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安徽藏书：两次战乱毁了大批珍贵藏书✅

位于安庆的藏书楼曾是辛亥革命在安徽的起源地，但是在太平天国战乱和抗日战争中，安徽多年的珍贵藏书化为乌有。安徽皖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建初做客“新安百姓讲堂”，为合肥市民讲述清末安徽藏书历经的繁荣和衰败。

藏书楼是公共图书馆源头

清末的安徽省会还在安庆，当地的藏书活动很活跃。“1903年，陈独秀曾在安庆大拐角头的藏书楼举办演说会。这个藏书楼前身是敬敷书院藏书楼，始建于1875年，它也是安徽院校图书馆的先河。”

张建初介绍，安徽藏书楼建设的提倡者是时任安徽布政使的孙衣言。“他的倡议发出后立刻得到广泛响应，共获赠史籍善本千余部，后来，敬敷书院改设求是学堂，藏书楼格局依旧。”1902年，求是学堂迁梓潼阁新址，原藏书楼旧址，社会各界建议由学务公所牵头，设立公共性质的藏书楼。

安徽藏书楼建成后，原求是学堂的藏书，基本都移藏于此。“安徽藏书楼是安徽公共图书馆的源头，同时也是辛亥革命在安徽的源头。”继陈独秀藏书楼演说后，宣统年间，丁同宣等一批志士，又借藏书楼进行革命演说。后来，丁同宣被官府抓捕，安徽藏书楼也因此遭到查封。

皖江藏书大家是名富商

说到安徽最有名气的藏书者，首推晚清老省城安庆一个叫徐宽的富商。

“徐宽早先读书不多，后家境渐富，受家塾吴宗宽的影响，不仅喜爱读书而且对藏书也产生浓厚兴趣。”不过，徐宽购书属于典型土豪性格，前后多次去湖南长沙，一掷千金，购置各类古籍万余册，其中大多都是长沙岳麓书院的刻本。

“徐宽家住安庆小南门外，内中专门修建有藏书楼，取名‘徐氏濯江书楼’。”不仅藏书楼取名雅，徐宽藏书也非常讲究，全部用木箱盛装，箱盖上刻有藏书之名，又涂以红漆起到醒目作用。而且，徐宽藏书的扉页，均盖有“徐氏濯江书楼藏书”长方形篆体印章。“可惜的是，抗战时期，日军将小南门外的民宅全部拆毁，徐氏濯江书楼以及藏书，也在此浩劫中被毁一空。”

此外，“合肥李氏慎余堂”主人李国模也是晚清著名的藏书者。“李国模是李鸿章的侄孙，当时住任家坡太史第。他一生喜爱藏书，尤其以搜罗明版白纸精刻本而著称，其中包括世德堂刻《二十二子》、新安吴荣刻《汉魏丛书》等，在安徽是数一数二的藏书大家。”“慎余堂”就是李国模为藏书而建的藏书楼，里面所藏古籍，书品宽大，品相多在八成以上，书上钤有“合肥李氏慎余堂藏书”印记。

但是，安庆沦陷后，李氏举家跑反，只留一老佣人代为照管。老佣人嗜好鸦片，后在鸦片床上结识了做银器的金大顺。两人商量后合伙开起旧书店，不到半年，便将慎余堂收集多年的藏书，盗卖得干干净净。

“这件事当时闹得风声很大，上海、南京等地的买家都闻风而来，其中南京买家陈先道，据说是专门替汪伪政权的内务部长陈群来收购的。”

振风塔为何称做文献塔

抗战爆发，安庆沦陷，安徽当时的藏书遭到毁灭性打击，众多藏书家的收藏遭到不同程度的洗劫。

“其中以收藏方志著称的江右白，匆匆逃离安庆时，将藏书寄存于浙江会馆，后不知去向；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抗战初期将北京的藏书运至安庆，存放在城郊农户家中，后也被翻出来，通过潘翰章书店卖出……”张建初说，当时同安岭的几家书店，如潘翰章、大兴书店、潘孟莲等，藏书家数十年花费的心血，贱卖到成捆论斤的地步。

“藏书家珍藏的许多珍本秘籍，均为日军在安庆派出的机构秘密收走。当时清水部队就在孝肃路《皖铎报》社设有收购点，专门收购线装古籍。”经历太平天国战乱和抗日战争两次洗劫，安徽老省城的藏书之梦，从此化为乌有。

在安徽历史上，迎江寺保护藏书的故事值得后人记住。1938年，安庆沦陷前夕，当时的安徽省立图书馆与通志馆，将包括《安徽通志》在内的古籍史料，运至桐城花山中方寺，以期躲过战乱洗劫。1942年，日军在桐城境内四处扫荡，中方寺命运不保。“迎江寺住持本僧得知此事，挺身而出，乘夜色带数十位僧人，划船走石塘湖转康熙河，秘密把这批文史资料偷运回迎江寺，藏于振风塔第三层，并将外墙及门洞封死，致使这批资料得以完整保存。”解放后，安徽省政府通令表彰，称振风塔为“文献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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