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勇：石峁遗址，一座影响深远的史前最大城址
前段时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上，提到了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其中就有石峁遗址。石峁遗址，对于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有怎样的意义？石峁遗址近些年有哪些重要的发现？石峁遗址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采访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领队孙周勇，请他为我们做介绍。
孙周勇
石峁遗址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有重要意义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1976年，考古学家戴应新对神木石峁进行调查，发现了一批非常重要的玉器，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其后经过考古工作者们几十年的勘探和发掘，发现石峁遗址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等城址，是目前所见的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
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墙和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城外还有数座“哨所”预警遗迹。石峁内城面积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190万平方米，内、外城的城墙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2.5米。
“石峁遗址非常重要。”孙周勇说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它处在北方半月形气候敏感区，是长城和长城沿线、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来回交错的地带。另外它的时间节点很重要，处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与夏代处在几乎同时的时间节点上，对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有很重要的意义。”
石峁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史料记载的空白。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在中原腹地。石峁遗址的发现，说明在北方存在一个史料没有记载的族群，他们创造了独立于夏文化的石峁文化。“石峁遗址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格局的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石峁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孙周勇还谈到，在历史时期的一些国家制度性的因素中，也可以看到石峁文化的影子。过去我们认为瓮城、马面、角台等是在历史时期才出现的。但是石峁文化把这些现象出现的年代提前了一两千年。瓮城马面等在石峁文化中就出现了，而且形制很成熟，就像天外来客一样突然出现，与汉魏时期的洛阳城别无二致。石峁的这类文明因素，毫无疑问从制度史上促成了中华文明形成。
城墙及马面
近些年的石峁遗址考古取得许多重大发现
经过近些年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考古发掘，孙周勇带领他的考古队员们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石峁城址；揭露了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樊庄子“哨所”等重要遗迹。这些发现表明，石峁遗址是距今4000年前后，在整个东亚范围内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结构和形制完善的石砌的史前城邑。
石峁遗址在中国早期的遗存中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坐落在黄土高原上的地上城址，有很多地面建筑。而现在发现的很多早期遗存，由于各种原因，都保存在地下。其次，它表现出的很多文化因素，体现了北方区域沿着欧亚草原廊道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面貌。比如铸铜、石头雕像等。“大量的石雕发现于皇城台底部，体量很大，并且是成组出现的，上面有饕餮纹，应该是在墙面上做装饰用的。不排除原来皇城台顶部存在石头砌成的神庙一类的设施。”孙周勇介绍到。
石峁遗址发现了纴木的遗存，这也是目前最早的实物遗存。学术界一般认为纴木最早出现在汉朝，而石峁的发现则将《营造法式》中的这一记载提前了两千多年。发现了一批早期彩绘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有重要的意义。石峁还存在将大量的玉器埋藏在石头城墙墙体的奇怪现象。还有大量的杀戮现象等。石峁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麻布，或者类似于丝绸之类的文物。“这个研究我们还在做，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有两类，一类是苎麻的纤维，另一类可能是丝绸类的衣服。”
杀戮现象
玉器埋藏在石头城墙墙体
纴木遗存
“前段时间我们公布了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在石峁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口弦琴。”孙周勇说到。《诗经·君子阳阳》：“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房”，《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这里说的簧，就是口弦琴。过去蒙古国发现的汉代时期匈奴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口弦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口弦琴。石峁遗址口弦琴的发现，将这一历史提前了两千多年，在音乐史上是一件活化石。石峁遗址的这批口弦琴，发现于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皇城台。皇城台是宫室建筑，王的居所，大量口弦琴的发现，可以体现出当时的礼乐制度，口弦琴就是当时高度组合式演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石峁发现的口弦琴
羌族人演奏口簧
石峁研究揭示新的现象
石峁文化是否是北方游牧民族或草原民族创造的文化？孙周勇认为现在下这个结论还有点早。“石峁遗址发现了很多细石器，结合遗址所在的区域地理位置来看，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它与游牧民族的生业状态有关，但是近些年经过植物考古的一些研究，采集的样品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从石峁遗址的粮食作物和石峁人的食物结构来看，对粟的获取是最大的，所以石峁遗址可能是以农业为主，游牧业并重的生业状态。”
对于石峁与陶寺的关系这一热点问题，孙周勇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石峁和陶寺，毫无疑问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曾经做过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想它们应该是一种血亲关系或者血缘关系，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种血脉关系。”他还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是年代，二者的年代基本重合。第二是分布区域，虽然二者分布的区域有差别，一个在临汾盆地，一个在黄河中上游河套地区。但是从考古学的文化面貌来看，石峁文化遗存和陶寺文化中晚期遗存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二者的陶器类型很相似，都出土了铜齿环、铜铃，墓葬中都有壁龛的习俗，这些都反映出了二者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三，过去有学者提出，石峁文化是陶寺人北上形成的。现在的证据可能更倾向于石峁人向南迁徙，形成了陶寺文化。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可能不是同一种考古学文化，陶寺中晚期最接近石峁文化。“我更倾向于认为陶寺文化根植于北方的石峁，是石峁人向南迁徙的结果。”北方河套地区从老虎山文化开始，到后来的石峁文化，文化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以石峁为代表的人群，由于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其他族群的入侵等原因，导致人口向南流动。
对于石峁城防系统为什么这么发达，孙周勇也做了解释。河套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它的城防设施的建筑，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孙周勇等人在考古调查时曾经在陕北发现过带有环壕的聚落，很多中小型的龙山中期的遗址中也有石墙之类的设施。到了石峁文化时期，城防设施已经很完备，除了城墙本身的一些建筑外，还在城墙外建立起了预警措施，建有相当于哨所一类的设施。那么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它在防谁？敌人从哪里来？我想它的生存压力应该是比较大的。目前的多学科研究有了一些成果，比如说体质人类学的一些发现。我们将石峁被杀掉的一批人，和墓葬里面的人，假设为两群人，去做他们的体质特征分析、古DNA分析、食性的分析，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出现了：这两群人从食性上、体质特征上都展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那批被杀掉的人和夏家店下层的一些人群的特征比较像，所以不排除石峁的敌人来自于东北方或者东部地区。”
石峁城墙
城墙外的哨所
石峁遗址下一步的发掘与保护计划
对于下一步的考古发掘计划，孙周勇提到，下一步的发掘还是集中在皇城台区域，主要是做台顶的大型宫室建筑，了解它的结构、保存状况，为将来遗址核心区的保护提供依据。
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始终是同步进行的。孙周勇介绍到，石峁遗址的保护有特殊性，它的很多遗存都是地表的石头建筑，直接裸露在外面。而且它的面积非常大，当地又经常会有极端天气出现，这些都给文物保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国家也没有对这种类型的遗址成功保护的案例。孙周勇以及他的团队一直在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石峁遗址目前的保存状况很不错，整个遗址看上去层峦叠嶂，很气派。我曾经去南美参观玛雅文化以及印加文化石头遗迹的保护，我比较赞成裸露展示，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复原、修复和展示。”
期待石峁遗址发掘早日取得更加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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