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魂所系” ——怀念张忠培先生指导大遗址工作的日子

“大遗址是我们的祖先以大量人力营造，并长期从事各种活动的遗存，综合并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构成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史迹的主体。”

“……其中相当部分已溶入民族情感之中，为国魂所系。大遗址对国家和民族而言十分重要，是为正确阐明和形象展示我国历史而在今后不能不逐步予以研究和揭示的遗存。”

“大遗址与自然和历史环境有密切联系，是一种自为或计划的群体系统和组合，地下遗迹遗物埋藏丰富，蕴涵大量的历史信息。大遗址可以包括：在考古学文化和我国历史上占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地位的村落、城市、手工业、军事、交通、水利、宗教、葬丧等设施的遗迹及相关环境。”

“大遗址作为古文明的集中代表，提出这一概念，反映了现代中国保存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基底性特色。”

以上，摘自拙文《梦想辉煌：建设我们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与园区——关于大遗址保护思路的探讨》，大体上是张忠培先生的原话。这仅其中几段，非全部。该文为《东南文化》2001年1期的首篇，据说引用者最多，故早想将此情披露于世人了。

该文的基础，是1999年报给国家计委的《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规划基本思路》。起草时，先生曾招于家中指点，他写在纸上让我看，推敲措词。像“国魂所系”“一种自为或计划的群体系统和组合”“基底性特色”等字眼，我等常人是想不到的，应完全是先生的发明创造。

执笔有关大遗址保护的文件，于我实出偶然。1994年参加国务院组织调研河南、陕西文物问题期间，曾见一份文件，大意为：大遗址保护形势十分严峻，如不加强保护会铸成历史性的罪过，建议制定文件，开展专项工程；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位领导人，组织调研组讨论，令我执笔，定文件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的决定”，内容重点是部署大遗址保护专项。这对我，是开了个头，以后则一发不可收手。先生对起草文件很重视，对我的指导很多，也很重要。

初次看到先生，我还在文物局流散文物处工作，是列席一次全国人大的会议，他是人大代表，就文物市场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后来，我转到文物处、文物二处，与先生的交道就多了。那时考古专家组的会很多，讨论具体问题，也务虚，气氛总是十分热烈，先生常常是争论的发起者。

三峡工程文物保护，是个问题焦点，我同先生一道外出工作的第一次，就是1992年检查三峡文物调研规划情况。那是国家文物局首次组织的大规模三峡文物考察，局内外多部门参加，专家学者云集。先生给我的印象，总是走在前面，仔细观察，并大声发表看法。好几次，他是打赤脚，走在泥泞中，似浑身有用不完的力。

另一个焦点，大遗址保护，良渚遗址群是典型，既存宏伟的人工地貌又含丰富而珍贵的埋藏，有建设也有盗掘的破坏威胁。我第一次踏上良渚遗址群的土地，就在1992年秋陪先生赴浙考察期间。那时，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莫角山前的建筑遗迹已进行发掘，我们不仅查看了现场，在紧邻的长命印刷厂也走了走，还到吴家埠工作站观察了标本，登上反山、瑶山、汇观山、荀山。其时，瑶山顶上已经进行了祭坛与墓坑原位抬高后的模拟展示。从观察器物纹饰，到遗址地貌特点，从研究到保护，先生向大家谈了许多看法。当得知长命印刷厂还要原地扩建时，他表示坚决反对，坚决支持该厂必须迁离的意见。在良渚，随先生和浙江同仁一路行走，我完成了大遗址知识的启蒙，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2008年3月24日张忠培先生为新发现的良渚古城颂写“中华第一城”

2008年7月9日本文作者考察良渚遗址

2015年12月26日张忠培先生最后一次考察良渚遗址

上述那篇文章发表时，我已离开文物保护司，脱离了大遗址保护的主流，但先生教导、先生志向一直未敢忘怀。好在有文章在手，所以后来凡与财政部、国家计委的干部打交道，尤其在协助财政部调研文物事业经费需求，和在杭州筹建中国财税博物馆的期间，都推荐给他们看，以促进大遗址专项的设立。2005年该专项终于确立，先生心血，总未白白付出。

先生也没有忘记我。大概是2008年，我在北京郊区参加什么学习班时，突然接先生电话，说要发表一篇关于大遗址的文章，稿件送我提意见。记得当时是用招待所的信纸写了两三页，赶紧传了回去。内容主要是感谢先生长期的教诲，并恭请关注队伍的组织和建设，因为城市建设对古城址的破坏太大，而从事城市考古发掘的人太少了。

没想到这么快，先生鞠躬尽瘁，竟将自己的生命也溶于“国魂”了。呜呼，先生千古！

孟宪民

2017年7月9日

作者简介 孟宪民（1949年1月生），男，北京人，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原司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编辑：刘建安 核定：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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