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密有座极为罕见的远古时代古城遗址

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建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为东西长方形,现存三面城墙和南北相对两座城门缺口。城址规模宏大,墙高沟深,气势雄伟,城址面积17650平方米,最高处达十六米,最宽处达四十余米。周围环绕护城河南河,宽34至90米不等。在古城寨城址的东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龙山时代夯筑建筑群,此处原为低洼地带,筑城时为扩大面积,不惜调用大批人力物力、垫土夯墙基,最深处达10米,墙基宽度多在60米至100米之间,再加大地面之上的高大城墙,其工程之大,在中国早期筑城史上极为罕见,其中已清出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且与城墙的方向一致,为南北长方形,长28.4米、宽13米,面阔7间,南、北、东三面有回廊。

新密古城寨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迄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北垣长460米,南垣长345米,东垣长345米,西垣被溱水冲毁,复原长度为370米;存高约7-16米,墙基宽约42-102米。南城门缺口因西侧城墙被起土破坏,宽18.7米,北城门缺口宽10.7米,城址面积17.65万平方米。城外南、北、东三面有壕沟环绕,壕沟宽34-90米,深约4.5米多。城西是溱水,水宽而沟深,成为自然屏障。城内发掘面积近千平方米,发现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灰坑153座、陶窑4座、水井8眼,房址4座,墓葬5座。

一号房址(F1)位于城内中部略偏东北处,坐西朝东,南、北、东三面有回廊,为夯筑高台建筑,方向281度,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米,面积369.2平方米。

四号房址(F4)位于一号房址以北7.4米处,是一座廊庑式建筑,由三道墙基槽、门道、门卫房和众多的柱洞组成。房址方向281度,现已发现长60余米,基宽4米,三道墙基槽南北并列,每道宽30-50厘米不等。

根据城垣和遗迹的地层关系及出土文物判断,古城寨城址为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从其年代和地望来看,均与古史传说中的祝融时期相近或大体一致。今本《竹书纪年》载:“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虚也。”杜预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此“郑”系指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而言。清嘉庆七年(1802)黑峪沟白衣观《创建火神庙碑记》云:“密本古郐地,高辛氏之火正祝融旧墟也。”清道光九年(1829)原密县老城南关《重修火神庙碑记》谓:“密,故祝融墟也。”由此看来,古城寨城址似与祝融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城内宫殿建筑遗迹的规模来看,其规格甚高,很有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

登封王城岗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西北约500米的岗地上。北距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约10公里,南去箕山北峰约7公里,西有王岭尖,东为卢医庙坡,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颍河流经南侧,五渡河从其东南注入颍河,形成一处小型的河谷盆地,王城岗就处在这个盆地的中央。其东南因被五渡河常年冲刷,已成为北高南低的断崖,而岗的西面地势却比较平坦开阔。

王城岗城址分内城与外城,内城位于外城的东北部,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两城隔一墙而连属,东城西垣就是西城东垣。东城城垣大都遭到破坏,现存南垣西段残长约30米,西垣南段残长约65米,南垣与西垣的交角为88度,近乎直角。由于古代五渡河道的西移,将东城大部分城垣冲毁。西城除东垣与东城共用外,南垣残长82.4米,其东端有一段长9.5米的缺口似为城门设施;西垣长92米;北垣西段残长29米。西垣与南垣的交角为90度,直角相接。两座小城的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西城内的中西部较高处和东北部一带,曾发掘出多处龙山文化夯土基址遗存。其中分布在中西部较大的两处:一为长方形,面积约150平方米左右;一为方形,面积约70平方米左右。在夯土建筑基址范围内发掘出10多个奠基坑,坑内填埋有数量不等的人骨架和零散人骨。

外城亦称大城,其北垣残长370米,残高0.5-1.2米。城外有城壕,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4米,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4-2米,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垣与城壕已被毁坏。大城将小城包括在内,面积约30万平方米左右。城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共分五期,根据内城灰坑和奠基坑中出土骨头测定的年代数据,拟合后的日历年代:一期为公元前2190-前2110年,或公元前2190-前2105年;二期为公元前2132-前2082年,或公元前2128-前2084年;三期为公元前2090-前2030年。一期是内城的始建期,二期是内城的使用期。外城的始建年代与内城相当或略晚。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则王城岗城址始建年代应早于夏代,在五帝时代的积年以内。

王城岗城址位于嵩山南麓,同历史上夏部族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太平御览》卷39引韦昭注:“崇、嵩古字通。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传说中鲧是夏部族的首领。《国语·周语下》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太平御览》卷115引《帝王世纪》说:“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伯即一方之长,在此指部族首领或古国的国王,因其活动在嵩山一带,嵩即崇字,故曰崇伯鲧。《山海经·中山次经》云:“萯山之首……南望蝉渚,禹父之所化。”“禹父”指的就是鲧。鲧之子禹,既是夏部族的首领,也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他的早期居地和政治中心都在阳城。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氏禹居阳城。”《世本》谓:“禹都阳城。”从其方位判断,禹所都的阳城应为登封王城岗古城。王城岗城址的始建年代稍早于禹,可能就是禹父夏鲧之城,后来成为禹都阳城。

综上所述,中原地区发现的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和登封王城岗诸城址,均属于五帝或与五帝时代关系密切的古城,为我们探索中原早期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关于文明的形成及其文化载体,历来就有多种说法。摩尔根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及文字的使用”;恩格斯主张,“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开始;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不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这三项标准是:1.有高墙围绕的城市,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认为,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建筑、庙宇文化以及巨型建筑;夏鼐先生认为,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三个要素”;安志敏先生说:“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从考古发现来看,城址是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标志。刘庆柱先生指出:“‘国家’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概括’,从考古学研究讲,最早‘国家’的物化形式或载体学术界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如‘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等。上述种种物化形式或载体,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很难界定,而最早国家机器的物化形式与载体以‘城’最具代表性”,“是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社会与经济管理中心。他们遗留下来的物质载体是宫殿、宗庙、官署及其相关遗物等”。考察中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应以五帝时代的城址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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