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失业的年轻人

阿喆、王欣桐和李悦飞，这几个月一直处于等待中。

因没法及时赶回北京，阿喆3 月份被公司辞退。失业 2 个月，他始终瞒着亲人。母亲发来家里小猫的视频，说：“猫瘦了，又不吃东西了。”他总是等到很晚才回复，装出一副还在上班的忙碌样。

工作找了 2 个月，王欣桐还没遇到合适的。疫情前，她辞了工作去澳洲旅行。按照她的设想，早在3 月就该觅得一份正职，但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2 月至5 月，除了下楼取快递和在小区散步，她都不出门。断了社交，不用搭地铁和吹办公室空调，王欣桐眼角的干纹不见了，早前晒得黯淡的脸、手和腿，也捂白了 40%。

李悦飞正月初六便回了北京。他在东二环银河 SOHO 内的一家简餐店做后厨。那时，北京还没要求隔离。一晃到了 4 月，店铺没开，他却接到了老板打来的停业电话。

从春节到4月，阿喆一直被困在山西晋中老家。

2015 年，阿喆进入一家小型文化公司。他喜欢创作，尤爱填词。听到喜欢的旋律或沉浸在某段回忆中，突然来了灵感，他会立刻将词记在手机便签上。涉足娱乐营销行业后，他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

春节前两天，老人过世，他赶回奔丧。过年时，正好有一部电视剧播出。作为一家影视营销公司的策划经理，阿喆在家一天也没闲着。

■ 外婆家门口的梨树，小时候外婆经常抱着他坐在树荫下乘凉。

■ 家乡的天空。

早上一睁眼，人还躺在床上，已开始工作。电视剧播出期间，阿喆安排写手和美工提供文案和图片给美食的、娱乐的、美妆的等合作渠道，还负责艺人、综艺的提案等。“每天都在做事，没有周六日一说。”晚上10点，母亲不解地问：“怎么还开会呢？”阿喆答：“我们经常半夜开会，别说晚上了。”这样的状态持续到 3 月，他被迫离职的时候。

3月的第三个周五，阿喆还在为两个电视剧写不同方向的策划案，接到了工作群里的通知：从本周一开始，没有回北京的员工都算请假，工作照做，但工资停发。阿喆认为公司的做法不合适，大家已经干完了一周的活儿，付出了劳动，却没有薪水，而且由于村庄封路，交通阻断了。他在群里质问了一句，不久，便收到了人事发来的私聊消息：“试用期结束，请提出离职”。

阿喆听到公司的决定，生气却无可奈何。每天在家抱着电脑，该做的事一样没落下，“方案我写得挺不错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被辞退。”除了他，还有一个正式员工也提出了质疑。“或许他们认为我把群里的氛围带坏了。”

去年 11月，他跳槽到了这家行业内口碑不错的营销公司。总公司做电影营销起家，后来涉猎电视和综艺，成立了子公司。“我加入的是子公司，只有二三十号人，经常有人入职和离职。”阿喆负责电视剧、综艺和艺人的宣传。

娱乐营销行业没有加班费一说，通常是调休。这家公司上下班不打卡，没法计算加班时长。阿喆待过不少公司，“哪怕业务真的很忙，但家里有事，还是可以调休，但这里就不可以。”他经常周六上午被叫到公司开会，开着开着就到了晚上十点；出差也总占用双休日。

2019年，影视行业遭遇一轮寒冬，不少公司关停了。“今年赶上疫情，雪上加霜。”电影停摆，总公司的同事只领 70%的薪水；电视剧这边有活，没有降薪，但他还在试用期，薪水是同事的八成。

阿喆清楚记得他是去年11 月 13日入的职。“谈好的 3 个月转正，但合同上写的却是 6 个月。”签协议时，他没在意，留下了漏洞。2 月受疫情影响，他没有提转正的事；3 月初向人力资源的同事提了，但对方表示还要等人事总监面谈，再无下文。试用期的员工，没有任何保障，即使找仲裁，阿喆也觉得于事无补，“没办法，只能认了。”

4 月初，阿喆搭亲戚的顺风车，从山西回到北京的出租屋。

由于有皮肤疾病，从去年 5 月起，阿喆每周定期去医院做2至 3次 皮肤光疗。之前上班时，看病得挤时间。如今失业在家，倒是有时间错峰看病了。

■ 门诊排队等待中。

由于疫情关系，阿喆离职的公司申请了社保延缴。4 月还可以报销，等五一假期后，他去挂号，窗口告诉他“社保卡不在红名单了”。这预示着他的社保断缴，即使补缴，也要等 1 至3 个月才能恢复。以前挂号 10 元，现在每次 50 元。“每周要多花一些钱，还挺困扰的。”

匆忙下，他找了一份品牌策划的工作。阿喆以前做的项目偏娱乐性，这次是为一个二线茶饮新品做推广，“我按娱乐项目做的，感觉效果不好。”在这家公司，他不仅负责策划和文案，工作内容还包括统筹、拍摄等，“整个过程很慌”。工作了一周，经常加班到凌晨 1 点。

加班期间，阿喆认真地考虑过要不要卖煎饼。“朋友觉得我在开玩笑，但那一刻我真的好累，我的脑子快炸了。”他不想再用脑子，哪怕做苦力活。于是，他辞职了。

以前跳槽，两周就能找到凑合的工作，但这次他已经投了一个多月简历，还没有回音。“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在将就的公司将就着，自己不痛快，公司的活也做不好，两方面都不太行。”曾经只要是感兴趣的、做得了的，阿喆都会投。“现在稍微耐心一点，哪怕耗费一些精力和财力，反正豁出去了。”

同龄的朋友不少结了婚、生了子，娃娃都几岁了。他们在机关或事业单位上班，相对稳定。“有时候觉得在机关工作挺好，加上我是巨蟹座，还蛮需要安全感；但有时候又觉得这么过一辈子挺无聊。”

王欣桐是主动辞职的。疫情暴发初期，她正在澳大利亚享受自己筹划多时的“间隔假期”。

北京奥运那一年，王欣桐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定居北京。10年来，她一直从事农业和公益领域的工作。

2019 年 9 月，她辞去了香港某公益机构项目总监一职，“工作周期比较长，是我离职的一个原因。”项目在乡村，需要配合农户的时间。早上 6 点到现场，等人家不忙的时候，她和团队开始工作；待到晚上七八点，和农户吃完饭，还要继续下一步的工作，十一二点才能回到住宿的地方。一个月出差 20 多天，哪怕凌晨一两点到家，第二天依然按时上班。“感觉不到生活了。”回到家，绿植牺牲很多，“吃不好，休息不好，很沮丧。”

状态不佳，王欣桐给自己计划了一个间隔期，学习、休息和养生：10 月，先到东南亚参加青年交流项目；1 月，到澳大利亚探访亲友；2 月回国；3 月，重新走向社会。“年后是换岗的高峰期，怎么着，20 天也搞定一份工作了”，当时，她还比较乐观。辞职做了顾问，虽然报酬少了四分之三，但工作形式灵活了。

1 月初，王欣桐跟着姑姑、姐姐一起，到澳洲体验生活。澳洲的阳光和空气舒服，语言环境也好，她打算多待些时日，练习口语。那时，谁也不清楚疫情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从 2003 年的 SARS到 2015 年的 MERS，疫情都有一个规律，秋冬开始，来年春天基本就消失了。”王欣桐盘算着从澳洲回来，疫情将迎刃而解，不会对生活和工作造成影响。

■ 澳大利亚的海边。

■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里慵懒的袋鼠。

■ 喂袋鼠的游客。

2 月初，航班调整了起飞时间，但王欣桐并没有收到通知。同时，南澳首府阿德莱德确诊了两个病例。王欣桐感到恐慌：“他们去过的地方，我们也去了。”连续 3 天，她不再出门，担心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感染。

正是在此期间，她发现航班变动越来越频繁。除了 9 号和 10 号的航班，之前和之后的全部取消。她决定趁早回国：“如果疫情严重下去，可能回不来了。”她订票时，含税价一张 4500 元；等到临走时再查，同一个航班已经涨到了 42000 元。

2 月11 日，王欣桐踏进了家门。绿植枯死了，多肉植物残存着。鱼缸里的水像苹果味的喜之郎果冻。唯有栽在阳台上的番茄，一个月没人照料，居然红透了一串没烂，出乎她的意料：“我把那几个番茄摘下来，一个一个吃了，糖酸比正合适，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番茄。”

■ 王欣桐自制的午餐。

从去年 12 月起，王欣桐有一搭没一搭地找工作，一个月看两次，了解就业行情。到了4 月，她开始密� ��地上网，与猎头沟通，“挺意外的，岗位很少”。

年龄也是一道坎。机构合适，岗位又基础，“年纪大了，不愿从基层做起，有点尴尬”，王欣桐说。疫情是一个锅，问题经由它加温，全暴露了。

她从没有过长达 8 个月的职业空窗期。

李悦飞18岁出来做事，在唐山卖过五金、往钢厂送过货，也在天津的电子厂打过工。20 多岁，父母怂恿他进服装厂，那里女孩多，还都是一个村的，方便找对象。闲着没事，他爱跟朋友喝酒，没把心思放在找女友上。

做了一阵子，李悦飞适应不了工厂的生活，“过一年和过一天没区别。”从此，他没再进过厂。2013 年，经朋友介绍，他去了天津一家连锁西餐店，接触到了披萨。“我还以为披萨是火枪烤的，到了才知道是用电烤箱。”

西餐厅的后厨整洁干净，不像中餐厅是火又是烟。渐渐地，李悦飞喜欢上了烤披萨、煎牛排。这是他做得最久的一份工，持续到了 2018 年。之后，他辗转了几家披萨店，再经朋友介绍，应聘上了北京一家简餐店的后厨。

■ 店铺试营业期间的工作照。

店铺筹备时，李悦飞便是其中一员。从早上 9 点工作到晚上8点，他负责备菜、出餐等，周日有一天假期。一个月工资 6000 多块，包吃包住。新开的店铺没有名气，生意冷淡，后厨清闲。李悦飞报了楼里一家吉他社的课程。在歇息的下午，他常坐在厨房的休息区，弹练几曲。

大年三十，他是店里最后一个离开的员工。坐火车不安全，他和同乡商量，租了辆汽车，开了5 个小时，回到老家邯郸鸡泽县——一个产辣椒的地方。

车子租了一周，租期快到时，李悦飞回到了北京。他又成了店里第一个返工的。银河 SOHO没什么人，商铺悉数关着，只有门口的便利蜂开着。门店计划 2 月 8 日营业，实行无接触服务，“老板说延迟几天就正常了。”

李悦飞住在离银河 SOHO仅有 1 公里远的员工宿舍内，偶尔步行去店里打扫卫生、检查消防、清理烂掉的蔬菜。有时候，他也刷个共享单车上街转悠。“街上人少车也少，好多店关着，遇到一个不戴口罩的，赶紧离他远点。”回到住处，除了使劲搓手，他还给鞋子和衣服消毒。

■ 站在店铺门口抬头往上看，是一张巨大的网。

3 月，国内疫情控制住了，国外又严峻起来。“疫情一时半会儿过不去，我想这店开不了了。”

“老家要隔离14天，再来北京还要隔离，干脆不回去了。”李悦飞在北京度过了无所事事的两个月。

4 月 7 日关店后，李悦飞并没有太担心，“关就关呗！这工作不行还可以找别的。”一个朋友在南六环跑快递，买了两辆厢式货车，李悦飞没事做，被叫去跑了几趟，“感觉还不错”。可后来生意直线下滑，一辆车就够拉货，用不上他了。

4 月 18 日，京津冀健康码互认后，� �悦飞赶紧回了家。

李悦飞在家已经待了一个月。除了陪亲戚的孩子玩，不做饭也不碰吉他。二弟家的两个，小弟家的三个，大的 11 岁，小的3 岁刚会跑，全跟他闹得起劲。他给他们买吃的、买玩具，还带他们在屋里滑旱冰。开始时小侄子摔了跤，吓得不敢爬起来，后来在沙发和墙角的旮旯里，自己扶着就站起来了。

自从出来打工，李悦飞只在春节回家。父母希望他多待会儿。“今年倒是了了他们的心愿，但再待估计不行了。”他打算等家里的麦子收完，就出门找工作。

以前找工作10天就能解决，最多不超过一个月。疫情下，餐饮行业买卖不好做，普遍下调了工资。李悦飞不想再干老本行了：“前几年喜欢这个，现在觉得没意思。一个月挣个几千块，还不如自己干点什么。”

鸡泽县属于平原地区，全是一大块的整地。一年种 2 季作物，小麦和玉米轮作。李悦飞家里有 10 亩地。小时候收麦子靠人力，用镰刀割麦子、用麻绳打捆……十天半月才消停。现在人干的活少，除了浇水、打药，其他的工作都用机械，一两天就做完了。李悦飞留在家里，也无多大用处。

在北京租房的阿喆，每天也得往外掏钱。再怎么省，房租、水电省不了。“大部分时间待得住，偶尔还是心慌。大家都在上班，就我每天很闲。”买房的压力、父母逐年老去的压力……他想得比平时多：“我不是积蓄很多的人，父母也是普通人。妈妈没工作，爸爸退休了。我只能靠自己。”

不在外面吃饭，顶多周末与朋友聚聚，阿喆爱窝在家里，看电影、写影评和作词。

在老家，他接到了“某音乐创作大赛”的电话，通知他入围了决赛，但因为疫情，比赛没了后续。小有天赋，却没机遇，作词对阿喆来说，只能是爱好。

他曾改写过一首词：“越走越窄怎么有点无力探出瓶外，含苞未尽酝酿这份期待难盛开，好像我们的爱攀在瓶口徘徊，那些情投意合仿佛没存在。”本是描写两个恋人在谣言和纷争里寻找自己的故事，却应了他当下的心境。

王欣桐曾推荐一位比自己大7岁的老师给猎头，对方直截了当地说“年纪太大”。这句话点醒了王欣桐，“我也将到这个时期，必须做一个决定，选择稳定的还是感兴趣的工作？”她希望找一份做得长久的事业，避免沦落到 40 岁还要跳槽的地步。

好在有积蓄，不至于坐吃山空，加上还有微薄的顾问费支撑，王欣桐找工作的心态得以自洽：“岗位和方向适合我，让我体验到成就感，才是工作。”

不过，在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前，她不排斥兼职。每月光是还房贷、缴五险的支出就超过了 5000元。只进不出的日子，让人心里不踏实。开不了源，她便控制欲望，时不时断舍离一下。前段时间，她在咸鱼上卖了一口锅，进账199 元。

■ 家里的番茄又开花了。

除了浏览招聘信息，王欣桐的时间都用在了开发新技能上——烙饼、煮粥、泡水果茶、做手擀面等。她也舍得花 2 个小时，抽掉鱼缸里的水，给新种的绿植浇上 。

虽然种在花盆里的番茄，生存空间小，长不大个，但开春时，王欣桐还是种了几棵：“现在都开花了。”曾给过她意外的番茄，被赋予了新的期待。

以前，王欣桐不喜欢飞机从上空划过的声响，现在有个飞机经过，她还挺高兴的：“说明又有人出差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欣桐、阿喆、李悦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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