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宁夏粟特人与丝绸之路 薛正昌

隋唐宁夏粟特人与丝绸之路

薛正昌

［摘要］丝绸之路的延伸与繁荣，不仅推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亚的民族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就是典型，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粟特人沿丝路东进到了宁夏固原定居，为官与经商并举，在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彰显了隋唐丝路文化的繁荣。上世纪在固原城南中发掘过数座粟特人墓葬，出土过大量具有中亚特色的文物，见证了史姓家族的贵族阶层和官僚身份。宁夏北部灵州，同样有九姓胡人居住，出现过密集的商业集镇。宁夏盐池县窨子梁唐墓的发掘，再现的是中亚康国灵动优美的胡旋舞姿，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的兴盛与工匠高超的石刻艺术。

［关键词］丝路文化；隋唐；粟特；宁夏

中亚粟特人即“昭武九姓”。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汉代以康国相称，隋唐以后便称为“昭武九姓”。昭武九姓所指的“九国”，史书记载不一，通常指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戊国、史国，曾徙居并生活在宁夏固原的是九国中的“史国”人氏，地当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沙赫里·沙勃兹。经商逐利是粟特人的传统，《旧唐书·西域传》里记载粟特人善于经商。粟特人徙居宁夏，就是沿着“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通道而来的。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实际上是穿越古代欧亚内陆及周边国家的国际商人，深层却扮演着传播文化的角色。最近二十多年间，随着国内考古工作的开展，与粟特人相关的一些墓葬相继发掘，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粟特人、包括粟特人与丝绸之路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本文仅以宁夏考古出土为例略作探讨。

一、宁夏粟特人的历史背景

粟特人是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一种古老民族，通用粟特文、摩尼文和古叙利亚文，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经营农业和畜牧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位于现在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五国腹地，克孜勒库姆沙漠横亘其间，粟特人就在宜农宜牧的阿姆河中游和泽拉夫善河流域一带定居。由于地处丝路要道，该地境内市镇众多，商贾云集，行旅纵横，孕育了发达的商业文化，粟特人“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 [1]5256，有善于经商的传统，他们利用丝路沿途诸商贸集镇开展各种商业活动，有着悠久而成熟的商业传统。“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送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2]5310。4世纪初以来，粟特人逐步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从5至8世纪，几乎垄断了陆上丝路的国际贸易。粟特人因其出众的商业才能而在古代中西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东西文明之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建立了传递信息的桥梁，成为沟通古代中国与中亚和西亚诸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要纽带。在对外开放空前、国际交流频繁的唐代，粟特人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发挥了更为巨大的作用，对政治格局和文化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粟特人广泛从事丝路沿线物资、文化传播活动，东汉以来就见于中国史籍。《后汉书·西域传》称其为“粟弋”；《魏略·西戎传》记作“属繇”；《宋书·文帝纪》称作“肃特”。隋唐史籍统称粟特为“昭武九姓”，他们本为大月氏人，居于张掖郡祁连山北的昭武城（今甘肃省高台县西南一带），因被匈奴所逼而迁居中亚，各自分邦建国，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以昭武为姓。粟特和其他中亚民族共同从事丝路商贸活动，被统称为“昭武九姓胡”。

粟特商队在丝路沿线一些便于居住和贸易的地方定居下来，建立自己的商业聚落，留人居守经营，其他人继续前进开拓。中原农耕地区形成聚落，草原游牧地区则成为部落。从十六国时期开始，这样的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蒙古高原等地广泛分布，尤以蒲昌海（今罗布泊）地区的粟特聚落最为典型。南北朝时期，姑臧（今甘肃武威）等丝路沿途商贸重镇已经出现昭武九姓的移民聚落，成为其进行长途贩运和丝路贸易的中转站。到了唐代，碎叶、蒲昌海、西州、伊州、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等地都出现了昭武九姓的商业聚落 ①。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于鄯善，胡人来随者甚众，渐成聚落。石城镇镇将康拂躬及其弟地舍拔也在石城广招胡人，附者甚众。中古时期入华的粟特人并非都居于聚落，有的进入突厥汗国从事商业活动，有的因骁勇善战而在唐代各级军政机构出任军职，尤其是763年之后，随着回鹘皈依摩尼教，并尊之为国教后，粟特在漠北地区的影响与日俱增，回鹘可汗对粟特摩尼僧倚重有加，“回鹘常与摩尼议政” [3]66,以至于形成了“可汗常与[之]共国” ②的局面。840年回鹘西迁河西走廊和西域之后，摩尼教仍被尊奉为回鹘国教，对回鹘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178-197;[5]68-75。不论追随中原王朝将领南征北战，还是担任翻译参与外交活动，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粟特的影响。这些粟特人因其出众才能而脱离聚落主体，逐步融入中原汉文化之中。

二、粟特人在固原

固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是重要的节点。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城南陆续发掘了系列墓葬群，后人称为北朝和隋唐墓地。1982年至1987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固原县南郊乡相继发掘隋唐时期墓葬9座，其中6座为中亚史姓家族墓，他们分别是隋朝正仪大夫、右将军、骠骑将军史射勿之墓，唐朝请大夫、平凉都督、骠骑将军史索严之墓，唐左亲卫史道洛之墓，唐司驭寺右十七监史铁棒之墓，唐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诃耽之墓，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道徳之墓，这6座墓葬分别属于一个大家族中两个家族 ①。墓葬中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墓志铭，记载了史姓家族的经历，尤其以墓葬群的形式出现，在全国考古发掘中也实属罕见，它见证了丝绸之路在固原的繁荣和固原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固原北朝隋唐原州墓地出土的那些精美的玻璃器皿，鎏金银壶以及金银币等基本都是粟特人从东罗马帝国运到东亚的。粟特人早就出现在中原地区，尤其兴盛于北魏末、隋代和盛唐时期。因为北魏、北周之际正是粟特国家分裂、民族迁徙的又一个高潮。从文献记载和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址（石刻、考古等）来看，中西方的相互交往，大都是通过粟特人进行的，在发展东西转贩贸易上起着关键作用。在文化传播上，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粟特人东来的 [6]151-168;[7]198-209。汉文典籍中，称粟特诸城邦的首领均以昭武为姓。《北史·西域传》康国条说：“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新唐书·西域传》康国条详列“枝庶分王”诸国是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昭武为氏的以上九国，“世谓九姓”。

唐代昭武九姓胡——粟特人在原州的活动及定居，是伴随丝绸之路古文化遗址的陆续发掘而被世人发现的。近20年前固原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证，已说明史姓家族在唐代的地位及其族属的渊源。史姓族属问题，涉及到唐代原州境内的民族成分。既有利于研究唐代原州区域民族成分及其民族迁徙和融合，更有利于人们认识少数民族在唐代的发展与流向。自史道德先祖入居原州，到史道德时止，史姓家族徙居固原至少在120年以上。史道德家族在北魏时已入政为官，直到唐代。自北朝以来，他们就通过丝绸之路往来于中亚和中国之间。史姓家族主要成员早在北魏时己迁居固原，北周时已步入仕途，以族居的形式落籍固原。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即使进入仕途，也不会放弃经商。他们不仅在中国做官并经商，而且将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以籍贯为固原人的身份自居。据《墓志》载：史射勿自称这个家族就是平凉平高县人，即今固原人，他曾是北周隋朝的武将；史可耽从隋朝开皇年间即入仕中原王朝，供职京师长安，在中书省任翻译。尤其是其妻康氏死后，续娶汉族张氏女为妻。他们从籍贯、民族成分和出仕等多个方面完全融入中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深远影响 [8]483-485。墓地出土的石床与石门等高规格的丧葬遗物，同样见证了史姓家族的贵族阶层和官僚身份。

出土的文物，有墓志、金戒指、萨珊银币、铜镜、鎏金桃花形花饰、金带扣、玉钗、东罗马金币仿制品、壁画、玻璃碗、陶俑、蓝色圆宝石印章等 ①。壁画艺术价值极高，蓝宝石印章属萨珊王朝时期工艺品，颇具艺术价值。最引文化界、学术界关注的还是罗马金币、萨珊银币、陶俑、玻璃器、鎏金铜制装饰等，影响最大的是金币和陶俑。陶俑分为武士俑和镇墓兽两大类，镇墓兽又分为人面与兽面两类造型，神态逼真，生气勃勃，周身施有精美的色彩，包括金箔和银箔，装饰十分华丽。

从墓葬文化的现象看史姓家族，就反映出他们的汉化程度与多元文化的吸纳。它留给我们的是多维视角：墓道的形制，既有天井，也有长斜坡道。记载和反映墓主人身份的“墓志铭”，每个墓地都有。墓志铭由盖与志石两部分构成，志盖造型为盝顶式，盖上面刻有非常精美的篆体文字，反映着那个时代书法艺术与审美特点。盖外围装饰图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比如“四神”、朱雀、青龙、天马、十二生肖等，这些文化符号雕刻在墓志铭盖上的不同位置，莲花瓣、卷草纹、忍冬等图案，制作得同样精致。粟特人的名字完全汉化，除姓名外，几乎都有各自的“字号”。从文化体现上，已经无法看出他们是中亚人的身份。

此外，由固原昭武九姓人墓地发掘，还可看出马政在唐代固原的繁盛。粟特人在固原经商并定居，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群体。他们以商人（商业）身份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在商队的通路与贸易目的地先设置村落，再以据点进行贸易活动。他们不仅与地方各州府县官员接触密切，其中的一部分粟特人还直接成为政府委任的官员。固原是唐代重要的国家牧马基地，唐玄宗亲理马政之后，国家马牧由之前的24万匹发展到43万匹 [9]1338，作为重要政马基地的固原，说明唐朝还以善养马匹的粟特人担任马政官 [10]69。这是粟特人精明的另一面。

三、粟特人在灵州

唐朝统一全国后，分布在国内的粟特聚落逐步变成乡里一级基层组织机构，民众被人为分散。昭武九姓居住最为集中的是河套地区南部，这里因地处丝绸之路北段要道而出现了密集的商业集镇。对唐代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分布在灵、夏二州南境的六胡州的九姓胡人。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击败东突厥颉利可汗，受突厥压迫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朝在宁夏北部地区设置了一些羁縻州进行安置。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正式在内蒙南部和宁夏北部地区设置鲁、丽、塞、含、伊、契六个昭武九姓羁縻州，史称“六胡州”。此后，这里成为昭武九姓在内地的重要聚居区与商贸集散地，对当地民族关系与经贸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在开元初年频繁调整六胡州地区行政区划，破坏了其原有社会结构，加之地方官员横征暴敛，终酿反唐之事。《旧唐书·玄宗纪上》记载了对六胡州产生深远影响的这次武装叛乱，从相关记载来看，内迁的粟特人数量众多，分布相对集中。粟特因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对祆教的坚定信仰而未能完全适应南迁后的江南风俗，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族居的生活与风俗习惯，孕育着新的反抗与斗争。这一切迫使唐朝于开元二十六年将河南、江淮等地的粟特民众迁回六胡州故地，重新设置宥州进行安置 [11]71-82。通过对目前出土的大量唐代墓志的整理与研究，在入华的外来民族中，粟特或其后裔人数远胜波斯、天竺、吐火罗和新罗等，这皆源于数百年间大批粟特人因经商、从政、从戎等原因大量入仕中原王朝。

四、西域胡旋舞在盐池

在“商旅往来，无有停绝”的丝绸之路沿边的大小城镇里，有一种使文人雅士们醉心的风景线——胡姬，她们是沿丝绸之路东来的西域、中亚及阿拉伯的女子。据统计，《全唐诗》里收录有胡姬名字的诗21首，从王绩到白居易，几乎贯穿了整个唐代。中晚唐时期的胡姬与酒店结缘，她们当垆，或陪席侍酒，或歌舞侑酒。胡姬的歌舞，在文人们的眼里，翩翩而动，充满异域情韵。胡姬的歌舞，不仅出现在唐代风流文士的笔下，也留在了当时艺术家的画里。有关唐代胡姬的舞姿——胡旋舞，在敦煌莫高窟第220窟里就有胡旋舞的飘逸的优美造型 [12]270。1985年宁夏盐池县窨子梁发现的一组唐墓葬群，其中一座墓（M6）有两扇石门，上面各雕刻一胡人在翩翩起舞，舞人的形象与装束，就是粟特人擅长的胡旋舞。胡旋舞的雕刻与造型，同样再现了丝绸之路宁夏境内胡女歌舞的兴盛。

“胡旋舞”，是唐代最为盛行的舞蹈之一。此舞原出康国（即今中亚细亚撒马尔罕），舞者多为女子，有独舞，也有两个或三四个人同舞的。因为舞时左旋右转，急如旋风，故谓之胡旋。唐代人段安节在他的《乐府杂录》中记载：“胡旋舞，具一小毯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毯子，其妙如此也。”《新唐书·礼乐志》亦载：“胡旋舞，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感悟唐人笔下的胡旋舞，唐代人描述的胡旋舞左旋右转的神态如在目前 [13]167。盐池县窨子梁唐墓墓门上刻的胡旋舞造型，就是精彩而富有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

宁夏盐池县苏步井唐墓位于盐池县西北约48公里处的苏步井境内的窨子梁。近代以来，这里的山梁已逐渐被流沙覆盖，形成了一座座绵延起伏的沙丘。就在这沙丘的缓坡处分布着六座墓葬。编号为M6的墓室，清理前两扇石门板保持原状，两门扇的合缝处各有一圆孔，孔内镶有环开铁鼻，有铁锁鼗墓门锁住。石门正面凿磨光滑，每扇门中间各刻出“胡旋舞”的人物造型，为男伎舞者。画面以黑色涂染，十分清晰。就其造型和装束看：虬须卷发，深目高鼻，胸宽腰细，体壮有力；发束带，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着裙而紧贴腿，穿长筒皮靴，每人各踩在一小圆毯上，双人对舞。左右舞者舞姿造型不完全一样，左边舞者侧身回首，左脚站立圆毯上，右腿提升后屈，左手微微上举，右臂曲至头顶；右边舞者右脚立毯上，左腿前伸，右臂上曲至头顶上合拢。左右舞者的身姿变幻，实际上是左右对称的。两人均手举长巾，运动起来的长巾环飘，头带高扬，缨络横飞，发辫挥动，自如回旋，飘逸的带子，回旋轻盈当空舞动，动作如疾风闪电，更是增加了“胡旋舞”的视觉感与审美感。四周再布以卷云纹，舞者如同在云雾中旋转一般，进一步增强了画面灵动飘逸的艺术效果，衬托了舞者奔放激越的舞姿造型 ①。敦煌石窟220窟的彩塑舞女的造型及舞姿与苏步井乡的胡旋舞造型基本一致。所不同者，胡旋舞者多为女子，而盐池唐墓胡旋舞的舞者则为男子。整个画面线条流畅，人物表情生动，体态优美，极具写实性；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的兴盛与工匠高超的石刻艺术。

唐代诗人岑参，是历史上有影响的著名边塞诗人，历史上宁夏的山川景观他目睹过，宁夏的山山水水他领略过。他的《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同样是一首出色的胡旋舞诗 ②。舞者先待在红色莲花道具中，随着鼓乐节拍，莲花缓缓张开，舞者始起。胡旋女身着质地薄软、金丝花钿绣边和紫红色的缨络式的紧身窄袖绸衫，描写了舞女曼妙、舞姿的矫劲刚健，以及音乐舞蹈所产生的边塞意境。

白居易、岑参对胡旋舞的描写，有助于我们从唐代文化的背景上更深地认识和感悟盐池县苏步乡唐墓“胡旋舞”的文化内涵，体会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胡旋舞乐，是昭武九姓康国作为贡礼献给唐王朝的。胡旋舞是一种俗称，正式称谓为“康国乐”。胡旋舞是以其疾速的节奏、连续的旋转，再配以艳丽的胡服来诉诸观众的艺术造型。西方比较文学中的形象理论认为：“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以此观点来看胡旋舞，才能看到它的潜在的层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从遥远的中亚来到灵州安家落户，这是丝绸之路文化的结晶，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必然。由出土于宁夏南部固原的粟特胡姓史诃耽墓可知，史诃耽的先祖早已侨居原州（固原），出仕北魏；自北魏始，历北周、隋、唐四朝 [14]49-60。这期间，灵州境内亦有不少粟特人因经商或仕宦等各种原因驻足于这里，成为大唐的侨民。固原发掘的史道德墓志里就提到他曾任兰池正监，这兰池正监就是唐代六胡州境内的兰池都督府，地当今盐池县境，与窨子梁“胡旋舞”唐墓在地理空间上是一体的。

五、胡腾舞与胡旋舞

“胡腾舞”与“胡旋舞”，皆为丝绸之路上东来的中亚乐舞。二者的异同之处，“胡腾舞”的表演以男子为主，“胡旋舞”的表演以女子为主；“胡腾舞”来自于中亚石国，“胡旋舞”来自于中亚康国；“胡腾舞”以“腾”为特征，“胡旋舞”以“旋”为主，是两种表演风格典型的舞蹈 [15]392。在唐代人的眼中，“胡腾舞”和“胡旋舞”是两种舞蹈，这明白地反映在元稹的诗中 [16]410。由出土图像资料看，“胡腾舞”与“胡旋舞”的舞姿确实是有很大差异的。“胡腾舞”与“胡旋舞”在服饰穿戴与乐器配置方面有相同处，也有差异。《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

《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裤，赤皮鞋，白裤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铜钹一。”

《安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锦褾领，紫袖裤。舞二人，紫袄，白裤帑，赤皮鞋。乐用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箫、横笛、筚篥、正鼓一，和鼓，铜钹、箜篌[17]1071。

比较“胡腾舞”与“胡旋舞”的异同，两处舞蹈的差异相对是清晰的，这应该是常规要求。但实际上，“胡旋舞”并非完全是由女性来表演，此其一；其二，表演过程中也不一定都有乐队伴奏。宁夏盐池县唐墓石器刻造像胡旋舞，即由胡人男子在一个小圆毡上独自疾速地跳着舞蹈，也没有乐队伴奏的图像。另外，白居易《胡旋女·戒近习也》里有“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惑君心”的诗句，也印证了胡旋舞并非全部由女子来表演。“禄山胡旋迷君眼”，一位活灵活现的胡人安禄山，舞姿快速、热烈而刚健的中亚胡旋舞展现在皇帝唐玄宗面前。这两句写胡旋舞的诗，虽然是白居易既讽刺且对战乱的反思，但却揭示了唐代胡旋舞的风靡程度。

汉唐以来，宁夏境内南部固原往北部灵州就有一条通道——萧关道。早在战国时秦惠文王就沿着此道到黄河边上观河。宁夏境内的昭武九姓胡，自北魏以来侨居于宁夏南北境。六胡州的设置是在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平息东突厥后的一种安置；六胡州带来的文化现象，体现的依旧是丝绸之路情节 [18]40-44。目前能看到的胡旋舞造型，在敦煌、西安、宁夏盐池都有，实际上是丝绸之路文化走势的一种特殊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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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旭国）

Ningxia Sogdian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Silk Road

Abstract：An expanding and prosperous silk road not only facilitated culture exchange and culture mix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but also paved a way for various ethnicities of Central Asia moving to China.A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is Sogdian,one of the Zhaowu jiuxing family or nine Sogdian family clans settled in China,who lived along Amu River and Syr River and was well-renowned for trading.They moved eastward along Silk Road and settled down in Guyuan of Ningxia,where they engaged in both local politics and business.Sogdians had played a curial role i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demonstrating great prosperity of Silk Road during Sui and Tang dynasties.Abundant Central Asian relics excavated from a couple Sogdian tombs in southern area of Guyuan in the last century witnessed the nobility of Zhaowu jiuxing families.Also,Lingzhou,northern area of Ningxia,where those families once lived in had created a cluster of commercialized towns.In addition,a Liangtang Tomb was discovered in Yanchi county of Ningxia.It reflected Huxuan dance of Kang Country in Central Asia,and the greatness of Silk Road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exquisite stone carving art.

Keywords：Silk Road Culture;Sui and Tang dynasties;Sogdians;Ningxia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章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03-20

［网络出版：时间］2015-10-22 11:41

［作者简介］薛正昌（1956-），男，宁夏固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历史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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