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红四方面军过境汉中,时间不长意义重大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来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遭到敌人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入了陕南山区。在汉中城固河口西乡钟家沟玄天观,四方面军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确定了南下川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过境陕南,对于推动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四方面军以鄂豫皖苏区部队为主力组成,于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总兵力共4.5万人,不久又建立红九军,全军共有六个师,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到了1932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指挥错误以及在苏区推行过“左”的政策,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次转移出发时没有明确目的地,可以说是被国民党围追堵截,进入了秦岭山区。红四方面军自商洛漫川关进入陕西,而后翻越秦岭,威逼关中,但是在关中平原上,遭到强敌围堵,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落脚点。最终在大冬天,红四方面军被迫又一次翻越秦岭。12月初,从周至进山,经过8天行军,翻越了秦岭梁、黄柏塬等大山,12月9日,到达城固小河口。

小河口是秦岭褒斜道上的重要集镇,南距城固县城50公里,红军将士在此得到了短暂的休整。

在这里,红四方面军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对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及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无目的向西转移进行了尖锐批评,并建议恢复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对以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小河口会议堪称决定红四方面军前途命运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红四方面军高层干部与张国焘斗争的结果。部队丢失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两个月时间里被敌人围追堵截,处处被动挨打。而张国焘既不与高层干部集体研讨行动方向,又借口军事秘密不向部队说明情况和原因。部分高级干部对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和“左倾”错误路线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高级将领打算向上海中央反映这种情况,请求党中央采取措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时任红73师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了解此事后,觉得事关重大,便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等人商议,决定按照组织原则,由曾中生执笔,集中大家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送给张国焘看。张国焘看材料,感觉自己处境孤立、事关重大,于是同意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消除意见分歧。

12月8日,小河口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张琴秋、余笃三、旷继勋、朱光等,徐向前、王树声因为指挥升仙口战斗未能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批判,张国焘眼看自己比较孤立,被迫做了退让。会议最后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实行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制度。

这次会议恢复了红四方面军的集体领导,对于后来南下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公开批评张国焘的几位干部,后来都遭到了张国焘的报复,在几年内陆续被杀害。让我们记住这几位革命烈士的名字。

曾中生(1900-1935),湖南人,曾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1935年8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年仅35岁。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

12月8日,小河口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张琴秋、余笃三、旷继勋、朱光等,徐向前、王树声因为指挥升仙口战斗未能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批判,张国焘眼看自己比较孤立,被迫做了退让。会议最后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实行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制度。

这次会议恢复了红四方面军的集体领导,对于后来南下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公开批评张国焘的几位干部,后来都遭到了张国焘的报复,在几年内陆续被杀害。让我们记住这几位革命烈士的名字。

曾中生(1900-1935),湖南人,曾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1935年8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年仅35岁。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

在小河口会议召开之时,徐向前、王树声指挥了升仙口战斗。升仙口是从小河镇出秦岭,进入汉中平原的必经之路。红四方面军南下,必须冲破升仙口。

1932年12月10日,徐向前、王树声指挥部队打败了升仙口国民党军队,为红军南下杀出了一条血路。

当时国民党驻汉中的是杨虎城部队赵寿山的十七师,赵寿山埋伏了两个团在秦岭山口,妄图阻止红军进入汉中盆地。汉中的党组织及时到小河,把情况报告给红四方面军,并为红军充当向导。徐向前率领先头部队第十师,兵分三路,对小河口的敌人发起了进攻,激战几个小时,敌人溃不成军,仓皇逃跑。至此,红军打开了进入汉中的大门。

然而城固为平原区,回旋余地小,不好建立根据地。因此部队决定过汉江,去大巴山北麓的西乡、镇巴一带落脚。12月11日,红军南渡汉江。根据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当时船只极少,除了伤病员和妇女由船只、马匹渡运,其他上至总部领导,下到勤杂人员,一律冒着齐胸的江水,徒步渡河。过河后清点人数,全军共一万四千四百人。

渡过汉江,红四方面军终于甩开了一路上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掌握了主动权。然而接下来,红军路往何处?是在西乡、镇巴建立根据地,还是继续转移呢?

红军进入西乡以后,驻扎在私渡河、骆家坝一带,最初,红四方面军有在西乡、镇巴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但是蒋介石部署了重兵继续“围剿”红四方面军,因此不得不研究新的去向。

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曾在钟家沟玄天观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西征以来的情况,作出了进入四川,占领巴中通江南江地区,将川北与陕南连成一片,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定。

12月19日,红军主力相继撤离西乡,21日到达四川通江两河口后,不到一个月时间,红军就解放了通江等县,迅速在川北打开了局面,于1933年2月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钟家沟玄天观会议是确定红四方面军重大战略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于红四方面军的命运转折和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红军在西乡一带虽然只驻扎了7天,但是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为后来建立红29军,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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