一年之后的葡萄牙探险家Jorge Alvarse于1552年定制了一批有纪年铭文的青花瓷瓶,其7件传世品目前收藏于 伊朗阿德比尔寺等博物馆[ 10],而在 这些瓷瓶装饰中也没有发现典型的克拉克瓷的开光装饰风格。

广东台山市上川岛是嘉靖36年(1557)澳门正式开埠之前中葡早期贸易的重要据点[ 11],据黄薇、黄清华对上川岛出土瓷器的调查,发现上川岛出土的瓷片很多有正德、嘉靖的明确纪年款识,而且还有正德时期(1506~1521年)带有葡萄牙特殊标志的景德镇瓷器,推测其上限为正德9年(1514),下限为嘉靖36年(1557) [ 10]。但是在这些瓷片中尚没有发现典型开光装饰风格的克拉克瓷器。而这种风格的瓷器在澳门却有大量发现 [ 10]。

因此基本上可以说, 典型克拉克瓷的开光装饰风格在1552年之前还没有产生,所以我同意Maura Rinaldi的观点, 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繁密而连续开光装饰的克拉克瓷器应该是葡萄牙1557年在澳门建立贸易基地之后才生产的。

近年我们在 景德镇明代外销瓷窑址调查中也找到了 克拉克瓷典型装饰风格萌芽于嘉靖时期的相关材料,如2009年在 景德镇老城区中华北路的斗富弄窑址出土的两件 青花五彩和 釉上五彩开光装饰的外销瓷碗就具有嘉靖时期瓷器的特点 (见图6~9)。

图6 斗富弄窑址出土嘉靖青花五彩开光瓷碗内心纹饰

图7 斗富弄窑址出土嘉靖青花五彩开光瓷碗外心纹饰

青花五彩开光菊纹菱口碗外壁以青花花卉为地,并饰有对称的四个圆圈开光的五彩菊花,而碗内壁则以五彩装饰为八个条形的连续开光图案,开光内交替装饰了折枝菊花和锦地纹, 笔者认为这一内外不同的开光装饰形式是克拉克瓷的开光装饰的一种早期形式,反映了典型克拉克瓷器开光装饰的产生过程。

图8 斗富弄窑址出土的嘉靖五彩开光瓷碗内心纹饰

图9 斗富弄窑址出土的嘉靖五彩开光瓷碗外心纹饰

当然如果认为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在明代订制或销售的中国瓷器都是“克拉克瓷器”的话,那么这种“克拉克瓷器”的产生无疑可以推到明代正德时期(1506~1521年)了,如肖发标认为: 广义的克拉克瓷在明代正德年间已经开始生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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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的产生

与中葡早期贸易」

明代后期景德镇克拉克装饰风格瓷器的产生和发展与 15世纪以后欧洲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具有濒临大西洋地理优势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王国相继担当了这一领导者的角色,而其中对明代后期景德镇克拉克装饰风格瓷器产生 具有重要推动和 中介作用的是 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从1434年就开始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1488年Bartolomeu Dias绕过了好望角,1498年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1510年葡萄牙占领印度果阿(Goa),1511年又进一步占领了马六甲(满刺加),1514年到达中国广东上川岛,1542年抵达日本,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获得中国澳门的居住权,至16世纪中期葡萄牙建立起了一个从直布罗陀海峡延伸至日本的海上帝国。 海上霸权使葡萄牙几乎垄断了16世纪中后期亚洲内的贸易和东方货物向中东、欧洲的运输。与此同时, 明朝政府于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开放澳门和漳州月港的对外贸易[ 13]。

因此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景德镇克拉克装饰风格瓷器的产生必然与16世纪的葡萄牙商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16世纪在葡萄牙人控制的 从欧洲至日本的海上贸易区域中,欧洲、非洲、西亚、南亚、东南亚、东亚的 很多国家或地区都喜欢景德镇生产的这类青花瓷器,这从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有大量的景德镇的克拉克青花瓷器的收藏或出土可以证明。那么问题是葡萄牙商人为什么会从中国订烧或选择这样一种繁密而开光装饰的克拉克瓷器呢?或者说是谁影响了16世纪的葡萄牙商人作出这样的选择呢?现在要找到这样的历史文献记载可能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 通过寻找16世纪中期之前在葡萄牙人控制的从欧洲至日本的海上贸易区域中 哪一个地区的文化既具有那种繁满、开光装饰的图案又非常喜欢青花瓷器而来间接地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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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

与十四世纪西亚陶器装饰风格的关系」

通过考察我们认为只有 西亚的伊斯兰地区在16世纪中期以前既盛行这种繁满、开光装饰的图案又对中国青花瓷器情有独钟。

其实 早在8世纪下半叶至九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唐朝、东南亚的室利佛逝和西亚的阿拉伯文明的强盛,中国至西亚波斯湾、红海的海上交通得到了很大发展,波斯和大食的商人常常乘阿拉伯船东航抵达中国的海上贸易城市广州扬州,带来香料、药物、珠宝、珍奇、毛织物等物品,同时从中国买去丝绸、陶瓷、铁器、金银器等物品 [ 13]。 从8世纪中叶起,中国的青瓷白瓷及彩瓷经由海道开始大量地外销到东亚、东南亚、西亚乃至东非地区,从而 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海上陶瓷之路。中国唐代长沙窑的褐绿彩瓷和河南巩义黄冶窑的青花瓷主要就是为外销西亚而生产的,而且中国唐青花和唐三彩所用的钴蓝也是通过海上陶瓷之路或陆上丝绸之路从西亚地区输入的。

唐代发展起来的青花技术在中国宋代遭受到了中断。随着蒙古人对中国和欧亚大陆的征服, 元代又重新建立起了西亚与中国密切交往的基础,从而重新唤起了西亚伊斯兰世界对中国青花瓷器的需求,并能够把优质的钴蓝料再次运往中国,这促使景德镇窑在元代中后期创造出了以外销西亚为主的成熟青花瓷器。

明朝建立以后,从洪武到嘉靖时期长期实行的是一种严厉的海禁政策,只允许一些关系友好的国家进行官方垄断和控制的“朝贡贸易”。受这一政策的影响,西亚与中国景德镇青花瓷器的民间贸易往来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直到明代正德以后, 随着葡萄牙海上霸权的建立和与中国关系的发展,这一状况才逐渐得以改变, 西亚与中国景德镇青花瓷器的贸易关系通过葡萄牙人的中间桥梁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当然十世纪以后直到十五世纪,青花陶器的制作在西亚一直没有间断,而且 具有克拉克瓷器那种繁密而连续开光的装饰风格在16世纪中期以前西亚的伊斯兰陶器中已经比较盛行,这类伊斯兰陶器目前在世界很多博物馆都有收藏,如图10所示 [ 14]。只是由于西亚产品的胎釉质量较差,始终无法达到中国青花瓷器的水平。

图10 14—15世纪伊朗彩绘陶盘

Tareq Rajab Museum 藏

16世纪中叶的葡萄牙人与西亚穆斯林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既有矛盾又不得不进行密切的贸易往来, 因为西亚穆斯林需要通过葡萄牙人才能订购到景德镇的青花瓷器,而葡萄牙商人无疑更愿意做这种利润丰厚、风险又不大的短距离转口贸易,一方面把东南亚的胡椒和香料卖给中国,换取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后再转卖给西亚等国家的商人。如据C.R.Boxer统计:1600年左右澳门大船从澳门运回果阿大量的瓷器,其利润率高达100%~200%,其中花瓶、瓷盘在暹罗、印尼销售,精细货运往印度、波斯,上等货运往欧洲 [ 15]。

总之, 装饰繁密而连续开光的克拉克瓷器正是在16世纪中叶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产生的,当时葡萄牙商人在西亚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起着一种必不可少的中间桥梁作用。因此可以说推动景德镇克拉克瓷器直接产生的必定是葡萄牙商人, 克拉克瓷器就产生于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西亚商人与中国商人所进行的贸易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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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墓葬出土的克拉克瓷器」

景德镇明后期生产的克拉克瓷器无疑是专门用于外销的, 但有意思的是在江西抚州地区的南城广昌宜黄黎川金溪等县的明万历至崇祯时期的墓葬中多有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器青花盘出土[ 4,16,17]。21世纪以来,随着文物市场的发展,江西抚州地区很多墓葬出土的克拉克瓷盘流入市场 (见图11、12),其数量远远超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克拉克瓷盘,据粗略估计其数量达2000个以上。

图11 江西抚州南城墓葬出土明万历克拉克瓷器青花盘

图12 江西抚州南城墓葬出土明万历克拉克瓷器青花盘底

这些墓葬出土的克拉克瓷有以下三个共同的特点:

(1)都是盘类。

(2)都是残破品,普遍开裂。

(3)墓葬中均置放在死者的头下。

造成这一独特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这一地区的人们具有打破通灵的葬俗观念。由于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人死后人的灵魂不会死去,它会离开人的尸体从头部进入仙境或天堂,而 克拉克青花盘上的裂缝正好是人的灵魂通向仙境或天堂的出口,因此在这一地区的人们看来,完好无损的瓷盘就完全封堵了灵魂的出口,反而不利于灵魂的转世再生。这样景德镇生产的这种残破的克拉克瓷盘就正好适应了这一地区人们通灵的葬俗观念。毁器或碎物的丧葬习俗自先秦以来在我国的不少地区甚至国外都存在。

其次,江西抚州地区的南城、广昌、宜黄、黎川、金溪在明代后期也是景德镇瓷器外销路线必经的重要地区,而且很可能明代后期南城、广昌一带的人们还直接参与了景德镇瓷器的外销运输, 因此他们才能够大量接触到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器的残次品并把它们运到江西南城、广昌一带销售。明代江西至东南沿海走私贸易的古道是以鄱阳湖为起点,沿抚河溯水至广昌。在广昌上岸后,一路由广昌经石城步运至福建宁化,然后转以小船沿清溪河运抵永安,再自永安步运到漳平,在漳平换大船顺九龙江运至漳州、厦门。另一路由广昌经石城驿前镇步运到小松,再由小松用小船运至大犹坪,在大犹坪上岸,步运至福建长汀,再自长汀以小船沿汀江运抵广东梅县大埔镇,在大埔转换大船,顺韩江运抵潮州 [ 18]。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景德镇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 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和 福建樟州月港等地出口的,其中作为明代长期走私贸易重要港口的福建樟州月港对明代景德镇瓷器的外销来说又更为重要一些。

参考文献:

[1]Maura Rinaldi.The History and Classification of Dishes [J].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Heritage,1986(8).

[2]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J]. 文物, 1982(8).

[3]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卷10[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3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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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澄清. 江西明万历外销瓷的新发现——四论江西纪年墓出土的“芙蓉手”[A]. 古陶瓷科学技术, 1997(3).

[6]Maura Rinaldi.The History and Classification of Dishes[J].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Heritage,1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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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 转引自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J]. 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84.

[16]薛翘, 刘劲峰.江西出土明万历外销青花瓷盘[J]. 江西历史文物, 1985(1).

[17]孙敬民. 江西广昌发现明代崇祯纪年墓[J]. 江西文物,1990(4).

[18]薛翘,刘劲峰.从赣南出土文物看明清之际景德镇瓷器外销路线的变迁[J]. 南方文物,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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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曹建文《中葡早期贸易与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的起源》(《陶瓷学报》2014年第1期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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