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旅游 经济学应该怎样认识？
19世纪后半叶，欧洲旅游活动兴起，旅游经营业开始繁荣。关于如何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其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国内和国际旅游的现状，而且包括旅游统计、旅游业经营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旅游作为一项新兴的事业，美国、意大利、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南斯拉夫等国的学者、专家对旅游业的经营管理、饭店经营管理、旅游市场、旅游心理、旅游经济等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为旅游经济学的建立做了理论准备。
中国旅游经济研究是随着中国旅游业发展而不断深入的。20世纪20年代，一些经济界人士曾对旅游业的性质、特点及其发展的政治经济意义等进行过讨论。1949后，特别是1979年以来，旅游业发展很快。经济学界结合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阐述和论证了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旅游业经营管理体制，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道路等问题，为中国旅游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研究对象和内容 在中国，旅游经济学以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具体研究旅游经济中各种经济关系及其特殊规律，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业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性质、特点；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关系以及旅游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旅游者的需求及其消费构成，旅游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旅游市场的供求关系与旅游价格政策；旅游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旅游业的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旅游业的发展道路。
简析民俗在旅游中的经济效益
简析民俗在旅游中的经济效益
由于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原因民俗文化资源一度被闲置和封闭，现有的一些旅游景点经济疲软，旅游品位低下，国内外旅客很少光顾，从而使当地旅游业与外界的市场旅游经济严重脱节。面对这样的现状，应扬其所长，避其所短。民俗资源丰富则是自己所长，故应以开发民俗作为自己的旅游特色优势。对于民俗文化旅游而言，其经济效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项目自身的经济效益，二是通过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就业、招商引资等带动地区经济。前者一般只有在其经济效益程度上的差别，后者则是旅游业的决策关键。本文围绕以上的两点，进行论述。
（一）
民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体的民族民间的物质上、精神上和制度上的传统，它包括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岁时岁日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当前,国际旅游趋势在向文化旅游发展,以弘扬民族民间文化、展现民族地域特色的民俗旅游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俗旅游浓郁的文化气息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是其能够得到大力发展的两大优势。
旅游业是在改
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兴产业。而民俗游则是其新兴的旅游专项产品。民俗旅游开发是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跨越式的贡献。“民俗旅游已成为当今旅游业的一个亮点。发展民族旅游业应做到：自觉地执行民俗文化的保留和传承原则；旅游开发商应注意保护民俗文化；注重民俗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原则。”（摘自《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7期）由此可以看出，注重民俗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已成为当代发展民族旅游业的一项重要原则。
（二）
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向多元化、综合化方向发展, 不能只满足于风土人情的展示和民俗歌舞的表演, 还应充分结合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和底蕴深厚的当地文化, 将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有机结合, 从而增强旅游资源的吸引功能, 提高其观赏价值, 丰富和增强民俗旅游的内涵和生命力，以此带动地区的各项经济发展。
经济效益是民俗旅游首先考虑的重要因素，只有能够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的旅游开发才是成功的。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经历了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的过程，促进了游客数量增长，增加了因旅游带来的各项经济收入。其中因各地的民俗所拉动的地区其它产业经济如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就业、招商引资等都收获不小。
新华社电讯中，曾有这样一段话说，“我国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改革开发以来，旅游业发展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旅游资源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厦门日报》1994年2月10日）这段话中的第二句话，“各级政府重视”，也得到了旅游为经贸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的回报。既然旅游搭台，经贸唱戏，已为实践证明了的较好的活动方式，把民俗风情游尽量纳入其中，也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以它固有的、独特的文化底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从而构成了良性的循环体经济。
民俗旅游是国外了解我国地方的窗口，也是我国各民族、各地方向世界的通道，近几年，国际旅游业出现了以民俗为主的态势。民俗旅游作为一种普遍模式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多优点，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民俗旅游业有利于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一般来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的民俗，其民俗品格越鲜明，原始风格越浓，历史氛围越重，地方差异越大，就越具有地方资源优势，就越能吸引异国异域的旅游者。而旅游者的到来，不仅能是他们了解这个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到来，也给旅游地带来了极大的财富，同时，带动了整个地区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可以直接利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如充分利用颇具民俗风情的民间建筑、饮食、游艺等建立民俗村、景区等；另一方面，利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旅游业产出对经济贡献可表现于旅游消费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上。所谓旅游乘数就是旅游业创造的总效益与其创造的直接效益之比。 这一比例越大,乘数效应越大，从而拉动的地区经济效益也就越大。
由此可见发展民俗旅游对旅游的经济影响是直接且重要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也是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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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经济学院附近景点 - 湖北经济学院周边地图 经济学
1. 湖北经济学院周边地图
湖北经济学院有专科，有财经和电子商务两类专科专业，在本部校区。
湖北经济学院本部校区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杨桥湖大道8号。
湖北经济学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二期）、湖北省2011计划。
学校是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由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和湖北省计划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 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商业中学堂”（原湖北商业高专的前身）。
截至2018年12月，学校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173038.7万元，教学仪器设备总值15376.74万元，纸质图书册数196.625万册；有专任教师970人，在校本科生、研究生近1.6万人；设置16个二级学院，开设本科专业57个。
2. 湖北经济学院附近
这两个学校不是一体的。
湖北经济学院和法商学院不是一个学校,后者法商学院是前者湖北经济学院的分校。都是分别招生。
湖北经济学院是湖北省公办二本，后者法商学院是三本。
湖北经济学院校园里划有东西两个区，经院住在东区，法商学院三本和专科在西区。
但是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与湖北经济学院资源共享，图书馆、教学楼、体育馆等公共设施都是两校学生共享的，校内的全部资源共享。
3. 湖北经济学院所在地
湖北经济学院是公办大学。；湖北经济学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创办于2002年3月，前身是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是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学校是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由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和湖北省计划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湖北经济学院设有经济与贸易学院、金融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等16个学院，本科专业目前有57个。
4. 湖北经济学院地图位置
山东经济学院代码10456，湖北经济学院代码11600，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校代码11532，海口经济学院代码12308，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代码12560，上海财经大学学校代码10272，河南郑州财经学院学校代码4121，石家庄经济学院，华信学院学校代码1248，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院校代码10469，南京财经大学院校代码10327
5. 湖北经济学院附近有哪些大学
6. 湖北经济学院路线图
管理技术学院专业
社会科学系专业
外语系专业
工商管理学院专业
会计学院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专业经贸学院专业
金融学院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专业
法学系专业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专业艺术与传播学院专业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专业
专升本要上5年，专科要上3年，本科2年
7. 湖北经济学院周边景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蜿蜒流转的汉江之滨。 军事经济学院是一所面向全军、全国招生的多学科、多层次、多种形式办学，以培养军事经济管理人才为主要任务的军队高等院校。 军事经济学院是我军建立较早的院校之一，她的前身最早是东北民主联军供给学校，1946年7月成立于东北佳木斯。1986年6月，改为军事经济学院。 学院有财务、军需、交通、物资等5个系，军事经济学院是我军对外开放的院校之一，先后与全国60多所高校建立了协作往来关系，学员入员后按规定办理参军手续，享受军队供给制待
8. 湖北经济学院地理位置图
在湖北来说挺好的，住宿条件还可以，有单独的卫生间。最好选4人间，6人间还行，但是自己的东西没地方放。老师很负责，也比较亲近学生，环境也很好。前年分数线差一本线4分。 一般都在一本分数线4-6分左右，好的专业，比如金融，会计必须超过一本线。和湖北其它学校对比经济学科有优势。
湖北经济学院（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位于湖北省省会武汉市，是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干，法学、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协调发展的一所省属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学校的前身可追溯到创办于1907年的湖北商业中学堂及其后的另外两所学校发展而来，至今已有百余年办学历史。2002年9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在原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湖北省计划管理干部学院的基础上合并组建为湖北经济学院。2016年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截至2016年8月31日，该校占地面积1740亩，校舍建筑面积62万平方米。设有19个教学单位，有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个，开办本科专业56个。有专任教师752人，全日制研究生、本科在校学生1.6万人。
9. 湖北经济学院的地图
湖北武汉，作为一个文化大省，有名的学院几乎可以说是遍地都是，专升本的学校更是如此。
专升本分普通专升本，自考专升本，网络教育专升本以及成人高考专升本。四个种类的专升本学校也大有不同。
普通专升本院校
长江大学，江汉大学，武汉轻工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湖北工程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荆楚理工学院，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师范大学，湖北民族大学，湖北医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湖北文理学院，湖北科技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武汉东湖学院，武昌工学院，湖北理工学院，汉口学院，武汉工商学院，武昌理工学院，文华学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武汉商学院，武昌首义学院，武汉学院，湖北商贸学院，武汉传媒学院，武汉晴川学院，汉江师范学院，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自考专升本院校
武汉商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大学，武汉科技大学。
网络教育专升本院校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中国石油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南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成人高考专升本院校
湖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湖北理工学院，长江大学，湖北医药学院，湖北师范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武汉商学院，湖北科技学院。
中国经济学界的无锡双子星座——孙冶方 薛暮桥 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界的无锡双子星座：孙冶方和薛暮桥
孙冶方和薛暮桥（陈静怡剪纸）
编者按：无锡是我国近代工商业的发祥地，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米码头”“布码头”“钱码头”“丝码头”。在早期市场经济的哺育下，无锡在涌现了一大批实业家的同时，还涌现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的人生和事业都值得记述和怀念。从无锡走出来的经济学家，他们中最杰出代表是孙冶方和薛暮桥，他们出生于无锡的同一个古镇——玉祁礼社，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在同一时代会孕育出两位本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为使无锡“经济学家摇篮”的美誉赓续血脉、薪火相传，本公众号将用两期介绍无锡籍近现代杰出经济学家的代表。本期介绍被称为“经济学家双子星”的薛暮桥、孙冶方。
无锡孙冶方纪念馆
无锡薛暮桥故居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1908年10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玉祁镇。
1920年，孙冶方考入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1923年参加进步团体青城导社，同年由张效良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团支部书记时，创办《青年评论》刊物。1924年他又考入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后任中共无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在无锡组织工人募捐和学生示威游行，并曾在上海曹家渡沪西工人联合会任宣传员，参加上海工人运动。
1925年11月孙冶方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党小组长。1927年毕业留校任翻译，承担经济学课程的翻译工作。1930年秋回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1931年他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指引下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1933年参加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起成立工作。
1933年11月，孙冶方参加陈翰笙带领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共同组织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团并担任干事。此次调查后陈翰笙完成中文调查报告《广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英文报告《中国的地主和农民》。1935年他参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月刊编辑工作，撰写文章、译文，答复读者、会员、通讯员的来信。在此期间，他参加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财政资本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文被公认为是此次论战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冶方留在上海“孤岛”，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书记，领导抗日救亡文化工作，要求文化工作者“应负起民族解放战争中文艺阵线上的战士的责任”。
1941年，孙冶方任中共华中局党校教育科长兼马列主义教员，其间就理论学习问题致信刘少奇，刘少奇的回信《答宋亮同志》收入刘少奇著名的《论党》一书。1943年起，孙冶方先后任中共淮南路西地委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货管总局副局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及边区政府调研室负责人。其间曾就土地改革中损害中农利益问题，致信中共华中分局负责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解放战争爆发后不久，孙冶方调至华中支前司令部负责财粮工作，随后北撤山东，任货管总局驻鲁办事处主任，打通对敌占区的贸易通道，完成财经干部的收容任务。1948年任中共华东局财经办事处秘书长兼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副厅长。1949年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是接管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后兼任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院长。
1954年，孙冶方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统计核算体系。1956年他率中国统计工作访问团出访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考察报告和建议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和采纳。此后，他还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从“总产值”谈起》，这两篇文章是全国价值规律大讨论的开创性和代表性文献。
1957年，孙冶方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先后任代所长、所长。他起草关于经济所领导关系和研究任务的报告，经济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任职期间，他启动并主持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调入优秀科研人员和干部；将经济所搬至三里河；增设新的研究组（室）；创办河北昌黎县“试验田”；筹办《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通讯》杂志；鼓励研究人员读《资本论》及学习外语；派遣青年骨干出国和进大专院校学习等，从而营造了经济所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使经济研究所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9年他在《经济研究》第9期发表了《论价值》这篇长文，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价值和价值规律的独特观点。1960年他组织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用最小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为“红线”进行写作。60年代初，按照有关领导的指示，他深入工厂考察，撰写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讲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流通概论”；1963年在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他参与主持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多次赴苏联及东欧考察，积极开展与国际学者的学术交流。他治学主张“求异存同”，他说：“我一向主张在学术问题上求异存同，我喜欢同别人进行指名道姓的争论，也很欢迎别的同志对我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或批评。”他身体力行提出一系列崭新的改革思想，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同时以经济学家身份成为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积极倡导者。
1964年，孙冶方被内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受到批判时，他大声疾呼：“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1966年6月起，他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批斗，1968年4月被迫害入狱。在狱中，他默念社会主义经济论“腹稿”85遍，撰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捍卫自己的学术信念。1975年4月出狱时直言：“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1977年后，孙冶方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78年赴西北、西南宣传政治经济学，并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1979年后虽重病在身，仍以顽强毅力重新起草《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发表了22篇经济论文，整理出版《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统计体制提出新见解，积极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他的经济学理论被广泛赞同，一些主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重视。他为经济研究所理论队伍的壮大和经济学家们的成长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至少有一二代经济学家由他起飞”，“是一位极具亲和力的良师和益友”，堪称学界楷模。1982年12月孙冶方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吕民生 撰写 )
薛暮桥（1904—2005）原名薛與龄。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无锡县礼社镇。幼时在家塾读书，后进东林小学，1918年考入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薛暮桥和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反对缔结卖国条约。1920年，因家境困难，在三师肄业。肄业后，以薛雨霖的名字投考沪杭甬铁路练习生，几年后升任沪杭甬铁路新龙华站站长、笕桥站站长。
1926年，薛暮桥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3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随后任中共杭州中心区委工人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薛暮桥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持学习经济学、哲学、历史等著作，为日后研究经济学打下了基础。
1931年底出狱后, 薛暮桥先从事民众教育工作，后追随陈翰笙做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他与陈翰笙、钱俊瑞、王寅生等发起成立著名左翼经济学研究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任研究会机关刊物《中国农村》实际主编。他在《中国农村》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内容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论文、调查报告、时事评论和战时乡村工作等。他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主要当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这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到现在看也不失为解释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事实的主要参考框架之一。
1938年10月，薛暮桥投笔从戎，参加抗战军政训练工作，先后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处长，华中抗大总分校政治部主任。为解决教材短缺问题，他在硝烟炮火中完成《经济学》一书。此书出版后广受欢迎，是20世纪40年代中共领导地区通行最广的经济学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前，经刘少奇审阅教育部批准，《经济学》的修订版《政治经济学》成为干部读物和中学教科书，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之前是主要的教学参考书。
1943年初，薛暮桥在带队赴延安途中，应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罗荣桓之邀，留在山东主持根据地经济工作，在对敌货币战、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尤其是在创造“山东货币奇迹”方面蜚声海内外。从此，他由研究和教育工作转到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先后任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
1947年2月, 薛暮桥率华东代表团赴邯郸冶陶镇参加华北财政经济会议。5月，受会议委托，在董必武直接领导下起草综合报告和会议决定，这是中共中央财经工作从分散走向统一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之后，薛暮桥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经济组组长。1948年4月，他奉董必武之命，主持石家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会后起草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综合报告，这是中共中央决定货币和财政统一策略的重要文献。此后，他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经济工作，直接参与筹集财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统一各解放区的财经，奠定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基础等各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顾问、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党组成员等职。他先后当选为中共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在“文革”前的17年中，薛暮桥直接参与了建国初期反恶性通货膨胀的斗争，领导创立新中国统计体系，参与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若干重要文件的起草和执行工作，参与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薛暮桥力主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他在1980年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开创性地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
作为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的领导者，薛暮桥留下了浩瀚的经济学著作，其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部发行近千万册的改革启蒙著作）一书印数近一千万册，并被译为多国文字。他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方针、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价值规律、所有制问题、分配制度、商品与市场、货币与价格政策、区域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长期引领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改革实践。
薛暮桥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倡导者，同时也是有力的推动者。他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经济界的高度重视，其中不少意见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他躬身入局，帮助国务院承担了方案实施的部分组织协调工作。他在1980年就提出：“体制改革要有整体设计，协调各部门的改革计划，共同研究中改、大改方案。”从已有的文献看，他是提出整体改革理论的先行者。他在75岁高龄时，受国务院领导委托，创建了由经济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经济决策咨询机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主要研究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交议的问题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带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问题。在他的带领下，经济学家开始参与我国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
薛暮桥在耄耋之年针对改革的新动向，撰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在历史重要关头把市场取向改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96年，薛暮桥克服了年龄和疾病带来的痛苦，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的写作，为后来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由于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学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杰出贡献，2005年3月，薛暮桥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薛暮桥及其家人把该项奖金捐给山东省沂水县，帮助当地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
(薛小和 撰写 范世涛 审改)
文章来源：孙冶方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