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读书 | 北大燕南园的那些“文化巨匠”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与您分享的《忆闻》。上一期节目我们讲过了清华近代史上的“五大导师”。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访一下 北大燕园的“文化巨匠”们。
燕南园是北京大学的“园中之园”。冰心、朱光潜、汤用彤、冯友兰等各个领域的大师都曾在此居住。
-PART 01-
冰心
一说起燕南园66号,众人会说这是冰心的家。其实,冰心是跟随丈夫入住。一说起冰心,大家就想起她写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觉得她应该是慈祥和蔼的。那么,真实的冰心到底如何呢?
1926年,冰心从美国留学归国,在燕京大学当老师,并没有获得学校分房。这是学校分给冰心的丈夫吴文藻的住处。吴文藻是一位社会学家,费孝通是他的学生。他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跟他说:“你来燕大吧,我让你当教授,而且你会是社会学系的创始人和系主任,我还给你分房。”1929年,吴文藻和冰心举办了婚礼。婚后,冰心也一起住进了66号院。
吴文藻虽然是大社会学家,但是知名度远不如妻子冰心。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夫妻俩恩爱又互补。他们把大量的期刊放在家里,对所有师生开放。66号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开放期刊阅览室”。吴文藻有着书呆子特性,每到不解风情之处,冰心都会用巧妙的言语化解。
冰心是作家,写儿童文学,很多人觉得她应该是一位非常慈祥的女人。其实,真实的冰心是冷若冰霜的。梁实秋跟她关系甚好,他曾说:“从《繁星》到《春水》,我读出的冰心是一个温度低于零度的人。”季羡林还是清华学生的时候,慕名前去旁听冰心在清华的课,没想到冰心一看人这么多,就说:没有选课的同学再也不许来了!季羡林被吓得再也不敢去了。
虽然冰心冷若冰霜,但她与丈夫建造了一个恩爱的家。两人相识于赴美留学的船上。她在感情上非常执着、保守又专一,喜欢安定的生活。他们养育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其中,两个女儿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
冰心和丈夫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吴文藻填补了社会学中文教材的空白,一直致力于把欧美的社会学变成中国化的社会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冰心夫妇离开居住了八年的燕京大学,去了日本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来。当时社会上崇尚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没有了。吴文藻没了工作,只好去了中央民族大学教民族学。冰心也跟着丈夫住进了民族大学的房子,这也是她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冰心和丈夫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吴文藻在1985年去世了;冰心活到99岁,1999年去世,死后与丈夫合葬在一起。
-PART 02-
朱光潜
同样在燕南园66号院住过的还有美学大师朱光潜。他从20世纪70年代末搬到了冰心曾经住过的院子。如果说中国第一代美学宗师是王国维,那么朱光潜就是第二代。
朱光潜先后在中国香港、英国、法国、德国求学,获得双博士学位,是当之无愧的学霸。他从25岁开始触及美学。在德国斯特拉斯堡读博时,他进一步研究,写了《悲剧心理学》,并且在1929年出版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朱光潜显示出了在美学上的学术潜力。
1933年归国后,胡适介绍他去到北大外语学院。“卢沟桥事变”后,朱光潜去了四川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四川大学爆发了拒绝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运动,朱光潜成为这场抵制运动的带头人,带着多位教授罢课。
共产党发现,朱光潜很有培养潜力。但是,朱光潜在国民党陈立夫的劝说下去了武汉大学。国民党阻止他加入共产党,他只好加入了国民党,并且成为当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拥有较高的地位。他的这段经历,为他以后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1946年,他又回到了北大任教。1948年年底,很多学者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大陆、台湾,或者别的国家,何去何从,这将影响他们的后半生。国民党想争取一批教授到台湾,胡适排第一,朱光潜排在第三位。他最终选择留在了大陆。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朱光潜的身体越来越差。为了学术,他开始与自己的身体赛跑,通过跑步和打太极恢复身体。同时,他开始学习俄语,看列宁原著,保持着对学术的追求。1963年,他出了一本书,叫《西方美学史》,上下两卷,很不容易。20世纪70年代末,他翻译了黑格尔的《美学》,共110万字。临终之时,他又翻译了意大利维柯的《新科学》。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他能取得如此的学术成就,令人佩服。
-PART 03-
冯友兰
在燕南园57号,住着另一位对美学有所研究的教授,他就是哲学家冯友兰。他大约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搬到这里,一直住到去世。
冯友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回顾冯先生的一生,他曾四写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第一次写哲学史,是在1931年和1934年。他分别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册和下册。这两本书是首部系统地运用新方法探讨中国哲学的书籍,让中国有了完整的哲学史。
第二次是在西南联大期间,冯友兰不再按纪年撰写,而是按话题写。这就是著名的“贞元六书”,包括《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同是哲学家的邻居汤用彤夸赞他:“1949年以前,外国人了解中国哲学,就是通过冯友兰先生。”他代表了旧时代中国的最高哲学水平。但新中国成立后,这六本书令人对他的思想产生了质疑。
1949年,冯友兰给毛主席写信,我要用五年时间,用马列主义哲学观点,再写一部哲学史。这是他第三次写中国哲学史。实际上,五年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哲学是争夺民族思想的重要工具,当时,大学里所有老教师基本上都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们的课停了,需要进行自我教育。在仓促的重新学习下,冯友兰1961年才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书籍一出版就遭到了批评,说他对马列主义思想领悟不到位。1964年,他又出了下册,依然存在同样的问题。
但是,冯友兰还是幸运的。在家庭上,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支持着他,是他的精神支柱。
1980年,冯先生已经85岁了,身体很差。但他去医院很积极,他说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第四次写中国哲学史。就这样,1982年,他开始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一直到1989年,共出了六册。等到1990年,他写完第七册,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辞别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回顾冯先生的一生,他一直想跟国家和新社会共呼吸,让自己的思想在新时代绽放光芒。虽然他总是慢了半拍,后半生历经波折,但他最后一次撰写中国哲学史,应该是没有遗憾了。
-PART 04-
汤用彤
在冯家的隔壁,燕南园58号,住着另一位哲学教授汤用彤。
很多人知道哲学家汤一介,却不知他的父亲汤用彤。学术圈有一种说法:大汤小汤,非一味之汤,中间隔着100个季羡林。他为何能享受如此高的赞誉呢?汤用彤是近代少有的、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我们来看看他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1952年校院大拆并,汤用彤教授搬到了燕南园,一直住到去世。汤先生是老清华人,曾留校当老师。1912年,他考入清华,后来考取庚款留美资格。1918年,他跟吴宓一起去美国,转去了哈佛大学攻读硕士。他与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三人常在一起学习,汤先生不仅学习中西方哲学,也学印度哲学,还与陈寅恪一起学习印度梵文和巴利文。
回国后,汤用彤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教中国佛学、印度哲学、魏晋玄学,他的学问集中在这三个领域。1934年,汤先生差不多写好了一套关于中国佛学的书稿,那就是著名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史》。“卢沟桥事变”后,他在长沙临时大学就把这本书出版了。这套书解决了佛学中很多重要的问题,非常全面,为中国佛教史研究奠定了基础。1945年,他又出版了《印度哲学史略》。这本书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是印度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印度历史知识。汤先生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在1949年完成的。
1948年年底,胡适将北大委托给汤用彤和郑天挺来照顾。他是老哲学家,倾向唯心主义哲学,所以更不受重视,被调去燕京大学负责基建。但汤先生一向好脾气,毫无怨言,他说:让我干这个,也挺不错。他一直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对新政权的理解与支持。
1964年,汤先生在病床上去世了,享年71岁。汤先生去世后,汤家依然住在燕南园58号一段时间。后来58号被收回后,儿子汤一介和儿媳乐黛云带着汤先生的四万册藏书兜兜转转,最终搬到了朗润园。1980年以后,汤一介大量整理父亲的书稿,一一出版。
汤家是真正的书香门第,汤用彤的父亲叫汤霖,是清朝光绪年代的进士。汤霖很喜欢《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汤用彤从小就能用湖北口音背诵,汤一介也沿袭了这一点。父亲研究哲学,汤一介也研究哲学。2004年开始,汤一介启动编辑《儒藏》,将5000种儒学书籍汇编,工程量超过《四库全书》。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本期就跟您分享到这里。除了文化领域,北大还有很多其他领域的大师,尤其是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校长。
那么下一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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