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鹤鸣山治✅

汉末道教的“二十四治”是洞天福地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其独特的宗教与社会组织形式开启了两千年的道教历史，并成为后世各处名山的一种“原型”。欧福克博士的《二十四治访道记》原连载于“行脚成都”，回忆并记录了他1998年至99年间往来于川西平原，寻访汉末道教圣地的经历。现蒙欧福克博士授权，连载于此。

米芾碑卫复华先生提供

鹤鸣山又称“鹄鸣山”，是早期天师道二十四治之一，并且地位相当高，因为这座山传为太上老君封张道陵为天师的地方，后世尊称“道源”。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850–933）在《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灵化二十四》中写道：“鹤鸣化，五行金，节立冬，上应氐、房、心宿，庚辰、壬辰人属；卭州大邑县西北，去县三十里余；老君授天师箓处；徐孝道、何丹阳、马成子上升。”可见，鹤鸣山的仙缘非常深厚。“箓”是记录神祇名讳、形象、部属及符咒等内容的文书或簿籍，主要功能有三：一是作为入道和晋升法职的凭据，二是防身保命，三是召神行法，所以正一派道士至今要“受箓”，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士。按唐代文献中的常规，为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杜光庭以“化”代“治”，因此他将鹤鸣治的名称改为“鹤鸣化”。

天师道鹤鸣山治究竟在何处，学界、教界中都有一定的争论，因为“鹤鸣山”这一地名不止一处。四川剑阁县就有一座鹤鸣山，山上的唐代道教摩崖造像及其他文物古迹证明，剑阁鹤鸣山拥有历史悠久的道脉。王纯五先生（1932–2000）则认为，鹤鸣治最早的中心地带在青城天国山，但天国山根本没有道教遗迹，反而至今是佛教圣地，山上有一座天国寺（古称圆通寺）。宋代道书《云笈七签》卷28记载，鹤鸣山“与青城天国山相连”，所以鹤鸣山本来不可能等同于天国山或为天国山的别名，“相连”两个字不允许这种解读。如今，由道教协会认可的鹤鸣山，也就是天师道的鹤鸣山治，在大邑县城西北12公里的悦来镇（原鹤鸣乡）三丰村境内。

鹤鸣山道观三圣宫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其实，祖天师张道陵也在青城山活动过，半山腰的天师洞（古常道观）因而得名。青城山、天国山及大邑鹤鸣山都属于一个山脉，所以我一直认为，整个山区可冠以“道教走廊”或“道教山脉”之名，上述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毕竟，二十四治均无“铁证”；考古发现并没有提供某个古治不可动摇的证据，即使发现了汉代遗迹，后者与二十四治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晚出的记载和地方传统有自己的意义，即使无法彻底证明天师古治所在地的“准确性”，还是值得研究、承认。大邑鹤鸣山天谷洞（传为张道陵、张三丰修真之所）里曾发掘出一通“汉碑”，碑的质材为钟乳石，右边镌刻“盟威之道”四个字，正中刻有“正一”两个大字，左下方镌刻“张辅汉”（张道陵字辅汉）三个略小一点的字。我认为，这通残碑上恰好保存有早期天师道最关键的名称“正一盟威之道”以及祖天师亲自落款，实在太神奇了，令人无法相信。至于这通石碑出于哪个年代，则姑且不做定论。

鹤鸣山道观迎仙阁 90年代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大邑鹤鸣山其实并不需要“汉碑”之类的“证据”，因为关于该山的明清文献资料是很充足的。加上杜光庭对鹤鸣治（化）位于大邑县的肯定，以及其他历史记载中的旁证，我们可以确定大邑鹤鸣山在道教史上的独特地位。总之，大邑鹤鸣山不仅为今天的道教协会所认可，它历史悠久的道教传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大邑保存至今最早的方志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大邑县志》；我们看看这部书有哪些关于鹤鸣山的记载。

《山川》：鹤鸣山，在县北三十五里。其起伏轩翥，状类仙鹤，故名。上有二十四洞，应二十四气，每逢一节则气开一洞，余皆闭塞。《广舆记》又云：“有七十二穴，应七十二候。岩穴中有石鹤，鸣则仙人出。昔广（马）成子修炼于此，石鹤一鸣；汉张道陵登仙于兹，石鹤再鸣；明张三丰得道于斯，石鹤又鸣。”

同治《大邑县志》：鹤鸣双涧及鹤鸣山的位置

天柱峰，在鹤鸣山前，状如天柱。东西双涧出其两腋，中有大穴，流水相通，八景之一。

鹤鸣山老君山（“鹤头”）及双涧 90年代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据此，鹤鸣山像一只仙鹤，仙鹤的“头”就是天柱峰（亦称老君山），上面原有太清宫（俗称老君殿）。据传，天柱峰也就是祖天师感太上老君降临的地方。“鹤鸣双涧”这一景观至今可见，似乎反映着《云笈七签》卷28所记载“治前三水共成一带，神龙居之”的风光。乾隆《大邑县志·仙释》则记录了在鹤鸣山隐居过的诸位仙真：

秦：马成子，扶风人。志存修道，去家访师，遇黄盖童子，授以胎元炼炁之法，乃入蜀大邑鹤鸣山石洞中，复遇异人，授以神丹，曰：“炁为内丹，药为外丹，今授子此丹，当列高真矣。”成子遂白日飞升。

汉：张道陵，生于吴之天目山。及长，学长生之道。游于蜀之大邑，居鹤鸣山，山有石鹤，鸣则仙人出。道人居此炼丹服炁。汉安元年，感老君降，授以秘箓，遂领弟子赵升、王长来云台山炼大丹服之。老君再降，曰：“吾昔为汝说经，今再令汝普度生灵，证汝功行。”道陵拜谢。于是驱邪诛妖，佐国庇民。汉永寿二年，自以功成道著，乃于半崖跃入石壁中，自崖顶而出，因成两洞，崖上曰峻仙洞，下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将诸秘箓、斩邪剑、玉册、玉印，授长子衡，乃与夫人雍氏登云台峰，白日升天，年一百二十三岁。

宋：陈抟，字图南，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人。周世宗赐号白云先生。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常隐华山，善睡。曾游大邑，至天柱峰侧，题篆字沱石上，曰：“龟鹤齐寿”四字。今坠入水中。

明：张三丰，沙沱国人，旧传道陵后裔也。生有异相。长而好学，历宦四方，善骑射。壮而弃官修道，云游名山。或曰：天目人，名君实，字元一，居陕西宝鸡县。洪武初，太祖召见，异之，赐以玉。后至成都，寓青羊宫，月余，遂入大邑鹤鸣山修炼。山有石鹤，鸣则仙人出，三丰在山，石鹤复鸣焉。居岁余，成祖忆之，永乐间，御书封香，遣龙虎山道士吴伯礼（理）、内太监二人，遍访名山，知在大邑，乃于鹤鸣山麓建一迎仙阁，朝拜夕祷，冀其降临。一日，三丰降，二人喜不自胜，乞其赴京陛见。三丰曰：“自古未有天子成神仙者，汝还奏，惟求勤政爱民，为太平天子，天下受赐幸甚，吾不往也。”二人牵裙泣恳，终不应。乃迤逦迅趋，度手段桥，登访仙岩，冲举升天。后又往来于峨眉山中，入天谷洞，不出，年已三百余岁，嗣是不知其踪。诗文笔迹，每留蜀地沙门焉。

可见，除了祖天师张道陵之外，古代神仙马成子以及陈抟、张三丰两位出名的道门祖师，相传也在鹤鸣山隐修过。鹤鸣山道观旁至今有一棵巨大的柏树，据传为三丰祖师手植，故称“三丰古柏”。《大邑县志》有关张道陵的传说中增加了一些祖天师升天的故事元素，那段故事发生在川北的云台山，也即天师道的云台山治。值得留意的是，鹤鸣山不仅本身像一只仙鹤，山中据说还有一只石鹤，石鹤鸣则有人得道成仙。这只石鹤具体是什么模样的，虽然有一张老照片存世，但图片模糊不清，石鹤的具体形象只好交给我们的想象力来完成。乾隆《大邑县志·寺观》关于鹤鸣山道观的记载如下：

鹤鸣观，在县北三十里。上有太清宫，又名迎祥观。明嘉靖间，八月十八日为万寿圣节。岁命指挥使赍封香诣此，敕羽士修罗天大醮，以祝圣寿。抚按两院、藩臬、巡道暨附近州县群僚咸萃集焉。

迎仙阁，在鹤鸣山下，明成祖永乐间，命道士吴伯理同内监等赍香，寻访张三丰至此，造斯阁，朝夕礼拜，祈三丰降。

在明代，鹤鸣观的道士（羽士）参加国家祀典，每年都用道教最隆重的道场——罗天大醮给皇上祝寿，可见朝廷对鹤鸣山的重视。太清宫俗称老君殿，位于天柱峰（老君山）顶上。按清同治《重修大邑县志》等记载，天柱峰前面还有文昌宫及三官庙等建筑。但鹤鸣山的主山以及鹤鸣观的主要建筑群位于天柱峰（老君山）背后，是以迎仙阁为前殿、依山而建的道观。鹤鸣山道观如今还有斗姥殿、三圣宫、天师殿、玉皇殿等主体建筑，道观以上可爬山至天谷洞。历朝历代有文人墨客，如文同（1018–1079）、陆游（1125–1210）等人，他们为鹤鸣山撰写了诗词并确定该山是天师道鹤鸣山治的所在地。很明显，大邑鹤鸣山的神圣地位从明代开始也多来源于其与张三丰的关系；有《鹤鸣山》二首诗，传为三丰祖师所作：

沽酒临邛入翠微，穿崖客负白云归，逍遥廿四神仙洞，石鹤欣然啸且飞。

道士来时石鹤鸣，飞神天谷署长生，只今两涧潺湲水，助我龙吟虎啸声。

以前，鹤鸣山上的古碑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出名的“第一山”碑；据民国《大邑县志》载：“鹤鸣山第一山碑，米芾书，清邑人陈继兴由华山绝顶拓回，重摹于石。”除了一张老照片以外，此碑已不见，今在天柱峰石梯侧新立的“第一山”碑，已经没有米芾的字迹了。

明末清初，鹤鸣山道观与蜀中其他许多宫观一样，正一派（天师道）势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兴起于12世纪的全真教，特别是武当山陈清觉仙师（道号烟霞、寒松，1606–1705）入川传道后，蜀中道观多是全真龙门派丹台碧洞宗所属。鹤鸣山也不例外，至今犹承其戒坛。据鹤鸣山道观官网信息，至“文革”前，鹤鸣山仍保存着较好的楼、亭、牌、坊、坛、台建筑，祭祀宫观有三官庙、文昌宫、天师殿、太清宫、延祥观、迎仙阁、神仙祠、紫阳殿、玉皇楼等众多的建筑群。可惜毁于“左”倾思想及后来的“文革”。至1987年开放道场活动以来，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现今的鹤鸣山道观已恢复了迎仙阁、斗姥殿、慈航殿、五祖殿、三圣宫、天师殿、玉皇殿、清心茶舍、双鹤楼、综合楼、办公楼、乾道院（男道士住所）、坤道院（女道士住所）等一大批建筑。

2018年天师会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恢复宗教活动以来，鹤鸣山道观成为了一座很活跃的道观，如今不仅有丰富的斋醮科仪（法事）活动，以每年举行于端午节的天师会为主，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进一步了解道教，也创刊了四川道教界第一份季刊——《道源》。鹤鸣山天师会举办于农历五月初一到初五，也就是端午节期间，体现了巴蜀地区的古老传统。“川西夫子”清儒刘止唐先生（1768–1856）曾指出：

天师隐于鹤鸣山中，豺虎物怪尤多，故五月五日天师擒百怪，使深山穷谷皆得清平。四川全省惟温、郫、繁三邑无山，余皆山地。自天师伏除物怪之后，至今四川山谷即穷荒僻壤，商贾渔利、采药采货者，不逢物怪人妖。

张道陵于此日收伏五毒，世人遂以此日祭天师，亦有由焉。青城采药诸人从未有逢猛虎蛇蠍者，此天师之遗爱也。（摘自《五月五日说》）

2018年天师会道长们奉行法事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鹤鸣山道观的现任住持杨明江，俗名应江，1943年5月18日生于四川省盐亭县。1989年9月在蓬溪高峰山道观出家，礼全真龙门派青城丹台碧洞宗高道傅圆天为师，赐名明江，为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代玄裔弟子。1990年在青城山飞仙观道观修道，1991年主持崇州市上元宫，1993年9月受师嘱，任大邑县鹤鸣山道观住持，1995年于青城山天师洞玄都律坛受三坛大戒，道号“利民子”。

天谷洞“汉碑”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1996年及1998年，我曾多次前往鹤鸣山考察，对这座天师圣山很快就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但是，鹤鸣山道观的破坏非常严重，古庙几乎无踪迹了，可以说鹤鸣山治的遗迹、物证被消灭得干干净净。初到鹤鸣山时，老君山（天柱峰）上已无老君殿（太清宫），在双涧汇流处尚存三官庙的废墟以及摇摇欲坠的解元亭。自从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于1967年占地以来，此地的庙宇均被拆除，原文昌宫所在地当时仍是研究院的宿舍区。后来，恩威集团在天柱峰一带建立了“道源圣城”，修建了大型的旅游景点，以开发道家养生文化为目标。“圣城”中虽然修了几座模仿汉代建筑风格的大殿，老君殿也得以修复，但整个地方总体给人一种浮夸的感觉，完全没有道观的氛围。

因此，我一直关注的是天柱峰、“道源圣城”背后的鹤鸣山道观本身，这也是真正恢复鹤鸣山治道脉的地方。道观以迎仙阁为入口处，右前方原有一幢农舍，这就是最早恢复道观的天师殿（今已不存）。迎仙阁上方是碑林、斗姥殿和三圣宫。如今，鹤鸣山道观的建筑已有比较大的改观。三圣宫系香港飞雁洞佛道社所捐修的大殿，原来供奉太上老君、张三丰和吕纯阳（洞宾），现已改为三清殿。三圣宫以上便是三丰古柏，还有至益亭（张至益大师墓旁）、新修的天师殿、玉皇殿等建筑。

道观右边的马路通往雾中山，那座山据传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圣地之一。雾中山上的开化寺在90年代还在修复中，附近古迹众多；山脚处的接王亭（亦称接王寺）是一座玲珑小巧的佛寺，由百余岁的果章长老住持。90年代，雾中山和鹤鸣山之间的煤矿还在生产，虽然大体上已展现出衰败的景象，我还亲眼见过矿工用人力把载满煤炭的矿车从矿井里推出来。

天然石鹤卫复华先生提供

鹤鸣山的大环境在90年代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有农田、村落以及田边的许多土地庙，但除了道观周围之外，基本上没有大树，山上种了大面积的玉米，生态并不平衡，煤矿所造成的污染也十分明显。现在，鹤鸣山附近的山林有所恢复，水质似乎也比以前好，但我还是有点怀念以前的乡村景观，感觉“新农村”并没有形成一种承前启后的生活模式。听说有的农民不愿意住在新的安置房，反而跑到山上务农去了；我能理解。

至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因为物证的缺乏以及有关鹤鸣山治的争议，我最终无奈地决定，不再将博士论文的重点放在鹤鸣山上。但是，跟鹤鸣山道众的相处和长期交流产生了额外的收获，所以鹤鸣山至今是我向往的地方之一。鹤鸣山曾有一位老道长，他在我心目中树立了最优秀、最纯粹的“道人”形象。因此，讲鹤鸣山的故事，不得不讲这位老道长的故事。

杨明翊大师与作者 2009年9月

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四川大学时，我首次到鹤鸣山，在山上斗姥殿前便遇到了杨明翊老道长。一见如故。在了解我的来历和来意之后，杨师父慷慨向我介绍鹤鸣山的历史与现状，并为我细心安排了山上的住宿。杨师父与我的交谈从一开始就有不少“谈玄论道”的成分，而且一种似曾相识的情谊伴随着我们所有的谈话和相处。如此，杨师父和我即成道友。正如南华真人所描述：我们“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庄子·内篇·大宗师》）。后来，每次我赴川访问，鹤鸣山道观是必到之处。自己的研究重点虽已改变，我还是多次上了鹤鸣山，只为拜访杨明翊老师父。

由于我每次在山上的时间都不长，所以对杨师父的身世了解得并不多。我只知师父是盐亭县人，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相当可观的武功。因为师父出生的家庭以前被划为“地主”阶级，他在出家之前饱经忧患。师父告诉过我，在处境极为狼狈时他曾到青城山天师洞，并在祖天师圣像前发愿：只要今生获得平反，就出家为道士。愿望得以实现之后，杨师父便皈依了玄门，出家修道，从此投身于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我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师父是鹤鸣山道观的知客。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盐亭县政协委员、青城山道教学校教务副主任、大邑县道教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杨明翊大师赐给作者的墨宝

杨师父擅长书法，曾书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出自《无题》其一）送我，并落款“丙子秋，道源鹤鸣，三无道人杨明翊书赠”。“丙子”是1996年，距今已有接近二十五年之久，但杨师父的这一书作经过裱褙之后，现在仍然陪伴着我，以作长久纪念。

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我也曾蒙杨师父的大力支持和协助。90年代末，我正在搜集有关道教二十四治的资料与论著。杨师父当时不但提供关于鹤鸣山的专著（卫复华编纂《增补鹤鸣山志》、《鹤鸣山资料汇编》等书）给我，还亲自出马，陪我访问卫复华老先生，并且协助我在县城里复印一些古籍资料。回忆当时的情景，我想我们共同出现在县城里时肯定引起过不少人的好奇心。一位素发垂领、神光爽迈的老道长带着一个洋书生到处跑，这在大邑县应该是较为罕见的一幕，说不定还成了一时的趣闻呢！

鹤鸣山天谷洞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因鹤鸣山上的天谷洞相传为祖天师张道陵修真之所，我好几次前往天谷洞并在洞内外探索历史与传说圣迹。通天谷洞的山路既远又险，如无人带路，单凭我一己之力实在难以找到。当时还没有通往天谷洞的盘山公路，只能从道观出发爬山。而我每次能够安全到达天谷洞并顺利访古，都是因为杨师父专门安排了本观的道士或居士陪同，使我的考察计划得以圆满成功。总而言之，杨师父对我的种种帮助和支持至今仍令我内心充满着感恩之情。

上天谷洞的山路 90年代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不仅如此，杨师父还一直很关心我在鹤鸣山道观里的生活。他总是担心我在山上作客时会不习惯，所以每次都会亲自把一些生活用品、水果和书送到我的房间。后来，杨师父虽已高龄，但还是保持原来的习惯，令我十分感动。有一件趣事，我想与大家分享：杨师父以前就知道，我常在道观里小睡懒觉，比道众起得晚一些，也不吃早餐。每当我起床之后，在房前呼吸山上的新鲜空气时，师父就会出现，并把一盒热牛奶和两个刚煮好的鸡蛋放到我桌上，让我享用。也许有人会认为老道长只是很负责，接待外宾嘛，做知客的工作做到家了。事实上，杨师父这样做是自发自愿的，不是出于职责所在。而且师父到了晚年已变得沉默寡言，只是借着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举动来表示对我的关心，维系我们之间的道谊。这令我难以忘怀。

上老君殿的石梯卫复华先生提供

2009年春，我在德国收到了一封信，寄信人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德籍华裔女士。她回中国寻根的时候到过鹤鸣山，并结识了杨师父。当时，师父提起了我，表示很想了解我的境况，就把我的通信地址给了那位女士，并且嘱咐她回德国以后一定要和我联系。为此，她一结束那趟神州寻根之旅，便立即发信给我，并附上两张杨师父的照片。由于很久没有和师父联络，我当时甚感内疚，同时很感激寄信人。于是立刻打电话给鹤鸣山道观，找到了杨师父，并许诺下次到四川时一定会拜访他。

杨明翊道长在鹤鸣山亲自赠予作者的肖像照片

2009年秋，师父和我的共同愿望得以实现。我赴川作学术访问时，终于有机会在鹤鸣山与杨师父见面。我们一边品茗，一边叙旧。在畅谈的过程中，我们也毫无忌讳地谈起生死问题。每个人都得面对生、老、病、死，毕竟肉身不死的幻想并非正统道教所追求的目标。当时，师父以八十六高龄仍能自己处理庙里的生活，走起路来，也还是迈着稳健的步子。尽管如此，师父也坦白告诉我，他也逃不出病魔的缠绕。

上老君殿的石梯现状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我在道观里住了两天，期间参观山前的道源圣城、在山上天师殿里进香、了解道观的现况、听道众诵功课经，并且向杨师父请教一些经文和修炼方面的问题。最后，我准备返回成都。临别时，师父祝福我和我的家人，然后与我一起拾着陡峭的石阶走到山脚，把我送到山门外的公交车站。临上车时，杨师父坚持要替我买到县城的车票，不管我怎么阻止都没有用。公交车出发之前，师父就站在车站边望着我。透过车子的玻璃窗，我们相对微笑、点头、作揖。车子开动以后，我回头一看，视线里的山门变得越来越小，而杨师父却仍在那边站着，久久不动。

回德国之后，我在柏林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严冬。转眼就到了庚寅年。春节期间，我想给杨师父拜年，特意打电话到鹤鸣山道观。不曾想，接电话的人却不再是杨明翊老师父，而是杨明江住持。他告诉我，杨明翊大师已于公元2010年1月3日上午7时（农历己丑年冬月十九日辰时）羽化登真。惊闻噩耗，我悲不自胜。这不仅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位恩师和道友，还因杨师父是一位能体现并代表传统文化的老先生，他的仙逝，对后学晚辈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损失。

清初白云观王常月方丈曰：“大众，谁曾不死？哪见长生？不死者，岂是凡身？长生者，非关秽质！彭祖至今何在？颜回万劫还存？不死者，我之法身。长生者，吾之元气。……留下一个仙名于人间，传下一部道言于藏内，使千百年后，知有某人，这便是‘死而不亡者寿’。”（《龙门心法·第二十·功德圆满》）杨明翊大师的精神是永存的。斯人也，可没者其形，不可没者其神。对我来说，杨师父永远体现着鹤鸣山的灵炁和传统，想到鹤鸣山时，必然会想起杨师父。师父曾经在一封信中对我说过：“我们的道谊是永恒的。”我发自内心地同意杨师父所说的这句话。

欧福克（Volker Olles），一名欧理源，男，德国波恩人，1998年在波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2005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四川道教之近现代史与现状、中国宗教中的神圣空间（宗教地理）、四川刘门及法言坛、宫观及民间斋醮科仪、宫观（寺庙）历史与文化、传统宗教出版业、宗教碑铭学、道教环保伦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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