翥云文化| 学术之舟——潜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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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我在嘉定新华书店工作,天天从城中路的孩儿桥经过。孩儿桥南首,是一所有墙门的院落。岁月沧桑,风霜雪雨的侵蚀,使它的外观显得斑斑驳驳,十分陈旧,毫不起眼,当时它正充作居委会的托儿所。直至八十年代,因城市规划建设,拓宽城中路,这所旧房子在短短几天中就消失了。不久,我奉命编撰地方志书,参加一系列有关会议。在一次会议中,偶然得知这所熟悉的老房子原来就是清代学术大师、一代儒宗钱大昕的故居——“潜研堂”,不禁大吃一惊,他的诗文集就以《潜研堂集》名之,可见潜研堂在钱大昕心目中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后来,听说潜研堂没有毁掉,而是迁到了位于嘉定西北的浏岛风景区内,又松了一口气,一直想再看一看潜研堂,苦于没有机会。

1999年早春,因编写一本旅游书,才有机会到浏岛,重睹搬迁后的潜研堂。江南三月,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绿树芳草中的潜研堂修建得不错。只是由于周边环境的变化,潜研堂已失却了原有的神韵,不禁有点遗憾。我心目中的潜研堂应是在鳞次栉比的老房子中的一所普通的院落;应是文化古镇中一方散发着浓厚书卷气的绿洲;应是一艘承载着丰硕学术成果的方舟。

▲钱大昕故居潜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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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丸城小只如乡,绕郭春流匹练光”(《潜研堂诗集·竹枝》)。281年前,钱大昕诞生于江南水乡小城嘉定西部望仙桥的一户耕读世家。祖父钱王炯、父亲钱桂发都是课徒为生的秀才。正由于他出生于“累世寒士”(《潜研堂文集·亡妻王恭人行述》)的家庭,使他从小立志苦读,以图改变自己的命运。17岁时他已考中诸生俗称(“秀才”),但乡试时落榜。直到24岁时,乾隆皇帝首次南巡,江浙士子纷纷献赋进诗,钱大昕因诗赋入选,被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两年后,他又考中进士,先后在翰林院、詹事府任官,曾赴山东浙江湖南河南为乡试官,又任广东学政。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前景看好。

然而,他的心目中自有一个永远无法排遣的学术情结。就在18岁那一年,他在嘉定东南40里的偏远小村坞城顾氏家坐馆,看到案头上的《资治通监》及不全的二十一史,从此“晨夕披览,始有尚论千古之志”(《钱辛楣先生年谱》)。22岁时,他以高才生被召入苏州紫阳书院就读。书院山长王峻,雍正进士,曾当过御史,为人抗上而有风骨,擅长书法,又精于史学,极为器重钱大昕。紫阳书院的学习生活,是他学术生涯的开端,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晚年的钱大昕曾在《汉书正误考》一文中说:“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王峻)进之也。”“通籍后,钱大昕身在宦海,仍主张作吏不废著述。他回忆京都生涯时说:“在京都退食之暇,唯以经史自娱,讨论异同,贯申古今,丹黄不去手,既专心于著述”(《潜研堂诗集序》)。一旦登上学术之舟,钱大昕便成了终生不悔的水手。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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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以及他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而特殊的时代背景。

钱大昕曾经做过诗人梦,他“自成童时,喜吟诗”(《潜研堂诗集序》)。他也有诗才,早年的诗天籁脱俗,怀人怀乡诗篇尤为出色,诗风模拟刘禹锡白居易。紫阳书院山长、格调派诗人沈德潜赏识他的诗,曾将他的诗与王鸣盛、曹仁虎、王昶、吴泰来、黄文莲、赵文哲等人的诗作选编成一部《江左七子诗选》,加以揄扬。这部诗选不仅风行国内,还流传到日本,日本著名学者默真伽读了极为欣赏,曾赋诗七律三章,随商船寄赠钱大昕;当时的性灵派诗人袁枚也很赏识钱大昕的诗才,在《潜研堂集》中保留着相当数量钱大昕与袁枚往来的诗文,就是重要的见证。

钱大昕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但是,钱大昕的时代不是诗的时代,清代最高统治者缺乏汉唐时期的开放和气度,加之文字狱盛行,当时钱名世、胡中藻等人皆以诗获罪,诗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不良。钱大昕年轻的诗歌翅膀被折断,“不得肆力于诗,年二十以后,颇有志经史之学”(《潜研堂诗集序》)。

钱大昕的一生在文字狱的惊涛骇浪中渡过。在他2岁时,吕留良案爆发,在当时引起极大的恐惧和震动。陪伴钱大昕一生的是那个所谓“乾隆盛世”,那个爱吟几句诗、爱题几个字的高宗皇帝,表面文采风流,其实深文周纳,多疑而小器,又好兴文字狱。乾隆一朝60年,发动了大小文字狱130余次,平均每年2次,其酷烈程度,堪称历史无例。这些文字狱矛头所指,首当其冲的是江南知识分子。重压之下,这个时代的学风终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般读书人都埋首于八股文,其他学问都被称为“杂学”,而少有人间津。钱大昕作为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既不愿为八股 “俗学”,又不可能做经世致用的“实学”,只好在古代经典的考据中寻求他的精神寄托,在灿烂的汉族文化遗产中找到他的精神慰藉。于是,钱大昕登上了学术研究的夜航船,在浪急风高中寻找理想的彼岸。

▲钱大昕故居潜研堂内“诗礼传家”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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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精深的学养,爱才如命的胸怀,以及非同寻常的涵养,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时人誉其为“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

乾隆十九年(1754),安徽休宁学者戴震,因遭到同族豪强的陷害,从安徽逃到北京,穷愁潦倒,因居于歙县公馆,一日三餐难以为继,不但不为人们所知,而且被人们嘲为“狂生”。这时戴震已33岁,而钱大昕才27岁,刚中进士,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戴震带着自己的著作去拜访钱大昕,两人学问相近,气味相投,一见如故,整整谈了一天,从此定交。辞别时,钱大昕送客人到大门口,一直到戴震离去。叹息说:“真是天下奇才啊! ”第二天,他就将戴震来访的情形告诉了刑部尚书秦蕙田,秦蕙田听了十分高兴,不以大官自居,驾车拜访戴震,又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秦蕙田、钱大昕还介绍戴震到吏部尚书王安国家当塾师。在钱大昕的热情引荐下,当时的新科进士王昶、王鸣盛、纪晓岚、朱筠等,也都与戴震结友。在钱大昕的推崇下,戴震终于脱颖而出,成为 “声重京师”(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的著名学者。

戴震尽管从心里感激钱大昕,在学间上却不买钱大昕的帐。他曾对人说:“当代学者,吾以晓徵(钱大昕字)为第二人。” 自己则以第一人自居。对此,钱大昕淡然一笑,他无意去争第一第二。若比较两人,戴震以经学为宗,治学范围较窄,钱大昕则博综群籍,学究天下,治学范围全面,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举凡经学、史学、文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等,时人称其“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一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后人的评说也许更加客观,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曾称钱大昕为“为清代史学第一人矣”(《金明馆丛稿第二本》)。对戴震,钱大昕则一以贯之,仍对他抱着十分友善的态度。戴震死后,钱大昕亲自为他写了《戴先生震传》,文章客观地阐述了戴震在学术上的多方面成就,并给予高度评价,显示出钱大昕宽广的胸怀。

钱大昕一生的经历缺乏传奇色彩,他的为人处世也无幽默感,这些都影响了他在民间的知名度。

钱大昕的同科进士纪晓岚,以其学识才华,曾与钱大昕并称为“北纪南钱”。纪晓岚总纂了《四库全书》,又有一部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传世,为人更是诙谐幽默,加之他宦海浮沉的经历,以及他与乾隆皇帝的种种轶闻趣事,使他的事迹广为传播,几乎人人皆知。纪、钱的声名对照比较,反差甚大。

钱大昕当时的影响主要在学术圈内,在师友学生之间。师长辈中,有王峻、沈德潜、惠栋、沈彤、袁枚、黄叔琳、秦蕙田等人;同学朋友辈中,有王鸣盛、曹仁虎、王昶、戴震、赵翼、纪晓岚、卢文弨、朱筠、翟灏、阮元、翁方纲、姚鼐等人;学生辈中,有邵晋藩、李文藻、李锐、焦循、孙星衍、段玉裁、黄易、武亿等人。这张名单几乎囊括了乾嘉学派的全部精英。钱大昕在嘉定、苏州及北京的家,成为学术活动的沙龙,学术研究的方舟。这里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可以想见,此时的钱大昕口吐锦绣,激扬文字,不愧为学术之舟上的一位班头。

▲戴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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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素有江南人文渊薮的美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嘉定的水土涵养了钱大昕独特的精神和气质。嘉定前辈文人的人格和风格也深深影响了他。

钱大昕诞生前83年,嘉定曾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嘉定三屠”,侯峒曾、黄淳耀领导的抗清斗争事迹,钱大昕从小耳染目濡,深受感动。钱大昕十分钦佩侯、黄两先生,尤其仰慕黄淳耀的学间和人格。他在《黄忠节公年谱序》一文中说:“古人称三不朽,始于立德,终于立言,吾乡黄忠节公则兼而有之”“谓其海内师之。” 翻翻《潜研堂集》,有数篇直接颂扬侯、黄的文章,如《记侯黄两忠节公事》是一篇近3000字的长文,钱大昕的文章都短小精悍,像这的长文较少见,此文实际上是一篇嘉定屠城惨史的实录。篇中称嘉定的抗清民众为“义师”,称赞他们“奋勇向前”“视死如归”;同时,直书清军的残暴,记述了令人发指的屠城经过。钱大昕缅怀先烈,以嘉定人记嘉定事,给后人留下了一篇记述清军在嘉定屠城的信史。比起朱子素的《嘉定乙酉记事》来,钱大昕的这篇文章史料更准确,细节更详实。尽管当时清廷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已表彰侯、黄等抗清志士,但撰写这类文章,其风险之大,仍不言而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顾禁忌,甘冒时讳,把这篇含有明显反清倾向的文章编入《潜研堂集》,他的过人胆识和担当,令人咋舌。

钱大昕的《黄陶庵先生像赞》全文如下:“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地,寒冰颢月。壁立万仞,发引干钩。渊乎有得,蔼乎可亲。成仁取义,行所无事。儒者之勇,可师百世。”全文共12句,48个字,高度浓缩了黄淳耀的高洁的文品、人品,以及他对后代的榜样示范作用;在另一篇短文《跋黄陶庵札》一文中写道:“黄忠节公文章节义,彪炳两间。”对黄淳耀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

钱大昕诞生前一个世纪,科学之光曾在嘉定上空徘徊。晚明“西学东渐”中,嘉定曾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地区。嘉定举人孙元化师从利玛窦、徐光启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西方传教士毕方济、费奇观、郭居静等人在嘉定一边传教,一边传播科学知识,在嘉定知识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光如炬的钱大昕接受了这份遗产。

钱大昕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面,说:“中法之绌于欧罗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中士之善于数者,儒家辄訾为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离附会,无益实用。”(《潜研堂文集》)。在京任官时期,他与同科举人褚寅亮、吴烺等人“讲明九章算学,及欧罗巴测量弧三角诸法”,还常与精于“推步”(天象历法学)的礼部尚书、领钦天监事何翰如一起讨论明末清初的科学家李之藻、薛凤祚、梅文鼎,以及西方来华传教士中的科学家“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诸家之术”“翰如逊谢,以为不及也”(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由此可见钱大昕的西学造诣之深。

他清醒地看到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远超中国,主张中国知识分子应普遍地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他身体力行,考证过《数学九章》,研究天文、历法的得失,在这个领域内达到了领先水平。记载科学家传略的《畴人传》一书中,说他:“古九章算术,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其是非疑似,人不能明断当否者,皆确有定见。”不知是钱大昕思想超前,还是国人尚在酣睡中?茫茫长夜中,钱大昕的呐喊并未惊醒世人,他们仍然做着天朝夜郎自大的温馨之梦,直至又一个百年,鸦片战争爆发。

▲江藩 《国朝汉学师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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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依微绣幕园,平桥细雨正霏霏”(《潜研堂诗集·竹枝词》)。乾隆十七年(1752)阳春三月,年仅25岁的钱大昕怀着远大的抱负,离开风轻水秀的江南故土,从综祁河乘舟北上,到北京任职,开始了他从政治学的生涯。

15年过去了,正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他的相濡以沫的爱妻王顺瑛病故,自己也大病初愈,身心憔悴;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文字狱,官场内无休止的倾轧争斗,使他产生了“归田之志”。这一年的秋天,他“以病乞假” ,买舟南下,冬至后终于回到了温馨的故土嘉定。嘉定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无不充满着鱼依于水、鸟恋于林的感情。第二年,他在嘉定城中孩儿桥南购置了一所住宅。这是一所普通的三进深的民居,与他在望仙桥那“三椽老屋藓花斑”“数亩清荫落照斜”的故宅十分相似。他喜爱这种情调。宅第后有一片空地,他与家丁凿池、莳花、种竹,乐此不疲。他名这所住宅为“潜研”,请好友、名士曹秀先书匾。潜研,表明他抛却俗世烦恼,潜心研究学术的心迹。他在潜研堂内将平时搜集的各种史料一一读之,参阅相关的金石碑刻文字,开始了构筑学术巨著的奠基工作。2年过去了,在父亲的一再催促下,他不得不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再度入都复官。

又是6年,他的父亲逝世,由于悲伤和过于劳心,他已“毙须尽白“。此时,他正任广东学政,这是一个显赫而风光的职务,他得讯后立即交出大印,回嘉定奔丧。他决定不再出山,以学术和讲学终其余生,这一年是乾隆四十年(1775),他48岁。后来他任钟山书院、娄东书院、紫阳书院山长,在南京、苏州、太仓与嘉定之间穿梭。潜研堂,这所学术之舟正扬帆待发,《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代表乾嘉学派最高水准的学术巨著已呼之欲出。.

走笔至此,我又想到潜研堂在浏岛是否太寂寞了,迁回嘉定城中还有可能吗?转而一想,潜研堂已成为教化嘉定的象征物,它在何处其实已不太重要……

▲清 钱大昕撰《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

《十驾斋养新余录》三卷

上海翥云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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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的第一至六节,写于1999年,觉得还应补写一节。2005年,我与同事钱锵锵、徐征伟一起编撰《浦泳先生纪念文集》,在档案中查到了乡贤浦泳先生写于1983年3月的《关于潜研堂拆迁问题应予以合理解决的提案》。从提案中得知,1981年底,时任民盟嘉定主委、嘉定博物馆顾问的浦泳,在得知潜研堂将被拆除,欲哭无泪,迈着虚弱多病的身躯奔走呼喊,如啼鹃泣血,到处宣讲潜研堂在嘉定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对潜研堂动迁与保护,上策是应于原地保护,如果必须动迁,下策是迁入正在筹建中的汇龙潭公园

浦泳的建议得到“县委有关领导的支持,并作了指示,县园林管理部门表示已列入公园扩建计划”“不久,潜研堂竟被市园林管理局拆到浏河”,为此,浦泳提出务必让潜研堂迁回嘉定城内,“此事我虽在上次县人代会时提出提案,但时至今日未获回答,不知如何处理?对于此案,旅外知名人士如谭正璧教授曾说:‘潜研堂竟被拆到浏河去,真是骇人昕闻’,胡叔常转达其兄胡厥文副委员长之意,说:‘谁同意拆到浏河的?谁不同意迁回嘉定的?’”“近来,中央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指示又再次发表,关于潜研堂拆迁一案特再提出,其办法是迁回城中为原则”(浦泳《关于潜研堂拆迁问题应予以合理解决的提案》)。2年后,怀抱遗憾的浦泳在忧愤中谢世,他没有等到潜研堂迁回城中的那一天。

直至2011年8月,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潜研堂终于迁回嘉定城中,它回不到原址,也没有移至汇龙潭公园,而是重建于博乐广场西横沥边,在州桥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内,也许这里是它更合适的场所。算起来,它距1981年迁至浏岛正好30年。同年11月,潜研堂被公布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

钱大昕的名字以及他的著作本身就是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的著作已成为引导后学到达理想彼岸的方舟,他的精神之火将永不熄灭。正如他的学生、文字学大师段玉裁所言,钱大昕的著作必将“传而能久,久而愈著”。

原稿写于1999年11月,2020年11月补写。

文章作者:陶继明

内容编辑:c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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