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驾战后科索沃，我看到旅游胜地，也看到民族悲歌（下）

科索沃的塞族人——少数派中的少数派

历史上，塞族人、阿族人与其他民族（如罗姆人）长久混居在科索沃这片土地。然而近几十年来的纷争，急剧影响着这里的人口构成。塞族政府用行政命令与军队驱逐科索沃的阿族人，而“科索沃解放军”则用近乎恐怖袭击的方式，赶走所有的其他人。

战事平息后，大部分被驱逐的阿族人都得以返回家园。但其他族群，尤其是塞族人，则因为恐惧，长久难以返回世代居住的科索沃。这也导致目前居住在科索沃的塞族人，只占地区总人口的不足5%。

让塞族人恐惧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莫非极端民族主义的“科索沃解放军”及其余孽。1999年的停战协议中，除了要求塞族人撤军，也包括解除“科索沃解放军”的武装。但随后的阿族人政权，始终对同族的科索沃解放军抱以同情态度，而未加以彻底取缔，甚至军中一些成员还“改头换面”加入了科索沃的新政府。至今，在科索沃很多建筑上，还能见到崭新的科索沃解放军（“乌切卡”）标志。

科索沃的阿族人，曾可算塞尔维亚的一支“少数派”。然而今日居住在科索沃的塞族人，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他们分散在大大小小十几个聚落中，大多在保留自己族群特征的同时，接受科索沃政府的管辖。

科索沃《宪法》规定，国家不设国教，一切种族、宗教一律平等。这看似美好的条款，却在执行中遇到了重重障碍。如塞尔维亚语同阿尔巴尼亚语一样，都是科索沃的官方语言。然而在科索沃旅行时，到处都能看见路牌上的塞尔维亚语标识，被人用黑漆涂掉。这种“恨及文字”式的仇恨，让人不寒而栗。

普里什蒂纳国家图书馆隔壁，便是科索沃最著名的“烂尾楼”基督救世主大教堂。1999年战争爆发前，它已接近完工，只差内部装修。而在20年后的今天，却依旧维持着停工时的样子。尽管科索沃的法院已经判决它是塞族东正教会的合法财产，但拥有教堂周边所有地权的普里什蒂纳大学，却始终阻挠对这里的任何施工。

而那些已经完工，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塞族人教堂，其实处境也没有好到哪里。如西部城市佩奇的佩奇牧首修道院，它是一座中世纪塞尔维亚正教会修道院，古老而华丽，与另外三座塞尔维亚境内的修道院建筑共同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但教堂大门口，却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科索沃岗亭。即便是游客，也必须登记护照后方可进入。而教堂人员的外出活动更是受到严格限制，哪怕只是购物，也必须在科索沃军人的陪同下进行（官方说法是“为了保护塞族教士不受阿族极端主义者的侵害”）。

塞尔维亚人为何对科索沃这块土地如此执着，不仅绝不承认科索沃独立的现状，甚至还不畏重重限制，继续经营他们的教堂呢？

除了“一寸领土都不能丢”的情感，更关键的是：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民族精神的重要发源地。

14世纪有一位拉扎尔大公（Prince Lazar），他在塞尔维亚人心中的地位，堪比中国的秦皇汉武。他击败了入侵的土耳其奥斯曼军队，重新统一了濒临解体的塞尔维亚帝国，并一度将其打造为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因而他也被塞尔维亚人尊称为“沙皇”（Tsar）。

他“指点江山”的雕像，现在就矗立在科索沃最大的塞族人聚居地，米特罗维察的市中心。

他出生在科索沃，就在普里什蒂纳城外不远处，现在那里已成为塞尔维亚人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地之一。同样是在那附近，还有科索沃塞族最重要的教堂：格拉查尼察修道院，同样位列世界遗产名录。

看似平凡的外表下，却是近700年的历史。它始建于1321年，刚好与那位民族英雄拉扎尔同岁。而它的建筑造型，也为整个塞尔维亚无数教堂提供了灵感来源，甚至包括大家最熟悉的塞尔维亚地标：贝尔格莱德圣萨瓦教堂。

而在美国芝加哥，当地的塞族人甚至专门修建了一座外观完全相同的“新格拉查尼察修道院”。

拉扎尔大公同样死在科索沃，那是1389年一场同奥斯曼人的惨烈战争中。唯一“庆幸”的是，他的敌人：奥斯曼帝国首位苏丹穆拉德一世，也死在这场战役中。而阿尔巴尼亚人，正是因为当年曾被奥斯曼帝国统治，才改信了伊斯兰教。如今的科索沃，塞族人与阿族穆斯林却依旧继续着与600多年前如出一辙的纷争，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米特罗维察——亲历一场抗议

现今，完全属于塞尔维亚人的科索沃城市只剩半座，正是拉扎尔雕像所在的“米特罗维察”。一座步行桥隔开了南岸的阿族区与北岸的塞族区，也让这座小城分裂成截然不同的两半。

现今的步行桥，两岸居民和游客都可随意穿行，这要感谢2013年的《布鲁塞尔协议》。在那之前的十多年里，北米特罗维察堪称“科索沃里的科索沃”：塞尔维亚政府尽管不干涉科索沃当局对大多数地区的管治，但却始终控制着这座位于科索沃的塞族人城市，也让这里连接科索沃其它地区的交通几于中断。

2013年的协议，让塞尔维亚正式承认了科索沃对所有塞族区域的管辖权，同时撤出了自己的执法人员，而科索沃也同意塞族居民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结果却是，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三不管地带”。在当地塞族居民的抗争下，科索沃政府进不去，塞尔维亚政府管不了，整个城市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在到这里之前，科索沃朋友就劝我不要去，起码不要把车开到对岸去。我听了他的后半句，将车停在安全的南岸，步行走过了这座桥。

对岸桥头耸立的纪念碑，正是为了纪念死于“科索沃解放军”之手的塞族同胞，仿佛在向对岸发出无声的抗议。

到了北岸，再也看不到任何与科索沃有关的意象，取而代之的是塞尔维亚的旗帜，以及塞尔维亚的文字，银行，车牌，甚至货币，仿佛这里依旧在塞尔维亚的管辖之下。

远处的山顶，还矗立着南斯拉夫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纪念碑之一“矿工纪念碑”。而旁边则是一座塞族教堂，坐在栏杆上的年轻人，笑着跟我打招呼，还把他的Instagram打开让我关注。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一切都如此平和，让我几乎要怀疑阿族朋友的警告。然而在返回的路上，我却邂逅了一队群情激愤，沿街抗议的学生。他们挥舞着黑色旗帜，高喊着听不懂的口号，汹涌的气势仿佛要将整条街道都掀开。我问了身边的人，又赶紧上网搜索，才知道他们在抗议什么。

原来就在两天前，塞尔维亚一位高级官员，来这里参加了一场当地塞族人举办的名为“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和平未来”研讨会。会议正在进行中，却有一队全副武装的科索沃警察冲进来，端着机关枪，逮捕了这位塞尔维亚官员，将他押往普里什蒂纳，随后驱逐出境。事后，科索沃当局给出的理由是：此人宣扬仇恨言论，影响科索沃“国家安全”。

米特罗维察塞族人对此的回应则是，用土堆和石块，在桥头筑起了一座路障，阻挡一切来自南边的科索沃执法车辆进入城市，也让这里的对峙局势变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而那队学生游行的终点，正是这座简陋的路障。而对面待命的大批科索沃警察，正虎视眈眈地观察着他们的任何举动：

我只好等了很久，等抗议人群都散去，警察也逐渐解除戒备，才敢小心地穿过路障，回到桥的另一侧。而南侧人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和平，完全没有被北侧紧张局势所影响。停车场里遇到的一家三口，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们甚至开心地聊起了这一路的旅行。

后记

离开科索沃的路上，我在普里什蒂纳郊外看到一座怪异的建筑，楼顶竟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不知建筑的主人想通过这座雕像表达什么思想：对自由的向往，抑或对自由女神背后那个国家的向往？

就在一星期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斡旋”下，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宣布握手言和，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与此同时，科索沃居然同以色列“建交”，并成为第一个将大使馆设在耶路撒冷的穆斯林为主“国家”。很难想象，以“被压迫民族”自居的科索沃政府，就这么轻易抛弃了与他们同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同胞。

或许的确有一部分科索沃人，已经拥有了一些“自由”。但超过四分之一的失业率，以及在塞族社区看到的现状，让我明白他们距离真正的自由还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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