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和《日本论》对于日本人的民族文化

这里谈谈《菊与刀》。《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由于战争，她无法采用文化人类学中的实地调查方法，而是根据她自己的文化类型理论，靠访问日裔美国人或美国拘禁的日本人，并通过观看和阅读日本影片、历史和其他分析日本人性格的著作进行的研究。所以这本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但是，不可否认这本书作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美国人眼中的日本文化，或者更泛一点是外国人眼中的日本文化。

社会等级秩序《菊与刀》从多个方面谈及日本文化，首先就是作为社会基石的等级制度与秩序，讲求人人各安其位，它的世袭等级分为：士（武士），农，工，商，贱民（秽多，非人），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日本还是比较倾向于尚武社会，与中国的士（士人）农工商存在差别。

与这种等级制度相对应的还有日本的宗族制度，在宗族内部同样存在等级秩序，延伸为家庭中的秩序。比如书中列举的洗澡，即使是上流家庭，入浴也必须遵守严格顺序。首先是客人，依次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是家里最下等的佣人。这种宗族制度要求宗族成员对宗族尽忠，但是这种宗族关系不同于中国的宗族，相对来说较为淡薄，祭拜总是在三代以内，再往上就不再记得了也就不再祭拜。

这种等级秩序除了表现在这方面还表现在男女关系上，《菊与刀》中说日本妇女走路时要跟在她丈夫身后，其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武士道》中说她们作为女儿为了父亲，作为妻子为了丈夫，作为母亲为了儿女牺牲自己。……她的一生并不是独立的一生，而是从属的奉献的一生。站在逐级奉献的阶梯上，女子为了男人而舍弃自己，男子由此得以为主君而舍弃自己，主君也由此而顺从天命。当然，这两门书都肯定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妇女掌管家庭中大大小小的事务，肩负着教育下一代的主要任务。但也由于妇女在男性成长过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男孩们有一定几率的恋母倾向，日本的乱伦概率也同样高于其他国家，当然宽容性也高于其他国家。

精神与文化日本文化的另一特点就是精神必将战胜物质，即精神高于一切。因为这种观念，才会有日本军人用做军操抵抗饥饿，越做精神越好之类的事。所以阳明心学在日本能够得到尊敬与长远发展。新渡户稻造将精神分解为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不难发现这些品质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有很大一部分相似之处。

他将这种义理解释为职责，扮演监督者的角色，但是他又提出，义理常常容易落于诡辩，甚至怯懦地害怕声讨，比如为什么女儿必须出卖自己的贞操以获取资金供其父挥霍或还债？并要求武士道要将义理与勇气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发挥其作用。这种勇气是当生时生，当死时死，而勇气的精神实质是冷静及内心的镇定自若，即有容。

仁是统治阶级的美德，这种仁是自上而下推广的，就是依靠国家来塑造人的性格。并说武士的仁慈是伴以拯救或杀戮权力的，温柔、怜悯和仁爱是装扮武士残暴业绩的特质，我们伟大的小说家马琴已经告诉我们如何为负伤的敌人疗伤。当然我们能看到的是在二战期间日军对待战俘的暴行，不管是在中国各地的大屠杀还是对待美军的死亡行军。也许他所说的仁慈是日本武士对日本武士� �有的。

武士阶层灌输以文雅习气，由此产生礼。礼是对别人社会地位的尊重，新渡户稻造将这些繁复的形式礼节解释为最经济的动作方式，避重就轻地谈了礼的道德训练更为重要。由此谈及茶道陶冶身心，使人具有同情心。这种礼也是克己的表现，就是讲求自我修养，克制自己的情感情绪。这种克制引申出牺牲，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否认他们所谓牺牲自己的观念，说是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姓的范畴。新渡户稻造说武士道的全部教诲是用自我牺牲精神完全浸润起来的。

诚实观念和荣誉是相互联系的。这个诚，本尼迪克特将之解释为全心全意做某事，就好像德国人做事一丝不苟，所以这也成为日本与之同盟的一个因素。至于荣誉，这要讲到《菊与刀》中的情义一词。本尼迪克特将这个情义分为两方面，一是对主君，对社会，对近亲，对他人及对非近亲。这一个情义涉及到另外两个词，恩和义务。在这种义务里包含着日本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忠。主要是对天皇的毫无保留的忠诚，当然也包含下级对上级的忠诚，这也归因于日本的等级秩序。比如，二战结束时许多日军不愿投降，但是一听到天皇的广播却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由此可见这种忠诚的无保留无条件。忠的地位是高于孝的。就好比《武士道》中说武士道认为国家先于个人而存在，一个人在国家中出生并且是国家的一部分，因此个人必须为国家或者其执政者而生而死。当然，因为有时代限制，这个执政者应该是指天皇而不是政府，因为我们可以看得日本有对政府不满表示抗议的却极少有反抗天皇的。而对于他人，日本人总是避免负恩，因为负恩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全心全意的报答，而且还会使他们产生一种羞耻心。

至于荣誉，即第二点对自己名誉的情义，就要讲到本尼迪克特所讲的耻感文化。新渡户稻造说耻辱感在未成年人教育中被视为最早培养的品德之一，他将亚当夏娃偷尝禁果带来的最糟糕的惩罚解释为耻辱感的觉醒。当然，他也承认这种耻辱感不时显出病态的性质。日本人对这种有关名誉的侮辱尤为敏感，即使是想象中的侮辱也会努力施加报复，这两本书中都讲到的有关报复的故事就是四十七浪人为主公复仇的故事，暂且不论这背后的政治因素，这个故事能够在广为流传就是因为它的情义加诚。这种耻感文化是只要罪行没有公诸于世就不会感到任何烦恼也没有忏悔，依赖于外部约束力来行善，即要求有旁观者或当事人幻想有旁观者。所以日本有乞求好运的仪式却没有赎罪仪式。

因为他们将名誉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而当一项事业被认为比生命更可贵，那么人们就会从容而迅速地舍弃生命。由此可见日本关于自杀这件事的看法，以及为何剖腹在日本被视作高贵的原因。新渡户稻造解释说日本普遍信仰灵魂寓于腹部，还用解剖学的各种理论说明切腹的逻辑三段论，我打开我的灵魂宝库，给您看看它的样子吧。是污浊的还是清白的？请您自己来看它吧。

日本人这种对生命的态度本质应来源于佛教禅宗的轻生向死的观念。日本人喜欢樱花就是因为樱花对生命的不留恋，该凋零时就凋零。切腹是对名誉的情义的最高报答，所以也雇员做错了事会由集体负责，因为由个人承担有可能会导致自杀。而美国很少认错，他们常说try，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则更注重平衡，可以暂时退却但也容易导致阿Q精神。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倾向。这种集团主义就好比日本的村八分的制度，即所有村民与破坏村内秩序者断绝一切往 来，逼得他难以生存，剩下的两分是房屋失火时的救火以及当事人家庭有人去世时的处理尸体。因为着火不救，会殃及其它人的房子，死人不处理会发臭传染疾病。目的就是尽可能的惩罚当事人一家，如果不会贻害其它村民的话，就绝不帮助。

这种耻感文化还表现为日本人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们相信一种安全感，是取决于别人承认他们遵守的规则的微妙意义，如果没有就会愤慨震惊或是茫然若失。就好比日本繁复的礼节不为他国人所接受，他们就有的非常愤慨，有的则感到愕然。所以他们致力于将日本文化推向世界以寻求一种认同感。当然，这和日本脆弱的民族自尊心和希望与欧美各国平起平坐的心理也有很大关系。因为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有一种天生危机感，而日本文化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学习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就会有一种本质上的自卑心，迫切渴望得到认同。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耻感文化与日本战后拒不承认罪行有很大的关系。

《菊与刀》作为美国人研究日本人矛盾性格的一本书，虽然由于多种条件的不足还是存在一些偏差或是错误，但有很多方面都是值得思考的。而《武士道》中同样也不免存在对日本文化中诸多本质性弱点的掩饰，但它作为一本从日本人眼中的看待日本文化的书，还是能够让人窥见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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