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族政策与承德历史文化

一、清代民族政策的两大特点

( 一)因俗而治

这是清代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 即《礼记·正义》中所说的“修其教不易其俗, 齐其政不易其宜”, 就是在保持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 笼络和利用其上层分子, 根据各个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进行统治和管理。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遵从的传统执政思想, 清政府承袭了这一思想并有所创新。在这一方针指导下, 清朝在蒙古、西藏、新疆分别建立盟旗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和伯克制度, 以实施有效的行政管辖。

( 二)分而治之

即更多地采用“众建以分其力”的方针。清朝统治者既承认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给以各种优惠政策, 同时又严格限制其上层势力, 防止产生对中央政权不利的因素。如在对蒙古贵族宠之以封爵、谊之以姻亲的同时,又在广大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 使原先以部落为形式在草原上自由迁徙的蒙古民众被严格地固定在许多以旗为单位的小块领地内, 不能形成全民族统一的地方政权。在尊奉喇嘛教的问题上也是分而治之, 既在后藏册封班禅以与达赖喇嘛并尊, 又于内、外蒙古地区尊封章嘉活佛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四大活佛并尊, 各掌一方教务, 都受清廷册封,更便于清廷实施分治策略。清代民族政策的有效实施, 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 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承德历史文化的母体——源远流长的滦河流域文明

承德地处滦河北岸, 古称滦阳, 位于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 塞罕坝这道天然的屏障减弱了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 承德因此形成了天高气爽、夏季清凉的独特气候, 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雨量充沛、河流众多, 以滦河为主流, 闪电河、小滦河、伊逊河、武烈河等支流纵横, 润泽着这片植物茂盛、动物繁多的沃土, 为先民们提供了理想的生息繁衍之地。这也恰好解释了滦河流域及与之相邻的内蒙古草原、辽河流域为什么成了东胡、鲜卑、契丹、蒙古等以“逐水草而居”为特点的游牧民族崛起的摇篮和驰骋的牧场。

据有关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情况可知,承德曾先后存在过较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游牧文化及农业文化, 滦河流域文明可谓是源远流长。笔者认为, 在清代以前, 滦河流域文明曾先后出现过五次高潮, 即以红山文化遗址为标志的第一次高潮, 以燕文化为标志的第二次高潮, 以唐朝铜镜文化为标志的第三次高潮, 以辽文化为标志的第四次高潮, 以金代北方农业兴盛为标志的第五次高潮。辽金以后, 承德历史文化的发展相对放缓。元代的承德大部分成为蒙古民族的游牧地区。明初,承德先后属北平府、北平行都司和兴州五卫。永乐二年( 1404 年) , 明成祖将大宁(今承德平泉、内蒙古赤峰一带) 、兴州等卫所迁于长城以内, 承德一带遂成“边外弃地”, 蒙古贵族常常驱劲骑由此南下抢掠, 甚至威胁京师。在战争的扰害下, 承德人烟日稀, 许多古城变成了废墟。明穆宗时, 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一带, 对这里的古长城进行了重修或整修, 这段长城保存至今, 在承德境内自宽城经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 由古北口出境。明末, 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一度势力强盛, 承德一带又变成蒙古人的游牧之地。

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滦河流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但却在十六国时期和元末明初被人为地中断, 从而导致滦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出现了一些空白点, 直至清朝“康乾盛世”才得以在民族政策实施的强有力推动下获得新生, 并形成了滦河流域文明的第六次高潮。这也就是狭义上的承德历史文化, 亦即本文所指的承德历史文化, 它有四个重要的标志和载体: 木兰围场、避暑山庄、外八庙、热河文庙。

三、清代民族政策的有效实施是承德历史文化成型的主要促成因素

( 一) 抚绥蒙古的执政方针是承德历史文化得以成型的政治基础

清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政策, 在加强各民族团结的同时, 更强调满蒙一体, 以求在稳定内地的同时有效巩固北疆边防, 故其势必要在各项政策上向蒙古倾斜, 从而使一度荒凉的承德因此得到了开发建设的千载良机。这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开发木兰围场,整军习武, 使蒙古部落“畏威怀德”

满民族以骑射起家, 围猎原就是他们最常用的狩猎方法, 并由此锻炼出一支勇悍的八旗劲旅, 得以与明朝抗衡并最终取而代之。故此, 满洲贵族为保持武威之势, 在入关定鼎以后也常常去南苑甚至出塞打猎, 从多尔衮到顺治帝再到康熙帝都不乏此举, 康熙帝尤好此不疲。康熙十六年( 1677 年) , 在平定“三藩”战事已逐渐取得优势的形势下, 康熙帝出塞北巡, 祭遵化孝陵后出喜峰口, 首次来到承德, 驻跸喀喇河屯, 而后会合当地蒙古贵族北上, 视察了地处蒙古草原东北角的塞罕坝一带。康熙二十年( 1681 年) , 他再次出塞北巡, 至塞罕坝一带故地重游, 以漠南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部敬献牧场的名义, 创设了木兰围场, 整军习武, 筹边任贤, 安抚蒙古诸部, 由此拉开了康乾盛世的序幕。此后一直到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 , 清帝共在木兰围场举行秋猎105 次之多, 其中以乾隆时的行猎活动最为壮观:“自旧藩四十九旗暨喀尔喀、青海诸部分班从围, 绥辑备至。洎平西域, 远藩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安集延、布哈尔, 朝谒踵集, 唯恐后时。土尔扈特亦挈部众万里来庭。”[1]

清政府不仅继承了以往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曾行之有效的羁縻政策,通过封爵、赏俸、联姻、朝觐等手段, 政治上扶持笼络, 经济上优待厚赏, 而且推陈出新, 别开生面: 其一是在原有“年班”制度的基础上催生了“围班”制度, 发展了边疆部落首领朝见皇帝的新制度。原来例行朝见清帝的各部落首领, 按年度于十二月封印前到京, 无故不来者予以惩处, 因各部落久居高寒地区, 其人到京后易受热出痘, 常以入塞为惧。康熙帝为更好地联系和管理蒙古诸部, 决定让未出痘的蒙古部落首领随从秋猎, 趁势在凉爽宜人的木兰围场接见他们, 这就是所谓的“围班”。其二, 每次的秋猎都声势浩大, 真枪实箭, 是绝好的军事演习。通过围猎活动, 加强对八旗子弟兵的训练整顿, 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大有益处。其三, 蒙古各部王公也参加围猎, 猎物多者可受到皇帝赏赐, 在围猎后的宴会上还常常举行号称“塞宴四事”的“诈马”( 骑生驹) 、“什榜”( 蒙古乐队演奏) 、“相扑”( 摔跤比赛) 、“教”( 驯马表演)等文体活动。借声势浩大的秋猎炫耀清朝强大的武力, 对各部落首领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慑, 使蒙古王公们在倍感恩德之余无不心怀凛惧, 甘心对清廷效忠。清廷恩威并用, 既丰富了民族政策和活动的内容, 又达到了整军习武、巩固边防的目的。

2 、重视行宫作用,建立处理国内外重要事务的新模式

顺治七年( 1650 年) 夏, 摄政王多尔衮出古北口避暑游猎, 决定在喀喇河屯筑建避暑城, 命户部加征直隶等九省丁银249 万两,以备工用。同年冬, 多尔衮到承德一带打猎,病死于喀喇河屯。顺治帝亲政后, 下令停建避暑城, 并于次年四五月间出塞北巡, 过独石口, 巡视了多伦诺尔、喀喇沁、四旗厅一带, 曾驻跸喀喇河屯, 进古北口还京。此为入关后清帝出塞北巡及到承德之始。

康熙十六年( 1677 年) 后, 为解决北巡和秋猎的中途休息、往来辎重和各种用品储存等问题, 从京城至木兰围场一线陆续修建了31 座行宫, 如石槽行宫( 在今密云县白龙潭风景区) 、两间房行宫( 在今滦平县两间房乡) 、长山峪行宫( 在今滦平县长山峪乡) 、桦榆沟行宫( 在今滦平县陈栅子乡桦榆沟村) 、喀喇河屯行宫、热河行宫( 即避暑山庄) 、波罗河屯行宫( 在今隆化县董存瑞烈士陵园) 等等( 诸行宫自兴建后几经变化, 或裁撤, 或坍毁, 现在除热河行宫大体保存完好、石槽行宫重建、东庙宫存山门及宫墙外, 其余均已无存) , 其中以喀喇河屯行宫最早发挥作用, 热河行宫则规模最大, 地位和影响也最重要。

清帝重视行宫的地位和作用可从契丹、女真族的“捺钵”习俗中寻觅到渊源。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常年与草原、山野及变幻不定的恶劣气候打交道,“秋冬违寒, 春夏避暑, 随水草而畋鱼, 岁以为常”[2] , 至辽代就形成了“捺钵”制度。“捺钵”为契丹语音译, 汉语意为“行在”, 即指皇帝的行宫所在,“四时各有行在之所, 谓之捺钵”。辽帝处理军政大事多在“捺钵”, 金代亦然。蒙古入主中原以前完全仿效辽、金的四时“捺钵”, 而入主中原后则改为夏秋出塞, 春冬居城, 沿途修建行宫, 随时召见臣下处理政务。

康熙四十二年( 1703 年) , 康熙帝北巡塞外, 在喀喇河屯行宫度过了50 寿辰。同年,避暑山庄开始动工修建, 8 年后基本建成, 从此山庄就成为清帝每年避暑与处理军政大事的活动中心。例如: 乾隆二十年( 1755 年) ,乾隆帝在此大宴厄鲁特蒙古四部上层贵族,庆贺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的胜利; 乾隆三十六年( 1771 年) , 乾隆帝在此接见率部万里东归的土尔扈特蒙古首领渥巴锡;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年) , 乾隆帝在此接见自后藏万里东行来庆贺乾隆帝70 寿辰的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等。可见, 就避暑山庄的功能和作用来说, 远非一般行宫可比, 实为清代的第二都城和政治中心, 尤其是在便于笼络各民族上层人物这一点上来说, 更是连京师也无法与之相比的。

3 、兴建外八庙,以宗教手段巩固满蒙联盟,收“万法归一”之效

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五年( 1713～1780 年) , 为实施尊崇喇嘛教、笼络蒙藏贵族以安定边疆的国策, 康、乾二帝在热河行宫外围、武烈河畔陆续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12 座皇家寺庙, 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外八庙”。

乾隆皇帝借庆贺60 大寿、皇太后80 大寿边疆各部首领来贺之际, 不惜150 万两白银的巨资, 仿西藏喇嘛教中心布达拉宫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在该庙的红宫主殿, 乾隆帝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御书题额“万法归一”, 以示天下万法以此为正宗总舵。这当然是别具深意的。喇嘛教盛行于蒙、藏地区, 活佛们在蒙藏民众中有极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特别是居于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势力浩大, 根深蒂固, 这样对清朝皇帝实施“大一统”战略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清廷不仅让四大活佛并尊, 分而治之, 而且还要把皇权意识注入蒙藏上层人物的精神信念里。当他们在木兰围场、热河行宫觐见过皇帝后, 又到普陀宗乘之庙叩拜, 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 喇嘛教的中心在这里而不是在西藏, 喇嘛教的信徒固然要忠诚于活佛, 但更要忠于清朝皇帝。

外八庙是在清朝安定北部、西部边疆过程中陆续建造的。边疆民族问题能否妥善解决, 事关清朝的“大一统”能否最后实现。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碑文中留下了许多清朝对准噶尔部分裂势力斗争以及怀柔蒙、藏部落的历史记录, 故山庄和外八庙既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见证, 又是清朝中央政权实施“大一统”政策的产物。

4 、在调整和改革行政机构时,提升承德地方机构的级别

清初承德之地大部分属直隶省, 清代史籍中所载承德之最早地名是“哈伦告鲁”或“哈伦廓勒”, 为蒙古人的牧马场, 汉文地名就是“热河”, 有一个名叫“热河上营”的小山村( 在今市内火神庙一带) , 可谓“名号不掌于职方”[3] 。但热河之地“左通辽沈, 右引回回, 北压蒙古, 南制天下”,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是当时中原沟通东北、蒙古的必经和近捷之路, 很快就受到了重视。自举行木兰秋猎和避暑山庄兴建以来, 热河一带一跃而成为天子的“夏宫”、“陪都”, 地位陡升, 来来往往的各阶层人士逐年增多, 馆驿、客栈、衙署、官宅、酒肆店铺、茶楼戏园也随之而生, 很快就出现了城镇雏形, 至康熙晚年已有“生理农桑事, 聚民至万家”[4] 之景。康熙四十五年( 1706 年) 设围场总管衙门于隆化唐三营,雍正元年( 1723 年) 设热河直隶厅, 为承德设立衙署之始, 后又置热河驻防八旗, 其总管衙门在今东大街原热河省政府之处, 雍正十一年又改为承德直隶州。此后, 热河、承德二名相袭并用, 流传至今。当时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均隶属于皇家内务府, 外八庙直属理藩院。

地方行政机构的不断升格, 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城镇的发展。乾隆三年( 1738 年) ,由原有的总管改设热河副都统。乾隆五年( 1740 年) , 设热河兵备道。乾隆七年( 1742年) , 复热河直隶厅。到乾隆中叶, 热河已发展成为联络关内外、商业发达、市井繁荣的大都会, 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者甚至认为这里的繁荣不亚于北京。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年)改置承德府( 府署在避暑山庄宫墙南、大榛子沟东麓一带, 原为热河理事同知厅和承德州衙所在) , 辖平泉州、滦平县、丰宁县等二州五县, 包括今河北长城以北, 汤河流域以东, 内蒙古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以南, 辽宁松岭山以西地区。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平泉州由雍正七年( 1730 年) 所设的八沟厅改置( 1913 年又改设平泉县) , 因该地平地涌泉, 泉水冬暖夏凉, 清澈长流, 乾隆三十八年立碑“平泉”而得名;

滦平县是由乾隆七年( 1742 年) 所设的喀喇河屯厅改置, 治所在今滦河镇, 以地濒滦河且兼有向往太平之意, 故称滦平县;

丰宁县由乾隆元年( 1736 年) 所置四旗厅改设, 取“丰芜康宁”之意而名。

嘉庆十五年( 1810 年) 设热河都统署( 副都统正二品, 都统从一品, 本职与三品的总管一样, 都是主管八旗驻防事务) , 衙署仍在原总管衙门, 辖区东至今辽宁境内, 北达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巴林旗等地, 西包古北口、喜峰口。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 夏, 嘉庆帝按每年惯例秋猎木兰, 一路上照常处理政务, 因路上中暑, 抵达热河行宫后即病倒,殁于烟波致爽殿西暖阁。道光皇帝继位后, 清朝国势日衰, 木兰秋猎不复举行。

宣统二年( 1910 年) , 析博洛和屯( 又作波罗河屯) 、郭家屯、张三营三巡检地建隆化县, 次年归属直隶省承德府。

( 二) 对塞外的经济开发是承德历史文化得以成型的经济基础

1 、庄园的继续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清入关之初实行圈地、投充、流人等民族压迫政策, 在京畿大规模圈占官民土地, 建立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兵庄田, 河北各州县汉民多流离失所, 难以为生, 有的投充旗下为奴,有的就逃往漠南蒙古察哈尔、喀喇沁两部控制的承德牧区开荒种地。如此情形引起关内汉族地主和农民的极大不满, 民情激愤。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 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康熙皇帝于康熙八年( 1669 年) 亲政后, 立即下令停止“圈地”, 提出将口外闲地开禁的政策,在长城以北( 包括承德在内) 垦荒种田, 把察哈尔、喀喇沁两部控制的承德牧区分别划为皇室、王公贵族之直属领地, 设立庄头, 役使壮丁, 或招汉民垦种牧地。户部遵谕于次年二月提出以“古北等口外空闲之地, 分拨八旗”, 当年从京畿迁138 所大粮庄到承德, 此旗地所征之赋税主要用于供应承德驻防八旗兵丁及其家属。清廷移民垦荒、开发庄园, 使承德的农业得到很大发展, 粮食产量大增。据统计, 康熙四十八年( 1709 年) , 口外粮食除自给自足外, 已陆续进关销售, 不久就撤消了米谷不准进口的禁令; 到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年) , 承德府及其所属三州县有旗地约17791 公顷, 民地3441 公顷, 所产粮食除食用和外销, 还在热河建立了粮仓。

农业生产的发展还体现在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推广及新品种的引进上。康熙帝亲自在京师中南海丰泽园种了几亩御田稻, 并向全国各地推广。在热河行宫动工时, 康熙帝就命人在热河泉北侧萍香泮之后开出一片御瓜圃, 其东北部低洼处建稻田一方, 御瓜圃里种上了瓜豆果蔬, 稻田里则播种了从京城带来的早御稻并获得成功。康熙堪称是最早在承德种水稻之人。

在经济作物方面, 突出的表现是养蚕业的不断扩大。乾隆时, 迁入塞外蒙区的山东汉族移民除将各种蔬菜、谷类移植塞北外, 还将柞树、柞蚕种移来, 开始向蒙民传授养蚕技术。平泉曾成立了专门的缫丝织绸作坊, 收购各旗蚕茧。承德府街面上销售的“褡裢绢”、“茧绸”、“绢缎”等产品, 也是蒙、汉民户共同开发塞外养蚕业的结果。

2 、工业、采矿业的发展

承德地区的手工业自康乾以来得到不断的扩大发展, 甚至局部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由于修建避暑山庄、外八庙这样的大型工程, 有大批外来的瓦工、木工、雕绘工等各种工匠留在承德从业; 扈从清帝来承的王公贵族、大臣们的吃穿用戴, 又为承德的皮革业、首饰加工业、纺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销售市场。

承德的采矿业也有发展。由于修庄建庙耗费掉大量木材, 再加上城市人口剧增, 对木柴的需求量增加, 因此迫切需要以煤代柴, 承德的采矿业终于有了发展机会。乾隆二十六年( 1761 年) , 直隶布政使张诚基、承德知府裴英阿联名上奏, 请允民户王起凤开采煤窑山一带的煤矿( 今承德县上谷煤矿) , 清廷同意并批示:“先招募殷实良民, 分顶山场界地, 取结认采。煤旺窑成, 请给贴纳税开采, 其煤听其自售以为工本。”乾隆四十三年( 1778年) 直隶总督周元理也有同类奏章, 得到批复, 使庙尔梁( 今承德县暖儿河) 煤矿、打吉口( 今平泉大吉口) 煤矿得到开发。这些矿主聘请外地具有开采技术的人当技师, 当地大户也集股投资, 出煤后, 因交通工具所限, 采取了水路运输的方式, 由兴隆彭杖子滦河码头起运, 经下板城、上板城西营到今承德东大桥一带的码头卸货, 专供承德街市的官衙及民户用煤。

3 、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旺

承德之地虽一度荒废, 但其连接东北、蒙古、华北的特殊地理位置是显而易见的。自康熙北巡, 特别是木兰围场开发和热河行宫扩建后, 承德终于迎来了再度发展的良机。

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年) , 为便于木兰围场与京城的联系, 清政府在漠南蒙古设置了三条驿道和一批驿站。一条驿道自古北口起, 经滦平、隆化到内蒙古乌珠穆沁, 共450余公里; 一条自喜峰口起, 经宽城、平泉到札赍特部, 共800 多公里; 一条是古北口部员所司驿站3 处( 滦平安匠屯、红旗、王营) , 专为朝廷传递公文信件。每路设管领蒙古员外郎1 员, 每百里为一站, 有马50 匹, 驿丁300人。战时, 这些驿道用来集结兵力、运送粮草,平时则用于交易互市、换茶换马、通商通婚。蒙古王公进京朝觐和朝廷派遣官吏、递送公文, 都要走这些驿道。

康乾盛世时, 朝鲜、缅甸、安南、日本的大臣使节到承德觐见清帝,也是经由这些驿道。道路和驿站的开通又带动了木兰秋猎的兴盛和热河行宫地位的上升, 大批满汉蒙王公大臣及其随从往来、暂住于承德的诸行宫, 再加上驿站人员、驻军官兵的日常需要, 为承德的商业、服务业提供了丰富的商机, 使承德很快形成了一个空间极大的消费市场。清廷为便利商人从关内运货供应承德市场, 特地采取出口免税的政策以资鼓励( 清初长城各口都设有税卡, 惟独古北口不设) , 此项措施直接促进了承德商业贸易的繁荣, 大批客商和蒙古驼队往来于长城内外, 使承德迅速发展成为市井繁华的较大都市, 并成为联络关内外的重要商业中心。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 , 朝鲜使臣朴趾源来承德为乾隆祝贺70寿辰, 对承德的繁荣有深刻印象, 他在归国后撰写的《燕山录》一书中写到:“既入热河,宫闱壮丽, 左右市廛, 连通十里, 塞北一大都会也。”再如八沟街( 今平泉县城) 为雍正七年( 1729 年) 所设八沟直隶厅厅治所在, 地处西近承德府治、北入蒙古腹地、东通辽沈的交通要地, 又是漠南蒙古昭、卓二盟数旗的贡道, 很快成为沟通关内外经济的重要商品集散地, 沿街两侧商号店铺鳞次栉比, 货物齐全, 有名的商号、作坊就有200 余家, 大路上货车、驼队每日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当时有“拉不败的哈达( 今赤峰市区) , 填不满的八沟”之说。

( 三) 扶植承德文化发展是承德历史文化得以成型的文化基础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 , 乾隆帝颁旨,鉴于热河之地“户口日增, 民生富庶, 且农耕蕃殖, 市肆殷阗, 惟弦诵之风未盛”, 特令直隶总督周元理、学政罗源汉筹办热河办学和建学宫( 文庙) 事宜。三年后, 热河文庙正式落成, 全部经费由清廷直拨。文庙占地16700平方米, 四周环绕红色围墙, 庙前有紫红色照壁, 清廷特准热河文庙所有龛案、神牌均照北京太学样式安设, 又将内务府周铜10 件( 宝鼎、宝尊等) 拨给热河文庙, 并配以祭器、特磬、编钟等乐器及文舞生、乐生、执事生等, 充分显示出皇家学府的气派, 故得以与曲阜孔庙、北京太学并称三大文庙。当年, 热河文庙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 规格与北京太学相同,乾隆帝亲临瞻拜。此后乾隆帝每年到承德后,必到文庙拈香行礼, 史载共17 次。

热河文庙除正院外, 东院建尊经阁, 为皇家储存图书之处,《古今图书集成》曾存于此阁, 还有《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 共藏善本书180 余种13046 册, 同时还将内务府所藏的各种文物登记备案, 移交此处保存;西院建明伦堂, 俗称府学、老师衙门, 其西侧斋房是童生学习的课堂, 北部高台阶上的教授署是当时承德的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热河文庙落成时, 承德府学有50多名秀才, 到嘉庆时已有400 多名秀才。为鼓励学子们求学上进, 乾隆四十三年( 1778年) 还在府西建立了“热河考棚”。有清一代, 承德先后出了56 名贡生、159 名举人、22名进士, 这22 名进士中有16 人是承德建府学后产生的。

随着热河文庙的建立, 承德各地相继成立了一批书院, 热河街有秀峰书院( 后迁至西大街, 更名振秀书院) , 滦平县城有滦江书院, 丰宁有凤山书院, 平泉有平泉书院等。各书院在学校制度、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校务管理上均有革新, 例如: 书院学制一年即可离院自修, 参加府学考试, 也可学习数年; 课程除规定的《四书》、《五经》外, 经史子集皆可涉猎; 书院经费由师生共管和监督; 注重学术交流和论辩等。书院一反老八股的旧文风, 形成重实学、讲实践的新学风, 使承德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 也为承德各地培养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儒生。

四、历史的启示

承德历史文化的这些重要载体堪称是清代民族政策的活化石, 集中反映了盛世帝王的大一统情结, 这种大一统的治国思想又是承德历史文化的精髓所在。自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迭兴,交替执掌承德地区的发展大权, 至清代盛世,汲取了前代治国的经验教训, 把强悍进取的游牧民族精神与淳朴的农耕民族精神融为一体, 民族政策成熟而卓有成效, 其具体表现是不再和亲、岁币、修长城, 而代之以辽阔开敞的围场、秀美的皇家园林和富丽堂皇的皇家寺庙, 体现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强大巩固。

承德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避暑山庄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 外八庙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寺庙群, 普乐寺中的千手千眼佛是世界上最大的木佛, 木兰围场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狩猎场。承德历史文化还充分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汇的多源性、集粹性、包容性, 如外八庙的建筑就融汇了多民族的建筑艺术。从历史渊源看, 承德历史文化与滦河流域文明一脉相承, 密不可分, 而从其本质看, 当是宫廷文化与平民文化、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多元性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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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尔巽等:《清史稿·志·礼九》, 中华书局, 1986 年。

[2] 《辽史》卷32 《营卫志中》。

[3] 康熙《溥仁寺碑文》。

[4] 康熙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之“烟波致爽”。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景瑞主编:《承德民族开发史》,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

2 、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6 期。

3 、苏德:《清代前期民族关系探述》,《内蒙古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 年2 期。

4 、田淑华:《避暑山庄文化探源》,《北方文物》2001年3 期。

5 、杜江:《清代国家统一和团结的象征》,《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 年3 期。

( 作者单位: 承德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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