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故事：中国银行楼高之谜✅

|本文来源：上海金融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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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城市的成长过程中，必定会流传一些传说甚至传奇，这是其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从而形成城市的记忆，为这个城市增添无形的魅力。近代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传说和传奇，外滩中国银行楼高之谜，无疑是其中之一。

流传至今的说法，成为城市的传奇

当初英商建筑设计事务所——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 Group，P&T）为中国银行设计新大楼时，堪称大手笔：一座双塔形的Art Deco（装饰派艺术）高层建筑，最高处300余英尺，换算下来约91米，34层，远高于隔壁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13层楼的77米。不料拆下脚手架，却是另一番景象，只见竣工后的中国银行大楼，莫名其妙比沙逊大厦矮了几米。伴随着失望之情，种种说法由此而生。其中最流传的说法，你肯定也听说过，中国银行从34层楼降到18层楼，再降到17层楼，比沙逊大厦矮了1米，肯定是隔壁沙逊大厦那位犹太老板，上海人嘴里的“跷脚沙逊”，从中作梗所致。

刚竣工的中国银行大楼正面

虽然很难找到过硬的史料来证实这一点，但沙逊仗着高额纳税人的缘故，从租界工部局一路告状到了伦敦，硬生生将中行大楼压低了一头的说法，从中行大楼落成以后，就一直流传至今。在不少文章、电视专题片里都有栩栩如生的描写。1979年出版的《上海的故事》中，有一篇《跷脚沙逊》，作者谢夫，他采纳了沙逊大厦老员工的口述回忆，说：“当荷重三十四层的地基打好，动工向上建造的时候，跷脚沙逊竟蛮不讲理地说：这是英租界，在他的附近造房子，不准高过他的沙逊大厦的金字塔顶。……据沙逊洋行的老职工回忆，这桩官司一直打到伦敦，结果仍要中国银行让步。原来打算要造的高达三十四层的大厦，就这样给跷脚踢掉了十八层，只能造十六层，比隔壁沙逊大厦的金字塔尖矮三十多公分，而且将工程改由外商公和洋行设计。”

该文的影响很大，此后相关的论述多如出一辙。近年颇为畅销的杨嘉祐先生所著的《上海老房子的故事》一书，其中关于中行大楼一章，也沿袭了这一说法。

34层大楼效果图，曾经的光荣与梦想

尽管没有任何史料依据能够证实中国银行大楼的高度大幅压低，缘于沙逊的蛮横干预，但因为两幢楼一直比邻而居，有事实摆在那里，要全然否定这一说法也难，而且，一旦掺杂到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更是难上加难。

不过，一直也有研究者怀疑这一传说的真实性，认为这可能是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类似的爱国主义故事，因为具有宣传价值而被刻意传播。有人指出故事的源头，或许来自中国银行纸币上的中行大楼设计效果图。1935年和1937年，中国银行分别发行了5元和10元纸币，上面都有即将建造和即将落成的中行大楼设计效果图，前者画面上的中行大楼，明显高出沙逊大厦一截。因为这毕竟是效果图，与真实效果完全是两码事，故而有论者认为这就是一个传说而已。

到了1937年，也就是后面的那张纸币上，中行大楼则略低于沙逊大厦。因为外滩的中行大楼即将竣工，高低立马就要分明，不用再遮遮掩掩了。

另一张更有名的设计效果图，是设计方——公和洋行公布的中国银行34层双塔楼的设计方案，发表在《建筑月刊》1935年第1期的封面上，配发的文字令上海人异常振奋：

“第一幢摩天大楼俯瞰着上海外滩，被提议的中国银行新大楼。”——公和洋行

在英国建筑师威尔逊的笔下，中行大楼是一座双塔形的Art Deco高层建筑，最高处约300多英尺，换算下来约91米，34层，远高于隔壁沙逊大厦13层楼的77米，所需资金约一千万银两。

然而，它也是一张未进入实际操作流程的效果图。

那么，中国银行就真的没有建造压过沙逊大厦一头的高楼的想法？事实上，无论是效果图还是中国银行大楼的实际建造进程，都是真实可靠的，中行的决策层和设计方确实谋划过造一幢34层高楼的规划，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才作罢。

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在外滩中国银行历史陈列室里，有一份《中国银行大厦管理处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记录了1934年9月27日关于大楼高度问题的一次会议情况。

会议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负责新大楼建造事宜的贝祖诒主持，中行建筑课长陆谦受等人与会，其中提到：“如工部局对于高度未能准许则由贝经理亲向接洽”，“在外滩及圆明园路二处建造94尺见方之高塔二座均为302英尺（工部局不准则减至294英尺）”。

贝祖诒（淞荪）

302英尺约合91米，294英尺约近90米，均大大高于沙逊大厦的77米，显然，历史曾经停留过那一刻。问题是，后来中国银行并没有将此设计方案上报工部局。

刚竣工的中国银行大楼正面

据记载，中国银行是到了1936年1月份才正式向工部局提出建造申请的，所附图纸已经是修改后的17层楼了，双塔变成了单塔。一年后的大厦开工纪念册，则明确记载中国银行大楼的高度为227英尺，合69.89米，比沙逊大厦矮了几米。

无论如何，大厦管理处理事会的会议记录，毋庸置疑说明中国银行曾经有过的光荣与梦想，那个令人惆怅的传说，当然也并非空穴来风。

34层高楼，被砍掉了一半

既然中国银行确实有过起造34层高楼的雄心壮志，为何又戛然而止了呢？这一疑问确实难倒了笔者。沙逊干预？苦无证据；经费紧张？语焉不详。我们不妨把背景铺展一下，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找寻一点线索，答案或许不仅仅来自一个指向。

中国银行系从大清银行转型而来，属于国家银行性质，早就买下了沙逊大厦隔壁的德国总会大楼作为营业场所，可毕竟局促了一些，与其中国第一大银行的身份不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各式高楼接连拔地而起，中国银行的管理层准备拆掉德国总会大楼，建造自己的银行营业大楼。

在1934年4月的日记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就表露了起造新大楼的心声：“中国银行饱经风浪，未见动摇，内部组织既已革新，银行实力足与驻在上海的欧美银行相抗衡，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近代化。”

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

在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会里，与沙逊大厦相邻的中国银行大楼，是唯一一座由中国人投资建造的高层建筑，建筑承包商为闻名沪上的华商陶桂记营造厂。而且，它的半个设计师也是中国人——陆谦受。

1929年张嘉璈访英期间，巧遇正在伦敦建筑学院留学的陆谦受，对他的学问人品颇为赏识，于是邀他学成后到上海中国银行工作。回国后，陆担任了中行建筑课长，与公和洋行设计师威尔逊一道承担中行大楼的设计方案。一般认为，中国银行大楼独具中国特色的诸多元素，如大门上方的孔子周游列国石雕，应出于陆的设计理念。

与沙逊大厦相比，中行大楼因为地块狭长，建筑体量略小，奢华程度上也无此必要，但要在建筑高度上超过它，在技术上应该不成问题。实际上，沙逊大厦与中国银行大楼的设计者，同是这家叫公和洋行的英商建筑设计事务所。

如前所述，1934年初公和洋行在最初的设计中，中行大楼远高于隔壁的沙逊大厦，可是这一方案很快进行了调整。中行大楼1935年发行的纸币上，有中行大楼的效果图，虽然仍要高于隔壁的沙逊大厦，但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34层楼，而是变更为了18层。为什么有18层之说呢？在1934年4月，经中国银行董事会决议，总经理张嘉璈明确指示将中行大楼降至18层楼。张嘉璈在1934年4月的日记里说：“经董事会决议，决定建一十八层楼之大厦，以供总管理处与上海分行办公及营业之用。预算营建费六百万元。”

次年初，中国银行向工部局提出建造大楼的申请书，所附设计方案是1935年11月11日的图纸，又减了一层楼，变成了17楼，便略低于隔壁77米的沙逊大厦了，与实际建成后的情形相似。屋顶是中国传统的蓝色琉璃瓦四角攒尖顶，一些细部装饰带有中国传统色彩。从原先设计的34层高楼到实际建成后的17层楼，中行大楼实足削去了整整一半高度。

听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的解释吧。1936年10月10日，中国银行举行开工奠基礼，宋子文、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发表讲话，会场就设在施工现场旁的简易工棚里。张嘉璈已经辞职，被蒋介石“另有任用”，因此没有与会。

银行家宋汉章

宋子文说：“中国银行并不是要修建一所华丽的房屋，来表示我们资产的力量，我们唯一的宗旨，是要增加我们工作的效率，和顾客的便利。董事会将原来造价的预算，一再删减至百分之五十，就可明了我们的用意。今天我们所当注意的，不是物质上的观察，而是精神上的意义。”

宋子文在批阅文件

按宋子文所言，既然钱少了一半，楼当然也要削去一半，34层楼变为17层楼，似乎顺理成章。也就是说，张嘉璈在任时，尚保留18层楼的高度，但到了宋子文身上，又明确变更为17层楼了。

宋子文在讲话中，还再三强调中外合作的重要性，“允许我把你们的到场视作是象征赞成中外同行间合作的共同承诺”，这里面是否暗示了某种妥协或默契，尚待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求证。

1937年的中行钞票上，就是后来实际落成的17层楼的中行大楼图样，这一次，人们无须从设计图案上来揣摩大楼的真实高度了，因为同年落成的大楼，与钞票上的图案长得一模一样。

白银危机影响下，各家改了口风

那么，中行大楼是否真的如传说一般，从原先遥遥高于沙逊大厦，到建成后又略低于沙逊大厦，是因为沙逊的缘故吗？沙逊的势力真的有那么大吗？

上海市档案馆藏有完整的租界工部局档案，笔者查找了1933年至1936年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并未发现董事会讨论过中国银行大楼建筑的事宜，当然也未发现任何与沙逊有关的记录。有的论述说，沙逊向工部局董事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要知道，工部局董事会的董事中，有好几位中国人，其中贝淞荪还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中行新大楼的起造就由他负责。

中国银行大楼从34层楼降为18层楼，显然受到了1934年后蔓延的白银危机的影响。中国银行确曾有过超高层建筑的设想，但因为来势汹汹的白银危机，财务状况不容乐观，于是中行决策者调整了思路，降低了预期，而使34层大楼的设计方案只能限于纸上。这是中国银行楼层大缩水的一大原因，也是张嘉璈不得不退让的原因。宋子文的一番话，虽然只字未提白银危机，且说得很漂亮，其实昭然若揭，就是缺钱。

中国银行原本设想大楼落成后，可以出租一部分房间，收取租金，但当时租赁市场已经大幅萎缩，如大陆银行建造的大陆商场（东海大楼），原本指望通过出租房间填补一部分成本，结果一·二八事变后，先是公债危机，接着又是白银危机，金融风潮一场接一场，大楼的出租率很低，大陆银行为此入不敷出、苦不堪言。这一情况，中国银行不会不知道，与其如此，不如将原本设想出租的部分楼层省去。这一省，首先就砍掉了双塔的其中一座塔，大幅降低了高度。

事实上，在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中国银行搭上的却是一趟末班车。1934年开始的白银风潮，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已经极大影响到上海的房地产行业。上海房地产业的成交总额，从1931年的13000万元，下降到1400万元。

从公和洋行这一方面来说，它虽然应邀设计了34层双塔高楼的方案，但仅仅是推出了一个概念性的设计方案，并未获得中国银行的实际推进。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公和洋行应中国银行方面的要求，对设计方案一再进行调整，降低高度，以节省经费。34层双塔楼的设计方案，公布在1935年第1期《建筑月刊》上，还配了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句子，但又说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银行拟减低层高，“该行当局鉴于社会百业萧条，经济衰落，费资千万，建造高厦，尚非当务之急。故已酌量减低层数，以求撙节云”。

按照张嘉璈和中国银行的要求，公和洋行推出了18层楼设计方案。尽管比起34层楼大幅下降了层数，但该方案的高度，比起隔壁的沙逊大厦，仍略胜一筹。

张嘉璈出局

宋子文与沙逊达成了默契？

但是，宋子文为何又要再降一层，从18层楼降为17层？这一层楼，就牵涉到谁是外滩第一楼的问题，实在非同小可，宋子文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重要性。

难道中国银行真的因为白银危机的缘故，连一层楼的钱也拿不出来了吗？还是宋子文真的不想出人头地？前者的可能性不大，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银行显然不差这一层楼的钱，因而从经济上也难以解释这一层楼的变化。何况中国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标杆，略微超过沙逊大厦，应该说是中国银行家们和国人最为期盼的结果。可是张嘉璈已经出局，掌控行务的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

宋子文是一个讲究政治的人，近代史上，他被公认为国内亲英美派领袖。就在前不久他访问英美时，一路发表了大量演讲，不是要拉人投资，就是向人借钱，当然讲得客客气气，最终目的还是对付日本人，大方向完全正确。因此，他或许不会为了一座楼的高低，去与英美人士搞坏关系。他最有可能与沙逊等人达成了某种默契。

作为沙逊大厦的主人、英商财阀的代表人物，沙逊不会坐以待毙。他暗中作梗的可能性不难想象，他的背后，也有着大量他可以动用的雄厚资源。何况在日本人日益逼近的情势下，宋子文等人更加注重与英美势力的合作，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做些妥协应该可以接受。简而言之，中国银行大楼楼层的一再降低，最终定格在17层楼，不排除宋子文、沙逊个人的因素，但也找不出过硬的材料来说明这一点。历史的传奇往往就是如此。

旧时的沙逊大厦

回溯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座城市的高度，不在于楼有多高，而在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在于市民的现代化意识之高低。从这一角度看，见多识广的宋子文显然不想争一时之高，是有超前意识的。中国银行的全部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100年来，它通过金融方面的创新理念，极大推动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上海和中国走向现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一根难以逾越的实实在在的高标杆。

工部局对建筑法规的“解释权”

或许帮了沙逊的忙

中国银行的最终高度就此定格了：略低于沙逊大厦1米。

在外滩漂亮的1.5公里长的弧形天际线上，中国银行的高管们气魄恢弘，他们不争一楼之高下，让一座具有中国风格的高层建筑，如此和谐地嵌入其中，又如此坚韧地不甘人下，双峰并峙，毫不逊色。作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重要大楼，中国银行大楼是中国人自己的杰作。

让我们再换一个视角，从城市建筑管理的角度看中国银行大楼的层高之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租界当局对城市的管理，有着详尽的规定和措施。工部局的建筑规章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限制楼层的高度，而且工部局不断出台和修订的建筑规章，都十分在意控制大楼的高度，认为“大楼高度的增加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引起人口密度的增长，从而造成交通拥挤状况加剧”。

但随着上海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租界地皮的价格不断上升，业主挖空心思要最大化利用地皮，建造高楼大厦是大势所趋。无奈，工部局也不得不放宽标准。

建筑规章有一条规定，所有面向工部局公共道路的新建筑物，其靠近临街地段的高度，不得大于规划修筑道路宽度的1.5倍。

也就是说，只要建筑的楼房前面有相应的空地，包括道路，而且该空地（道路）不会再建造其他建筑物，那么该楼的高度，可以相当于该空地1.5倍的宽度。所有20年代以后建造的高楼，尤其是外滩一带的高楼，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一规定建造的，甚至有所突破。当然在有良知的建筑师笔下，有的建筑物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如沙逊大厦。

沙逊大厦（左）与中国银行大楼（右）

沙逊大厦实际高度77米，如果以该大楼东侧到外滩黄浦江的距离计算，按1.5倍计算，大厦建造至100米高度都不成问题。同样，中国银行大楼的高度，确实可以按建筑师威尔逊的设想造至91米。

可是工部局关于建筑规章，还有一些附加条件，如建筑物高度，既取决于它正面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也取决于它侧面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比如，沙逊大厦面对外滩的部分，可以设计造到77米、13层楼高，而面对南京路的建筑物部分，则因为宽度不及前者，只能设计造至10层楼为止。如此，我们姑且不论中国银行大楼面临外滩的正面部分，看看环绕它的其他几条马路，南侧的滇池路，西侧的圆明园路，均不如南京路的宽度，因此原先坐落后侧的另外一座塔楼，又如何得以起造呢？干脆砍掉了事，形成中行大楼前高后底的格局。中行大楼的后部与中间，都在8层以下，有的地方只有4层，不得不说，显然也是这个原故。

工部局对于建筑管理一向严格。现在还不敢说工部局建筑方面的法规，是导致中国银行大楼最终高度的决定性因素，但很可能沙逊就是利用了工部局对建筑法规的“解释权”。沙逊会说：“瞧，中行大楼对着外滩的空地与沙逊大厦一样宽，但其他方向都不如南京路，我加个尖顶也只有77米，他那个大方顶怎么可以超过我呢？这不是把整个外滩风貌都破坏掉了吗？”因为师出有名，有法可据，工部局当然会予以干预，要求中行大楼的高度不得超过沙逊大厦，中行方面要拒绝也难。宋子文和张嘉璈、贝祖诒等人都是当年的精英人物，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会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