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谷故事㊹｜回忆邓宋纵队开进将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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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6期

全文字数：2955 阅读时间：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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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

这里发生过21场较大规模战斗，发生过15起令人愤慨的惨案，这里涌现出许多赫赫有名或默默无闻的英雄人物，这里也发生过很多值得我们铭记的历史故事，这里是平谷。革命战争时期，平谷是冀东西部抗日根据地核心区，解放军解放东北的出发地、后援区和南下工作团干部输送区。平谷丰富而灿烂的红色文化遗产，构建了平谷文化特有的“红色内容”，平谷人民也继承了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的“红色基因”。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历史长河中，平谷区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平谷区委组织部、区委党史办共同编著《红谷故事100》，该书整理收录了发生在平谷地区的红色历史纪实、名人传记、民间故事等100篇，传承红色文化，学习红色精神，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今天，小编将继续带您走进那段峥嵘岁月，回首那些革命往事，激励我们守初心不忘来时路，担使命奋斗新征程。

回忆邓宋纵队开进将军关

作者：蔡兴斋

人物简介

蔡兴斋（1913—1990 ）名叫蔡宝旺，字兴斋，平谷将军关村人。他是一位终生未离故土的农民，又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爱国人士。三十年代，他在村中做过乡长，抗战爆发后，当过抗日村长、保长。以后，又任过村教育委员。他的特殊经历使他历尽坎坷。他有过迎来胜利的欢欣，也有过蒙受冤屈的苦闷。然而，他热爱祖国，矢志不渝，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年过六旬的蔡兴斋更加充满了活力，当上了平谷县第一、第二届政协委员。他努力为建设家乡，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出力，直至他七十七岁病逝。

1938年，我在将军关当乡长。那时，将军关属蓟县八区。旧历五月十九（公历6月16日）那天，我们西山八个乡的乡长在下营开会。大约下午两点左右的时候，进来一个区公所的人，叫主持会议的下营伪警察分驻所的朴巡官接电话。他接完电话，又打发一个勤务员把我叫去，对我说：“刚才蓟县公安局长来电话，说有一部分身份不明的军队从宛平县出发，已经到了白马关，奔古北口方向来了。据说这支部队是红军，上方有命令，要阻击他们。明天下午保安队和地方自卫队有一百多人要到将军关布防，你马上回去负责安排军队的吃住，不得有误!”

我大约在傍晚六点赶回村里。第二天，村里果然来了一百多军队，在东山、西山、北大庙安顿下来，由将军关伪警察所耿巡官和地方自卫团的张福衡负责指挥。他们在将军关摆开了抵抗红军的架势，可红军究竟是什么军队，为什么要打红军，谁也说不清。我们心神不安地等着这支神秘军队的到来。

当时，将军关设有电话局，局长叫朱博文。据从电话里传来的消息判断，红军推进神速，势不可挡。旧历五月二十这天上午，朱局长往石匣打电话还打得通，下午就不通了，显然是红军攻占了石匣。傍晚，六道河子的电话也不通了。不一会儿，陡子峪伪警分驻所巡官张千来电话，说六道河子已经失守。当夜，兴隆茅山又来电话，说红军正向兴隆县城挺进……五月二十（6月18日）晨，红军经过激战，攻下兴隆县城，陡子峪的少量守军恐慌，全部跑到将军关来，只留下了看守电话的人。傍晚，日军的铁甲车、汽车从承德方向开来，并有飞机助战，又有由古北口方向开来的日军夹击红军。在这种形势下，红军撤出兴隆县城，由六道河子经南山去四座楼未成，又转向思家岭奔将军关而来。五月二十二（6月19日）拂晓，红军到达思家岭，距陡子峪仅有十多里了，陡子峪看电话的人也仓惶逃到将军关来。不多时，红军进入了陡子峪。

将军关守军准备迎击红军，人马都上了东西两山。我见形势危急，便把张福衡和耿巡官叫到北大庙后边。我对他们说：“六道河子挡不住红军，连兴隆县城都被人家拿下了，难道咱这一百多人就能挡住人家吗？你们两人可得三思而行！”耿巡官说：“如果顶不住，咱们打响了就退，对上方也好交待。”我坚决地说：“那不行！红军是什么军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民国十九年，一股奉军从香河流窜到盘山，结果盘山一仗没把人家打跑，人家倒把盘山的村子烧了；到了靠山集一仗，也没把他们咋着，靠山集、马各庄又被烧个一塌糊涂；到了将军关，自卫团打了一阵没顶住，又叫人家把将军关烧了九十多家，共三百多间房，还打死两个老百姓……如果你们今天再打，双方伤亡不说，老百姓又得遭殃。所以，我认为一定不能打，不如你们二人带上队伍一退了事。”我又对张福衡说：“你张福衡可是大家富户！你看怎么办好？”靠山集闹奉军那一年，他家的房子就被烧了。听我一席话，他自然知道了利害，忙说：“我也同意不打。”我又进一步做耿巡官的工作，我说：“老耿的难处我知道。你是东北吉林人，可家眷都在这儿，你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寺。你如果走不了，就把军装手枪都交给我，我给你换上便衣，你到学校里去充当教员，我保你全家安全，你看行不行？”他先是低头不语，沉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地说：“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我把耿巡官带到村里的关帝庙。村公所就在关帝庙的西耳房，学校也在庙内。我叫学校的张印廷老师给耿巡官换上便衣，我把他的手枪裹在黄军装内，藏在周仓泥像的帽盔里。一切安排好后，我便去迎接红军。后来，红军在村里发现了耿巡官，收缴了他的手枪和军服，还劝他参加抗日。他没有干，带着家眷回老家去了。

我赶到将军关口外，已是早晨七点多钟了。等了一会儿，大约八点左右，果然见红军的尖兵向将军关开来，约有一个班，十来个人，端着大枪，上着刺刀。这支军队的装束奇特：脚上穿着草鞋，头上戴着竹条和油纸编成的大斗笠，身着灰军装。我迎了上去。尖兵的一个班长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答：“我是本村的村长，是来迎接军队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军队，只知道你们打北边来了。”班长说：“我们是工农红军，现在叫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我们的司令员和政委在后面，马上就到。这里的自卫团和警察到哪里去了？”我说：“都跑了。”他又问：“这里的电话还有没有？”我说：“有。”班长一声令下：“立刻把电话切断！”几个战士就跑进村去了。不一会儿，后面又有大约一个排，呈扇面队形上来，再后面，是大队人马。大队过了一阵，来了一个个头不高的军人，消瘦白皙的面孔，像个文人。一直守在我身边的班长跨步上去行了个军礼：“报告政委同志，这是将军关的村长，是来迎接我们的。”这位“政委同志”很和气地向我点点头说：“很好！我是邓华。”他说一口南方话，乍一听，不太好懂。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位司令员叫宋时轮，个子比邓华高大壮实。他们是八路军的“四纵”。“八路军”我是第一次听说，第一次眼见。他们与我过去所见到过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说话和气，纪律严明，生活艰苦，爱护老百姓，当官的没有架子。

进到村里，我给部队安排了住房。司令部就驻在现在当大队办公室的那个院里，邓华同志夫妇住在西厢房的里间。邓华的夫人那时侯很年轻，留着小平头，戴个军帽，完全是男子装束，像个小兵。

部队安排停当之后，邓华同志找来供给处长曾兴亚，和我商量给养问题。曾兴亚同志告诉我，打完兴隆之后，部队就没有给养了，一路上也无法补充，所以，请我协助解决粮食问题。我一口应承下来。我们庄南头有个蔡荣坤，他家储有小米，我去找他买，按当时市价，一元钱一斗，一斗是二十斤。头一天两顿饭，用了四千斤。第二天，宋时轮司令员带领千人左右的队伍去了靠山集、上营、彰作、中心村，将军关就只剩下千余人了。

部队一进村，立刻开始了宣传群众的工作，使古老的将军关活跃起来。村里贴满了大标语：“誓死不当亡国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拥护蒋委员长！”……第二天，在村里的关帝庙前的四棵大槐树下搭了台，架起了席棚，挂上了横标，邓华同志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邓华同志、姜时喆同志，学校的教员张印廷、校长蔡靖宇还有我。姜时喆同志原在房山县一个学校里做事，当时是政治处的干事，来到将军关后，他就住在学校里。大会开始，首先宣读邓宋纵队的布告，由姜时喆念。因为他有口音，下面喊听不懂。布告的内容大意是八路军开赴冀东，要在长城内外，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大会开得很热烈。会后，邓华同志叫我和姜时喆晚上到司令部去。

晚上，我来到司令部，见邓华政委和一些同志正在忙着。在邓华政委的外屋，一个负了伤的同志趴在担架上，头前放着一个小炕桌，桌上铺着一张地图，这个同志正伏在地图上聚精会神地查看着。原来，他是司令部的王参谋。他在白马关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敌人的子弹射穿了他的左胸上部，但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着。姜时喆同志向我介绍了他，并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帮助王参谋在地图上标出这一带的详细地名。王参谋向我介绍说，这次邓宋纵队东进，是计划在雾灵山一带开辟地区，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在受到日军夹击后欲转向四座楼一带。从将军关到四座楼地图上只标有大地名，没有小地名，更没有交通路线，因而不利于部队的行动。于是，我把从将军关到茅山的沿途村庄、地名在图上标出，并详细介绍了这一带的情况。我和王参谋一同工作了两天，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他告诉我，他是热河南营子人，原在遵化读书，四年前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他家里还有父母、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他给我留下了家庭住址，一再嘱咐说，如果他牺牲了，要我一定代他去看望家里的人。可是，我以后再也没见到他，也没得机会到他家中看望。

这次邓宋主力来将军关住了七天。旧历五月二十八（公历6月25日），来自黄崖关外的日军从靠山集、中心村向将军关发起进攻。战斗打响之后，政治处、参谋处机关及伤病员由一个连掩护，沿锅腔沟退向西陡峪，没吃完的粮食由群众帮助转运出去。当晚，日军占了将军关，不再北进。邓宋部队按我标的路线经夹门石、黄土梁到四座楼。伤病员留在那里，部队继续北上，由六道河子、栅子沟、猫洞到了雾灵山，再向东经半壁山、喜峰口，攻下迁安县后又折回马兰峪，然后，一部主力第二次来到将军关，队伍由邓华带领，人数大不如前一次多。由于连续辗转山地，又值雨季，加上不断作战，部队伤病员增多，牲口损失也很大，但斗志仍十分旺盛。

纵队在将军关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地点是邓华同志住的西厢房外屋，摆了两张八仙桌。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处的同志和李子光同志。李子光同志从蓟县来，我原认识他。1934年，为调张印廷老师来将军关教书，我到下营的学校找张印廷时认识了李子光同志。他是蓟县人，当时叫贾一中，人们都称呼他贾老四。他以卖书为掩护在社会上活动，常出入学校，因而与张印廷熟识。张印廷来将军关教书后，李子光还来过两次，挑着两个木箱，里面是书籍和笔墨纸砚。他在学校里住过一夜。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建立抗日政权和开展敌后武装斗争，选派军队的同志到地方去工作，派出了蓟县、遵化、迁安、卢龙、滦县、丰润、玉田、平谷等八个县的县长。我记得第一个决定的是蓟县县长王巍，还有平谷县县长是姜时喆，其它几个县的县长我不记得名字了。会后，被委派的同志带上介绍信，分赴工作地点。我也拿到一张任命我为将军关村村长的介绍信，是用一张十六开纸写的，上面盖有八路军邓宋纵队的大印。

我记得邓宋部队最后离开将军关是在那年旧历七月十八。那天清晨，我和姜时喆同志在学校里，听到南边响了一枪。姜说，可能是枪走火。连响数枪之后，我们一块退向锅腔沟方向。敌人来势很凶。我家有四头牛，放牛的一听南边响枪就吓跑了。我父亲把牛赶到西山沟，躲在崖根下，万恶的日本鬼子打死了老人家。这一天，我永远也忘不了。

邓宋纵队虽然走了，但他们挺进冀东，点燃了冀东抗日武装斗争的烽火，给沉睡千年的平谷大地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开始在平谷建立，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平谷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责编：王静宇、赵秀玲

来源：《红谷故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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