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人物传记《鹤鸣九皋：姚云龙传》（上）——2017年《浙东》春季号主推作品（三）

鹤鸣九皋

姚云龙传

文 | 伟恒 向明 建立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诗经·小雅·鹤鸣》

夫空谷之絷莫留而其人如玉；九皋之鸣不见而其声在天：此潜德之光也。 ——清钱谦益

引 子

说看望鸣鹤是确切的。看望湖水，看望湖堤上的樟树。看望倒映湖水的云龙中学教学楼。在我眼里，这些都是活的。每次回到鸣鹤，我都疑心会遇上一个人。我怕遇上人，特别是遇上他。我也说不清我为何怕遇上他。是因为我答应写他的传记却还没有完成，还是他捐建的学校据说要停办了，抑或是他的器宇轩昂让我自惭形秽？其实我是不会碰到他的。他现在躺在香港的墓地，一个面朝大海的地方。他没有回到故地。

姚云龙先生（左六）在他所捐赠的医院门口与工作人员合影

他的事情说起来很长。这里的风景，哪一个没有他的印记？鸣鹤这张现实主义的脸上到处写满他的名字。他是鸣鹤的儿子。他承继了鸣鹤人经营国药的行当，虽算不得巨富，毕竟称得上成功人士。他成功以后并不像他的国药前辈一样回乡给儿孙盖一幢一幢的大房子，明清时期从鸣鹤走出了许多药材商，现在保存完好的大片大片的瓦房都是他们留下的。先生不给儿子造房子，他只有一个儿子，在海外做金融，不用给他造房子。上世纪80年代，先生第一次回乡，给沾亲不沾亲的都发了红包。在乡人眼里，他就是个大老板。可去过香港见过他店铺的人知道，铺面极小，小到你不相信他是个大老板。他自己也是伙计，店里仅有几个员工。于是他成了一个谜，包括他为何捐巨款建学校。他好像说过，学校师生夹道欢迎的热情让他停不下来，他不断地为家乡捐钱。衣锦还乡的感觉一定不错。当初走出这块土地时，他是个穷小子，谁也没有注意他。几十年后返乡，他是体面的，荣耀的。

学校师生夹道欢迎姚云龙先生

他还说过，他要寻找一个归宿。最好的归宿莫过于出发的地方。他很小的时候，生身母亲死了。他是姑姑带大的。姑姑家旁边是一个寺院，便是金仙寺。没人照管的时候，他常闲逛到寺院里去。和尚们会给他一些吃的。他一直记得大雄宝殿佛祖高大的坐像和似有若无的目光，还记得寺院伙房做饭的大锅。第一次回乡，他就去寻找佛祖，寻找那口大锅。都没有了。他心底生出一个愿望，要给鸣鹤子弟建一座像样的学校，还要重建金仙寺的大雄宝殿。也许，他想以自己的方式回到故里。

姚云龙先生捐建的云龙中学

他捐的第一笔大款项建了中学，便是云龙中学。后来看到镇子里的小学生还在老街光线昏暗的老房子里读书，他又说该建一所新的小学了。自来水厂，敬老院，医院，凡是他觉得鸣鹤百姓应该有的，他都想到了。也许他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他重建寺院或是为了灵魂回家。事实上，他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家了。他的名字写在了鸣鹤的许多建筑上。即使一些有形的建筑物不在了，教学楼破旧了，敬老院搬迁了，自来水厂合并了，但一些无形的东西仍将长久地留存在人们心间，并一定会以某种方式长存于天地间的。我来这里看望，我是能真切地感受到某种东西的。一种无形的东西。一种气。

鸣鹤，是一个无意间将历史写在脸上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曾被许多人鄙视的随遇而安过日子的古典艺术家。其实我也知道，想把鸣鹤的事情弄清楚或概括出来，完全不是我这样的人所能做的。想把姚云龙先生的事情说清楚，已经是一件极难的事。而要把姚先生与鸣鹤的事情联系起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要说姚先生，先要说几件鸣鹤老底子的事。

先说说1931年。那一年，鸣鹤镇上的义成米厂开始发电。1934年鸣鹤建立了鸣光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当慈溪，或者再说得广一些，宁波，浙江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夜晚还是一片昏暗的时候，这个浙东的小镇上亮起了灯光，照亮了不大的一片天地。这是1934年，我们的传主姚云龙那年11岁。我想说的是，姚云龙出生在一个市肆繁华的古镇，这里的人们崇商重商，又善经商。这与他以后去上海学生意以及后来自己办药行乃至成为旅港商人，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又要说到文化了。崇商文化某种程度上使得姚云龙人生轨迹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向。

读者诸君会说，你的说法有些牵强。但我还是觉得，许多事情内里有着某种定数，许多事情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比如鸣鹤的国药业。自从鸣鹤出了个叶天霖，鸣鹤走出了多少国药人才，全国多少家国药店是鸣鹤人创办或经营的，这与姚云龙先生步入药材行以至后来以国药为立业之本，之间的联系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翻阅有关鸣鹤的历史资料，几个名称总萦绕于怀。一是敬乐小学，一是雪航医院。两个很美的名字。敬乐小学是鸣鹤国药“始祖”叶天霖的后人叶鸿年于晚清时（1906）设立，姚云龙在此读过几年书。雪航医院是乡先贤叶启宇于民国九年（1920）独资创办的，慈溪现境最早的一家西医医院。这家医院只收门诊费，打针服药都免费，给当时缺医少药的鸣鹤人带来了福音。我不说鸣鹤自古有重教办学之风，虽然史籍记载，早在东吴时骑都尉虞翻在鸣鹤设立讲舍，有门徒数百人云云。我只想说，敬乐小学的快乐生活也许是姚云龙背井离乡后长远旅途中偶尔的怀想，或者也是他后来报效桑梓事业中尤用力于教育的源头。我也不说鸣鹤民风如何如何，虽然晋时便有虞潭之母倾产馈将士，明代有孝子护母被戮的史迹。单说那家医院，有着“雪航”名称的医院，那美好的字眼或许正是晚年姚云龙走进鸣鹤镇卫生院而动情慷慨资助的心理动因。先贤叶启宇出资铺设鸣鹤场主要街道，从沙滩桥到陡塘桥，铺了长长的石板路，难道不是在昭示包括姚云龙在内的鸣鹤后人的行止吗？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走在杜湖堤岸上，脚步有些恍惚。这恍惚也许与先生有关。

2008年8月19日，先生驾鹤西去。闻噩耗，忽悲从中来。两天后，我独自去了鸣鹤，在先生老屋素洁的灵堂，向着先生遗像深深三鞠躬。次年清明，忽然想给先生去上个坟，才想到，先生的坟不在鸣鹤。

但我分明觉得他在鸣鹤的。

故乡童年

在许多游子的心中，故乡不仅仅是自己生活过的环境，童年也不仅仅是过去的那段岁月。故乡与童年构成了一个精神家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故乡与童年是人生的起步，童年对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要比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多得多。童年的眼神里隐藏着一个人的命运走向。某种意义上说，漫长的人生皆是童年的延伸。

1924年12月19日，在浙江省慈溪县鸣鹤场姚家弄的一间小房子里，传出了一阵新生儿的啼哭声，这哭声给这户人家的主人姚尚先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对于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的家庭来说，是多么渴望家里能添一个男孩，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姚尚先给儿子起名姚云龙，显然寄托了很大的期望。

姚云龙的出生地属浙东沿海。慈溪，鸣鹤，普普通通的地名，无论姚云龙在哪里，这两个地名都实实在在地烙在了他的身上，跟了他一辈子。确切地说，一个人身上的某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不管你愿不愿意，故乡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与生俱来的。这里有必要先来说一说这两个地名，说一说那些也许影响了姚云龙个性和命运的地域性文化因素。

与中国许多历史悠久的地区一样，慈溪也是个传统文化浓郁的地方。这在其地名中便有突出的表征。慈溪作为县级建制，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因县南有溪，东汉董黯“母慈子孝”的传说而得名慈溪，县以溪名，除了给县名带上了清逸的诗性，更重要的是彰显了这个地方久远的历史以及对于文化传统的强化。2015年慈溪被授予“中国慈孝文化之乡”的荣誉，或许就是对于这种文化传统的一种遥远的呼应，当然是后话了。

慈溪位于东海之滨，境内以平原为主，“二山一水七分地”。地势南高北低，呈丘陵、平原、滩涂三级台阶状朝杭州湾展开，岸线北凸成弧形。平原大部成陆于千年以内。

早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境内已有先民活动。河姆渡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河姆渡、妙山八字桥等与鸣鹤原同属慈溪。对这些遗址及沿山分布的商周墓葬的考古发掘证明，境内沿山一带稻作文化和海洋文化均相当发达。

至公元11世纪初，随海水北却，近山平原逐步成陆，居民渐次北移东迁，大片土地得到开发。沿山麓上林湖至杜湖一带，为中国古陶瓷发祥地之一，始于周代，自东汉至宋长盛不衰。越窑青瓷不仅上贡皇室，内销各地，还借海运外销世界几十个国家，其海运线有“海上陶瓷之路”之称。农业以山南为主，杜湖、烛溪湖一带亦盛产稻米蚕桑。濒海地区有鸣鹤、石堰两个盐场，唐时已具相当规模，宋时盐产占全浙64％。

公元11世纪初至鸦片战争爆发的800年间，慈溪现境的自然、经济、社会均发生重大的变化。杭州湾潮流的改变，使海涂淤涨加速，800年间岸线不断北移，最宽处达11公里。北宋庆历七年(1047)起，费时300年建成横贯姚北的御海长堤大古塘。嗣后步步推进，次第增筑海塘。先辈们掘浦挖渠，建滩造地，寸土斗汗，艰苦创业，无数乡民在战天斗地中葬身大海，终于使数百平方公里沧海渐成沃野。同时，因盐田陆续北移，脱盐老涂改种棉花，逐渐形成以植棉为主的综合农区，手工纺织业随之蓬勃发展。至元初，政府已“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清初，民众资是以生者占十之六七，遂以“棉库盐仓”著称。此外，五谷、蚕豆、油菜、杨梅、柑橘、瓜果、茶桑及麦冬等农林特产和水产捕捞亦渐有声名。商贸业勃兴，交易集市初散布于沿山一带，后逐渐集聚于大古塘一线。至明末，观海卫、范市、鸣鹤、浒山、周巷已成著名集镇。物产纷呈，交易繁荣，大量产品藉水运远销外地。

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了文化的繁荣。南北朝后，佛教兴盛，沿山一带梵宇相接。南宋后广建学塾书院，生员成业者甚众。优秀人物代不绝人。东汉高士严光，唐初书法家虞世南，南宋哲学家黄震，江湖诗人高翥，创筑海塘的宋人谢景初、施宿，元人叶恒，明清战将杜槐、沈宸荃、熊汝霖，清初长于书画诗文的高士奇等，均为其中佼佼者。孙氏一族，宋以后名人辈出，有“龙南孙家境，官帽八百顶”之谚，多以文章道德为人称誉。

鸦片战争后，慈溪发生了急剧变化，海岸继续北移，但海塘长期失修，虽增筑1塘，也简陋而不完整，难御潮患。民国二十八年（1939），西部海岸内塌4.5公里，酿成重大灾难。棉花生产受洋棉冲击，产销均不景气。清末民初成片棉田一度改种罂粟。民国期间，曾建棉种试验场引入良种以与外棉抗争，终无显著成效。至抗日战争期间，棉价暴跌，“一斤皮棉一斤米，卖卖出眼泪，不卖饿肚皮”，棉田面积锐减，仅为战前的一半。清咸丰年间改进制盐工具，盐业产量、质量提高，庵东盐场成为全国重点民营盐场之一。但民国二年之后，帝国主义借“善后借款”控制盐政大权，大肆侵夺剥削，致盐产虽富仍无利于国计民生。宁波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刺激了慈溪现境农副产品的出口，蚕豆、麦冬、长河草帽及三北藕丝糖开始享誉海内外，然不平等的交易，并未使民众真正得益，战乱时期一度畸形发达的土纺土织，虽解决了棉花滞销的部分困难，仍无助于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在这百余年中，境内经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日益衰败凋敝，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全境仅有师范、初中、医院各一家，人民生活极度贫困。

生活的困顿和无出路，迫使乡人纷纷外出谋生，一些出外经商办实业者，渐渐在外埠金融业、航运业、药材业、烟草业等行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津、汉、沪等处，执商界之牛耳”，旅沪巨商虞洽卿、侨日华商吴锦堂即其突出者。

从以上简略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慈溪独特的自然禀赋决定了慈溪赖以生存的产业特色。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慈溪人的生计主要来源于棉、盐，“三北”地区于是被称为“棉库盐仓”。独特的产业又孕育了独特的生存观念，“三北”一带商业繁荣，人们的观念不同于内陆地区，对于商贸和商人的看法迥异于传统。甚至可以说，出于生计的务实考虑，“三北”一带民众普遍崇商重商，以商为荣，以善商为长。“三北”地区长期来形成了众多商贸繁荣的集镇，而鸣鹤镇便是其中的一个重镇。

鸣鹤确实是一个有历史底蕴和文化传统的古镇。鸣鹤设镇始于唐开元年间，与慈溪建县的时间相近，迄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其名称的由来，一说系由虞世南之族孙虞九皋而得。九皋，字鸣鹤，第进士不久而殁于京，乡人哀之，称其故里为鸣鹤。

鸣鹤，地灵人杰，自古至今，人才辈出，其中尤以虞氏世族和叶氏世族卓享声名。虞氏世族经吴、晋、宋、齐、梁、陈、隋、唐八代500多年，仕宦绵延不绝，在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书法学、天文学、历法学、金石学、医药学及至娱乐文化等诸领域均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史册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叶氏于鸣鹤的显赫，自宋时盐运使提辖叶鹤皋迁鸣鹤始。叶氏隆盛，尤其是在清代，出现父子同为进士、举人，父子兄弟同为诗人的奇迹。叶氏族人创办的白湖诗社，为甬上文坛佳话。叶天霖是鸣鹤国药的始祖，有“国药人才集浙江，浙江有慈溪，慈溪首推鸣鹤场”之说。近代，众多叶氏后人又相继在杭州、温州、上海等地开设了叶种德堂、叶同仁国药店等著名药店。繁荣的国药业，铸造了鸣鹤当时的辉煌。如今，鸣鹤尚存众多叶氏所建深院大宅。

鸣鹤，也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镇域内山川秀美，风光旖旎，素有“鹤皋风景赛姑苏”的美誉。鸣鹤历来以水秀山青、古迹众多而著称。

古镇主要有三条长街组成，分别为上街、中街、下街，以中街最盛。中街是鸣鹤的精华，承载了千年来古镇的辉煌，起自杜湖塘边陡塘桥，止于沙滩桥，长约数华里。鸣鹤中街昔日是三北历史上的商肆繁华之地，宋代起形成集市，后每逢一、三、五、八为集市日，是三北农副产品重要集散地。依河成街，店铺林立，人来人往，沿街有一里多长的廊棚，上街不愁日晒雨淋。

姚云龙出生地姚家弄，就在老街的西头，沙滩桥旁。姚家弄分前姚家弄和后姚家弄。姚云龙出生在前姚家弄11号，这是一进三间二楼的院子，其老宅左边是姚姓的堂前，名滋本堂。

老街深入，是波光涟漪的白洋湖。白洋湖的“来头”不小，据载，唐景龙中（707～709），唐中宗李显夜梦姚北浅滩白龙被困，令余姚县令张辟疆修建白洋湖，并与杜湖沟通。清嘉庆间，邑人叶天霖出资，将旧湖尽易以石。清末和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加固修建。晚清诗人姚燮曾留下“空水了无翳，天色浮之莹。一碧曳山远，薄岚含渐暝”的诗句。白洋湖畔有千年古刹金仙寺，素有“以山而兼湖之胜”的美誉。

说鸣鹤的历史文化，一定要说说鸣鹤的兴学和崇佛。鸣鹤重教办学之风世代相传。据《慈溪县志》记载，早在三国东吴时，骑都尉虞翻在鸣鹤场设立讲舍，讲学不倦，有门徒数百人。晚近以来，乡人叶鸿年力任其艰，1906年捐资创办敬乐两等小学堂，这便是后来以培养“神算子”名闻遐迩的鸣鹤镇中心小学的前身。1914年，为感女界风气闭塞，叶鸿年又创办了柔强女学校。也许是巧合，姚云龙就曾是这所敬乐小学的学生。姚云龙先生一直将后来的鸣鹤镇中心小学视为母校，即源于这段经历。可以说，“尊师重教”一直是鸣鹤民风中的亮点，这一风气流播至今。

鸣鹤的佛教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也要上溯至三国东吴时期，鸣鹤境内五磊山即有佛教传播，印度高僧那罗延尊者结庐于五磊山，被尊为浙东名刹五磊讲寺的开山始祖。五磊讲寺也被佛教界奉为浙东最古老的佛教寺院。而位于白洋湖畔的金仙禅寺，与姚云龙的缘分更是深厚。金仙禅寺背靠禹王山，南临白洋湖，始建于南朝梁大同年间（535年至545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初名“精进庵”。唐开元年间（758年至759年）福林度智禅师住此，改名“福林”。宋治平二年（1065年），因白洋湖曾名“金仙湖”，朝廷赐额“金仙禅寺”，成为当时浙东名刹。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五十九年（1720年）两度扩建；道光十五年（1835年）毁于火，不久重建；同治元年（1862年）再毁于兵燹；同治十二年（1873年）复建。姚云龙童年时常在金仙寺玩耍，结下佛缘。金仙寺在姚云龙幼小的心田投注了佛光，给姚云龙的人生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详叙。

这里的文化既是传统的，又带着鲜明的地方特色。诗书传家与崇商善贾并存，乐善好施与崇佛向善辉映。姚云龙的家，就在这样一个市肆繁华、崇商重教的江南古镇上。

这是一个在当时十分普通的家庭。没有任何资料记录这个家庭的源流和事迹。我们只能从老辈人的记忆中获取一些碎片式描述，拼合成关于姚云龙的祖父、父亲、母亲等几位重要家庭成员的行迹，探求他们与姚云龙人生的关联。

姚云龙的祖父姚元奎，在当地家境尚属殷实。姚元奎又名姚大志，出身贫穷，没上过学，老实憨厚，年轻时在当地的一户姓杨的人家帮忙宰猪，只是做下手活，因为勤恳肯干，颇受东家杨昌华的赏识，不久，杨家将女儿许配给姚元奎。姚元奎在帮忙宰猪的那些年，留意着宰猪的一些技巧，也学得一身杀猪的好手艺。成家后，他自己也开始宰猪卖肉。

姚元奎是个勤劳的人，他在街上又开了爿姚协顺米店及酒酱店（兼营打面），妻子帮他打理店铺。但他觉得还不够，他家里有十多亩田地，又养了一头水牛，供车水、耕耙之用。每天天蒙蒙亮，姚元奎就出门去田间劳作了，家里的一条狗，颇通人性，每天跟着他去田间，一人一狗，走在晨间的小路上，姚元奎的生活过得忙碌而充实。

姚元奎生有三子二女，按出生的先后，大儿子姚尚先，大女儿姚仙娟，二女儿姚宝玉，二儿子姚尚岳和小儿子姚小岳。姚尚先便是姚云龙的父亲。

姚尚先去上海学过生意。这与当时鸣鹤一带人们的观念有关。当地的劳动阶层也都把经商看作是男儿的正途。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埋头读书或者务农，不出去经商，反被看作没出息。姚尚先读过几年书，初小毕业，在农村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他父亲姚元奎送他去上海学生意。但姚尚先最终却没有在上海立住脚，他不久又回到了家乡，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开始了宰猪卖肉的生活。不论宰猪还是斩肉，姚尚先手艺都很高强，且为人忠厚。他的肉摊生意不错，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姚尚先唯一觉得遗憾的是，缺个男孩。此前，家中已有了两个女儿，分别是大女儿姚彩娣和二女儿姚藕娣。1924年，姚尚先终于如愿以偿，儿子姚云龙出生了。过了几年，妻子陈氏又有了身孕，不幸的是，陈氏在分娩时难产去世，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孩子，起名云康，希望能健健康康地长大。而后，云康被寄奶在离家不远的湖口村，不久夭折。在姚云龙7岁那年，父亲续娶韩巧林为妻（今观海卫镇天妃宫村人），后又得两女，分别为姚菊娣和姚乃娣。

少年姚云龙——拍摄于1936年鸣鹤

姚云龙7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鸣鹤的敬乐小学读书。如前所述，鸣鹤敬乐小学是由鸣鹤人叶鸿年创设的。叶鸿年，字红砚，号蕉生，清道光二十七年（1874）生，同光间由监生捐候选同知。民国初，省府委以代理鸣鹤场盐事长，后任乡自治委员、商会董事、水利局总理。叶鸿年仗义疏财，热心公益事业，曾襄助吴锦堂修治杜、白二湖，先后捐款万余金。1906年创设敬乐两等小学堂。学校设在叶氏六一义庄。民国八年（1919年）校名改为鸣鹤乡区立敬乐国民兼高等小学堂，校址迁入彭公祠。解放后改名为鸣鹤场小学。1964年在翁家岙岑家园新建校舍。文革期间多次更名，1981年命名为鸣鹤中心小学，1992年撤区扩镇并乡时，被命名为鸣鹤镇中心小学。多年以后，姚云龙回到故乡后一直称鸣鹤中心小学为他的母校。

姚云龙在敬乐小学读完一、二年级后，三年级要到鸣鹤第三小学上学了。鸣鹤三小在盐仓山的山脚边，原是方家祠堂。盐仓山离姚家弄不远，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段路还是有点远，姚云龙的大姐经常背着他去上学。在鸣鹤三小读书时，姚云龙因为聪明好学，颇受教英语的方启元老师的喜爱。他在后来回乡时多次打听方老师下落，知方已病故，再打听方的后人，可惜查无踪迹，引以为憾。

姚云龙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各门功课都在80分以上，英语成绩全班第一。正是小学这几年的英语学习，为以后赴港经商自学英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姚云龙爱好活动，学校里，他喜欢打篮球、跑步，还参加学校的乐队，爱吹喇叭。在校外，他喜欢划舢板船、钓鱼、捕鱼。当时离他家不远的沙滩桥边，靠有几十只舢板船，他常去划船玩耍。他祖母常对他说，“鱼尾巴吃落会摇船”，因此常常与表弟抢鱼尾巴吃。

姚云龙的童年生活是愉快的，他除划船外，还常常跑到白洋湖畔金仙寺门口去玩。在金仙寺的一侧，坐落着一座气势恢弘的墓，姚云龙去白洋湖畔玩耍时，常常望着那墓，小小的心里对墓主人吴锦堂充满了敬意。吴锦堂，字作镆，慈溪东山头乡西房村人，少时随父耕作，及壮东渡日本，经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为重，先后捐银数十万两，兴修水利，创办学校，泽被乡里。又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是我国近代著名华侨。1926年，吴锦堂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户养和山庄与世长辞，享年72岁。弥留之际，他一再嘱咐家人把他的遗体运归祖国，葬在家乡，还嘱咐后代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有损于祖国的事情。1929年，他的灵柩由吴家自备海船经上海运抵慈北，在金仙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营葬仪式。当时姚云龙虽年幼，但万人空巷追念一位乡贤的宏大场面还是在姚云龙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一天，白洋湖堤上人流不歇，从慈济祠到吴锦堂墓地，万头攒动，水泄不通。当时，出席追悼会的国内外各界代表达数千人，慈北广大群众也自发前来致哀，人数多达万余。家乡人民敬献的挽联写道：“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高度概括了吴锦堂先生卓著的一生。吴公墓庄面山临水，景色宜人。墓园石栏围绕，松柏葱翠，宏伟肃穆。墓碑由清代光绪年间状元张謇题写。墓两侧对联为吴锦堂生前自拟，上联为“为爱湖山堪埋骨”，下联“不论风水只凭心”，寄托了他对乡土的深情眷恋。墓碑上方镶嵌着章太炎先生撰写的墓表，篆体直书，约700余字，记载着吴锦堂的生平事迹。

鸣鹤古镇

姚云龙十岁那年，患了疟疾，父亲把他送到湖口村的姑姑姚仙娟家居住，姑姑的儿子叫周君才，跟他很投缘，他在湖口村过得非常愉快。在姑姑细心照料下，他的病很快好起来了。

1938年，姚云龙已读完了小学，那年他15岁。他的父亲通过朋友徐家祥（慈溪洋浦人）介绍，到上海合利元药行学生意。因为当时鸣鹤人外出经商已成风气，尤其是经营国药业的较多。在三十年代初，鸣鹤场1000户，有百分之八十外出经商，做老板、经理的有200户，外出做店员职工的600户，做农民的200户。当时外出经商都是挽亲托邻，凡家有两个儿子的，就有一个外出做店员经商，包括老板、经理在内，一般都不带眷属，只身在外，职工一年回家探亲一次，假期二个月。这种局面，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起了变化，因为日寇侵占，交通曾一度中断，回家不便，在外知名经商人士就纷纷携带家眷迁往外地，与家乡联系就少了。鸣鹤国药业始于康熙年间叶天霖，叶氏虽出身书香世家，但至其父亲一代时家道中落，叶天霖在余姚一家国药店当店员，后派往四川收购红花，因当时通讯不便，他误以为店里要他收购黄豆，在四川大量囤积黄豆。药店得知后要他停止收购黄豆，并将黄豆抛售后回来，只要保本，如有盈余收入归叶天霖。当时四川黄豆因叶的大量收购而涨价，他随即将所购黄豆抛出，居然赚了许多钱。有了资本以后，他便到杭州、苏州、广东等地做药材生意，终于发迹，成为鸣鹤首屈一指的富商。此后，鸣鹤的药业开始兴隆发展起来了。

叶种德国药号

鸣鹤人在历史上开设的著名药铺有杭州的叶种德堂，温州的叶同仁堂，绍兴的震元堂、光裕堂，台州岑震元，萧山姚大成，塘栖翁长春，南浔延年堂，上海宓天一等。因为鸣鹤出去的这些生意人都精于药材业，能识别多种药材，知道货色的真假，药材的产地，所以很受老板的信任和重用。前面提到的叶鸿年便是叶天霖的后人。

鸣鹤的许多年轻人外出学生意，一般都会选择去上海，这是因为慈溪位于东海之滨，杭州湾北岸，与上海遥遥相望，慈溪与上海历来关系密切，不论过去还是今天，慈溪人大多可以在上海找到亲戚。

选择上海的原由主要有这么几点：其一，由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上海处于长江流域的下游，腹地深广，内可连接全国。同时它又紧靠出海口，对于运输主要靠水运的那个时代，它无疑又是中国向外敞开的一扇门户。正是凭借着这些地理优势，上海逐渐成为全国贸易中心。其二，宁波与上海同属吴越文化圈，有着共同的地域风俗习惯，比较容易沟通。其三，太平天国时期，宁波的殷实富户到上海的租界中避难，后来就定居了下来，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萌芽，传统的“重农轻商”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尤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学说，他和他的弟子万斯同、全祖望等讲学活动在宁波形成了一种新的开放的经济思想体系。

另外一个历史原因是在清朝统一之初，浙东士人反清活动激烈，持续时间旷久。这使得清廷十分恼怒，到雍正时期，甚至停止了浙江乡试、会试长达六年。于是大批饱读诗书的士子只得另辟蹊径，弃书服贾。而且那些气节刚强的读书人在心灵深处觉得，要么不经商，要经商就要做到比当官还风光。经商便寄托了他们全部的人生价值、人生理想，容不得失败。由此造就了他们稳健、踏实、谨慎、勤俭的品质，形成了脚踏实地、务实勤奋的敬业精神。他们初到上海，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从最卑微的苦力活做起，当学徒，做伙计。他们凭借吃苦耐劳和聪明劲，迅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宁波药业历史悠久，药源品种繁多，清代初年有68种，至民国时期已达252种。“五口通商”之后，宁波成为我国东南各省主要的药材集散地，远自甘肃、陕西、四川、河南、山东、河北、广东、广西等地药材商帮，纷纷集中到宁波贩卖药材，形成了川西、洋广、津北、山浙、禹亳等药材帮。尤其在太平天国期间，由于战事影响，武汉至镇江一带长江沿线，连年战争，交通阻绝，原走长江正路的川西商帮，都改走常德，泛洞庭，出湘潭，走江西，沿衢江顺流东下，直抵宁波。闽粤和津北各帮，也改走海道，宁波成为他们理想的集散中心。加上宁波本身原是浙贝、元胡、白术、麦冬等浙药产地，在货款汇兑上又具有优势，即使在边远地区，亦可与宁波通汇，因此全国各地药材商帮就云集宁波，宁波成了全国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而宁波的药材商人，又以慈溪帮居多。

太平天国时期慈溪人冯云濠（小名冯阿荣）开设的“冯万丰”药号，因资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受到清政府免税贩运药材的嘉奖，成为当时宁波最大的药材商。慈溪药材商人开始冒“冯万丰”药号进行运销。此时的冯云濠又在上海开了两家冯存仁分店，被誉为上海四大药店之一。20世纪初期，去上海药材行学做生意的学徒大多由宗亲、同乡介绍，他们组成了一个以血缘家族为核心、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

1938年下半年，姚云龙身穿土布长衫，背着包袱、铺盖，在宁波轮船码头与父亲依依惜别，乘轮船赴沪。从此，姚云龙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

(未完待续，全文刊载于2017年《浙东》春季号【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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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及其超越——《慈溪作家》总序/方向明

陪着岑燮钧一起跑——《戏中人》代序/谢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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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打过的趔趄摔过的跤/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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