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镇风云

高桥镇风云 （报告文学）

作者：颜维琦

高桥镇风光。瞿凯方摄/光明图片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上海浦东，一片充满传奇的热土。

陆家嘴，高楼林立，在黄浦江东岸形成最美的天际线，每一幢楼都是一条垂直的“金融街”，这里有近4万家企业入驻，有91幢亿元楼；张江，以科技创新为使命，拥有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构建起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网络；世博地区，向世界讲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今正瞄准建设世界级中央活动区；上海迪士尼，迄今为止我国引进的最大现代服务业，建设运营8年来，成为中外游客来沪旅游首选地、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首选地。

这些名字，每一个都自带光芒，每一个背后都藏着不少故事。今天，我们只讲一个名叫高桥的浦东小镇的故事。

江口一沙洲

高桥，位于上海浦东东北角，地处长江口之南、黄浦江以东，其镇因桥而得名。从地图上看，它位于黄浦江、长江和东海“三水合一”的黄金水域，上海人称“三夹水”。

这里原是江口一沙洲，长江从上游夹带而来的泥沙，在漫漫岁月中沉淀堆积。到唐代，高桥一带逐渐成陆。

滩地不断淤长、延伸，大片芦苇迎风摇曳，一道道海塘修筑起来，海塘边出现了村落和集镇。

宋元时期，高桥是盐业的集散之乡，浦东先民们熬波煮盐，最先发展起盐业经济。“一部浦东史，半部制盐史”，高桥亦不例外。

“万里长江口，千年高桥镇”。高桥地理位置绝佳，乃形胜之地，历来是海防重地、水上运输集散地。

元代高桥人张瑄首创大规模海上漕运，营造大批平底海船即“沙船”，大可载重八九千石，小亦可载二三千石，解决了漕粮海运的难题，开中国航海史之先。他的家乡高桥遂成“沙船之乡”，当地不少百姓参与海上运输，一时百舸争流，近海贸易日趋发达。

明代后期，浦东盐业衰落，棉花业和家庭纺织业发展起来，出现了品牌化和规模化。高桥镇不仅是纺纱织布业的重要集镇，还是布匹贸易的集市和外销港口，成为纺织之乡。据《宝山县续志》载，明、清两代由沙船运往北方牛庄等地的纱布，都是高桥生产的。海外市场随即悄然发展起来。

清末民初，高桥商业进一步繁荣，成为江南名镇。正所谓：“天光水色碧成围，何处蓬瀛望翠微。万斛余皇渺一苇，乱帆齐拍浪花飞。”清代高桥诗人顾清泰用诗意的笔触描绘这座滨海集镇。据《浦东老风情》介绍，旧时高桥有清溪八景。清溪，乃高桥古名，八景包括宝山旭日、双桥夜月、东海扬帆、春江诗渡、护塘积雪、烽墩远眺、江村柳荻、法昌双杏，在浦东颇有名气。诗中写的便是东海扬帆之景况。

面朝大海的高桥人，享受着江海之交带来的便利。面朝大海，高桥人更不缺闯劲。盘点高桥变迁史，可以说，上海走向大海，从高桥迈出了重要一步。

浦东靠海，但大海曾经挡住了人们的脚步。有了海上通道，沙船被广泛使用，种棉、纺织、贸易、海运形成一个产业链，到上海开埠前，上海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江海中转枢纽港，有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

浦东自海上来，成于海，兴于海。一条江，一片海，江风海潮造就了浦东气质。

到了近代，凭借“三刀一针”的手艺，高桥人勇闯上海滩，勇得一席之地。在同乡带动下，他们离开土地，习商习工，进入城市。

接北通南，一桥连血脉。开来继往，千载续人文。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号角吹响，历史翻开崭新一页。高桥，也在时代洪流中经历淘洗，在变与不变中遇见未来——

一街之隔，外高桥保税区建立，这是当时内地开放程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区；13年后，这里挂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

9月的上海，秋凉初显，我穿梭在高桥的街巷寻找故事。生活在高桥、工作在高桥的人们，慷慨地与我分享、讲述，这些故事连缀成一片小镇风云。

高桥营造

徐瑞琛的家，在高桥西街124弄敬业堂。沿着西街，穿进一条小弄堂，走到头就是。

弄堂四通八达，从院子后门走出去，经过一个水果摊，七拐八拐就到了另一条街。

70岁的徐瑞琛热情健谈：“前几年同济大学的教授专门来看过，说高桥敬业堂的木雕，是老街上保存最好的。”推开木门，步入院子，果不其然。

典型庭院式布局的徽派民居，一进两厢三正屋。正房、厢房和客堂楼、厢房楼前都有木雕回纹、花格栏杆，梁和檐下布满精美的木刻浮雕图案，大墙门的门檐上装饰有5幅精美的砖雕。客堂和厢房的24扇落地长窗，上半部是用蠡壳做的小方格子蠡壳窗，下半部有着精致的木刻浮雕，客堂前的廊檐顶部是用弯椽做成的船形顶。

“这些还是父亲让我和堂弟爬上梯子，用石灰糊起来才保护下来的。”徐瑞琛指着木雕上的图案说，他和伙伴们从小就在老街各式各样的房子里穿梭玩耍。

敬业堂是徐瑞琛的曾祖父一辈建起来的，有“精雕细刻敬业堂”之称。徐瑞琛说，高桥人的“三刀一针”了不得，“三刀”的第一刀就是泥水匠手中的泥刀。

高桥营造业曾领一时风骚，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少不了高桥泥刀，23幢大楼有三分之一出自高桥建筑工匠之手。上海许多桥梁、厂房、花园洋房、里弄住宅、高楼大厦都是高桥人的杰作。高桥人绝对是占据上海营造业半壁江山的浦东生力军。

高桥人回到家，把上海滩最新潮、最多元的建筑风格也带了回来。于是就有了不一样的高桥建筑：有本地的观音斗，也有徽派的马头墙；有传统进深，也有西式洋房；建的是中国传统的庭院，用的是西式钢筋混凝土材料；这边是隔扇、挂落的中式布局，那边是壁炉、吊灯的西式装修。中西混搭，却又自然不违和。

西街著名营造商钟惠山的住宅就是典型代表。胜利桥边，高桥东街81号，临高桥港而建的仰贤堂，更是将高桥人的营造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仰贤堂现今是高桥历史文化陈列馆，里面展陈的一份高桥大户人家结婚证书也是中西合璧，上面有牡丹凤凰，也有西方小天使。

高桥以桥得名，桥多、河浜分叉多，呈现“丁字河、丁字街”风貌。从敬业堂出发沿着一段窄窄的小浜路，经过石家弄桥、张家弄桥、王家弄桥、花园桥等4座桥，便是高桥中学。少年时徐瑞琛每天都从这里走过。如今，小浜路早已填河拓路，成了季景路，把春晖、夏碧、秋霞、冬融等4条路串联，寓意“四季美景”。

高桥镇最具代表性的“高桥”——一座高大的古石桥已拆除，填筑60余丈的原河道为马路，以利交通。一段河道，一座桥，150年变迁中，高桥人为此立了“古高桥旧址”碑、《迁桥筑路记》碑和《移碑记》3块石碑记载其事，使后人对古高桥的旧址有一个历史纵横感的清晰认识，既显示了“高桥”在高桥人心中的地位，也展现了高桥人尊重历史的意识。

高桥中学御碑亭内的永乐御碑所幸还在。永乐御碑，又名“宝山烽堠碑”，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由皇帝撰文的航海碑，让人遥想当年长江口千帆竞发之况，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也宛在眼前。

徐瑞琛说，这块碑得以保存至今，当时在高桥中学当老师的王京盙功莫大焉。王京盙，字劲父，著名金石书法家，西泠印社社员，那时在学校教古文，还做过图书管理员，潜心搜罗高桥历史文化遗迹，关键时刻全力护碑，方得保全。王京盙传统修养深厚，教过徐瑞琛的哥哥姐姐，和徐家熟识，敬业堂的客堂间两壁空着，就请他来家挥毫写下真草篆隶四体毛泽东诗词。

“万里长江口镶嵌明珠一颗，千年高桥镇流传故事百篇。”徐瑞琛说，高桥遍地是故事。“三刀”的第二把刀是裁缝用的剪刀，高桥裁缝在上海滩名噪一时。第三把刀是厨师的菜刀，高桥师傅以烧本帮菜见长。“一针”，是指高桥绒绣。绒绣源于欧洲，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将其引进中国沿海地区，1930年传入上海，高桥绣娘用力最勤，绣品质量最优。高桥绒绣现已同洋泾绒绣共同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绒绣”。

时光在故事里潺潺流淌，岁月在砖瓦间静静移转。闲暇时，徐瑞琛喜欢在老街走走，给游客讲高桥故事。镇上组建了一支名为“高桥爷叔”的特色志愿服务团队，专讲古镇故事，主要由热爱高桥、了解高桥历史与文化、土生土长的高桥老爷叔组成。最近这支志愿服务队伍里也有了年轻的90后。

年轻人喜欢古镇，愿意一起走进古镇深处，徐瑞琛很高兴。高桥这个千年古镇的新征程已经开启。

“羊羔路”变迁

站在古镇桥头，目光越过仰贤堂，鳞次栉比的楼宇进入眼帘。全球的创新创意集聚，碰撞，快速流转。

身后，高桥港的岸边，有人家晒被子，有老人在练拳，孩子在操场奔跑，年轻人在埋头学艺。

新与旧、变与不变，是小镇的永恒主题。一如由界浜改名而来的高桥港，一水流过千年。界浜不仅曾是上海县和宝山县的界河，还曾是上海县和嘉定县的界河。明万历《嘉定县志》上明确标有“界浜”，说明界浜在明代就已是分界之浜了。

与高桥变迁息息相关的，除了这条界浜，还有一条马路。

1956年，上海市高桥区、洋泾区、杨思区合并，成立东郊区。当年修筑了一条贯通全区的道路名为杨高路。道路全长18.9公里，只是3.5米宽的碎石煤屑路面的小路，被戏称为“羊羔路”。

1971年，杨高路铺设柏油路面，1980年拓宽至6到7米，延伸至高桥镇。1992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起步，杨高路进行大规模扩建，建成了双向6快2慢、红线宽50米的道路。那时的杨高路，连接杨思镇到高桥镇，呈西南向东北走向，是改革开放初期浦东最好的一条公路。

杨高路沿途建设了龙阳路等立交桥。易初莲花杨高南路店，是浦东第一家大卖场。浦东公交成山路停车场，后来的浦东公交总公司就在杨高南路成山路口。1990年年底，面积1210平方公里，占了上海1/5的浦东，仅有公交路线48条，出租车35辆。

一江之隔，天壤之别。当时的浦东“阡陌纵横、鸡犬相闻”。“到上海要摆渡，到农村跨一步。”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浦东流传的戏言。

1990年4月18日，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长江入海口的这片土地被推向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

开发开放浦东，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如是解读：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受挫折，国内改革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最大限度发挥了上海这张“王牌”的作用，为我国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分工调整的重大机遇、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平台。

随后，上海决策部署了“多心组团，滚动开发”的浦东开发开放策略，并于当年7月22日组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3个开发公司的经理班子，带动浦东推进产业开发、形态开发和功能开发。

彼时的上海，正经受着结构失衡、城市老化、新旧体制摩擦、对外开放度不足以及财政负担沉重等深层次矛盾困扰，3个开发区承担的功能使命各有不同。外高桥保税区，被寄望发展国际贸易。

这一年，一个初秋的午后，一行人从四面八方、坐车坐船，穿越芦苇荡，在杨高路一侧简陋的两层小楼上，宣布成立我国大陆第一个境内关外的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中国经济要现代化，必须实现国际化，保税区正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最先接轨的地方。

这一年，徐瑞琛已经结束了在高桥镇旁杨园公社的10年插队，大学毕业后进入上钢三厂工作了9个年头。“你知道吗，就在杨高中路靠近五洲大道，保税区的海鸥雕塑展开的翅膀正下方，就是我插队的地方。”徐瑞琛充满自豪。但当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一个伟大的起点在高桥镇旁悄然延伸。

1992年3月9日，外高桥保税区投入运营。

此后，杨高路将三林镇、世博园、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联系起来，成为浦东新区重要的交通干道。2008年，杨高路再度扩建为8快2慢道路。

从“羊羔路”到深入浦东腹地的大马路，这不由令人想起，1925年10月8日，一列火车从浦东沿江的庆宁寺站出发，驶向川沙。这条长达13.9公里的铁路来之不易，是浦东同乡会的功劳。浦东的早期开发，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民间力量的积极奔走。

正如上海历史学家熊月之在《百年浦东同乡会》序言中指出：“在先进的浦西，活跃着一批出生在浦东、引领着城市潮流的浦东人，诸如李平书、穆藕初、杨斯盛、黄炎培、杜月笙等，他们睹城思乡，油然而生一种浦东意识。这种意识，是城市化、现代化的意识，是不甘落后、见贤思齐的意识。”李平书、杜月笙都是高桥人。

在长期书写浦东的《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作者谢国平看来，浦东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开放意识。

浦东的眼睛

外高桥是浦东的眼睛，眼睛一活，五官皆活。

1999年底，胡环中第一次来到外高桥保税区。保税区的路名让他觉得颇有意思：英伦路，英国伦敦；日京路，日本东京……大部分都是国家名加上首都名。路名，似乎也寄托着国际化的美好愿景。

1972年出生的胡环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6年大学毕业的他正在思考人生方向，正逢上海人事局到北京招人，胡环中被“到上海去”的时代热情鼓舞，只身来到上海。在上海贸促会浦东分会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决定参与外高桥集团的筹建。

“浦东是热土，外高桥更是热土，我追随热土而来。”2000年3月，胡环中正式入职外高桥集团，成为集团第13名员工，办公地点在华京路2号6楼。华京路，取中华、北京之意。从小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长大，胡环中骨子里天然有股创业的豪情。

富特的路名出自哪里，寓意富裕的特殊区域？不管命名初衷是否如此，在中国大陆开放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发展国际贸易，确实是外高桥的使命。

随着世界500强企业日本JVC率先进入保税区，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外资加工企业，以英特尔、惠普为先导，飞利浦、IBM等一批跨国企业的生产工厂纷纷进驻保税区，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先进制造产业园区。1994年保税区的海关税收0.45亿元，1995年3.40亿元，1996年增加到16.97亿元，几乎翻了五倍。

这期间，外高桥集团也走过了大规模土地开发阶段、土地与功能开发阶段，进入功能深化和开发模式转型阶段。集团明确了要以建设功能最前沿、总部最集聚、贸易最便利、联动最紧密的国际贸易城为目标，为打造世界一流的自由贸易园区而努力。

当2000年胡环中来到外高桥集团工作时，外高桥保税区已经初步形成世界高端企业发展的汇集点。下一步往哪里走？开发开放的步子往哪里迈？胡环中参与了大量政策研究，梳理产业政策建议，讨论集团战略发展规划。这段经历让他受益匪浅。

2003年，25岁的山东姑娘臧新霞来到外高桥保税区，成为保税区海关的一名关员。上班的路好遥远，从浦西打浦桥的家到外高桥，只有一趟公交能到，单程要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沿着杨高路一直开，似乎怎么也开不到尽头，杨高路两侧多是农田，人烟稀少。保税区里，除了海关就是工厂。

保税区的海关报关大厅在杨高北路，最开始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随着业务量增加，后来在旁边的台中南路新建了报关大厅，一个通关科有近30人。2007年年底，外高桥保税区五号门北侧，上海地铁外高桥保税区南站正式启用。这是上海轨道交通6号线的高架侧式车站，就在杨高北路的高架上。有了地铁，臧新霞的上班路缩短到50分钟。

2009年夏天，臧新霞成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海关通关一科副科长。随着保税区业务量增长，大量待审核的单证如雪片般飞来，平均一天近两百票，多的时候有两三百票，通关无纸化需求迫在眉睫。臧新霞和同事们在琢磨，如何让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获得感不断增强。

2010年，胡环中被委派到位于马吉路2号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工作。刚到基地时，一幢大楼里只有30多家入驻企业，门可罗雀。谁能想到，此后短短几年间，竟迎来如此的飞速发展。

站在地球仪边思考，一个全新的机遇和使命摆在上海面前。

2013年9月25日，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进入“倒计时”，通往外高桥沿线干道的指路牌陆续变脸，更换完毕。位于杨高北路五洲大道附近的海鸥造型跨路拱门更新进入收尾阶段。

这座拱门堪称外高桥保税区的地标，见证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多年来创新先行的历程。当外高桥保税区作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一纳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海鸥门上的名称随之改变。

建区之初，保税区的英文名称就极具先见之明地使用了“FREE TRADE ZONE”，而今添加了“PILOT”一词，既为“试验”，又有“领航”之深意。名称更换的同时，海鸥门色调也更新为黄色和红色。

外高桥的海鸥，将振翅向着更远的远方。

离世界最近的舞台

“然而在我之中国发展计划，上海有特殊地位。”

“于是依我计划，当更延长浚渫局所已开成之水道，又扩张黄浦江右岸之湾曲部，由高桥河合流点开一新河，直贯浦东……如此，然后上海可以追及前述之计划港，其建造能为经济的，可以引致外国资本也。”

“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故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

从2018年回望，上海浦东的现实成就，已远超近百年前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关于在浦东建设“东方大港”的上述规划设想。

从高桥小镇望出去，不难感受时代的风云际会。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成为浦东代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象征。5年来，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不断开展制度创新；2015年浦东被确立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标志着浦东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这些都令浦东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科技合作竞争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提升。

今年8月9日，一年一度的“上海对话——艺术开启未来”高峰论坛开启，作为上海对话的发起者，胡环中感慨万分。

“上海自贸区5年来，各经济产业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自贸区以占浦东新区1/10的面积，创造了浦东新区3/4的经济总值，以占上海市1/50的面积，创造上海市近20%的产值。在上海自贸区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017年实现了13500亿元的进出口需求。文化产业同样承担着自己的担当，从自贸区建立伊始，就把文化产业与自贸区做结合，并且逐年推进。2017年，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已突破350亿元的贸易规模，今年必将突破400亿元。”胡环中在主旨发言环节对过去的5年作了回顾，并特别预告：全球最大的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投入使用。这将是全球体量最大、设施最先进、运营和管理最规范的艺术品综合服务设施。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胡环中说，“新的征程已在脚下，未来5年上海自贸区对外文化领域政策的开放，依然是我们这个产业运作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承担的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尽管素未谋面，臧新霞的工作和胡环中的事业有了交集。保税区海关如何促进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臧新霞承担了关里的课题，深入数十家文化贸易企业走访调研。通过调研，她和同事们梳理出文化企业面临的九大共性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参与撰写了《以自贸区试点为契机实现文化贸易发展的新突破》，通过海关总署服务贸易课题予以上报，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文化贸易企业面临的难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陆续得到解决。

结合一线已有的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等，臧新霞和同事们就“统一进境备案清单”“简化随附单证”“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等提出合理化建议和设想，而这些最终成为上海海关支持自贸区建设推出的“23+8”项制度创新举措，并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得到不断完善。

“我喜欢上海，喜欢浦东，在这里，只要努力，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臧新霞说。

天边，云霞升腾。

这是一片离世界最近的舞台。

（本报记者 颜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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