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侨开拓之功不可没

　海南华侨在移居海外的过程也是一个辛酸的过程。仅就家庭生活而言，是在背离自己的家庭之后而出洋。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海南华侨在出洋时，一般是单身前往，并不携带妻子及家人。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海外华侨的男女比例问题是华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海南华侨的情况更加突出罢了。严重失衡的男女比例，就导致了海南华侨和海南祖籍之间一种微妙的关系，即海南华侨往往在故乡有妻子及家人，因此他们会不断地返乡，以看望、接济自己的家人。民国时期的海南华侨因为和家乡的密切关系，与其他地区的华侨相比，就更加关心海南社会的变化，参与海南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更加积极。　　《海南岛篇》说：“海南岛人原本是从广东、福建迁来海南岛的移民的子孙，大概有进一步寻求更好的居住地，不把出外打工看作是件苦事的习性吧。由之，南洋移住者中福建系统的人最多，广东、客家也有相当的数量，具有能忍耐一般的困苦贫乏，笃守乡土的观念，乡土的凝聚力强，向家乡汇款，对家乡的公共事业的捐献活动也极为热心”。　　海南热带农业的倡导者　　海南华侨是海南热带农业的倡导者和领路人。他们的开创之功与艰苦的开拓，奠定了今日海南热带农业的基础。　　民国时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海南华侨对于热带农业的贡献，特别是橡胶。民国时期的研究者指出：“我国能产树胶之地，仅有琼崖一处……。年来出洋华侨，在外日久，习知树胶之利，于是回琼崖试种者不乏其人。最初着手者，为乐会县之何麟书氏。于宣统二年（1910年）自南洋带回树胶种子及秧苗，在定安县属之落河沟地方，开设琼安公司，辟地250亩，种植树胶数千株。至第四年始获发芽。……何氏之试验即告成功，内地商人遂闻风兴起。如那大之侨植公司、石壁市之南兴公司、加赖园之茂兴公司、铁炉港之农发利公司，均先后向南洋购运种子回琼种植，结果颇为良好”。　　据资料记载，儋县“全县原有华侨私营胶园150家，主要集中于那大地区，解放前后共种植14万株（4600亩）。其中解放前创办的胶园37家，种植橡胶47000多株；解放后创办的113家，种植橡胶9万多株”。　　由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出华侨在民国时期海南热带种植业形成中的导向作用。民国时期海南热带农业的形成，不仅是新的热带作物品种以及种植技术的引进，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区别于海南固有农业经营方式的新式种植园经济模式。它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海南社会经济近代化中的突出表现，是海南农业开始具有了近代企业化经营的雏形，对海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民国海南商业开拓者　　民国时期，海南社会经济中的成分是海南华侨的努力。首先海南都市的形成中，华侨的汇款是支持海南都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研究者指出：“海南岛因华侨汇款而形成的非生产性的消费，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一，从本岛薄弱的生产力之上，却形成了显而易见的商业繁荣，此点对于海口市、嘉积市、文昌等（城市）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例如‘本岛文昌县到南洋谋生者，每年汇款的金额至少有四、五百万元，其经由海口转送，本岛的钱庄几乎都集中于海口市’。中转的商业城市的发展（其中如海口市这样）是其大者”。侨批业在民国成立后逐步发展，并在海口的商业有极大的比重，在1930年代就有33家，1947年有36家，在1953年12月还有36家，其中34家是解放前创立的。其中最早的“三盛”创立于1914年。　　大量资金流动及华侨进出人数的增加， 为海口市发展提供了动力，消费型都市得以形成。其中以百货、旅店餐饮业为主行业比较发达。　　笔者据《琼崖实业调查团工商调查报告》所附“广东海口市商会会员名册”，进行统计：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月海口市有会员商铺323家，其中旅店业23家，酒楼菜店业7家，合计30家，占商家总数量的9.28%；而据琼崖实业调查团1932年5月的调查：海口市有572家商店，其中“旅店业24家”，“酒菜业12家”，合计36家，占商家总数量的6.29%；据日文资料《海南岛》记载，海口市576家商铺中，旅店、餐饮业有65家，占商家总数量的11.28%。商业企业中旅店餐饮业的发达，主要是以为往来于海口市与各地人员提供服务为目的。　　其次，海南商业的资本相当的部分来自于华侨的资本。民国时期，海南商业的全力开拓者是海南华侨。如解放前乃至到1961年前，海口最高的建筑是俗称“五层楼”的建筑，该楼由文昌华侨吴乾椿先生1931年投资50万银元建造，1935年竣工。该楼占地面积1684．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245平方米，楼高27.04米。一层为餐厅及商业用房，二、五层为客房，四、五层的后进为电影剧院。民国时期海口商铺保存到今日的为数不多，其中今日还在营业之“大亚旅馆”（民国时期称大亚酒店）是基本沿用原商号名称的店铺。此酒店上个世纪的30年代以前属于乐会人何位川的永利公司，何氏在1931年5月在岛内动乱中被海军陆战队所杀，似乎此后此酒店的主人变为新加坡侨领王先树，抗战时期，日军强占这个酒店，改名为“海南岛酒店”，作为日本军政要员来海南时的接待酒店。　　到抗战结束后，陈植在《海南岛新志》中记海口商业企业46家的名称，其中有海南旅行社和海南企业公司，他说：此旅行社“由华侨及各界人士组设”；而海南企业公司的业务是“琼崖各种经济开拓业务”，负责人冯蔚轩，“为华侨及琼崖人士集资创办”。由此可见，抗战后在海南经济的困境中，海南华侨在这个方面的继续努力。　　海南华侨对海南经济社会的影响，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一般华侨汇款对海南经济社会的影响，即侨汇的存在影响着海南经济社会的消费与金融的平衡；其二是由侨汇演变出的经济投资，包括侨汇变化出的商业投资和产业投资。民国时期侨汇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很明显，对海南经济社会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之一。　　民国时期的海南经济中，因本地经济还是欠发达的情况，在进出口的贸易中，经常处于入超的地位。为了弥补对外贸易所出现亏空，侨汇是平衡入超的最重要手段。应当说在民国时期，侨汇的存在是维系海南岛经济社会不走向崩溃的关键。　　“华侨是革命之母”　　海南华侨以19世纪后半叶出洋者居多，以此海南华侨与祖国依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他们关心国内的政治，关心家乡的变化，并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国内政治，直至亲身投入海南的政治、文化活动。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就海南革命而言，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有华侨的身影，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辛亥革命中，海南第一个革命事件是所谓“番勇”进攻府城事件。罗文淹说：“革命党受孙中山的指导，于1911年的冬间，组织以华侨为主而加上地方知识分子的百余人武装队伍，向府城进攻，结果没有成功，但风声所播，社会为之丧胆。这些起义军当时叫‘番勇’，因为他们多数是从南洋回来的。南洋一般人叫做‘番’，去南洋叫‘去番’”。　　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海南华侨对国内政治是极� ��关心的，这种关心不仅是表现在革命方面，也表现在建设之中。1932年陈汉光到海南，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了全面的镇压后，召开“琼崖区善后会议”。主要参加者有军队人员、各县长、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中包括海口商会、海南旅京同乡会、海南华侨在东南亚各地会馆的代表，后者提出了许多对华侨返乡应放松盘查，给予便利的提议。　　在抗战时期，和全国各地的华侨一样，也是海南华侨极为活跃的时期，为抗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突出的表现有几个方面，其一是捐资捐款，支持海南岛内的抗日军队；其二是救济从海南岛出逃的海南难民；其三是归国，直接投身于海南岛的抗战活动。　　海南华侨在民国海南社会中，特别是文化教育以及新思想传播等方面，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其突出的表现是新式教育的兴起与海南华侨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光绪十年（1884年），广东海南岛文昌县的‘罗峰书屋’由地方人士和南洋侨胞捐资兴办”。　　此外，在近代海南社会习俗，海南华侨的影响力也值得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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