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艳华 陈庆元 | “俗化”与教化—论闽籍学官与清代台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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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艳华

山东聊城人，文学博士后，闽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闽台区域及六朝文学研究。主持教育部、博士后及福建省级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六朝文学、福建区域文学与文献研究。著有《中古文学论稿》《福建文学发展史》等十余种，整理出版福建文献十余种。

摘要：清代台湾经历了一个由移民社会转向定居社会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经济取向浓厚、人口素质较低，社会文化发展中出现了“俗化”现象，即文教不兴、陋俗盛行、精致文化无由发展。清代闽籍学官作为一个文化素质、节操修持较高的群体，以修缮学宫、重教兴学推动了台湾的文教发展；以秉承中国“采诗观风”传统的风土诗，来化导台湾社会的种种陋俗；以标举郑五娘、五妃为节烈典范来形塑台湾的社会伦理秩序。这在清代台湾社会趋向文治化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教化作用。

关键词：闽籍学官 清代台湾社会 俗化 教化

所谓“学官”，又被称为“教官”、“博士”、“广文”等，负责各级官办学校在学生员的管理和教学。清代地方学官主要是指在府、州、县各级地方儒学任职的教授、教谕、训导等。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收复台湾后，接着在各地设置了儒学学校。至光绪十一年单独建省前，台湾的官设儒学共有十三所。按照清代律例，官员任用要采用回避政策，即不能在本地任官。但学官的选任，因考虑到各地语言沟通、风俗人情等问题，故多选用本省人担任，只避本府即可。而台湾在单独建省前，一直是福建省管辖下的一个府，故台湾学官的任用必然要在福建各地拣选。清廷规定：“台湾府学训导并台湾等四县教谕、训导缺出，先尽泉州府属之晋江、安溪、同安，漳州府属之龙溪、漳浦、平和、诏安等七学调缺教职内拣选调补。倘有不敷，或人地未宜，仍于通省教职内，一体拣选调满补。”笔者现据清代台湾方志及所见的福建文人集中，得出闽籍入台学官姓名可考者有四百余人。考虑到清代台湾方志的编纂多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因此闽籍入台学官的数量应远不止此数。

清代台湾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移民社会到定居社会的转变。关于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较有影响的有三种观点。一是“内地化”，由台湾学者李国祁提出。他认为台湾社会变迁在取向上以中国本部各省的社会形态为目标，最终转变成与中国本部各省完全相同的社会。二是“土著化”，由台湾人类学家陈其南、李亦园、庄英章等为代表。其主要论点是：清代台湾是由移民社会走向土著社会，土著化的特征是移民本身对于台湾本土的认同感，而与中国本土社会逐渐疏离。三是“双向化”，由陈孔立提出，认为清代台湾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双向型的，即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陆社会，一方面日益扎根于台湾当地。以上三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清代台湾的社会转型均有较独特的认识。目前，学界大都把十九世纪中叶前后作为台湾进入定居社会的时间。那么，台湾在移垦初期与日后垦熟后，其文化发展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蔡渊洯以“俗化”来概括台湾在移垦初期的文化发展趋势。他说：“所谓俗化，在此系指初期移垦地区与移民所来自之母体社会其相对的文教发展程度来说的。清代台湾各地在移垦初期，因受种种特殊情况的影响，致使当时社会陋俗盛行，文教不兴，文学、艺术和哲学等精致文化无由发展。此种情况，与移民所来自之文教发达的闽粤社会或台湾其他拓垦完成地区相较之下，显得特别世俗无文，故以‘俗化’称之。”移垦社会的“俗化”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上陋俗盛行，另一个是文教不兴、精致文化无由发展。

不管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究竟是何种模式，如仅就社会文化的总体发展趋势而言，它是逐步摆脱“豪强称雄、文治落后”的局面，而步入一个中华文化影响日益深入、传统的儒家道德和伦理观念不断加强、文化和科举渐盛、本土士绅阶层逐步建立的“文治化”社会。简言之，即从“俗化”到“文治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断地利用科举和国家礼仪（如旌表节孝、地方祭祀等）在地方进行的教化，就显得尤为重要。朝廷给学官的职责定位是“正人伦而司启迪”，故本文基于台湾学官几乎全为闽籍且为数不少的前提下，试图从三个方面对闽籍学官在台湾的教化进行探析，从而考察闽籍学官在台湾“俗化”—“文治化”这一文化发展趋势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一

清代前期的台湾被视为“化外之地”，因早期渡海入台者多从事垦殖和商业，地方初辟，生员稀少。如康熙末年诸罗已建学三十年，但就学者多为内地寄籍者。“庠序之士，泉漳居中，兴福次之，土著寥寥矣。夫士农工商，各世其业，故易有成也。诸罗之人，其始来非商贾即农耳，以士世其业者，十不得一焉。”乾隆二十八年（1763），建宁人朱仕玠到台湾任凤山县教谕，他初到凤山时，发现学官无办公场所，教谕以明伦堂为署，训导以五王殿东西厢为署。且他到台数月，学署中竟人迹罕至。“壁立绝几榻，厨荒假食器。循例张科条，诸生无一至。”嘉庆二年（1797），闽县吴玉麟任凤山县教谕，学风依旧不彰。“学署张罗蛛网结，讲堂虚白藓痕封。士绅朴陋同樵牧，胥役痴顽逊保佣。时校薄书殊俗吏，岁收禄米愧中农。鼠窜尘案馋余饵，雀闹空厨觅短供。坐暖冷毡疑入定，睡醒斜日欲高舂。”闽籍学官入台后，在清代台湾的重教兴学，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一）修缮学宫、传播儒学

“学宫”，也称“辟雍”，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是周天子专门设立的教授贵族子弟的学校，后来泛指地方官办学校。台湾气候多变，地震、飓风等时有发生，加上早期对教育的不重视，故学宫多有倾颓者。嘉道年间闻名台湾的学官郑兼才，曾把“洁修殿庑、肃将祀事”看作是学官的首要职责，因为学宫和夫子庙是学子知书达理的基本设施。闽籍学官入台后，凡学宫修缮事宜，莫不积极参与，或捐款、或亲董其事。即以全台首学—台湾府儒学为例，据清代台湾方志记载，闽籍学官蔡登龙、黄世杰、郑占春、丁必捷曾在康熙三十九年修建文庙、明伦堂，郭涛、杜成锦、陈文海、郑长济在康熙五十一年修文庙，乾隆十五年，廖玉麟、张锦仝修明伦堂，乾隆五十六年，沈鸿儒、杨见龙、朱莲、李虬、吴斯勃、李维翰修文庙，道光十五年，许德树重修夫子庙并祭器。除此之外，闽籍学官对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学宫设施的修建记录，也屡见于方志中。

从《台湾教育碑记》看，对于文庙、学宫或文昌阁、明伦堂的新建、重修或祭祀，地方官多会载诸碑文，使之流传久远。学官也会借碑文而进行修身养性、穷理格物等程朱理学的宣扬，使之成为传播儒学的有效载体。如凤山学官富鹏业曾鼓励台湾学子崇正学、敦实行。以儒家的“修齐治平”来砥砺名节、学以致用。“修身立行者，大儒有用之学也；砥砺名节者，士人经世之具也。古之学者，本穷理之识，以尽乎正心诚意之功，而修齐治平之理寓焉。是故出其所学以献之廷，为王国之桢也。本其所学而体诸躬，为有德之彦也。”谢金銮是乾嘉时期福建较有影响的学者。他宗尚程朱理学，但又能融合汉宋。论学以四书五经为依据，强调忠信好学、身体力行。不空谈心性，强调士人在道德上的修炼和治世上的热忱。他在安溪时作《泉漳治法论》、在台湾时作《蛤仔难纪略》，文章经济有名于时。谢金銮在《台湾县学夫子庙碑记》中循循善诱，引导台湾学子不要视圣人之道为高远难求，而应在日常实行中加以践行。“盖谓圣人之道，非高深迂远，而其事甚近。圣人之为圣人，非如天如神，而其行至庸。凡圣人之所行，皆众人之所能行。众人之所行，不法于圣人则不达，此吾夫子所以师表于万世也，是故夫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夫不远人者，日用事物是也。”

（二）勤于课士、端正学风

闽籍学官入台后勤于课士的事例，在方志中不胜枚举。如台湾府学首任学官长乐人林谦光，在任期间文辞纯雅，诱人无倦色。凤山县首任学官晋江人黄赐英，康熙二十六年到台湾，当时县学初置，文风未盛。赐英以培育人材为己责。日进诸生，勤训课。并捐资置学田二处，以供文庙香灯及诸生月课费用。士蒙其德，祀于学宫康熙三十四年任职的晋江人林庆旺，讲学以端士行为先，整肃学规，训迪有方。晋江人丁莲，康熙年间进士，曾主讲鳌峰书院。他调台湾后，“倡明经术，海外化之。”永安人陈元恕，乾隆二十七年调任台湾县学训导。至则严考课、勤讲学，以意气励诸生，多士感之。后因职员杨志申捐租以增学费，元恕更加振作，定章程、立学规，影响深远。闽县人董文驹，乾隆三十六年调任府教学授，有学行，月课生童，严考试。衡文慎甲乙，有所改窜，字画必端正。得佳文，则优赏以鼓舞之。与诸生言，必本忠孝诸大节。他监管海东书院时不徇情面，严禁丁胥克扣生童膏火，寒畯赖之。

闽籍学官的节操实行，得到了台湾士子的尊敬和爱戴。如凤山教谕张有泌，“郡士咸庆得师。秩满，多士云集饯送，赋诗赠行，勒石纪德。”吴玉麟任满离台时，台湾士民对他依依不舍，相送于道。他感而作诗：“箫鼓纷纷拥彩旗，五年偏不厌迂疏。只应士类思投辖，何意居民亦卧车。借寇难留情已尽，怀情易饱苦同茹。定知去后能相忆，指点栖乌说旧庐。”闽籍学官对台湾学子的文学知识构建也多有影响。如台湾贡生陈文达认为由于学官陆登选的指导，“今台阳四庠之士，经夫子品题，而文体一轨于正，咸知原本六经，讲求古文大家者，我夫子之力也。被称为乾嘉时期台湾本土最有名的诗人章甫，其《半崧集》曾得到过闽籍学官谢金銮、梁上春、黄大受等人的指导提拂。道咸年间，刘家谋在台任学官时，门下英才甚多，他病卒台湾后，台湾士子周维新、韦廷芳为之刊刻遗集《观海集》，并藏于台湾，谱写了两岸师生友谊的佳话。嘉庆时台湾学官谢金銮的《教谕语》、《蛤仔难纪略》、郑兼才的《六亭文集》曾多次在台湾刊刻流传。闽籍学官的重教兴学、学官著作的刊刻，及师生之间的互动往来，无疑对台湾的文教发展及后来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台湾学校教育的普及及闽籍学官的重教兴学，道咸时期台湾的文教发展渐趋兴盛，科举人才日渐增多。雍正二年（1724）建学的彰化县学，到道光初年的一百年后，“人文蒸蒸日盛，捷南宫，登词林者踵相接。而崇实学、敦实行，亦不乏人。立学虽后他邑，文风则甲一郡。”嘉庆二十一年（1816）兴建的淡水厅学中，淡水学子郑用锡成为台湾第一个本土进士，此后淡水文运昌盛。“淡属设塾延师，其始也百无一、二。自设专学，科甲迭兴，有司奖劝之，师长汲引之，人文蔚起，为全台冠。”据统计，咸光时期台湾举人和进士的数目，分别占清代总数42.23%和72.41%，当时还出现了“父子进士”和“兄弟进士”的现象，这表明读书应试观念已在台湾日渐普及。清代科举考试以正统的儒家经典为主，科举人才皆出于学校，学官是主持教学和管理的主要人员，如果从这个层面考虑，闽籍学官对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确实功不可没。

二

风俗包括风尚和习俗，是一定社会群体在心理、语言和行为上的习惯。社会群体是风俗的创造者和承载者，社会群体的人口状况、组织状况、经济类型等因素综合起来，是风俗形成、传承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曾有学者这样概论台湾移民社会的特点：一、在人口结构上，人口增加较快、男女比例悬殊。二、在社会结构上，移民基本按照不同祖籍地进行组合，形成各自的社会群体。社会上层多地方豪强，游民在社会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三、在经济结构上，没有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四、在政权结构上，官府的力量比较薄弱，广大农村主要靠地方豪强进行管理。第五，在社会矛盾方面，官民矛盾和不同祖籍地移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反抗官府的起义和分类械斗时常发生。这些特点决定和影响了清代台湾社会陋俗盛行的特点。如男女比例悬殊，使得社会中形成养子的风俗；商品经济发达形成了重商轻学、奢靡浪费的风俗；以地缘而非血缘组成的社会团体，导致了械斗多发了尚武任气的习俗；流民多、人口素质不高导致了文教不兴、迷信好巫等。

台湾历史学家连横曾赞扬闽籍学官中多有博雅之儒，如谢金銮、郑兼才以文章经济有名于时，朱仕玠、吴玉麟、刘家谋、周长庚则以诗鸣。闽籍学官中有不少博学多才的有识之士，他们来自“朱子过化”之地，对福建宋儒理学浸润已深。目睹清代台湾的种种陋俗，自然难以默然于心。如谢金銮说：“仰衍沃之邦，而感愤于人心风俗之所以弊，乃自《赤嵌笔谈》、《东征记》诸书以外窃有论述焉。”（《台湾竹枝词》自序）刘家谋为人慷慨豪侠，于“一切地方因革利弊，抚时感事咸归月旦，往往言人所不敢言、所不能言。”（《海音诗》韦廷芳序言）

闽籍学官作有大量的台湾风土诗，如吴玉麟的《台湾杂诗》、谢金銮的《台湾竹枝词》、刘家谋的《台海竹枝词》及《海音诗》、马清枢的《台阳杂兴》，周长庚的《台湾竹枝词》等等。在这些诗歌中，多涉及对台湾的陋俗的揭露和批评。他们用大量的笔墨描写台湾陋俗中的种种现象，如奢靡浪费、轻生好斗、迷信好巫、吸食鸦片、好赌博等，其哀婉叹息之情见诸言表。如对台湾鸦片和好赌的描写，“男好摴蒲女好游，失身荡产几曾羞。共贪鸦片朝昏吸，不到伤生不肯休。”（吴玉麟《台湾杂诗》）“舐罢余丹尚共争，淮南鸡犬可怜生。漫将上下床分别，如豆灯光数不清。自注：烟渣馆，多营卒所开。收鸦片烟之灰，熬而卖之。地狭不足庋床，每隔为两、三层以待来者。无赖之辈曩无一钱，至为小偷，觅数十文以求度瘾。”（刘家谋《海音诗》）“闽江千里月同明。针路迢迢十一更。祆火曾焚黄蘗寺，劫灰新撤赤嵌城。开灯难使鸮音变（台人多吸鸦片，谓之开灯），压宝谁将蠹俗清（台人赌博，名曰压宝。见《台海使槎录》）。底事豪门偏锢婢？秋风萧瑟若为情。”（马清枢《台阳杂兴》）谢金銮认为不革除鸦片、赌博的陋习，台湾的社会秩序就难以安定。“然有为甚害者，曰鸦片，曰赌局，充衢蔽野，富者以之而贫，中人以之为不肖。不轨之徒于是联络。必革此二者，民乃久安，或曰难焉。”

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就注重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如孔子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孟子说梁惠王曰：“谨庠序之教，申以孝悌之义”。我国自汉代起就设立了民间采风的乐府制度，这种“观采风谣”的行为可以说是进行礼乐教化的预备工作。即采风最终是为了教化，以推动社会文化的统一。如果把上述学官的风土诗与清代台湾方志中的《风土志》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对台湾陋俗的描写几乎是重合的。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惩恶扬善、劝励风俗，本来就就有强烈的社会教化功能。当代史家汪荣祖曾将传统史学之精神归纳为三：一曰显忠臣，二曰诛逆子，三曰树风声。士为四民之首，学官为多士之典型，故学官在台湾风土诗中的“采风问俗”，也是实施儒家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学官是整个官僚体制中的成员，他们官微职轻，官为八品，年俸仅四十余两，但因其日常与当地士子、百姓联系密切，故对地方风俗利病较为熟悉。“今官民俱不能相知，一有扞格不行，往往藉教官以达之。非教官之贤于守令也，去民未远，其势易知也。”学官介于官民之间的身份，使得他们能发挥上传下达、沟通官民的作用。闽籍学官把采风化俗作为一种政治建言，对台湾风俗向化、社会秩序安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闽籍学官虽然官微俸薄，但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了移风易俗的行动。如台湾素有“锢婢”的恶习，郑兼才曾在其《再到堂笔录》中讥之，以为士大夫家何苦为此，徒作冤孽以贻后人。长乐人柯仪周在台湾崇文书院从教多年，培植人材，不遗寒畯。他任满返回内地时，载婢数十人于内地嫁之。咸丰初年，澎湖大饥，澎湖妇女多有被载至府城卖为婢女者。在台湾道徐宗乾的倡导下，学官刘家谋亲自出面，劝当地富绅出资赎之，最终各给路费令还其家。

三

清代台湾社会初期，由于人口素质不高，男多女少，教化未兴，故社会对妇女的约束力较低。台湾甫入清廷时的情形是：“婚姻论财，不择婿，不计门户。夫死则再醮，或而再，再而三，白首婺妇，犹字老夫，柏舟之誓，盖亦鲜矣。……无论男女老幼，常相率如礼拜堂，诵经听讲，僧俗罔辨，男女混淆，廉耻既丧，伦常渐乖。”乾隆十年巡台御史六十七有感台湾在婚姻上不遵礼义，有一女两许者，有既定而后悔者，作《通饬慎婚姻重廉耻示》以戒之。“嗣后有女之家，务于幼时即行严加教训，谨守闺门礼法。其定婚时凭媒作合，一丝为定，终身不改。倘有再敢荡检踰闲，叶篾礼法者，除将无耻之男女重惩外，其主婚之父兄照律治罪，必不宽恕。现今圣朝首重贞节，凡妇女持正守志者，率加旌表。尔等虽居海外，当知秉礼守义，为声教之所不遗。万勿狃于恶习，恬不知改。”

贞节观念在清代达到极盛，甚至被称为“节烈宗教化”时期。雍正三年上谕曰：“治道莫尚于风化，而节行实为风化之首，故旌扬盛典，历代崇之，凡以阐幽光而彰至教也。朕即位以来，拳拳以敦教化、励风俗为务，恩诏中敕命旌表节义。使苦寒守节之家均沾恩泽。嗣又颁发谕旨，至再至三。诚欲地方有司,加意采访，俾深山穷谷之中，侧微幽隐,无一不大显于斯世也。”根据郭松义的研究，有清一代，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妇有100万人，还有因种种缘故合例而未得旌表者，亦当有此数。台湾在清代前期，因上述种种原因，节烈观念还未建立，节烈妇女人数较少。据嘉庆十二年修成的《续修台湾县志》载，此前旧志中所载节烈妇女仅三十一人，其中入祀者十六人，旌表者七人。后郑兼才在纂《续修台湾县志》时，细加采访、甄别，也仅续采入二十九人，节烈妇女总数为六十人。故在当时的台湾进行贞节观念宣传、构建稳定的伦理道德秩序，成为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闽籍入台学官对节烈妇女的阐扬，在清代台湾主要集中于两个人物身上，即郑月娘和五妃。

郑月娘，泉州南安石井人，年十九嫁儒士王曾儒。一年后夫以病卒，月娘遂投缳而逝。当时的凤山县令宋永清将此事通报上宪，使月娘获得朝廷褒奖。宋永清还亲自祭坟，并为作诗一首：“绣幕尘生破镜鸾，一朝春色已凋残。从容就义冰心苦，慷慨辞亲血泪干。渺渺幽魂随地下，萋萋衰草泣江干。百年今日乾坤老，一夜西风俎豆寒。”为表彰烈妇郑氏的行为，宋永清还特别举行了一次征诗活动。其《征诗小引》中有句曰：“青史不遗，愿征诗而表著；海天生色，先拈韵以阐扬。”宋永清诗一出，其它仕台官员、台湾士子均纷纷唱和，共有和诗十七首，其中台湾当时一府三县的学官都有和作。如台湾府学教授林华昌诗曰：“凄绝香闱忽折鸾，无端玉树苦摧残。百年心事梦中托，九转肝肠哭后干。蜀魄夜啼霜月冷，湘魂时绕凤江干。从容一死宁他矢，独挈纲常万古寒。”台湾县教谕陆登选诗曰：“琴风凄断泣孤鸾，霜月惊看花魄残。劲节不磨天地老，幽怀有恨水云干。帷空只是存冰蘖，镜破还同折镆干。含笑九原双比翼，贞心长彻海波寒。”凤山教谕吴周桢：“廿载红颜誓柏舟，霜天皓月耀中洲（郑氏家住中洲）。绘来环佩皆生气，死去纲常属女流。早订双栖同土壤，肯留只影度春秋。尺丝魂断声名振，愧杀须眉万古愁。”诸罗教谕孙襄：“名家淑女掷芳年，未解三生石上缘。皓月长明沧水面，颓风直挽凤山巅。岂贪盛节垂千叶，但矢贞心到九泉。扶植纲常吾辈事，新诗题遍海东天。”

以上四个学官的作品中，前两首手法相似，以“孤鸾”、“玉树”、“花魄”的残缺来比喻失偶月娘的凄苦。蜀魄—湘魂、劲节—幽怀的同类意向的使用，意在表明其行动足以使天地生情、风云变色。“含笑九原”、“贞心长彻”，指月娘的殉节，实现了在另一个世界和夫君的团圆，其精神操守永留人间。“从容一死”与“纲常万古”的悬殊，暗示了月娘之死的重大社会价值。吴周桢的“尺丝魂断声名振，愧杀须眉万古愁”，以“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出发，认为月娘遵守诺言、以死殉夫的刚烈行为，足以使男子自叹弗如。孙襄的“扶植纲常吾辈事，新诗题遍海东天”，直接点出了此次征诗“扶植纲常、宣扬教化”的目的。当时的台湾学子，如贡生陈圣彪、廪生李钦文、廪生张缵绪、增生张士箱等七人也参加了唱和。台湾士子的诗歌，虽用语各异，但都紧扣了宣扬节烈的立场。如李钦文的“冰雪心肝甘自矢，轻生重节植纲常”；张士箱的“风谣传海内，千古尚相看”；郑焕文“双魄遂双栖，节成万古留”；李廷纲“从容就义际，千载垂青史”等。

五妃的故事是与明宁靖王殉节联系在一起的，五妃即明宁靖王朱术桂的侍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五人在郑克塽投降前，和宁靖王一起自缢殉明。五妃后来被合葬于凤山仁和里魁斗山，称五妃墓。不同于前述对郑烈妇的旌扬是出于有意识的组织活动，闽籍学官的五妃诗则作于乾隆到光绪年间的不同时段。作者包括朱仕玠、吴玉麟、谢金銮、刘家谋、周仲莘五人。

细读五人的诗歌，可以发现学官对于五妃节烈的阐扬，经历了一个从伦理道德上升至民族大义的过程。吴玉麟的《五烈墓》中说“就义王孙知死所，顺从妾妇胜生时”，把五妃之死看成是“顺从”宁靖王的旨意，意在宣扬妇女的三从四德。刘家谋说：“哪知瘴海千重外，尚有红颜识报恩”则把五妃之死的动机看做是回报宁靖王的“红颜报恩”。按照《宁靖王传》的记述，宁靖王在自缢前并没有让五妃同死的打算，而是给她们或为尼、或嫁人的出路，但五妃情愿与王同生死，且在宁靖王死前先行自经。因此说，不论是“顺从妾妇”还是“红颜报恩”的说法，都还是局限在传统的夫为妻纲的范围。而吴玉麟诗中还有一句：“莫羡田横人五百，五妃端不愧男儿”，这里把五妃与宁靖王，比作五百士与田横的关系，已经暗示了五妃之死的“忠义”精神，但五百士与田横的关系也仍不出忠于一主的范围。把五妃之死提升到民族大义高度的是谢金銮的《五烈墓》。“崖山一块肉无存，荒陇萧萧古墓昏。水国有魂追帝子，交衢无计脱王孙。秋风乱冢红夷塞，落日寒潮赤嵌门。留得东南残碣在，故宫花草向谁论。”诗中的的“崖山”指的是崖山海战，崖山海战发生在祥兴二年（1279年），是南宋与蒙古族的最后一次正面战争，其最终的结局是宋军全军覆没，左丞相陆秀夫因突围无望，遂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随行的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自杀。据《宋史》记载，七日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山河为之变色。在这首诗中，谢金銮把五妃之死比为南宋军民的殉难，意即把五妃之死作为明朝灭亡的象征，赋予其坚守民族大义的精神。在明清遗民诗歌中，就有把女子殉节与士人殉国的相互比附，把五妃之死比之殉国之士，是将其节烈行为上升到了最高的民族气节的程度。

乾隆年间，巡台御史范咸、六十七命海防同知方邦基修五妃墓，立墓道碑于大南门外。当时的台湾道庄年作有《五妃墓碑跋》，认为范、六二人的举动是“阐贞表幽，以为海外之顽懦劝固、宣圣化者之急务。”同治十三年，沈葆桢在禀明朝廷后，为郑成功立祠，五妃得以陪祀其中。由此可见，五妃的节烈，已与郑成功的明大义、延明朔的忠义精神有类同之处。清代台湾的“五妃诗”有近七十首，作者约有三十余人，其中台湾士子约有一半以上，但在内容上均没有超出对五妃节烈精神的阐扬。江宝钗说：“宁靖王自缢身亡，五妃殉情，受到推崇与爱戴，这种气节自励，似乎是超越朝代的认同，成为一种集体认同。”

如果说发生在康熙四十三年的《节烈郑氏诗》的同题吟唱，对刚刚纳入清朝版图十二年的台湾来说，是一次表彰节烈的教化普及。而学官的五妃诗书写，则把五妃变为一个节烈的符码，成为清代台湾的一种集体认同。这种标举伦理典范的教化活动，对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形塑无疑会起到重要作用。即以地瘠民贫的澎湖而言，乾隆三十五年（1770），胡建伟编纂的《澎湖纪略》中，仅载烈女11人。时隔六十多年后的道光九年（1832），蒋镛编纂的《澎湖续编》中，“烈女”一门增加了122人。光绪年间编成的《凤山采访册》中，记载的“烈女”有138位。吴德功编纂的《彰化节孝册》中，收入节妇有280名之多。

综上，闽籍学官在清代台湾社会，充分发挥其职责内外的教化作用，以重教兴学推动了台湾的文教发展；对与台湾移民社会相伴而生的种种陋俗，秉承中国传统的“采诗观风”精神，起到了化导风俗的作用；以标举伦理典范的节烈诗歌创作，来引导台湾建立儒家社会的纲常道德。学官与台湾士子联系密切，闽籍学官中有不少和台湾士子游览观景、题诗赠序、编纂方志的往来。“士为四民之首，正可以藉此化顽梗之风，而成雍熙之治”。学官作为文化素质、道德修持教高的一个群体，通过言传身教促进了台湾文化教育的发展，并通过“朝廷（上官）—学官—士子—民众”这一传播渠道，在沟通大小传统及闽台区域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注】文章原载于《东南学术》2013年第3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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