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史编写中史据的苛求

2002年春，我的家乡吴大园兴起汇编村史伊始，我就作为责任编辑参与其中。经过4年的努力，于2006年以第五稿《英迹著千秋》始成定稿，村史汇编暂告结束；10年后，2016年经过重新审视和增补，再出修改本，使村史进一步臻于完善；再两年后，2018年将十余年来淮宿两地报刊和淮安文史网发表的弘扬吴大园抗日英迹的数十篇报道，结集了《吴大园抗日风云录》报刊集。至此，吴大园村史汇编方告最终结束。

这本村史，其内容涉及久远的战争年代的革命群英。对历史的过往，村里许多革命老人都不在了，加之能够找到的有关史料的不足，给村史中的相关史据的甄别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历史要真实，必须有尽可能确凿的史料为依据，不能有半点含糊。为此，十多年间，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查找相关史料，走访村里和周边老人，对得来的史据进行相互印证，去伪存真；还实地走访了县志办、县政协和周边烈士陵园，获取重要资料，最终使村史中的《大事年表》《革命烈士、抗日前辈名录》和回忆录中的史料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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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来到吴大园的时间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单方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南路从镇江、西路从徐州向两淮合击。陈毅军长在苏北战场运筹帷幄，其间曾在淮泗交界的吴大园村驻留过两天，在这里召开过干部会议。会上陈毅和刘瑞龙都讲了话，陈毅称赞吴大园村是“红色堡垒”。其后陈毅军长在敌人的炮声中，骑着大白马，神情自若地向西北方向走去。不久就传来了宿北战役告捷的喜讯。

对于陈毅来吴大园的时间，村里人有些场合说法有误。2015年7月7日，泗阳县电视台记者到吴大园烈士陵园采访，在现场接受采访的老支书说：“陈毅军长在大军南下时，路过这个地方。当时准备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听说吴大园有名气，就选择来到吴大园。”这里的明显错误是，不是大军南下的时候，而是1946年夏宿北战役前；也不是路过要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而是在这里群众基础好，有个重要干部会议在这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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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苏北战场上的我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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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粹轩的牺牲时间

吴大园的父子双烈士，是指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吴粹轩和其四子吴森仁。他们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在淮泗两地史料中都有记载。而对吴粹轩的牺牲时间，据《淮阴县革命斗争史》文中记载，是1941年；1995年版《泗阳县志》记载，也是1941年；但在县志另一处介绍中，又说是民国29年（1940），自相矛盾。

而村史中，在烈士陵园碑文、陵园落成祭文、吴均仁前辈的回忆录中，对吴粹轩的牺牲时间，都写为1940年。对这几处的不一致，作为责任编辑的我早有发现，依谁为准？2003年夏我回村时，专门问过村里的“活字典”吴美仁老人，他一口咬定说是1941年。我又去问村史资深编委吴宗晋前辈，他说：“应该是1941年。但杭州小六爷说，就将错就错吧。”他所说的“小六爷”，即吴粹轩之六子吴焱仁，离休前辈。

他所说的“将错就错”，就是依烈士陵园纪念碑上已刻的1940年。一个是资深编委，一个是烈士之子，都说“将错就错”，我也只能违心地依从了。故在后来的吴大园大事记中和有关文章里，吴粹轩的牺牲时间都写为1940年。

但这一“将错就错”不打紧，可牵涉到村里抗日自卫队的成立时间和三位抗大生的参政时间，产生了矛盾。这在后面会分别说到。

关于吴粹轩是怎样参加抗日，被委任为淮河游击独立大队长的，村里说法也不一。2002年5月，我们走访过村里一位健在的淮河大队队员赵承明，他说：“老太爷（指吴粹轩）那年秋天去泰州贩猪，回来时买了些布匹，当走到大兴庄时，被吴觉的人拦住了。吴觉知道他家是地主，有经济实力，就动员他抗日。经过一夜说服，老太爷答应接任淮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布匹才还给了他。”但杭州他的那个儿子看到了这个走访材料，指责“是给烈士脸上抹黑。”为了减少矛盾，后来村史中就作出迁就，抹掉了那个走访记录，而按照其子的说法，写成了——吴粹轩主动去淮阴找吴觉要求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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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位抗大生的参政时间

在村史里，吴森仁、吴宗昭、吴绍演三位抗日烈士的生平中，都有上过苏北抗日军政大学的经历，参政时间都是1939年。这到底准不准确，当时编写村史时难以弄清。

几年后，从网上查找资料中，才知道在抗战中，延安抗大于1939年7月挺进敌后，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十二所抗大分校，其中有个苏北五分校。而五分校是1940年11月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新四军皖东干部学校等部合并组建。可见，我村三前辈上苏北抗大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940年。

而开始写他们1939年进抗大，是受吴森仁其父吴粹轩参加抗日时间的影响。因为如前所述，就因为吴粹轩牺牲时间由1941年变为1940年，按照他参加抗日仅半年时间就牺牲了推算，那就应该是1939年秋。也正是那个时间，他动员其子进抗大学习，时间也就成1939年了。而另外两位，只稍晚于吴森仁一点，也就写为1939年进抗大。

退一步说，如果他们确实是1939年参政，那么他们有可能上的是苏北抗大的前身，如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毕业时成了苏北抗大。但历史不能假设，出于严谨，2016年村史修订时，将他们三位的参政时间都修正为1940年。

至于苏北抗大校址在哪里，村里说法也不一。有的说在新四军三师，而三师是1941年2月才组编的；有的说在六塘河北，有的说在山东。而山东应该是鲁南的抗大一分校。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盐阜一带，盐城至今还有抗大五分校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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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抗大五分校旧址（盐城中学正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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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自卫队成立时间与区团长称谓

吴大园抗日自卫队，是在吴粹轩牺牲后，由村里另一位抗日志士吴宗昆回乡拉起来的。吴宗昆1932年参加过渔沟暴动，1938年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后回乡教书育人。吴粹轩牺牲后，吴宗昆才从葛集回村，组织民众继续抗日。由于吴粹轩牺牲时间“将错就错” 提前了一年， 吴宗昆回村组织抗日自卫队的时间，也就跟着“将错就错”成为1940年。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宿迁日报一位记者在一篇《抗战中泗阳有个‘红色堡垒’》纪念文章中写道：“吴森仁，1938年和其父亲一起参加民众抗日自卫队。”这里有两点不确，一是时间不可能超前到1938年；二是抗日自卫队是在吴粹轩牺牲后由吴宗昆拉起的，不可能有他参加。这个史实错误，我向那位记者反映过，也在村史里加了说明。

1942年初成立蒋集区抗日民主政府时，任命区长徐恒茂、区团长吴宗昆、区队长吴森仁。“区团长”就是管武装的副区长，村里老人都知道。在《泗阳史料选》中附有的《淮泗县和蒋袁区政府建制》表中，就写为“副区长”。这就是说，在区政府里，实为副区长的“区团长”， 职务应比“区队长”高。但有人对此不满，硬说“没有‘区团长’这个职，只有国民党里才有。”我且不管国民党里有没有，我只依据淮阴泗阳两县史料记载。在1982年《泗阳史料选》和《淮阴县革命斗志史》中，都有多处“区团长”提法。而且在蒋集区首任区长徐恒茂的回忆录中，明确写着“区团长”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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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集首任区长徐恒茂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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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烈士身份的多方考证

2002年吴大园烈士陵园内安葬的十三位革命烈士，在2006年村史定稿中所列的烈士生平中，我们对其烈士身份都进行过以下三方面考证。

其一，走访了烈士遗属或其近房，查找烈士证明书。

2003年10月，走访了解到：烈士亲属中持有“烈士证明书”的只有四家：吴宗昆、吴绍演、吴宗昭、徐继生；父子双烈士吴粹轩、吴森仁，因村里其家现已绝户，无从查找；颁发过烈士证，但无直系亲属保管，不知所踪的有五家：吴宗桅、吴宗智、赵若义、赵承富、汤金锏；被配偶改嫁带走的一家：吴宗映；据称从未发过的一家：吴宗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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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烈士亲属持有的烈士证明书

其二，查阅淮阴、泗阳两县县志记载。

1975年扒建淮泗河时，本属淮阴县治下的吴大园村被一分为二，大部分住户落入河西泗阳县境内，少部分住户仍属淮阴县。故吴大园烈士亲属，两边都有。

1995年泗阳、淮阴两县都出有县志，其中都载有烈士名录。在泗阳县志第858—869页，录有吴大园烈士6人：吴翠轩、吴森仁、吴绍演、赵成富、吴宗映 徐继生。

1995年版淮阴县志第792—801页，录有吴大园烈士3人：吴宗昭、吴宗致、吴中昆。

其三：查阅淮阴、泗阳两县烈士陵园碑刻。

2003年10月，我到泗阳县城爱园烈士陵园瞻仰，并了解吴大园烈士碑刻记载。

在忠魂园大门内两侧，有东西两座碑廊，各立8 块石碑，刻有各乡3000多名烈士英名。在西侧碑廊中第二块碑刻，背面刻有《来安乡烈士名录》，内有吴大园7位烈士：吴粹轩、吴森仁、赵承富、吴绍演、吴宗映、汤金锏、徐继生。

坐落在刘老庄烈士陵园近旁的淮阴区烈士陵园里，没有找到有烈士名录碑刻。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了解，既没有烈士证明书，也没有县志记载和县陵园碑刻的吴大园烈士，只有吴宗鑑一人。

在泗阳县爱园烈士陵园中，有个偌大的陈列室。其内有吴大园父子双烈士展板。吴粹轩、吴森仁遗像，就是2003年我从那里翻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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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县爱园烈士陵园烈士碑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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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烈士身份确认，走访淮阴县县志办

在吴大园烈士陵园中的烈士吴宗昆，其子在1961年村里住房失火烧尽，又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举家逃去安徽投奔其内弟，在滁县落户。故1988年以后的泗阳县志和爱园烈士陵园碑刻上，都没有吴宗昆烈士的名字。

而在1995年出版的淮阴县县志上，却查到了吴宗昆的名字。但名字中用了同音字，且牺牲时间也有出入。故村里有个离休前辈提出质疑，说不是村里这个烈士，是责任编辑我在“张冠李戴”。对此虽然我心里有底，因为从所在单位、职务、牺牲地点上判断，就是吴大园的这位烈士。但也想，该烈士之子已迁去安徽，并在那边补办了烈士证明书。烈士名怎么会在淮阴县志出现，难道真是同名同姓另有其人吗？

于是我本着缜密的态度，决定走访淮阴县县志办。因当时我不能回淮，就请淮阴的蒋表弟，委托他去县志办查问。

很快，从县志办得知，烈士资料是淮阴区民政局提供的；表弟又去区民政局，查到了资料来自1981年洪泽县民政局给淮阴县民政局发来的“革命烈士英名录通知书”。通知上列有雪枫墓园碑石上刻有的淮阴籍34位烈士，其中就有吴中昆的名字。

但通知书上没有写明烈士牺牲时间，只在备注栏中注明：1944年建墓（实际雪枫墓园是1945年建），由此县志中的这34位烈士，齐刷刷地都是1944年牺牲；通知书上没有提供烈士牺牲地点，县志上都写为“洪泽战斗”或“因战牺牲”。这是洪泽县民政局通知书的不详引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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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淮阴区民政局出具的材料

至于吴宗昆烈士名字中间一字用同音字“中”，虽然不知其因；但对他的身份，因为表中给出的籍贯、年龄、牺牲时所在单位和职务判断，无疑就是吴大园的这位烈士，不可能同时期会有同一单位、同一职务、同籍贯同年龄的同名同姓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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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烈士碑刻记载，去雪枫墓园调查

早在1988年春，吴大园四位抗日前辈从外地回乡，为修建吴大园烈士陵园与县民政局协谈时，民政局陈助理就说：“县里没有吴宗昆烈士资料”。当时在场的烈士之侄吴峰说：“抗战胜利后，我们部队从洪泽湖西进，路过泗洪半城时，在淮北解放区阵亡将士塔上，就看到刻有吴宗昆的名字。”民政局助理说：“那边有，我们就承认。”

2004年2月，我受吴峰前辈的委托，决定去泗洪一趟，寻找和拍照“淮北解放区阵亡将士塔”的碑刻中吴宗昆的名字。我先到泗洪县城，去政协找到蒋中健先生，我知道他编著过一本颂扬彭雪枫的《枫陵流丹》。在他的赠书中，我翻到第110页，就记有“淮北解放区路东行政（军分）区烈士录”，其中就有“秘书吴中昆”。在问及烈士名字中用了同音字时，蒋先生说：“在战争年代，名字出现不准很正常；我的名字中间一字，原来也是‘宗’，后来改为中国的‘中’。或许烈士生前就这么用过。在同一块石碑上刻有县长谢骙、县委、秘书等烈士，不正说明是一个县的吗？还能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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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泗洪县政协蒋中健先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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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健先生编著的《枫陵流丹》，其中一页

从泗洪县城到半城镇，在镇西就看到了雪枫墓园。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进园，先瞻仰了彭雪枫墓冢，再瞻仰高耸的淮北解放区阵亡将士纪念塔。随后看到在纪念塔南北两侧，分立着13块烈士碑刻。而在南侧第一块，就是“淮北解放区路东行政（军分）区烈士录”，在碑刻第2行，就刻有：“秘书吴中昆 三五岁 苏淮阴”；第10行末，刻有“吴森仁 二三岁 苏”。

我匆匆拍了照，就去陵园办公室，见到王丽凤主任，自报家门我从山东来，想问问有关事宜。因已到下班时间，且办公室里还有客人，于是我决定下午再来。

中午我正在街道上溜达时，想不到那位王主任从背后叫我，说我远道而来，中午跟他们一起吃个饭。我推辞不过，就跟了去。饭桌上是招待已经退休的县民政局长，刚才在陵园办公室见过面的。他一看我年纪与他相仿，为村史而来，对我也客气几分。席间我滴酒不沾，他就与我“干汤”。所谓汤，就是一盆稀稀的菠菜面须，这可是我爱吃的家乡饭。我毫不示弱，与他干了两碗，等到喝第三碗，他就败下阵了。

下午回陵园后，王主任和工作人员小高陪我走了一圈，并在雪枫墓园门前合了影。

那次从半城镇回到老家吴大园后，打电话告诉了吴峰前辈我去半城的情况，提到烈士的名字刻成“吴中昆”。峰叔说，他印象中名字应该刻的是“吴宗昆”，不会错。

我这才想起了在雪枫墓园时，工作人员介绍过：1994年，在彭雪枫殉国50周年之际，雪枫墓园进行过一次复修，将原来遭受破坏的13块烈士英名碑石，重新复制替换。我想，会不会原来的碑刻无误，而新换的碑刻出错呢？原来的石碑还在不在呢？于是我决定二次再去半城，一探究竟。

去的那天，村里一本家兄弟吴红林陪同我一起去的泗洪。到了半城雪枫墓园，一问才知道，旧石碑没有丢，都堆放在陵园里一个旧仓库里。我心中大喜，觉得没白跑。但当时王主任不在陵园，我打电话联系她时，她说她通知小高去给我们开门查找。

考虑到十几块石碑堆放在一起，沉重的石碑搬动寻找不易，我们就从街上雇来了四位民工帮忙。事有凑巧，在库房里当翻检到第二块时，就找到了，省了民工兄弟的力气。我赶忙擦去石碑上的尘土，可映入眼帘的，名字仍然是“吴中昆”。

我把这一情况再告前辈，峰叔将信将疑，责怪自己老了，记忆偏差，让我多跑一趟。想想也是，从战争岁月到如今，戎马倥偬，六十年沧桑岁月过去，记忆氤氲在所难免。

2018年7月，我们结集的村史《吴大园抗日风云录》，也给雪枫墓园邮寄了一本；并附了封信，特意感谢王主任。而从雪枫墓园新任主任樊德军回电得知，王主任已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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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走访雪枫墓园，门前合影

左起：王丽凤、吴绪略、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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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枫墓园中，路东行政区烈士碑刻

其中有吴大园烈士吴宗昆、吴森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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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有“因战”和“因公”之分

战争时期批准的革命烈士，有因战牺牲的，也有因病亡故，即因公牺牲的。远的如当年新四军师长罗炳辉、泗阳县委书记谢骙；近的如吴大园烈士陵园中的吴宗昆、吴宗智、吴宗桅，都是革命战争中积劳成疾去世的，人民政府也予批准为革命烈士。

而在我们吴大园村民中，甚至有的老干部中，却对国家的这一褒扬政策不甚了解，对病故的定为烈士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为此，我们坚持以人民政府依条例批准为依据，建国以后烈士家庭都有目共睹悬挂过“光荣之家”牌。同时在村史修订本中，我们专门录入1986年6月国务院重新颁发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其中第三条和第五条，列出了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有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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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辈简历资料中史据的苛求

在村史修订本中，作为附录资料，我们除了保留定稿中的《烈士生平》《离退休干部简历》《大学生与人民教师》之外，还增录了《建国后参军人员》和《建国后历任村干》，并对每个表中内容都进行了认真核查，尽可能做到准确无误，考之有据。

在产生修订本中，2016年初遵照病中的抗日前辈吴峰的建议，经过努力，补入了之前空缺的三位抗日前辈的简历。而其中吴瑞珍的简历，由于是其近房提供的，对其参加革命时间写的是1945年。究竟算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无法确定。

2018年初，我请托南昌的一位大学同学，持吴大园村委出具的证明，去吴瑞珍生前工作单位江西省公安厅查档。在公安厅人事处的配合下，从江西省档案馆复印出了她的档案资料（8页）。这才从中确知，吴瑞珍系1949年2月参政，同年7月参军，应属解放战争时期的。于是在2018年编印的《吴大园抗日风云录》中，对吴瑞珍的简历做出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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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公安厅提供的吴瑞珍档案（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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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抗日前辈身世中史实的苛求

2016年吴大园村史修订之前，在淮宿两地报刊上对我村抗日前辈的宣介，仅有当时健在的吴峰和吴宗晋两位。在其后三年时间里，我们对其余近二十位吴大园抗日烈士和抗日前辈，在淮宿两地报刊和淮安政协文史网上，又继续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

在整理这些革命前辈身世中，我与其子女或其侄儿，尽可能地一个个进行了深入的沟通。要求他们如实地回忆陈述前辈的革命经历，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重在真实可信。对前辈经历中可能有的革命间断和落伍情节，也不能避开，而在行文中作出适当把握。

如离休干部吴作仁前辈，1942年就出任过蒋集区乡干，其间因丢了乡政府大印的失职和家庭房子被烧和丧子之痛，两度辞职。直到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前，才参加支前继续革命。这些经历都可如实写入。但对他早在参加抗日之前那些年，16岁为要离家闯荡，曾当过军阀孙传芳的兵，并在苏州当过伪警察。这种经历要不要写入？让我好费思量。最后我没有回避，就以《在战争年代迷途知返》为题，真实地整理出来，结果被淮海晚报采用。

综上所述，我们在村史编写的十余年中，在相关史据上通过不断修正，除了在吴粹轩的牺牲时间上“将错就错”外，其他相关史据都力求做到考之有据，准确无误。

作者系淮阴区蒋集北吴大园村人，任吴大园村史《英迹著千秋》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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