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谈谈外滩情人墙(下)

(紧接昨文)

事实上,上海当时的住宅建设速度确实很慢。

1950年代末,造过一种“两万户”,即坡顶砖混结构的三层老公房。

之所以被称为“两万户”,即这种房子第一批只有两万户,只有市、区两级劳动模范才有资格入住。

后来逐渐成了这种公房样式的代名词了。

现在杨浦区还有一些“两万户”。

到文革前,除了继续造了一些这种“两万户”,几乎没有成规模的住宅建设。

1970年代开始造平顶混水墙的四层及五层的老公房,规模还是不够大,每年好像不超过100万平方米吧。

而那种遍布全市的最常见的六层新公房,基本上都是1980年代的产物了。

直到1980年代中期,当局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终于加快了住宅建设步伐。

我有幸一当上记者就负责联系建筑系统,所以我可以披露一些数字。

1985年到上世纪末,上海连续15年每年建房400-500万平方米,才把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从4平方米提高到10平方米,依然在全国排名靠后。

上海当年有120万只马桶,100万只煤炉待消灭。

上海有9,000处石窟门老式里弄(现在全拆没了),里面不知有多少“72家房客”。

但石窟门还算不错的房子呢,上海还有更差的危房简屋(俗称“棚户区”),超过1,000万平方米。

再说两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第一个是,1970年代初,上海曾发生过“抢房子”风潮。

简言之,就是一些住在棚户区的困难户突然拿着不多的行李,撬开空关的资本家的花园洋房,就这么生生地住了进去!

具体户数已不考。但估计不上四位数,是很难被称为“风潮”的吧。

后来怎么样?当然要“处理”。

但当局发现那些人家确实很困难,而且都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于是,大部分都被默认。

只好做些调整:不愿搬回去的,收回原住房;抢了面积太大的就再调小;个别不困难的则被赶回去并作检查,“向人民低头认罪”云云。

上海人真是典型的“经济动物”。

文化大革命这么“政治”,他们想的依然还是如何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

与“抢房子”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全国闻名的所谓“经济主义妖风”,直弄到毛泽东亲自批示才刹住。

所谓“妖风”,就是造反派逼着走资派签署文件,大家加一级工资,临时工一律转正等等。后来也被默认。

被否决的“不合理要求”有:支内支边职工一律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劳动大姐”(即保姆)也要转正吃劳保,还有复员军人重新分配工作什么的。

也是。你批斗走资派,让他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屁用,不如来点实在的。

第二个是,有一年上海刮台风,我被派到卢湾区五里桥街道(第九人民医院附近)采访。

五里桥是上海的著名棚户区,一下暴雨就涨水。我被要求去了解街道办事处是怎么做好预案安置居民的。

久病成良医。街道里早就熟门熟路了。

一听到台风警报,就先撤空附近的小学校(学校的地基一般比较高,不易进水),准备些草席蚊香蒲扇(好在是夏天),派人值好班就可以了。

一旦涨水,就挨家挨户通知大家去学校临时过渡。

幸好那次雨量并不大,于是我有机会跟街道的人聊天。

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总而言之,这棚户区实在没法住下去了。

低矮的木头屋檐下走电线,一下暴雨,就蓝光闪闪,啪啪作响,实在吓人。

这一点,那天雨最大的时候,我在他们带领下去实地看过,完全属实。

还有。

家家户户的床头柜脚下都起码垫上两块到三块一寸厚的蹗砖。尽管如此,床脚柜脚还都是烂掉半边的。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告诉我,这里如果着火,是没有人自救也没有人打119的。

很多人家都事先准备好一个小包,里面放着户口本、工作证(那时还没有身份证)、存折等要紧家什,以及很少的金银细软,只要一听到着火了,就夹着这小包冲出来。

然后站在马路当中看自己的房子被烧,嘴里还要喊呢:

“烧吧,烧吧,烧得光光的,看政府给不给我们分配新公房!”

市民们盼房心切,竟一至于此,听了不禁悲从中来。

相比之下,所谓的蜗居、蚁居都不值一提了。

我回来以后,连内参都不敢写。

我怕写了以后,不但那里的住房条件依然得不到改善,还可能会有人受到调查盘问训诫并长期穿小鞋。

这样的人家,孩子大了,谈恋爱了,还能到哪里去?

只有到外滩去用血肉筑成一道浪漫的情人墙了。

(四)

外滩原来是没有什么墙的。

船靠岸后,搭块跳板,人就这么走上来了,货物也就这么挑上来或扛上来,与其他河岸江岸无异。

直到1950年代初,外滩依然如此,只是多了些半米高的小铁柱子和链条,像杭州西湖边上,也像广州的珠江边上。

上海是个多雨的江南城市,年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年降水日130多天。

再加上台风频袭,长江东海的水倒灌,黄浦江发大水便是常事。

看到过一个黄浦区老人的回忆,他亲眼看见过“食品一店门口水深一米”!

食品一店,那是在贵州路啊,离外滩少说也有2公里吧。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那么深的大水,但儿时的一段记忆至今印象深刻。

那天,父亲下班一进门就告诉母亲说,“中祥哥”去过他单位了,是“坐在脚盆里像划船一样划过去的”,还说一样出来了,回去时顺便到小店去拷点酱油。

那些年里,我父亲还在外滩27号上班,靠近北京路。而“中祥哥”则是我的姨爹,他们一家住在北京路江西路。

我姨爹怕我妈担心她姐姐,所以就跑到我父亲那里去报个平安

那年头没有私人电话。

我当时听了,当然首先是觉得巨好玩。

多年后再想想,这么浅的脚盆,能承载100多斤,那水得有多深啊。

再说了,能在水里趟着走,我姨爹又费那个劲去划脚盆干吗。

还有,江西路都这么深,外滩又该有多深呢。

更要紧的是,外滩没有防汛墙,难道上海是不防汛的么?

当然不是。

老上海人都还记得,当走在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旁时,会发现每幢大楼的大门内侧都砌有“E”字形的水泥壁,宽50公分,高60到80厘米,而大门背后往往都看得到有好几块与大门同宽的长木板,厚达30公分。

这就是上海外滩的防汛墙,与情人毫无干系的防汛临时墙。

大水来了,大楼里的人就将木板插入两个相对的“E”字形的水泥壁的凹槽里。里外两排木板中间填上装满泥土的草包,夯实了来挡水。

万一大水高过临时工事,则直接将草包沙袋码于其上。

上班的人就从这临时工事上爬进爬出。我父亲是“老爬手”了。

雨停水退了再把工事拆掉——每年夏天沿江单位都为此而忙得不亦乐乎。

这样的情景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初,那时候,虽然已经有了防汛墙,但条条阴沟都通黄浦江啊,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内涝”。

据说,黄浦江大水频发的另一个原因是上海的地面沉降,这在1960年代可是一个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话题。

上海的海拔,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是5米。这也是报纸上的统一口径。

才5米,这每年沉降个几厘米,累加起来也是很吓人的啊。

现在的资料上都说,上海的平均海拔只有4米。

马尔代夫好不到哪里去。

从那时起,大概是1963年吧,上海开始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采取工业用水回灌的方法,规定采多少必须回灌多少的责任制,才算于1970年代初基本控制住了地面沉降。

1980年代后期,上海滩曾经爆出过一条新闻,说哪里探出了一口高质量的地下水井,其水质经检验,比矿泉水还纯,可以直接装瓶卖。

那是个“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年代,一时间多少人觊觎此井。

很快,这个井理所当然地被城市管理者封掉了。

这可是关乎大上海存亡的大事啊。

言归正传。

上海第一次修外滩防汛墙是在1959年,砖土结构(!)的,高度也只有4.8米。

我们这一代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印象,小时候走南京路去外滩,到和平饭店门口就可以看到黄浦江面了。

当年的地形还是自然地形,从中央商场那里开始就是一个缓缓的下坡,肉眼也能分辨得出来,所以看得到江面。

还记得,我们每次看到江面的那一刻,总要禁不住欢呼起来。

一则当然是庆祝自己终于长途跋涉走到了外滩,另一则是一种看到水的由衷的激动。

而且,是男孩子一定会爬到那只有七八十厘米宽的江堤上去,平展双手走上一二十米,以示勇敢。

那时候,黄浦江里还可以游泳,喝几口水还不要紧。

加上有毛泽东的“到大江大海去游泳”的号召,上海每年都要组织万人横渡黄浦江的活动。

舍妹也参加过一次,回来自豪地告诉全家,她游过去了,中途没有上过救生艇,连船帮都不带拉一次的。

现在听来像壮举,那时就是个稀松平常事。

随着地面沉降与大水频发的双面夹攻,上海在1963年再次修外滩防汛墙。

这一次是钢筋混凝土的了,呈L型,而且加高到5.2米。

我们只能远远地看到一线黄浦江水了。

1974年,外滩防汛墙再次加固,并加高到了5.8米——这才是情人墙的原型。

那段墙,实在造得不咋的。刮浆表面很粗糙,能清晰地看到暗红暗黄的沙砾,夏天穿短袖,手臂压上去的感觉很扎人——幸好那时的女孩不讲究。

而且,只有从那时起,走到江边才需要上台阶。

大概是三四级吧,但那墙只是齐腰高。很适合人趴在那里看江景。

另一个微小变化就是,枯水季节,我们在稍远处再也看不到黄浦江面了。

只有夏天涨大潮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汹涌的江水。

欢呼变成了惊讶:哇!今朝潮水瞎大八大!

好了,不再展开了,就此小结一下吧。

外滩有情人墙的时候,外滩已经不那么原始了。

那墙是粗糙无华的。

至于江景,对面浦东除了棚户就是荒滩,晚上没有灯火,死一般寂静,也没什么可看的。

到1980年代,老在情人们眼前晃的唯一亮点是对岸“SANYO”的霓虹灯广告牌。

单调之极,何浪漫之有。

而浦西江边则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趸船,目光所及,一片凌乱不堪。

有轮渡的、有海事的、有航道的、有港务的、有长江航运的、有内河航运的、有客运的、还有环卫的——

新开河那里的粪码头一直用到1990年代初才寿终正寝,以前去那里乘55路是要捏牢鼻头的。

哦,对了,还有一条,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苏州河与黄浦江水质最不好的时段。

州河的黑臭日最多达到每年150天,黄浦江也有几十天,且多发于夏天。

趴在那里挨熏啊,何浪漫之有。

(结语)

但当年外滩的情人还是很可爱的。

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一切向好的年代。

人们终于又有了梦想,精神无疑是向上的。

更何况,有百多年现代城市发展的底蕴,有二十世纪以来的深厚文化积淀,上海情人们的心中充满着那种独有的欧化加海派的浪漫情怀。

情人且又正好在热恋中。

莎士比亚不是说嘛,“爱情是最伟大的教师”。

她可以教会你一切——真的、善的、美的——当然,包括浪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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