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

骑行路过一个村庄，牌坊上的“千年爱情圣地，诗经邶风故里”吸引了我，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缘何被称为爱情圣地？决定前行一探究竟。

路边醒目的四个大字“邶风大道”吸引着我继续前行，在印象中邶风应该是诗经里15个国风的其中之一吧，而“邶”应该具体指的是一个地名吧，骑行不久，一个叫“邶城”的村落出现了。

邶城村位于河南汤阴县东南15公里左右，诗经中的邶风就是周朝时期的邶国大地所在地，如今流传至今的邶风作品只有19篇了，大都是爱情诗，这也许是被称为千年爱情圣地的原因了。而邶城的历史与周武王大有关系，当年周文王之子武王姬发建立了周朝，我们都知道邶城地区可是当年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武王为了稳定这里，就让商纣的儿子武庚来统治这里，但他不放心武庚，就派了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个人）来辅佐（其实是监视）武庚。可惜武王为国家鞠躬尽瘁，两年后就得病而亡，自己的三个兄弟在武王死后没有了靠山，武庚就开始反抗，想摆脱这三个人，夺回自己的王朝。于是他联系了周围老部下以及东方的17个小国，起兵叛乱。新上任的皇帝周公旦绝不能看着不管，亲自领兵镇压，挂帅东征，经过三年的战争，武庚被杀，武王的三个兄弟被流放的流放，或被贬为庶人，而当年辉煌的邶城经过战乱之后变成了废墟。

又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变更，这里如今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村落而已，哪里还有当年繁盛的样子？据村里的老人讲，解放初的时候村东头有一个老冢子（凸起的坟头），这冢子奇突突的高出地面3米多，据说这冢子无人过问，村里的人在冢子下面挖出了瓦罐等等东西，惊动了文物部门，文物部门经过十几天的挖掘，挖出了很多文物，老百姓只能远远的看不让靠近。文物部门走后，这冢子就被平了。1982年县里的文物局干部在村西头进行钻探，发现其下的土质坚硬，间有层次，有夯打痕迹，就鉴定邶城为商代的邶城遗址。大约90年代左右，村人下葬时挖出了三棱形铜箭头，传说这是当年古人的习武之处。可如今放眼望去，满是青青的小麦，哪里还有遗址可见？

肆海云游/摄

周朝邓国的和亲外交 周朝

周朝邓国的和亲外交

和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特殊外交政策，通过和亲外交，与其他国家建立起一种直接而天然的血缘关系，从而达到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相处，自己国家的长治久安。

和亲政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和另一个国家建立起血缘关系，以这层关系为纽带使得对方在准备进行侵犯的时候，好好掂量掂量。

中国人历来重视血缘，血缘关系某些时候远远超过地缘因素。因为，血缘是割不断的，也是相对较为可靠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最终能够达到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则是最为理想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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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国在西周时期就实施的和亲外交政策，开创了国与国之间联姻外交的先河，为后世作出了榜样。

公元前1240年，商王武丁封其叔父曼公德阳为邓侯，建立邓国，故址在今河南省邓州市，历经商朝、西周、东周，于公元前678年（东周春秋时周僖王4年）被楚国所灭，历时562年。

其时，邓国疆域大致以今邓州市为中心，北与中心位于今天河南省南阳市区的申国接壤；东部跨越今南阳市新野县，与位于今南阳市桐柏县一带的曾国相邻；西部和谷国（今湖北省谷城县）相接，南部到汉水与楚国相连，都城在今邓州市城区。

邓国位于北方华夏与南方荆蛮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中原南进、荆楚北图的孔道，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西周时，邓国在周王室是二等侯爵，国君被称为邓公，政治地位较高，许多大国或有王室血统的诸侯国争相与之联姻及交往。

邓国在西周初年臣服周王室到春秋初期被灭国期间，推行和亲外交，先后与楚国、郑国、应国、井国、复国、薄姑国等诸侯国之间进行政治联姻，双方通过嫁娶公主这种典型的和亲外交，保持和睦相处，加强友好往来，起到防止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和吞并，形成和谐稳定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同时通过和亲结成紧密盟友，合力应对周边某些国家的挑衅和侵略。

事实证明，邓国得益于此，在当时强国如林的环境中，历经时代变迁，延续近600年。

一、邓楚联姻

1、近邻楚国

楚国，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祖先姓芈(mǐ)，熊氏。最早兴起于古丹淅之地（今河南省淅川县，淅川丹江口水库现存大量楚贵族墓）的楚部落，楚国最早建国都于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东南部）。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载：“文王熊赀立，始都郢（yǐng）。”表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元年)，楚文王将国都从丹阳迁于郢（今湖北省荆州区纪南城）。

鼎盛时楚国的最大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重庆、贵州、广东部分地方。

公元前223年，楚灭于秦。楚君后人多以熊为姓。

2、邓曼是谁？

邓曼，周朝邓国（今河南邓州）人，是邓国第19位国君吾离侯的女儿，从小就美丽聪慧，熟悉礼仪诗书，精通《易经》《系辞》，善于思考，明达事理，经常给父亲出谋划策。是一个深明大义、有远见卓识的女子。

3、出嫁到楚

公元前741年（鲁惠公28年），楚厉王（熊通的哥哥）去世，熊通杀了楚厉王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子，自立为君，史称楚武王。楚武王继位后，听闻邓国侯有个女儿秀外慧中，美丽动人，就派大臣为使到邓国提亲，豁达的吾离侯慨然应允，一段良缘就此成就。楚武王娶邓国侯之女为夫人，史称邓曼。楚武王与邓曼婚后琴瑟和谐，恩爱有加，并生下儿子两个：熊赀[zī]（即后来的楚文王）和屈瑕。

4、助力国君

关于楚武王夫人邓曼，在史书上有4处记载。

其一，汉刘向《列女传》：“楚武邓曼，见事所兴，谓瑕军败，知王将薨，识彼天道，盛而必衰，终如其言，君子扬称。”

其二，西晋左芬：“天道恶盈，极数则微，邈哉邓曼，心暎祸几，睹兆叹亡，考德知衰，贤智卓殊，邈哉难追。”

其三，《春秋左传·桓公十三年》记载楚攻打罗国提到邓曼，“（楚武王）入告夫人邓曼。”

其四，《春秋左传·庄公四年》：“（楚武王）伐随，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楚武王很宠爱邓曼，邓曼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楚武王愿意倾听她的看法，经常与她共商国事，邓曼每每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楚武王都会采纳。

屈瑕是楚武王的儿子，因被封于屈邑，曾担任楚国最高官职莫敖。因被封于屈邑，其后代以封地为氏，遂称屈氏，为大诗人屈原的先祖。

公元前699年（楚武王42年），楚武王派屈瑕作为主帅率军征讨罗国。楚国令尹（官职，相当于宰相）斗伯比为屈瑕送行，但屈瑕心浮气躁、面露骄傲之色，他认为“举趾高，心不固”的屈暇此去必然失败，于是进见楚武王表明他的担忧，请求增派援军。楚武王拒绝了斗伯比的建议，回宫对夫人邓曼说：“斗伯比难道不知道楚国军队已经全部出发，还提出这种不可能的请求？”

相较于楚武王的茫然不解，邓曼则认为，屈瑕在蒲骚之战的轻易成功，会让他自以为是，必然轻视罗国。邓曼的分析掷地有声：“斗伯比当然不会不知道楚军已经全部出击，他请求的增援是让君王加以防范，以便赢得战争的胜利。”

楚武王恍然大悟，立刻派人去追屈瑕。但是为时已晚，派去的人还没追上，楚军已经在罗国和卢戎军队的夹攻下，被打得大败，屈瑕最终吊死荒谷。楚武王回想着邓曼的话，悔恨不已，自责道：“孤之罪也！”

公元前690年 (楚武王51年)，年逾古稀的楚武王仍壮心不已，他还专门演练了一种军阵准备攻打随国。出征前，武王突然觉得胸闷心慌，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邓曼看着年迈的楚武王，料想此行凶多吉少，长叹一声道：“夫君的福寿恐怕到头了！只要我国的将士没有折损，即使大王途中有什么不测，国家也算是有福的。”不出邓曼所料，楚武王出征不久，行至汉水东岸时，心疾突发，坐在一棵树下与世长辞。楚国令尹和大将严密封锁消息，密不发丧。直到与随国立下盟约，随国成为楚国附庸后，楚军才全师而退渡过汉水，为武王举哀。

《左传》和《列女传》详细记载了关于邓曼的上述两件事，这在历史书籍中是不多见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曼应该是比较善于分析问题的人，她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实属难得。

5、和亲显效

楚武王在位50年，除因意外事件邓国附属国鄾国杀楚巴使者而发生的邓与楚巴之战外，邓楚两国保持着相安无事、比较友好的邦交关系。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去世，其子熊赀继位，是为楚文王，也就是邓曼的儿子。

《左传·庄公六年》载：“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zhuī]甥、聃[dān]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邓侯曰：‘人将不食吾余。’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弗从。还年，楚子伐邓。”

公元前688年，楚文王带领军队借道邓国攻打申国，因为申国在邓国的东北部（今南阳市区），邓国位于楚国与申国的中间，去申国必须路过邓国。

当时的邓国国君邓祁侯，是邓曼的弟弟、楚文王的舅舅，外甥路过并驻扎邓国歇息，作为舅舅的邓祁侯自然少不了设宴款待，畅叙亲情。但是，邓祁侯的三个外甥骓甥、聃甥和养甥不乐意了，他们鉴于楚国对外扩张的野心，联合劝谏邓祁侯不要借道给这位野心勃勃的外甥楚文王，并建议趁机把他给杀了，以除后患。

然而，邓祁侯并没有听从三个外甥的劝告，而是答应了外甥楚文王借道的要求。这一方面显示了邓祁侯的仁慈，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的邓楚两国关系尚好，甥舅之邦的亲情纽带仍然在起着重要作用。再者，当时邓祁侯之姐、楚文王之母邓曼还健在，念及姐弟情谊，也不至于对亲外甥下狠手。当然，外甥楚文王碍于母亲情面，他也不好意思对舅舅主政下的邓国下手，这也就是为啥楚国舍近求远，借道邓国去攻打申国的原因了。

就这样邓国与楚国又相安无事地共存了十年时间。

6、终被楚灭

公元前678年，这时，楚文王的母亲邓曼和舅舅邓祈侯都已经去世，邓国也换了2任国君，当时执政的是第22位国君明渊公。这位明渊公是邓祁侯的孙子，邓曼的侄孙子，按辈分，明渊公应该称邓曼为姑奶、楚文王为表叔。

就在这一年，十年前邓祁侯三个外甥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楚文王举兵攻打邓国，邓国随即灭亡。当然了，由于邓楚的姻亲关系，楚国虽然灭了邓国，并没有屠杀邓国国君和贵族及百姓，而是将邓地改名为穰邑，像十年前楚国灭了申国后，强行将申国的执政者，迁往申国东边今河南信阳一带安置的做法一样（史称东申国），将原邓国国君及一帮文武群臣、贵族和亲属，统一集中南迁到原邓国与楚国交界的城邑邓城（今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邓城村）居住，便于对其进行监控，断绝其复国企图。

邓国与楚国的姻亲关系，使它整整比申国晚灭国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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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邓郑联姻

郑国是继楚国之后，《春秋左传》记载的第二个与邓国存在联姻关系的国家。据《史记·卷四十二·郑世家第十二》载：“初，祭仲甚有宠於庄公，庄公使为卿；公使娶邓女，生太子忽……”

1、郑国介绍

郑国(公元前806年—公元前375年)，以经济发达、法制健全、民主政治和诗乐文化闻名于世，是中国法制和法家思想的重要起源地。

公元前806年（周宣王22年），周宣王将郑地封给弟弟姬友，是为郑桓公，建立郑国。郑桓公居住在棫（yù）林（在今陕西省华县西北一带）。目前这里是全球郑氏寻根祭祖之地，郑桓公陵墓所在地。

第二任君主郑武公跟随周平王东迁到虢(guó)郐(kuài)之间(今河南省荥阳市)，公元前395年，第三任君主郑庄公迁都到今河南郑州新郑市的郑韩故城遗址，直到灭亡。郑国立国共计432年，主要版图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

郑国国君郑庄公，以其雄才大略，使郑国在春秋时期第一个强势起来并称霸诸侯，被称为“郑庄小霸”。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郑庄公去世后，郑国发生了长期内乱，致使国势逐渐衰落，到战国初年，被韩国所灭。

2、迎娶邓国公主

公元前744年（郑武公27年），郑武公病逝，太子寤生继承君位，史称郑庄公。不久，郑庄公派心腹卿士（官职，相当于宰相）祭足作为迎亲大使，去迎娶邓国公主为妻，史称邓曼。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为何这位与郑国联姻的邓国公主也叫邓曼。是因为古时妇女地位低下，出嫁后，史书记载时均以娘家国名+姓氏称呼。因为邓国公主姓曼（邓国第一位邓侯曼公后裔），来自邓国，所以史书均以邓曼称之。

这位来自邓国的公主邓曼生下儿子公子忽，并被郑庄公立为太子，继承君位，史称郑昭公。

邓国与北方强国郑国的联姻，也使郑庄公的事业蒸蒸日上，终成“春秋三小霸”之一。毛泽东主席曾说过：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

《左传·桓公二年》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公元前710年（鲁桓公2年）7月，当时蔡国（今河南省上蔡县一带）、郑国两国虽然距离楚国较远，但因楚国强势崛起，势力向中原扩张，郑、蔡二国开始产生畏惧楚国的思想。郑庄公与蔡桓侯（蔡国第七代国君）相约会见于邓国，三国共商应对楚国之策。郑、蔡二国国君这么重要的会见，将地点定在邓国，由此可以看出邓曼在娘家邓国、婆家郑国这两个国家均具有举足轻重的的地位。

3、儿子拒绝和亲酿恶果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外交军事种种手段都登上台面，婚姻结盟更是屡见不鲜，但遗憾的是郑庄公与邓曼的儿子郑昭公却并没有得其父母真传，延续父母亲力亲为的和亲外交策略，竟两次拒绝当时强大齐国提出的和亲要求，最终尝到了拒婚的恶果。

齐国是诸侯国中的大国，当时齐国国君是齐僖（xī）公，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他称霸的基础当然就是他父亲齐僖公给打下的。齐僖公也名列“春秋三小霸”之一。

按理说，如果齐国和郑国两国能够结亲，强强联手，那是再合适不过。齐僖公很看重太子忽，第一次提出结亲，就是准备把很有才华的爱女文姜许配给他。但太子忽却以自己不般配强大的齐国为由拒绝。

齐国第二次向太子忽表达出想要联姻的想法，是在公元前706年（郑庄公38年）北戎攻打齐国时，郑庄公派太子忽领兵救齐。太子忽不负众望，大败戎军。齐僖公大喜过望，又一次提出联姻，太子忽再一次以不能居战功而成婚为由拒绝。错失两次和亲良机，殊为可惜!

太子忽后来娶了陈国国君的女儿为妻，陈国是个小国，帮不上郑国什么大忙。郑庄公去世后，太子忽继位，是为郑昭公。郑昭公在做太子时和大臣高渠弥交恶，公元前695年，高渠弥担心郑昭公会杀害自己，趁一次与郑昭公外出打猎时，在野外射杀了郑昭公。改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ěi）为国君。

公元前694年（鲁桓公18年）7月，郑子亹参加齐国主导的首止（今河南睢县周堂镇）盟会，齐国国君齐襄公（齐僖公之子）记恨郑国不与齐国联姻，就杀了郑子亹。此后，郑国日渐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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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邓应联姻

1、应国在哪里？

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3年间，西周武王姬发封其四子姬达为应侯，尔后立国为应国(今河南省平顶山市一带)，国都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滍阳镇，并以鹰为族徽，这也成为如今平顶山别名鹰城的由来，子孙以国为姓。姬达更名为应叔，即应氏太始祖。应叔等先祖们在应国历经350余年。

2、《邓公簋》的出土

1979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薛庄乡北滍村滍阳岭上发现了一处应国墓地，自1986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这处墓地进行钻探和长达十余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证实这是一处应国贵族墓葬区。墓地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玉石器、陶瓷器，其中大量带铭文的青铜器为研究应国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应国墓地先后出土了一组4件《邓公簋》（其中两件失盖）。这四件器物属西周中晚期应国铜器，形制、纹样、铭文及大小皆相同。盖顶隆起，敛口鼓腹，饰夔龙纹，有喇叭形握手，盖缘与口缘均饰有目窃曲纹，盖面与器腹饰瓦垅纹；鼓腹下垂，双龙首耳各衔一圆环，圈足饰斜角云纹，足下3个小扁足，支足根部饰兽面纹。器外底部有方格形铸痕。簋（guǐ）盖与器内底部均有3行12字铭文：“登（邓）公（乍）作应嫚毗媵（yìng）簋，其永宝用”。

簋，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商周时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3、12字铭文揭示邓、应两国曾联姻

青铜器铭凡有“媵”字者，皆为送嫁之器。因为“媵”字与陪嫁有关，表示相送之义。

《邓公簋》铭文中“嫚”是邓国国君邓公之女，“媵”即陪嫁之意。

《邓公簋》的出土就是邓、应两国联姻的见证。该器物及铭文，清楚明白地揭示出了，当时的邓国曾有公主远嫁应国。

《邓公簋》是邓国国君为其女儿嫚毗出嫁应国时特意制作的陪嫁礼器，也就是陪嫁品，在其死后，又随葬在墓内，才得以保存下来。一方面说明了该簋对于当时从遥远的邓国远嫁到应国的邓国公主来说，视为珍物，终生相伴，那个时候，路途遥远，回娘家一趟，很不容易，想家的时候，看看当初父母陪嫁的这些器物，想想曾经在娘家时与父母相处的情景，权当是慰藉一下自己思乡之情吧；另一方面，这位邓国公主在其死后还要这些陪嫁品陪在自己的身边，可以想象到，她对娘家邓国是多么热爱啊，此情此景，真是令人动容！

著名考古学者、应国墓地主要发掘人王龙正先生认为，从《邓公簋》铭文来看，应、邓两国应为世代为婚，在两周时期，许多诸侯国都以相互联姻作为外交手段，从而结成政治同盟，所以应、邓两国的世婚也不排除这种政治婚姻的可能性。他认为两国的联姻具有政治性，可以共同抵御强敌荆楚和南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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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邓井联姻

1、井国方位

据《大宋重修广韵》记载，井是姜姓之国，始祖是姜尚，大致在周代今陕西关中一带，他完成大业后，被姬发封到齐国。但他特别怀念他起家的垂钓故地——宝鸡渭河边，就把他后代的一支留在那里，他的后代就用此名重建起井国了。在当时，这个井国名气很大。这也是为什么邓国距离井国如此遥远，而将公主远嫁这里联姻的原因吧。井国亡国后，形成一支以国为氏的井姓，一直繁衍至今，但井姓人口较少。

关于井国的建国时间、存世时间以及国君在位等史料，史书记载有限。已无从查考。

2、《邓仲牺尊》出土

1984年秋在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发现西周中期的井叔妻室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邓仲牺尊》，高38.8厘米、长41.4厘米，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形体似马驹，却又头生双角，腹有双翼，大概应是古人所言的“天马神驹”。同时驹颈上立一虎，驹尾上有一条龙，驹前胸有一兽，似龙又似虎，驹尊盖上立有凤鸟。《邓仲牺尊》造型奇特，铸作精工，纹饰缛丽，富丽堂皇，是青铜礼器中难得的艺术珍品。

3、姻亲关系的证据

《邓仲牺尊》的器腹及盖内分别雕刻有相同的铭文二行六字：“邓仲作宝尊彝”。这六个字的意思说明，此件器物是邓国的邓仲所做的器物，而邓仲很可能是邓国的国君或贵族。

那么，邓国和井国，一个在今河南省邓州市，一个在今陕西省长安区，两地相距如此遥远，为什么邓国的这件怪兽器物会出现在那里呢？考古工作者在对张家坡遗址进一步发掘后，得到了重大的发现。他们在张家坡遗址附近发现了带有“井叔”字样的青铜器，从而表明，出土的这件西周时期邓国的器物，隶属于井国的贵族井叔。

考古专家认定，这件《邓仲牺尊》是当时邓国的国君或贵族邓仲，将自己的女儿远嫁到井国井叔家族时，作为陪嫁物品之一而送达那里，在其死后又作为陪葬品而埋入地下。因而，可以得知，邓国与井国同样具有姻亲关系。

五、邓复联姻

1、复国位置

复（復）国，古文献失载。復，是复字的繁体字。《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桐柏大复山，淮水出。”大复山，在今河南省桐柏县东，即今天的桐柏山，广义上属于大别山脉。根据古籍记载，两汉时大复山以南有个复阳县，西汉时这里为复阳侯国，西周复国的确切位置当在今河南桐柏县一带。其国名因位于大复山附近而得。往西不到100公里便是邓国。

2、铭文显示复国公主嫁邓国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收录了一件《复公子伯舍簋》，为西周中晚期铜器。上边有一句铭文:“复公子伯舍曰□新，作我姑邓盂媿（kuì）媵簋，永寿用之”。意为复国公子伯舍，为姑姑孟媿嫁往邓国而制作了这件青铜簋作为陪嫁品。

《复公子伯舍簋》的铭文，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西周时期有一个不见史载的复国，与邓国保持着政治联姻关系。它是邓、复两国通婚的见证。

六、邓与薄姑国联姻

1、薄姑国位于何方？

薄姑，亦称蒲姑，商王所封诸侯，都城在今山东博兴县湖滨镇寨卞村西北，东南距齐都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25公里。周灭商后，薄姑协助商纣王之子武庚发动“三监之乱”，企图复辟商朝，被周成王所灭。

最早的记载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齐国大夫晏婴对齐景公言：“昔爽鸠氏始居此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薄（蒲）姑国亡后，国民有的以薄（蒲）为姓，有的以蒲姑为姓。

2、看铭文知邓与薄姑曾通婚

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邓公簋》有铭文“隹（wéi）邓九月初吉，不姑屯夫人始作，邓公用为屯夫人□□尊”。此簋亦为陪嫁用的媵器。郭沫若考证，铭文中的“不姑”即薄姑。表明，邓公之女（或妹）嫁往薄姑国，为薄姑屯夫人。因此可以确定，邓国与薄姑国之间亦曾通婚。

邓国与楚国、郑国之间的姻亲关系，史书均有明确记载，而与应国、井国、复国、薄姑国等之间的联姻，我们翻遍现有史书，并无查到任何记载。然而好在，寻觅邓国和亲外交踪迹，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礼器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也给后人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目前，出土著录有“邓”（登、豆）字铭文的邓国青铜器达13类，31件，跨越商末、“两周”至春秋战国，分布在河南、陕西、湖北、山东4省9个地域，这说明邓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十分频繁。

因年代久远，存世文献史料较少，本文仅根据现有的少数文献资料及出土文物，考证出了邓国与上述六国之间的姻亲关系。周朝邓国是从商朝邓国延续下来的一个建国较早、实力较强、存在时间较长的古国之一，邓国推行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和亲外交，与其周边近邻的申国、吕国、曾国、谢国、鄀国、随国等诸多国家是否也存在有联姻关系，有待今后深入探索研究与考古发现。

（作者系邓州市邓姓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邓姓文化》杂志编委会主任，南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邓姓的起源”传承人）

宝鸡岐山周朝八百年江山周文化发祥肇基之地 周朝

来源：中国报道 文◎郑鼎文

【内容提要】岐下周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是周朝八百年江山肇基之地。对此，典籍有记载；考古有发现；民间有传承；专家有共识；瞻仰有遗存；地名有印记；文人有佳作；名家有题词；怀古有节庆；教化有典故。博大精深的周文化，就产生和形成于周三王在周原大地艰苦创业的近百年历史中。

【关键词】岐下周原 周文化 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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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岐山为核心的周原地区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是周朝800年江山肇基之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周易》《周礼》以及《诗经》中的诸多篇章，都是“膴膴周原”培育出来的思想之树。

典籍有记载 对于历史事实而言，典籍的记载是最基本的依据。《诗经 大雅 绵》写道：“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又有“膴膴周原，堇荼如贻”之颂。《史记·周本纪》载：古公亶父为了避免戎狄族的侵扰，“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诗经》和《史记》中的“岐下”，就是岐山下的周原。新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写道：“古公亶父被戎狄侵略，无力抵抗，率家属和亲近奴隶迁居岐山下周原（陕西岐山县），……古公在周原上筑城廓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周国。……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继续发展，强大到足以翦灭大国商。它的重大意义，周人是有足够认识的。文王称王，追尊古公为太王。”范文澜的这段叙述，清楚地说明周太王当年是在如今的陕西岐山县建立周国的。这些记载，说明三年年前的周人在以岐山为核心的周原地区创造了辉煌业绩，也培育了博大精深的周文化。可贵的是，《孟子 梁惠王（下）》第五章对此也有记载：齐宣王问曰：“王政可得闻与？（关于王政可听您讲一讲吗？）”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把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过去周文王治理西岐的时候，实行井田制，每家只交九分之一的租税；做官的人可世代享受俸禄，关口和市场上的货物只盘查有无违禁物，但并不征税，水中的鱼梁也任由百姓去捕鱼，犯罪的人只需自己受罚，不连累他的家小。老年没有妻子的叫寡夫，老年没有丈夫的叫寡妇，老年没有儿子的是独老，很小就没有父母的叫孤儿。这四种人，是天下没有办法生活而又无处求助的，周文王考虑政治措施时，一定先考虑他们，给予必需的照顾。可见，文王当年治理西岐，是全面推行仁政德治的。

考古有发现 考古发现是判断历史问题的铁证。周原遗址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此调查、试掘。1976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西北大学、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联合在此进行一系列规模较大的发掘。时至今日，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已经获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包括：对几处西周建筑基址的系统发掘；窖藏和墓葬中出土了成批的青铜器物；遗址中所见的大批刻辞卜骨；出土了其它一些具有珍贵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的遗物。凤雏甲组西周早期宫室建筑基址发掘于1976年。基址位于京当镇凤雏村西南，规模宏大，布局谨严，以门道、前堂中阶和过廊为中轴线，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规整的“廊院制”平面布局开我国建筑史上四合院风格之先河。前堂为主体建筑，是周王处理朝政、举行祭祀天地祖先和婚丧等典礼的场所，后室是周王和嫔妃居住之处。

在基址发掘中，先后出土金箔、玉器、瓦陶器等贵重文物万余件及大型陶质水管等建筑材料，特别是在基址西厢二号房间发掘出占卜用的甲骨21050片，其中有字甲骨293片。这是我国首次大批发现的西周甲骨文，其意义之重大不亚于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1989年，在宫室基址周围航测发现岐邑(周城)遗址。古城呈南稍偏西方向，周长约1300米，全城总面积约945000平方米。凤雏宫室建筑基址恰在城内中心部位，即小孟鼎铭“王格周庙”之周庙，亦即先周之京宫；古城即先周京都岐邑。自汉代以来，在周原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甚多。其中大盂鼎、毛公鼎最为著名，与外地出土的虢季子白盘、矢人盘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1976年出土的牛形尊等为目前国内所仅有。1975年出土于京当乡董家村土窖藏青铜器37件，其中卫簋、卫蚕、懒匝等均有史料价值很高的长篇铭文，分别记载着西周以物换田、土地交换、诉讼判决、策命赏赐等重要事件，是研究西周中期政治、经济、法律、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等情况的实物资料。周原地区因之被称为“青铜器之乡”

2004年2月，有关部门对周原遗址进行常规普查时，在周公庙风景区发现一处两周时期最高等级的大型墓葬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周公庙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大面积钻探和抢救性发掘。共钻探出墓葬22座，其中有四条墓道的10座，三条墓道、二条墓道和一条墓道的各四座，另有陪葬坑14座。当时很多专家判定是周代王陵，因为三条墓道和四条墓道的很多。在他们看来，只有周王，才能享受到这么多条墓道。被称为“中国商周考古第一人”的邹衡教授则坦言：“周公庙遗址西周大型墓地的发现，从学术价值上说，是建国后国内堪称第一的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史、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等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2013年7—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周原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采取踏查、勘探、航拍、寻访等方式，对现存的地表遗存分布及微地貌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对既往发现进行重新定位，基本上搞清了遗址不同时期古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调查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调查断坎600条，记录遗存采集点近3000个，抽样勘探面积近10万平方米，获得了更为丰富的遗址商周时期聚落布局资料。在此基础上，联合考古队首次确认，周原为同时代世界最大聚落。雷兴山教授认为，周原在3100多年前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文明都市，也是世界性的最大文明都市（网上有视频资料）。2015年8月份，周原遗址又传来喜讯，以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为负责人的考古人员，在岐山县京当镇贺家村一处田地里发现了一套青铜马车，媒体报道后参观者络绎不绝。后送往陕西省博物馆加以保护。上述考古发现，足以证明以岐山京当为核心的周原是3000多年前周人聚居的地方，是周国的都城。

民间有传承 岐山被称为周礼之乡，作为周文化重要体现的周礼的传承最为突出。在民间一直传承下来的东西，必然带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享誉神州大地的岐山臊子面，就传承着周礼的精神，体现着中华礼仪文化的魅力。吃岐山臊子面是有讲究的，吃之前要给天地神灵、已故祖先泼汤，接着长辈吃，小字辈后吃。意谓天地神灵赐福于祖先，祖先赐福于后代，长辈赐福于小字辈。看来，这种吃法寄寓着很深的教化效用，传承着敬天敬地敬祖先敬长辈的文化元素，也是一种礼仪。岐山臊子面主要在岐山县境内盛行，其中数当年周国京都之地东北乡京当、祝家庄、蒲村一带的臊子面最为正宗。而周边县区扶风县、眉县、凤翔县、陈仓区等县区就没有这种吃法流传下来。这就充分说明，3000多年前的岐山地区是周原的核心，是周人活动的中心区域，是中华礼仪文化的发源地。岐山人待客坐席，一定会请长辈和社会地位高的人坐在上首，这种礼仪，就是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如果哪个不知深浅的小字辈贸然坐在上首，一定会遭遇白眼的。“圣人留下周公礼，见人须拿礼当先”。岐山人崇德尚礼，文质彬彬，待人宽厚，处事守规矩，如此等等，都与对周文化的传承分不开。

专家有共识 专家的共识是很有权威性的。颇能说明问题。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前所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说过：“陕西是我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历史上几个最重要的朝代，如西周、秦、汉、唐都是在这里建都。而西周和秦又都曾建都于宝鸡地区。所以，我认为宝鸡不仅是陕西十分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这一点，还会被今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不断证明。”李学勤所说的西周建都于宝鸡地区，也就是西周建立之前的周国建都于古周原的岐山京当一带。他还说：“青铜器上的铭文有长有短，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清道光年间出土的于宝鸡岐山县的毛公鼎。毛公鼎上的铭文有497个字，是迄今为止青铜器铭文中文字最多的。”他又说：“后来西周甲骨文出土的地方越来越多，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宝鸡的周原，仅岐山凤雏一地就发现近300片。”北京大学教授徐天进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在“寻根”。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艰苦探寻，我们虽然还没有最终确定周原的具体地点，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中华文明真正的根应该就在今岐山、扶风一带。如果把西周王朝比作一棵树，那么这里就是它的根；如果把源远流长的周文化比作一棵树，这里还是根；如果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比作参天大树，这里依然是根！

1976年担任周原考古队队长的陈全方，是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是全国文物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多年组织和参与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　到1982年初，周原遗址的全貌基本弄清，经多次调查、钻探、发掘，弄清了西周时期在周原的建筑遗址、制骨作坊、制铜作坊、墓葬、平民住宅、早期周都城岐邑的范围和地理等情况，并完成了有关报告、论文。兼任“周原考古”学术研究协会秘书长的陈全方，随后陆续撰写发表了《周原与周文化》、《西周都城岐邑》、《漫话西周》等百余篇论著，重点撰述了西周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礼乐制度等课题。从出土青铜器铭文印证，西周时的“京”正在以凤雏为中心的周原遗址范围内。青铜器专家李仲操、罗西章、卢连成等人都认为“ 京”应该在周原范围内。从事周秦关中城市体系研究的西安文理学院长安文化研究中心潘明娟教授在她的论文《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研究》一书中，从先秦城市功能体系入手对比分析了文献中所记载的几个周代城邑的特点进一步指出，“ 京”应是岐周附近非常重要的建筑群，建筑设施包括周王的寝室、宗庙的组成部分太室、周王学习与射猎的场所学宫、周王游乐的场所大池等。专家们的这些观点和论断，充分说明了岐下周原的重要历史地位。博大精深的周文化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瞻仰有遗存 谈到历史文化，有没有遗存可供参观和瞻仰，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岐山的周公庙建筑群、周太王陵和周三王殿以及西周凤雏宫殿遗址、凤凰山周王陵遗址等等，都是见证3000多年前周人在岐山活动的遗存。这些遗存的客观存在本身就在诉说着历史深处的辉煌。尤其是周公庙、周太王陵和周三王殿，每天都在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前来瞻仰。近10多年来的寻根祭祖热，更使这里的历史地位得到广泛的认可。

地名有印记 岐山境内与周代相关的地名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类：（1）与凤凰相关的地名。相传凤鸣岐山而周朝兴，因此岐山地名含凤凰二字者多达十多处。如：凤雏、凤鸣镇、凤鸣沟、凤凰村、凤鸣岗、丹凤朝阳的“朝阳村”，还有“凤心、凤刘、凤家庄”等等。其中凤鸣岗位于岐山县城西北 15公里处凤凰山之东峰。《诗·大雅·卷阿》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山之南麓有建自唐初的周公庙。《诗经》云：“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此处三面环山，犹如簸箕形状，风从南面飘飞进来。史载周成王 33年所游历的“卷阿”，就在今天的周公庙内。“凤鸣岐山”的典故源出于此。《诗经》中所选的“卷阿”一诗，就是召公为劝勉成王礼贤下士而作的。（2）与周朝人物有关的地名。如纪念周公的有：周公庙、周公村、后周公、庙王村。纪念召公的有：南吴邵、北吴邵和刘家原的召公祠。还有纪念毛公的毛家庄。（3）与周朝相关的其他地名还有：京当、杜城、岐阳、净宫、宫里、衙里、戢武、礼村、叩村、公子庄、西坞等。其中“京当”意为京城当中之地，位于箭括岭（岐山）下，闻名于世的周原遗址发掘于此，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国宝毛公鼎、大盂鼎、小盂鼎、牛尊等皆出于京当境内。宫里村是文王他娘太妊当年住过的地方。太妊仁德贤淑，首创胎教，养育了西周的奠基者姬昌。《岐山县地名志》，对于贺家村礼村地名有这么一段话：“位于京当村东南 2公里处，距岐山凤雏西周早期甲组宫室（宗庙）建筑基址不足一公里。相传为先周时期贵族举行礼仪大典的地方。” 礼村因周举行礼仪庆典而得名，贺家村因来访者朝贺祝贺周而得名。杜城是西周建立前周国首都的西大门。戢武村是当年周国的兵器库。岐阳村是周成王时代“岐阳盟会”的原发地。还有一个八亩沟，是岐山县城北一村名。史载，周朝创业肇基时有八大学士先后安葬于此，次后将“墓”字改为“亩”字。清康熙年间，八亩沟人王同江在宫廷制作面皮，因是御膳，亦叫“御京粉”。

文人有佳作 从古到今，来岐山瞻仰周公庙等遗迹，并留下佳作名篇者确实不少。召公姬奭于公元前1031年（成王33年）跟随周成王游览古卷阿（即今周公庙），为劝勉成王礼贤下士，写了“卷阿”一诗，被收入《诗经》。其中的名句“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广为流传。唐代的大文豪韩愈于公元793年（唐贞元九年）游览了周公庙，写下了《歧下》一诗，抒发了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其中“昔周有盛德，其鸟鸣高岗”表达了殷切期望能有像周公那样的贤才出来治世以便让国家早日兴盛起来的美好愿望。宋代的苏轼于1062年前后担任凤翔府判官时游览了周公庙，写下了一首七律，其中有“吾今那复梦周公，尚喜秋来过故宫”两句，表达了对周公的敬仰之情。明代的大作家王祎，于公元1371年春天受命出使西北边疆返回时途经岐山，拜谒周公庙后创作了《谒周公庙记》一文，影响深远，一直流传到今天。清代光绪壬午岐山籍举人冯拱辰，为周公庙撰写了好多楹联，其中以评价周公丰功伟绩的长联“制大礼作大乐并勘大乱大德大名垂宇宙，训多士诰多方兼膺多福多才多艺贯古今”最为有名。大名鼎鼎的周公，曾作了一首《岐山操》：“戎狄侵兮土地迁移，邦邑适于岐山。烝民不忧兮谁者知？嗟嗟奈何兮予命遭斯”，对曾祖父太王（古公亶父）由豳迁岐的那段历史发出了慨叹。三国时的曹植，先后写下了《文王赞》《武王赞》《成王赞》和《周公赞》，对在岐山成长起来的西周四位伟人作了发自肺腑的赞美。

名家有题词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王朝闻来岐山周公庙参观时，作出了以下精彩题词：“周公以负责任的态度辅佐幼主，没有今天某些实际工作者所流露的私心杂念。就这一点说对不论从事哪一种工作的我们应当说也有一定程度的启迪作用。同时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甘当配角，而其卓越的功绩却使后来人把他当主角来尊重。周成王的存在成为周公的才能，特别是品格的旁证。”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铁映来岐山参观后作了这样的题词：“凤鸣岐山，神龙腾飞”，这对“凤鸣岐山”的典故是一种认同。著名的《回延安》的作者、原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贺敬之参观周公庙后这样题词：“陕西千里大地，长安十代帝京。我伟大民族历史见证在目，我英雄人民光辉形象如生。向四化进军，当临秦坑，阅兵马之战阵；朝高峰登攀，应上岐山，追九天之凤鸣！”2000年首届中国·岐山周文化艺术节前夕，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的题词是：“西岐胜地，周公故里”。一代哲学泰斗张岱年的题词是：“博大精深的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上述题词，对岐山的历史地位和先周时期的辉煌作了充分肯定。

怀古有节庆 近十多年来，岐山挖掘得天独厚、得地独厚、得史独厚历史文化资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怀古追远，高举周文化的旗帜，举办了一系列节庆活动。2000年4月中旬和2009年春暖花开的时节，岐山县委和县政府成功地举办了两届中国·岐山周文化艺术节，为岐山的腾飞大造声势，作了不少建设性的工作，还充分利用周文化资源，打造了凤凰山新景区，为岐山的文化旅游事业插上了翅膀。自此期间，对儒家元圣周公的祭奠活动多次进行。同时，江苏、浙江等地及其海外华人频频前来岐山寻根祭祖。使得岐山这块神奇的土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朝圣者。

教化有典故由于岐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是周朝800年江山肇基之地，流传下来好多传奇故事和历史典故。这些故事或典故，富有教化意义，像春风化雨一样，对于提升岐山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得当年周文王治下那种“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风气得以时时重现。这些典故，主要有太王迁岐、泰伯奔吴、文王礼贤、画地为牢、虞芮之讼、金滕藏册、握发吐哺、甘棠遗爱等等。在岐山，这些典故几乎妇孺皆知，讲起来津津有味，传承着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人的心灵，推进岐山的社会治理和精神文明不断地上台阶。

历史上，大凡较为先进、优秀的文化，都是一种进步力量在其奋发有为的上升时期培育出来的，绝不可能产生于坐享其成时期，更不会出现在衰落阶段。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曾经指出：“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机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1945年7月4日，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同毛泽东讨论历史周期律的时候，曾有一番非常精彩的言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我之所以引用这两个著名的论断，就是想说明，当时在岐山下的周原艰苦创业的三代周人，就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正处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前”的那段“生机勃勃”的上升时期，是“革命者”、“进步者”、“真老虎”；也就像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因此才能奋发进取，迅速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创造出惊人的奇迹，经由牧野之战，不仅推翻了腐朽的殷商王朝，建立了长达800年之久的周王朝，而且在此期间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周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源头的周文化，到成康盛世时达到了最高峰。其基本的内涵就是敬德、保民、重农、尚和、崇礼和笃行、弘毅、尽孝等等。而岐下周原作为武王革命的根据地，作为西周的延安，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则是无可辩驳的史实。

【参考文献】《诗经·大雅·绵》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竹书纪年》《岐山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