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人：创造远古文明奇迹的神秘部落（上） | 2月人文

文/郭飞平

古代之蜀地，主要在今天的四川盆地。这里崇山环绕，林木葱葱，平原广阔，土肥野沃，河流密集，富庶甲于西南，很早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早在商周时期，这里就曾出现过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文明的创造者就是——蜀人。

五王王蜀

商代甲骨文中就有“蜀”字。这个蜀，可能就是指古代四川的蜀国。在蜀国古史中，有五王王蜀的传说。

最早的蜀王为蚕丛。蚕丛氏兴起于岷山（今川西北的茂县、汶川一带），史书中有“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的说法。《华阳国志·蜀志》中称，蚕丛长着一双纵目，始称王，死后以石棺石椁安葬，国人从之。古史中说蚕丛教民养蚕，有较发达的蚕丝业，因而古蜀是中国蚕桑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继蚕丛之后，柏灌、鱼凫又先后为王。传说柏灌擅长经营农业，而鱼凫则“人面而蛇身”，无足，善治水。

由于古代文献对蜀国的记载少而简单，对蚕丛等建国称王的过程已很难搞清楚，故唐朝大诗人李白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诗句。

在鱼凫统治后期，来自于朱提（今云南昭通）的一支部落在杜宇的率领下，进入成都平原，打败了鱼凫。杜宇成为新蜀王，号望帝，定都于郫（今四川成都郫都区）。蜀国在杜宇王朝时期，地域范围北达汉中，南至今四川青神县，东抵嘉陵江，西到今四川芦山。《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光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大约到春秋早期，来自于蜀国东面的部落首领开明氏鳌灵取蜀王而代之，建立了开明王朝。传说鳌灵曾为杜宇之相，因杜宇不能治玉山之水患，而鳌灵能治之，杜宇自以德薄不如鳌灵，遂让位。鳌灵即位，号为开明帝。

蜀国的都城曾有多次迁移。杜宇时都城为郫邑（今四川成都郫都区北部）、瞿上（今四川成都双流区南部），开明时都城为成都（今四川成都）。

蜀人来源

四川盆地曾发现了著名的“资阳人”“筠连人”等原始人化石，四川汉源县富林镇、资阳县同心乡鲤鱼桥、绵阳边堆山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大渡河流域、青衣江流域、岷江流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发现均证明古蜀地区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活和繁衍。

从古代蜀国的传说中，可以推断蜀人的来源广泛，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按照古史传说，蜀人的始源为黄帝时代的蜀山氏，这个族群因其居住在蜀山而得名，蜀山为今四川岷山。“蜀”字似蚕形，蜀山氏可能已习于养蚕种桑，善于丝织。蚕丛氏即为蜀山氏的后代，其兴起于岷山地区（今四川西北部的茂县、汶川县一带），属氐人的一支，约在夏代进入成都平原。柏灌氏最初活动于今成都市西北都江堰市灌口一带，其族属不可考。鱼凫氏兴起于岷江上游，其以捕鱼的水鸟为族徽，也是氐人的一支，约在夏商之际进入成都平原。上述三支民族构成了早期蜀人的主要部分。杜宇氏为原居住于朱提一代的濮人部落，其首领杜宇率族人入蜀，后建立杜宇王朝。杜宇王朝约经历了西周和春秋早期。鳌灵部落兴起于夜郎国（今贵州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北部），为濮人系统，约春秋早期进入成都平原。所以古代蜀人主要由氐人、濮人两大系统的多支部落组成。有学者指出，早期蜀族实为一个复合型民族。古蜀国也正是由不同的部落共同组成的一个国家。

古蜀文明

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关于古蜀是否存在灿烂文明的问题，在学界争论已久。曾有人认为，先秦时期的古蜀蒙昧落后，不曾有独立于华夏文明之外的文明存在，古蜀是在融入华夏民族后才走向文明的。这种中华文明一元论的观点在一个时期中影响着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

上世纪20年代，在成都西门之北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是与中原青铜器完全不同的器物。这些器物的发现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在对这些青铜器仔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的观点意见虽然不一致，但推动了人们对古蜀文明乃至临近的巴文化认识的深化。

1941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发表了《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首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此论见地之新颖，立论之精辟，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上世纪30年代以来，在茂汶地区发现大量古代民族的“石棺葬”，从其出土的文物来看，内容非常丰富，有陶器、铜器、铁器、漆器、木器、竹器等多种器物。其中，陶器有罐、釜、钵、豆、盅、壶等，铜器有釜、盘、鏊、剑、钺等，铁器有釜、鏊、剑、刀等。这些器物可能是蚕丛氏族人的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盆地又有许多考古发现。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成都平原陆续发现了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与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等蜀国早期城址，为认识古蜀早期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

这些早期城址，尽管存在时间有所差别，但均为相同类型的文化（这些早期城址文化被命名为宝墩文化），其存在时间为距今4500—3700年之间。有的已具有相当规模，如最早的宝墩古城城垣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00米，面积达60万平方米。古城村古城面积和鱼凫村古城面积也都在30万平方米以上。在对上述古城的建筑以及器物等的考古发现中，大多数都有城墙、大型礼仪广场、宗教建筑等，体现出了这些古城的社会政治形态为酋邦制，其经济活动主要是农业生产。宝墩文化的出现，说明古蜀人在夏商时期已跨入文明社会。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扩大和研究走向深入，特别是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古蜀文明的辉煌终于较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颗星辰

三星堆遗址——灿烂的古蜀文明发现地。三星堆是对今四川广汉市以北约10公里的南兴镇三星村附近三个残存土台的简称，这三个土台宛若三颗星辰，很早就被称为“三星堆”。在南兴镇鸭子河畔与牧马河畔的辽阔地带上，以此三星堆为中心，轰动世界的三星堆遗址就坐落在这里。

1929年，广汉县中兴场（今南兴镇）月亮湾（今属真武村）居民燕道诚在疏通水沟时，意外地挖出了一大批石璧、玉圭、玉璋、玉圈、玉珠、玉琮等玉石器，数目有400余件。燕道诚将其中的一部分分赠亲友，这些珍贵文物很快流散出来。

1931年春，有人将从燕家得到的玉器拿给在广汉的英籍传教士董宜笃观赏。洋牧师看后独具慧眼，认为这些玉石器颇有科学价值，随后将收集到的几件玉石器带到成都华西大学，请有关专家查看。这样，月亮湾发现玉石器一事引起了学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华西大学博物馆也收藏了其中的一些玉石器。

1933年底1934年春，华西大学的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率一个考察组对月亮湾进行了考察和试掘，取得了一些成果，发掘所获玉器、石器、陶器等物共600余件。月亮湾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古蜀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当时考古发掘的有限，对古蜀文明的了解仍然显得零碎。

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时断时续。1980年，对三星堆遗址大规模的发掘开始进行。经过数年的发掘，在原来发现地方圆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获得了重大的考古发现，一个灿烂的文明显现在世人面前。

发现了三星堆古城城墙遗址。在三星堆遗址内东、西、南三面至今仍残存的土埂即为城墙遗址，古城面积为3.5—3.6平方公里。在三星堆古城内，有宫殿区、宗教活动区、作坊区、生活区，不但可以确认此地为蜀国故都，而且说明古城已存在一个集权的政府组织，这个政府组织的统治者依靠宗教和军队的力量进行统治。考古发现揭示三星堆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西周，前后延续达两千年，而古城在夏代时期就已开始建立，其最发达时约在商周之际。

在总面积12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夏商周时期的房屋基址40余座，还发现有陶窑、灰坑、墓葬，证明这一地区是古蜀人的一个聚集区域。在上述遗址中，最重要的是马牧河南侧的三星堆周围地带、马牧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鸭子河南岸的西泉坎等处。这些遗址群应是三星堆古城直接统治下的乡村群落。

在月亮湾到三星堆一带，出土了陶器、玉石器、青铜器等珍贵文物上千件。特别是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其制作工艺、形制纹饰，不但有自身特点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冶铸水平和艺术成就。

青铜为铜—锡或铜—锡—铅的合金，在夏商周广泛存在，早期文明时代也称之为青铜时代。在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冶铸达到了高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在制作工艺上采用了较先进的范铸法，冶铸者对铜、锡、铅的比例掌握较好，在运用青铜合金的脱氧技术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还采用了热补、焊铆技术。在形制和纹饰上，三星堆青铜器不但有罍、尊等礼器，而且各种人物及动植物造型奇特绮丽，犹为称奇。

在人物造型上，有全身造型，其中有站立、双膝跪坐、单膝跪坐等，最大的青铜人立像高达260厘米；有各种人头造型，发式上有平顶、垂辫、束辫、盘辫、高髻等，冠式上有帽、冠、巾、盔等；有各种人物面具，其高鼻宽嘴，粗眉大眼，造型怪异。

在动植物造型上，有龙、蛇、虎、鸡、鸟、兽等。其中，青铜神树上的枝叶花果、飞禽走兽等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总之，三星堆青铜器与殷商青铜器一样，其制作水平达到了一个较高阶段。对于这些精美的青铜制品，研究者们认为，人形像和面具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青铜器，它们是神权的象征和王权的化身，其用途主要在于宗教祭祀，而铸造精致生动的青铜神树造型，则是古蜀人盛大祭祀活动中的通天神树，体现着的是古蜀人人神交往的观念。

作者 | 郭飞平

作者单位 | 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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