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安徽藏书:两次战乱毁了大批珍贵藏书

位于安庆的藏书楼曾是辛亥革命安徽的起源地,但是在太平天国战乱和抗日战争中,安徽多年的珍贵藏书化为乌有。安徽皖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建初做客“新安百姓讲堂”,为合肥市民讲述清末安徽藏书历经的繁荣和衰败。

藏书楼是公共图书馆源头

清末的安徽省会还在安庆,当地的藏书活动很活跃。“1903年,陈独秀曾在安庆大拐角头的藏书楼举办演说会。这个藏书楼前身是敬敷书院藏书楼,始建于1875年,它也是安徽院校图书馆的先河。”

张建初介绍,安徽藏书楼建设的提倡者是时任安徽布政使的孙衣言。“他的倡议发出后立刻得到广泛响应,共获赠史籍善本千余部,后来,敬敷书院改设求是学堂,藏书楼格局依旧。”1902年,求是学堂迁梓潼阁新址,原藏书楼旧址,社会各界建议由学务公所牵头,设立公共性质的藏书楼。

安徽藏书楼建成后,原求是学堂的藏书,基本都移藏于此。“安徽藏书楼是安徽公共图书馆的源头,同时也是辛亥革命在安徽的源头。”继陈独秀藏书楼演说后,宣统年间,丁同宣等一批志士,又借藏书楼进行革命演说。后来,丁同宣被官府抓捕,安徽藏书楼也因此遭到查封。

皖江藏书大家是名富商

说到安徽最有名气的藏书者,首推晚清老省城安庆一个叫徐宽的富商。

“徐宽早先读书不多,后家境渐富,受家塾吴宗宽的影响,不仅喜爱读书而且对藏书也产生浓厚兴趣。”不过,徐宽购书属于典型土豪性格,前后多次去湖南长沙,一掷千金,购置各类古籍万余册,其中大多都是长沙岳麓书院的刻本。

“徐宽家住安庆小南门外,内中专门修建有藏书楼,取名‘徐氏濯江书楼’。”不仅藏书楼取名雅,徐宽藏书也非常讲究,全部用木箱盛装,箱盖上刻有藏书之名,又涂以红漆起到醒目作用。而且,徐宽藏书的扉页,均盖有“徐氏濯江书楼藏书”长方形篆体印章。“可惜的是,抗战时期,日军将小南门外的民宅全部拆毁,徐氏濯江书楼以及藏书,也在此浩劫中被毁一空。”

此外,“合肥李氏慎余堂”主人李国模也是晚清著名的藏书者。“李国模是李鸿章的侄孙,当时住任家坡太史第。他一生喜爱藏书,尤其以搜罗明版白纸精刻本而著称,其中包括世德堂刻《二十二子》、新安吴荣刻《汉魏丛书》等,在安徽是数一数二的藏书大家。”“慎余堂”就是李国模为藏书而建的藏书楼,里面所藏古籍,书品宽大,品相多在八成以上,书上钤有“合肥李氏慎余堂藏书”印记。

但是,安庆沦陷后,李氏举家跑反,只留一老佣人代为照管。老佣人嗜好鸦片,后在鸦片床上结识了做银器的金大顺。两人商量后合伙开起旧书店,不到半年,便将慎余堂收集多年的藏书,盗卖得干干净净。

“这件事当时闹得风声很大,上海南京等地的买家都闻风而来,其中南京买家陈先道,据说是专门替汪伪政权的内务部长陈群来收购的。”

振风塔为何称做文献塔

抗战爆发,安庆沦陷,安徽当时的藏书遭到毁灭性打击,众多藏书家的收藏遭到不同程度的洗劫。

“其中以收藏方志著称的江右白,匆匆逃离安庆时,将藏书寄存于浙江会馆,后不知去向;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抗战初期将北京的藏书运至安庆,存放在城郊农户家中,后也被翻出来,通过潘翰章书店卖出……”张建初说,当时同安岭的几家书店,如潘翰章、大兴书店、潘孟莲等,藏书家数十年花费的心血,贱卖到成捆论斤的地步。

“藏书家珍藏的许多珍本秘籍,均为日军在安庆派出的机构秘密收走。当时清水部队就在孝肃路《皖铎报》社设有收购点,专门收购线装古籍。”经历太平天国战乱和抗日战争两次洗劫,安徽老省城的藏书之梦,从此化为乌有。

在安徽历史上,迎江寺保护藏书的故事值得后人记住。1938年,安庆沦陷前夕,当时的安徽省立图书馆与通志馆,将包括《安徽通志》在内的古籍史料,运至桐城花山中方寺,以期躲过战乱洗劫。1942年,日军在桐城境内四处扫荡,中方寺命运不保。“迎江寺住持本僧得知此事,挺身而出,乘夜色带数十位僧人,划船走石塘湖转康熙河,秘密把这批文史资料偷运回迎江寺,藏于振风塔第三层,并将外墙及门洞封死,致使这批资料得以完整保存。”解放后,安徽省政府通令表彰,称振风塔为“文献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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