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亭口的历史

追溯绍兴轩亭口的历史，清乾隆年间悔堂老人所著的《越中杂识》一书，对于它的渊源已经有所记载。《越中杂识》凡二卷， 系浙江德清徐承烈所撰。清乾隆年间，他客寓绍兴西郭，参考清康熙三十年《绍兴府志》等文献资料，又走遍绍兴全境，实地考察，以“昔所浏览见闻极真者记其间”。由此可见，署名“西吴悔堂老人”，并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写就的《越中杂识》的史料可靠性是比较高的。《越中杂识》载述：唐代浙东观察使李绅（772—846）就在这里建造亭子，名曰“侯轩亭”。观察使的官阶比知府还要高一级，出门办事循例以车代步，而“轩”是古代一种前顶较高又有帷幕的高档车辆，李绅和他的同僚到了“大街”，则将坐车停放在“侯轩亭”内。如此说来，“侯轩亭”就如同当今的停车场。其实，我们从“侯轩亭”这一名字的字义上也是能够很好理解的。观察使李绅本人的政绩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吟咏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古往今来人们乐于传唱的著名诗篇。诗言志，从这里也可想见李绅对劳苦农人抱有深切的同情心。
紧贴“大街”并与之平行的府河，是一条界河，河西是山阴，河东为会稽，直到民国元年（1912），山会两县才合并为绍兴县。这条府河曾经是绍兴城内南北向的水上交通干道，为人们洗澡、买卖、上下船等生活、生产所需，沿河两岸即山阴大道（“大街”，今为解放路）、会稽大道（“南后街”、“北后街”，今犹存）；临河一侧陆续建筑一些踏道（埠头），其中古轩亭口的埠头最大，人称“越王埠”。不过，当时多数埠头就像绍兴城内许多河道一样，是没有名字的。原来，唐末藩镇割据，常有战争发生。乾宁三年（896），钱战胜董昌，建立了吴越国，定杭州为西府（实为首都），越州为东府（实为行都）。他驻节越州，其王宫就建在卧龙山（今府山）东南侧。从杭州等地到越州，就在此上岸，从越州去杭州等地，也在此下船，故称“越王埠”。有人撰文说：“越王勾践经常在此登舟，因此该埠称为越王埠。”这钟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越王埠在钱莅（离）绍时，是一个专用码头，平时和绍兴的其他埠头、踏道一样，轩亭口附近的居民出门迎亲、访友、走亲、旅游、看戏、扫墓、出丧等，多在此下船；乡下人用舟船将菜蔬、瓜果、鱼虾等农副产品、水产品载到这里，与城里人交易买卖。更有甚者，连农民换粪换灰的船只也泊此地。旧时，农民在田地里所施的粪肥、草木灰之类的有机肥。粪溺、草木灰对城镇居民来说，除了少数大户人家有后花园，少量需要往蔬菜、瓜果、花木雍施外，几乎是废物，而对乡下农民来说，单纯依靠农家自身“产出”，肯定是无法满足施肥需要。于是，农民摇着料船进城购买。由于他们手头缺的是铜板等现钱，因而进城时所带的多是自己所种植的瓜果、蔬菜，所以，城里人和乡下人常常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做成交易，（换）料船、换灰船的名字也因此而来。乡下农民之所以用船来装载，全在于粪料、灰肥运量大，他们不得不考虑运输成本；而绍兴是水乡、水城，河道纵横交织，四通八达。故用舟船，多走水路，就可以节约不少成本，减轻农民自身的负担。由于那时的运粪船都是敞开式的农船，有些农户又装载得满满的，万一行船稍有碰撞、起伏摇摆，便会漫溢到河里，造成一定的水质污染；而那河水，又是市区居民每天淘米洗菜洗衣所必用。好在那时的水质好，且又是流动着的活水，所以，人们对此情景� ��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了。
轩亭始建于唐，后历经沧桑，屡废屡建，至宋时改建为“和旨楼”。据考，早有酒城、醉乡之誉的绍兴，在宋代已出现了“村醪处处熟”、“无处不酒家”的盛况，地处市中心的轩亭口是一块黄金宝地，拆除废旧的候轩亭，改建高档酒楼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清嘉庆五年（1800）九月，轩亭口一带不慎发生火灾，风大火急，延烧甚广，给当时所造成的损失十分惨重，连轩亭原址建筑也荡然无存。山阴县民向当局请愿，“此处古为越王登舟之所，轩亭亦因年久为居民所占，后又辗转相售，今皆成灰烬……”。知县裘世应民之请，率众买地，重建轩亭和越王埠。 大概是明清两朝，绍兴官府将处决死刑犯的刑场放在轩亭口和小校场。这是因为明清两朝的绍兴知府衙门都设在绍兴卧龙山东南侧（府山也因此而得名），山阴县衙门和会稽县衙门都相距不过数百步之遥，将犯人押赴刑场也较安全、方便；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闹市区人口众多，将闹市区作刑场，就可以杀一儆百，从而获取较好的警戒、威慑效果。男性死刑犯均在轩亭口斩决，女性死刑犯均在小校场处绞（算是全尸）。在古典小说和古装戏曲舞台上，人们常常能看（听）到“午时三刻”行刑的情节。之所以选定这一处决时间，是因为古人崇奉迷信。在古人看来，午时三刻，太阳当头临空高照，是人（或物）在地面上的阴影最短小的时候，也就是一天之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刻。他们迷信地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者是否罪有应得，其鬼魂总要纠缠审判官、监斩官、刽子手和其他有关人员。而在阳气最刚盛的“午时三刻”行刑，似乎能解脱或减少死囚犯鬼魂的纠缠。有人说，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天未亮，绍兴知府贵福就把女革命家秋瑾绑赴轩亭口斩首，是怕久押生变，是怕党人劫法场，是贵福之流见不得人，只能暗地里残害革命党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在行刑时间方面的理由未必成立。任举一例，1901年3月27日《周作人日记》载：“晴。暖。上午往徐朝宗处转方，顺路至宝桥发小高步信（路径轩亭口，有二人弃市，尸犹在，以草席覆之，闻系盗犯也）。”可见绍兴等各地，处决死犯不像京城那样是“午时三刻”问斩的，一般是清晨行刑。枭首示众也好，弃市也好，官府旨在“教育”、震慑百姓当顺民、良民。至于将秋瑾这一女性也破例动用斩刑，这充分说明清政府对革命党人是何等的憎恨，其残害革命党人的手段是何等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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