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王小波的文学思想如此受文化人追捧？✅

“中国写小说的，也就红楼梦能及格。”14年前，老炮儿王朔复出，逮谁咬谁，曾扔出这样狠话。有一天，别人跟他说，在你沉寂的这几年里，出来一个叫王小波的，人家都说把王朔给盖了。王朔想也没想脱口而出：“小波是好样儿的。”半秒过后，他咽了口吐沫接着道：“我也是好样的，我们俩不存在谁盖了谁。王小波要是活着，我觉着他更牛逼。他好不意味着我不好，我们交相辉映可以吧？”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四岁过后，天真可爱逐渐从他脸上消失。

九岁时，他就大概长成了岳母李克林口中“小波实在太丑了，我拿不出手”的样子。从那以后，岳母与孔孟一样，被列入到他小说里经常调侃的对象。

王小波有个脾气暴躁，吼声如雷的父亲。他从很早就不让孩子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孩子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本身就是文科教授；但他经常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

就此，小波兄弟姐妹五个全学了理科，只有他哥哥王小平例外。

七八年考大学时，哥哥是北京城涧煤矿最强壮的旷工，据说吼起来比他爸爸王方名的音量还大。无论是动手揍他，还是冲他吼叫，他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的，就任凭他去学了哲学，在逻辑学届的泰斗门下当了研究生。

王小波从小到大，身体不算强壮，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所以一直本分为人。尽管如此，身上总有一股要写作的危险情绪。

13岁时，王小波开始跟着哥哥到父亲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父亲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计》，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哥哥对他说，“我去捅开，你去承认，你小，身体也单薄，爸爸不好意思揍你。”

哥哥王小平自认为阅读速度奇快，有一次，他把王小波叫来，二人比赛阅读，后来发现自己读过一大半，小波已经读完，两人经过计算，发现原来王小波的阅读速度，是常人的7倍。

16岁那年，有天晚上大家都睡了，王小波从蚊帐里走出来，用钢笔在月光下的一面镜子上写诗，写完趁墨水不干又涂了，然后又写，直到镜面全部变蓝。

02同是16岁那年。

上级号召青年到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王小波直到四十几岁，也没想明白自己的心脏是否因此更红了一些。总之，他插队去了3000公里外的云南。

农活间隙，王小波的手总是忍不住伸向别着书的腰间。

当年，插队知青大多会在自己偷看的书外包一层“鲁迅著”的书皮。不幸的是，王小波遇上一个无恶不作的军代表，便是连“鲁迅著”也不能看。为此，他给坏领导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头驴，以泄心头之愤。

后来王小波发现卡夫卡也写了类似这样的事，有些不好意思，就学着卡夫卡，把那些作品烧得一干二净。

王小波是自带优秀作家气质的人，敏� �中夹杂幽默，孤独中蕴含忧郁，他总想和世界谈谈。

插队时，王小波已经长到了一米八四。大个子撅在水田里，像冲天炮。姿势已经够奇怪了，还得插一整天的秧，腰都累断了却说是“后腰像是给猪八戒筑了两耙”。

有一阵子，他每天要用独轮车，推几百斤重的猪粪上山。他以为这活难不倒他，哪知道干了才三天，胆汁都差点吐出来。

他仍不忘调侃道，“好在那些猪没有思想，不然它们看到人类不遗余力地要把它们的粪便推上山，肯定要笑死。”

自少年起，王小波便看到这是一个无趣的世界，而有趣却暗含其中，而他能做的就是把有趣讲出来。

愚蠢的人于世界暧昧，而聪明人于世界冷眼。

在他的记忆中，这一段别人心中无法抹去的灰黑色时期，却被他称为自己的黄金时代。”

1978年恢复高考，26岁的王小波进了人大。

在高考之前，小波面临选科的问题。一般人多半没有这个问题，大家或者擅文，或者擅理，可以择其擅者而从之。而小波两者都擅长，且两者都喜欢，怎么选就很伤脑筋。

当时小波已经在和李银河处朋友，银河认为小波在文学上有极高天赋，力主他学文科，甚至跟他说“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但这一主张违背王小波的家训。他父亲王方名郑重地告诫孩子们：

如果不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尽量离意识形态远一点。

后来小波去征询哥哥王小平的意见，哥哥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如果得了假传，在万卷书间忙得屁滚尿流，还要当一辈子糊涂人。无论什么时候，理工科的东西基本上属真传，而文科则未必如此。

现在看来，王小波当时的选择不无道理，倘若他入了文科，毕业后会一路进到文坛。

像他这样的“文坛外高手”，一旦被放到文坛内栽培，以他的心高气傲，恐怕会觉得很不自在，也许会像鲁智深上五台山出家，动不动拿狗腿往和尚嘴里塞，有时候再玩一出醉打山门，没准会惹是生非。

王小波仿佛能看到自己的未来，总之，他最终选了理科专业。

什么样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养料，越悲怆的时候人就会越想嬉皮。

而书便是王小波灵魂的全部养料。

踏进大学门槛后，他发现有个同学跟他很像，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巧舌如簧。课间抽烟时，王小波主动过去搭话，后来才知道，这人叫刘晓阳，刚从内蒙插队回来，二人不仅同班，还同宿舍，两人老婆也竟然是中学同学，于是关系格外要好。

此后的日子，每天吃完晚饭，王小波都要在校园里散步，刘晓阳必在路口等他，伸出手臂说：

“王兄请！”

王小波嘴上说着：“请”。手臂已挎上刘晓阳的胳膊，二人像一对儿情人在校园里遛起弯来，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一度让学校里的人以为他们是同性恋。

现在看来，却有点古人坐而论道的意思。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天下作家一浩然”的出版局面渐次打破。王小波和刘晓阳就像杰克伦敦小说《热爱生命》里那个刚被营救起来饿疯了的生还者，不顾一切地寻找和藏匿食物，如饥似渴地到各处搜寻可读的书。两人每个周末回到宿舍，都带回一捆捆刚买的书。宿舍里放了几个架子，摆的全是书。

两人当年看书的习惯，是先看文学史和文学评论� �目的是为了知道哪些书是在文学史上有一笔的，然后照单全搜。之后的日子，越来越多的同班同学跟着他们俩屁股后头，听着他们从纪晓岚一路侃到爱因斯坦。

刘晓阳博古通今，擅长引经据典；而胡扯则是王小波的专长。晚上没事的时候，总有人提议“走啊，咱听王小波说书去啊。”

晚上，王小波编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小羊，最后大家说把羊都杀了，老羊就喊“留小羊，留小羊是我儿。”刘晓阳是我儿。大家楞了半天，哈哈大笑。

对于爱书的人来说。手里有本好书在读的日子，天天都像节日，王小波的四年大学，就如同过年一般。

王小波一生除了身边的李银河，大概也就刘晓阳一个知己，两个人的友谊一直持续了一生。

如果聊王小波，就绕不开李银河，这是一个想抽烟，根本离不开打火机的问题。

聊李银河，时间要退回到王小波考上大学的前一年，1977年。

当时的李银河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胸大有脑，前程似锦。而那时王小波只是一名街道工人，说“前者居庙堂之高，后者隐市井之巷”一点儿也不为过。

当年，25岁的王小波下乡回城已经五年。先后在仪器厂和半导体厂做了五年的工人，但心中那股子写作的欲火却从未熄灭。

有一天，王小波把刚写的《绿毛水怪》寄去《光明日报》，经手的女编辑是李银河的同事。没出几分钟，看得她直掉眼泪。李银河在旁边纳闷儿，接过来一读，登时心中一紧，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住，30年后，她还清晰记得那一瞬的感觉：

“写作手法虽然稚嫩，但却有什么东西深深拨动了我的心弦。”

从此，她记住了这个名字——王小波，一个娃娃脸的名字。

接下来，李银河借着一次工作当口儿到王小波家。明里去问小波父亲一个学术问题，实际却是会会这位光是文字就让她揪心的王小波是谁。

这一面，不说是失望透顶，起码也算断了李银河心里那点悸动的念想。后来，据李银河回忆：

“当时真是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么丑。”

“不但丑，丑中还带着一点凶样。”

可没成想，几天之后，王小波找上门来，以还书为由，堵在光明日报门口。二人见面后大谈文学，天南海北。正谈着火热，王小波来了一句：

“你有男朋友吗？”

李银河当时刚分手不久，只能如实相告“没有。”

王小波接下来一句话，生猛了得，几乎是吓了李银河一跳。“你看我怎么样？”

李银河一回头，满眼装满的都是那张丑脸，吓岔劈了。

多年以后，李银河每想起这件事，还会羞涩：“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呀！”

之后的日子，李银河不断收到小波寄来的情书。

“你的名字美极了。真的，单单你的名字就够我爱一世的了。”“小波望着满天星斗，念着“银河”的名字：“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

李银河念着念着，泪水淌了一脸。王小波在追女孩方面，像写小说一样天赋异禀。

最终，李银河没能扛住小波的热烈和率真，两人就这么相恋了。

在一起后，芝麻绿豆大小的事儿，李银河就跟王小波提分手。王小波一直不懂为什么，追问下去，李银河憋不住了说：

“你确实长得太难看了。”

王小波却说：

“我要去爬虫馆和那些爬虫比一比，看看我是不是真有那么难看。”这一下子可把李银河逗乐了。

一来二去，王小� ��总是能用自己的有趣，让李银河化掉心底那些对长相的不满，从而让李银河愈发地崇拜起王小波来。

这个世界，好女人都异常矫情，有人被才华吸引，有人被有趣吸引，还有人被内心坦荡吸引。而王小波长相比内心坦荡、才华出众、有趣天成，李银河扛不住。

说句不负责的话，他们如果不在一起，那就太伤天害理啦！

大学期间，王小波和李银河结为夫妻。二人没有办酒，双方父母各自摆了一桌，就草草了事。

既然灵魂都可以当饭吃，那还要啥自行车呢。在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中，两个人从不在乎形式。

到了1982年，李银河申请去美国学习。

当年的出国政策，是大学毕业后至少服务两年才能申请，也还没允许夫妻二人同时出国。夫人一走，小波成了留守丈夫，过回光棍的日子，只得终日以书为伴。

屌丝青年寂寞多，那两年，王小波坐在台灯下，熬夜写作，苦闷上头，最后把长相弄得更加坦荡了。

两年后，王小波终以伴读身份去美国寻老婆。

1984年，刚到美国的王小波英语惨不忍睹，经常听不懂人家在说什么，只好灰溜溜去录像店里租影碟，回家苦练，看了将近一千部美国电影。

后来，英语说得稍有长进，学业却不顺畅。在语言学校时，外国老师告诉他：

“你不是要上学，而是要资助！我们系要削减，现在连同事的饭碗都保不住，没钱管中国人。”

之后，王小波联系了一大批学校，只等来四个回信，三个拒绝，一个同意，且自掏学费。没有钱，他动了打零工念头——去餐厅做服务员。

到了餐厅后，王小波什么也不会，只能在后厨刷碗。下班后，他看见美国服务员像一群猪一样吃剩菜，且吃的津津有味。

“即使在叫作天堂的美国，依然有那么多的人活得没有尊严。”

王小波不愿意过这种生活，他厌恶极了，与猪同行，你会觉得走到哪里，都像是猪圈。

回到家，王小波很失落，而李银河不声不响走过来，捧着他的那张丑脸，对王小波说：

“你踏实在家写小说吧，我来想钱的事儿。”

那个年岁出国留学的人，除了像刘索拉那帮被国家送走的，没几个能拿的出钱来上学。当年王小波两个人在美国期间的生活费，还是全靠李银河的400美元奖学金，日子过得真难。

有一段时间，哥哥王小平也看不下去了，对李银河说：“小波靠写小说没法维生啊。”而李银河却很坚定：

小波是天才，文学才能荒废了太可惜，而文学是他的命，不写小说，他就是行尸走肉，那样的话，即使物质生活水平再高也没有任何意义。

在李银河的庇护下，王小波的美国4年，大把的时间都在积累知识素材。他先是看遍了罗素著作，后来又读遍西方哲学，终日沐浴在“欧风美雨”。

之后，王小波看书专挑野的看，再后来，他杂文出版后，一些老朋友问他是哪里听来的这么多有趣故事，他说“都是在美国图书馆的禁书区看的。”

此外，这4年里，他还写出了《唐人故事》，完成了大量《黄金时代》的写作架构。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银河的坚持是值得的。

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1988年春，王小波夫妇回国。李银河去了北大当博士后。小波在北大当帮闲讲师，教研究生使用社会统计软件。

三年后，王小波又厌倦了，扔下一句“在北大混的没劲，我要到人大去。”便离开了银河所在的学校，回自己的母校任教。

那段时间，小波自己都觉得活得窝囊：

“我老婆当教授，我狗屁不是。哀乐中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罢。”

每到这时，李银河又会像母亲一样，用情地捧起他那张丑脸：

“小波，好好写小说吧，你是无价之宝。”

人世间真的就是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那就永远沉沦了。

当时也许李银河自己也没想到，她庇护的不只是自己的爱人，还有中国的文学。事实证明，不论她对王小波的爱，还是她对中国文学的期待，都没有让她寒心。

到了1992年初，《黄金时代》终于在台湾发表并获奖，获得了联合报25万台币。在过去的十几年，王小波好像是个在黑夜里赶路的人，前方没有一点烛火，只有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

《黄金时代》发表好像给他看到了一点希望。拿到钱后，他马上从人大辞职。

此后，便一门心思在家写作。

之后4年，他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成功，相反的是挨在脸上的巴掌远比响起的掌声要多。

这个自立山头儿的自由撰稿者，始终是个游离在文坛之外的局外人。在香港，《黄金时代》被改名为《王二的二三情事》，被当作刊登。后来几年里，大陆的出版社更是只发表了小波的几篇杂文。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俗人，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久，就越会发现大多数人的一生如同梦游。审美如此、读书如此、人生亦如此。

到了1996年，一个叫李静的研究生毕业被招到文学杂志社。上任第一天，她就打了鸡血似的给王小波写了一封信。

“王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作品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北京文学》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

同年8月，她来到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王小波头发很乱，依然爱笑。

当时王小波写了几个长篇，试过几家出版社，都不接受，还有的被认为思想有问题。“有一编辑说我在小说里搞影射，还猜出了在影射谁，我有那么无聊吗？”

聊天时，王小波总爱苦笑。

可李静很坚持，问能把“思想有问题”的小说给我看看吗？我怎么专好这一口儿呢？”王小波乐了：“行，你拿去看看，发不发都没关系，长篇哈，光这篇幅你们那就够呛。”

王小波用针式打印机把书稿打印出来，从纸页折叠处轻轻撕下，交到李静手里。李静低头一瞧，扉页上写着：

“红拂夜奔”。

李静把书稿抱回家，边看边怪笑不止，最后竟然笑出了猪声。

几经周折后，李静所在杂志社终于妥协到发表，提出的条件是字数需要从18万删到3万。

王小波忍了，一口气删下了“王二”所在的主线，留下红拂的故事，递交上去。

而李静心有不甘，私藏下《红拂夜奔》全稿，交给在文学系读研究生的朋友传看。那哥们读完，声称“三月不知肉味”，又给同宿舍的哥们传看，一时间在那个小范围内，“无人不谈王小波”。

可两周后，连三万字的书稿也被退回，理由是书里内容出现了牙签和避孕套。

当时，王小波大量压箱底的作品，都和《红拂夜奔》有着相同的命运。比如同性恋题材的《万寿寺》，舞台剧《东宫西宫》，《似水柔情》……每一部都巧思密布，心血用尽，结果都是一样，发不出来。

王小波说：人活着都是为了要表演，所以才失去了自我。即便无处可去，也要永不屈服。我坚决不改了。我宁可写有滋有味发不出来的东西，也不写自我约束得不成样子的文章。在此我毫不谦虚地说，我是个高层次的作者，可是有些人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小说发不出来后，王小波一个人去考了个货车司机驾照。他自嘲道：

“以后活不下去，就当个货车司机吧。”

可他终归连货车司机都没有当成。

1997年4月10日，晚上11点半，邻居突然听到小波屋里传来两声惨叫。第二天下午，邻居还不见小波出门，觉得不妙，便赶紧推开了小波房门。只见小波倒在地上，身体已经冰冷。

第二天，去美国做访问的银河接到了姐姐的电话：“小波出事了，快回来吧。”

从机场回家路上，李银河脑海里跳出的画面，全是小波去年10月在机场送别时的样子。

“他用劲搂了我肩膀一下作为道别，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小波去世后，李银河找了许多墓地，悉数横平竖直，都不能令她满意。后来，她找到昌平佛山灵园的一块天然大石，天然，不羁，恰似王小波的性情。

王小波生前一点名头，是靠着杂文打出来。但对于他自己来说，你要是评价他“王小波是个杂文作家”，相当于拿铁棍子戳他的肺管儿，因为小说才是王小波的命根子。

更荒诞的是，王小波去世一个月后，他一生最看重的时代三部曲得以发表，只是小波已经长眠。

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人世间最可怜的人，最可怜的事，莫过于当他躺在坟墓里，而他的作品却得以流传。

前些年，有一个《新京报》的记者曾对李银河说：我身边出色的男士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喜欢王小波，包括韩寒，冯唐。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有智，有趣。

其实说来并不夸张， 20年内，太多人喜欢王小波，喜欢王小波相当于喜欢那个叛逆、特立独行、恪守内心、追寻自由的自己。

前两年，有人问李银河：如果有机会，你最想问王小波一个什么问题？

李银河说：早上我去给小波扫墓的时候，有一些读者在墓前放了鲜花、二锅头或者烟，有一个人放了一篇王小波的文字，一只蝴蝶就一直贴在上面。我很想问问小波：你走得太急了，你走后，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在变，太多人没有灵魂，而你呢？你的灵魂还在不在？

人的外表，其实什么都不是，皮囊而已，在时间里，皮囊终会老去，最后所有的光鲜都会被褶皱吞噬，而灵魂不会，这灵魂里包括你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还有你一生的思考。

就像王小波生前对人生的注解：

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到些有趣的事情倘若我能够如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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