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派人下西洋，为何人选是一个太监？郑和

明成祖何止是在下西洋时重用太监，可以说明朝的宦官干政问题就是朱棣打下的基础。他不仅重用了郑和，还有如侯显、洪宝等，永乐时期就是太监集体“翻身”的时代，朱元璋立下的祖训在这个时代被打破，太监的地位就一发不可收拾。郑和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七下西洋的正使，主要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永乐时期的太监“翻身”“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日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开国之后，虽然内廷规模就已形成，但太监在洪武时期并没有成为一个政治集团，这是朱元璋吸取汉唐教训，提高警惕，刻意打压宦官的结果。朱元璋规定宦官不许接触军政方面事务，只将这些人作为“服务员”、“传讯员”，当皇帝的不给他们其他权力，他们就没有机会作乱。洪武时期的宦官是由吏部管理的，朱元璋曾告诫吏部：“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种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弊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也就是说在朱元璋得眼里，太监里边没什么好人，当耳目都会被蒙蔽，何况拿来当心腹呢？

总体来说，朱元璋对太监是非常提防的，所以也就在制度上形成了打压。到了洪武末年，朱元璋还为此立下祖训，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里就点明了封建社会内外之分的权力架构，这种架构就是宦官形成政治集团的根源。

众所周知，明朝很好的解决了外戚问题，在明朝的后妃选拔制度中，不再重视门阀，甚至有些后妃只是小县令的闺女，这就将外戚集团彻底“消灭”了。封建权力架构中的内外之分往往需要第三方势力形成权力上的平衡，皇帝是唯一的中心，三方势力分别是外戚、宦官、士大夫，宦官属于内廷核心，士大夫则是掌控外朝的庞大集团，外戚被用来权衡内外廷。

洪武时期的权力架构企图拜托这种模式，朱元璋的方法就是君主专制无限加强，不需要任何权力制衡。所以他首先在制度上将外戚一棒打死，又规定了宦官不得参与军政，然后借着胡惟庸案彻底废除丞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看起来皇权一家独大，内外廷做好分内事务就可以了。

但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搞了个塞王体系，这等于说宗室取代外戚，而且是分封于地方，军政财高度自主。再加上言官体系的空前加强，又相当于外朝权力虽然削弱，但手里多了个发声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不能随意处置，即使是指着鼻子骂皇帝，也不能随便动刑、处死。所以明朝的权力走向并没有达到预期，第二代皇帝就遭遇了塞王的反叛，皇位就此被夺；外朝的言官个个“忠言逆耳”，前期成了皇帝最讨厌的群体，后期又成了党争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得宦官重出江湖，形成一个三角制衡的权力架构。

建文帝朱允炆是个听话的孩子，他铭记爷爷的教导，对宦官加强了抑制，他上台后规定：内臣外出时，稍有不法行为，地方官有权力、有义务将他们绑了送往京城，交朝廷处置。朱允文的做法将太监群体“得罪”的淋漓精致，所以当塞王对皇权提出挑战时，不管外朝如何，宦官是肯定要抛弃朱允文的。朱棣靖难时，一些宦官就开始密谋投奔朱棣，很多宦官都成为朱棣的向导和内应。

朱棣虽然是藩王，但朱元璋设定九塞亲王镇边体系的时候，也对其进行了限制，主要就是征募军队� ��规模。所以朱棣造反的时候最却的就是人手，他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他身边的宦官基本上都得到了重用，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太监拿起兵器上战场。当朝中的宦官听闻燕王重用太监时，自然而然的是想迎来新的生机，所以就偷偷地给朱棣送情报。当燕军南下逼近江北时，朱允炆皇宫里一些宦官不再满足泄露机密当内奸了，而是乘人不备逃到朱棣的军营中，“漏朝廷虚实”，充当燕军南下的向导。所以整个靖难过程中，太监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

“文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以委任。永乐元年，内管监李兴奉赦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明史》

对朱棣而言，不仅仅是跟着他起兵的太监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建文帝宫里的太监也都是功臣，所以在当上皇帝后，他对于太监这个群体产生了好感。除了犒赏之外，还在朱元璋祖训的红线里寻求突破，将太监包装成文官或武官身份，委以重任。朱棣为了掩盖违背祖训的事实，还言到“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敢擅调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遵守太祖的祖训，不给宦官任命，也不通过户部给宦官任职。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宦官“至永乐始归其事于内”，内就是司礼监，也就是说宦官管理不再归户部，由内庭机构司礼监负责，所有的任命都是皇帝口谕的“借调”。

解决身份问题后，朱棣再破宦官读书之禁。朱元璋要求宦官不能识字，以免宦官有文化了之后更可怕。朱棣在登基之后就遭到外朝言官的口诛笔伐，他心里明白，这就是外朝文官们利用言官讨伐自己得位不正，所以他要培养内庭太监们处理政务的能力，以此对抗外朝，“听选教官入内教习之”，这就是给太监办培训班。当太监又有文化，又贴心，而且具有合法身份的时候，朱棣就可以更加放心的授予重任，比如下西洋的郑和。

（方孝孺顶撞朱棣剧照）

郑和为何能脱颖而出郑和早期的相关记载并不多，只知道他是明军在云南抓获的俘虏，被充至军中做杂役，有人说郑和的军事才能就是被蓝玉俘虏后，在军中锻炼出来的，其实俘虏很少有人能入军籍，通过郑和后来被充入燕王府服役来看，他当时应该只是奴籍。当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郑和是立了军功的，所以当上了内官监太监，并且受命祭祀朱棣乳母冯氏，这个事情说明郑和是朱棣的亲信，类似这种祭祀活动，皇帝是不会交给外人的，一是信任，二是祭祀的油水大。

（朱棣、姚广孝

）

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刊印《佛说摩利支天经》，并请姚广孝撰写题记，姚广孝是何许人也？被称为朱棣的妖僧军师，能请的动此人说明郑和早年在燕王府就进入了核心圈。但这个事情为郑和的宗教信仰打上了问号，姚广孝本就是僧人，还赐郑和法号福吉祥，郑和抄经也多记载为佛经，所以有观点认为他可能信仰佛教，并对佛家经典有一定研究。

（郑和、朱棣）

但根据《故马公墓志铭》、《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 等资料看，郑和出洋期间多是传播伊斯兰教，回归后还曾参与西安清净寺的重建，并请求重修净觉寺，要求子孙世守之，这些又不能排除他的穆斯林身份，以及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但不论宗教信仰如何，在下西洋的路线中，伊斯兰教与佛教都会成为重要纽带，他对宗教的研究与理解，可能是朱棣选中他下西洋的重要原因。

（郑和与外国君主交谈）

上面说了朱元璋最怕太监有文化， 而郑和就是个有文化的太监，据说郑和在云南接触过很多安南、印度人，因此对南亚的语言、风土人情和礼仪习俗有所了解，所以让他搞外交工作最合适不过。在燕王府期间，他又熟读汉族儒家经典，对于弘扬大明文化有所帮助。另外有一点存在争议的，就是《明史纪事本末》中提及的出使东洋，即郑和于永乐二年（1404年）出使了日本，除此之外还有出使西藏的说法。这些外交工作的经验如果能够得到印证，那么也一定是他当选下西洋正使的重要原因。

其实明朝永乐时期的外交家里不止郑和这一个太监，还有一位名叫侯显，他也是在明军征云南时抓获的俘虏。永乐元年时受命以正使身份出使西藏，他成功的将西藏诸多宗教首领带入京师，接受明朝封号，因此被朱棣提拔进了司礼监。但与郑和相比，侯显年龄要比郑和大一些，而且不具备上述的语言、文化修养，所以在郑和第二次、三次下西洋时，都给郑和当作副手。

在一系列航海经历后，侯显后来也以正使的身份为大明“出海”，如永乐十三年（1415年）独率舟师出使榜葛剌诸国（今孟加拉国）。《明史·侯显传》中评价他“劳绩与郑和亚”，至于为何资历老而不得首席，我想应该是他没有在燕王府服役的经历，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棣在下西洋的问题上是任人唯亲的。毕竟这次大型航海活动还有一个传说中的目的——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当然是交给亲信，保不齐朱棣还密令郑和发现建文帝后“就地处决”。

综上，郑和作为太监有此壮举，还要感谢朱棣的栽培，他将宦官的地位陡然提升，使郑和这类人有了参与国政的机会。而郑和的种种优势建立在“自己人”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将他的宗教信仰、语言沟通、文化修养无限放大，成了最适合的人选。另有一点，郑和在靖难中的军事表现出色，这让朱棣有了更宽的余地，即宣扬国威时带着友好目的，因此他不能选择水军将领为使者，但远航他乡，没点军事指挥能力也可能有去无回，郑和就是“友好形象”与军事能力结合较好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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