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圣都 通达商丘——圣都商丘在商代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从“圣都”问题由来及古代都城体系和商丘殷商圣都的考古发现及与其它商代都城的关系这两个方面,论述殷商圣都和“圣都商丘“的来龙去脉。第三部分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商丘在殷商王朝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更好地发挥商丘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提升商丘城市文化品位,打造“圣都商丘”、“圣人文化圈”和根亲祭祖圣地, 加强城市品牌建设,叫响“殷商圣都·通达商丘”,努力构建商丘“东方圣城”新名片。
关键词 :殷商 圣都 价值 圣城
(贾建涛/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视察河南时曾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商丘日报2020-01-22)”。自甲骨文发现至今一百多年来,殷商文化的发展脉络目前基本搞清,即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发展于郑州,兴盛于安阳。作为殷商文化发源地,“殷商之源·通达商丘”已成为商丘的城市宣传名片,但在殷商文化的发展史上,商丘作为“殷商圣都“的历史地位却鲜有提及;笔者认为,“殷商圣都“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城市品牌价值,对当前商丘文旅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现将有关问题论述如下:
一 、“圣都”问题由来及古代都城体系
先秦及以前时期的王朝都城,因受生产力水平和政治、军事、统治疆域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变化,都城的数量也不是唯一的,位置也是经常迁徙。从都城体系角度研究一个王朝都城政治地位的变化是科学的,在古代都城体系中,有圣都与俗都、主都与陪都等关系。但也应看到,这一时期受国家政治、军事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其多都制度表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存在一种特殊的多都形式,即“圣都”与“俗都”并存的现象。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先生应是最早提出了“圣都”问题,他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宗师。2021年10月17日在三门峡召开的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致贺信。董作宾先生在大会期间被列为河南百年考古先行者之首,他在《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异同》中认为,商丘的“商”是殷商的先王宗庙所在地,是商代亘古不变的“圣都”【1】。也就是说,董先生认为商丘是殷商第一都城----商汤亳都的所在地。后来,张光直先生极力支持董作宾的这一说法,并总结性地论述道:
“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作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像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再换个说法,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领导中心。圣都不变,缘故容易推断,而俗都屡变,则以追寻青铜矿为主要的因素【2】。董作宾在《殷历谱》中说:“殷人以其故都大邑商所在地为中央,称中商,由是而区分四土,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据此,张光真先生又认为:“这个说法,包含好几个重要成分。如果大邑商是中商……..那么它便是固定不变的,是商人的恒变的宇宙的不变的核心,在这里有先王的宗庙。当王都迁去安阳以后,王举行大事,如征人方,要行告庙之礼,要不远千里而来,在大邑商的宗庙中举行祭告。…….如果果然如此,那么商王的都制便是如上所说的以圣俗分离,圣都为核心。俗都围绕核心行走的卫星的这样的架式为特征的制度。先王宗庙,甚至建立朝代之圣物仪仗之 类,以及为立国之象征若干的重器,可能都放在圣都商丘,亘殷商一代不变【3】。”此外,史学大家郭沫若、日本学者岛邦南等也认为商汤亳都在商丘,对“圣都商丘”的提法未见异议。
董、张二位大师揭示出在中国早期都城制度中有“圣都”与“俗都”并存的现象以及两者的不同之处,这是对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对后世学界影响很大。后人多次总结二位大师对于圣都的描述,即“圣都”应该是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发迹之地,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夏商周三代时期,圣都承担着国家的主要祭祀功能,圣都的“祭仪上的崇高地位”是其在国家都城体系中能够占据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如有学者在《西周都城体系的演变与岐周的圣都地位》中认为,圣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圣都是保持较高宗教意义的都城,而这个“宗教意义”可能是祭天、祭神之地,也可能是由先王陵墓、宗庙等组成,无论如何,从考古发掘上应该可以找到较高规格、较大规模的礼制建筑。二是圣都是先王发迹之地,是对一个政权或王朝有较大意义的发迹之所,虽然不是最早的都城,但必须对政权或王朝有重要意义。也可以说,圣都是特殊的都城。
现代学者研究认为,现代国家首都的功能是一个包括许多子功能的复杂系统,既有若干核心功能(主导功能或一般功能),又有一系列叠加功能(附加功能或特色功能)。这一理论也可以用以分析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功能体系问题,因为中国古代都城也具有复杂的功能体系,只不过具体表现有所不同,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说明早期国家都城的核心功能主要体现在祭祀与军事两方面。在《秦的圣都制度与都城体系》(潘明娟、吴宏岐著)一文中认为,都城功能体系与其所依托的都城体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正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一条重要规律。都城的各种功能叠加在一起,会出现我们通常所看到的“聚变模式”———这是一种极易使首都城市发展成为“巨无霸城市”的都城模式;但如果在发展中采取“裂变的模式”,将城市功能分散于两个或多个城市中,这就是所谓的“裂变模式”。分散首都城市功能,进而形成“双头首都”或“多头首都”模式,如“两京制”、“多都制”、“正都与副都(或陪都)制”等。这种“裂变模式”就是多都制的由来。而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特点来看,“聚变模式”与“裂变模式”都长期存在,但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的主流,大致说是早期以“裂变模式”为主,后期则呈现出以“聚变模式”为主要趋势。现代社会,则呈现一都独尊的局面,首都即是国都,但分散首都功能,防止“巨无霸城市”出现是裂变的一种,也是现代都城发展趋势。
夏、商、周三代的都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承担着“祀”与“戎”两种都城功能,但当在经过区域空间权衡之后,新定的首都无法同时发挥这两种都城功能之时,就自然而然地导致祭祀性都城与军事性都城的出现。三代时期政教合一,国都的宗教功能被特别重视。《春秋左传集解》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无曰邑”,虽然说的是战国时期,诸侯国都城的宗庙祭祀功能是其主要功能之一,但是这一记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之前,宗庙祭祀功能在都城功能中的核心地位。如前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为国家“大事”,在“王即天下”的政治模式下,在有先王宗庙的“永恒基地”———圣都———祭拜祖先,则为国家或帝王大事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当帝王因各种原因择迁新都城以后,对于先王宗庙所在旧都仍然不敢忘怀,不仅仍然将其尊为自己的国都,而且还要不时地加以利用。这正是三代普遍存在“圣都”现象的真正原因。祭祀性都城即“圣都”的出现,亦即“圣都”与“俗都”并存,不仅是三代都城制度的特殊之处,而且也使得这一时期的都城体系表现出与中国王朝后期都城体系不同特征。当然,圣都不一定是最早的都城,它会随着国家实力的盛衰、国家疆域的大小、俗都的迁移而不断变化。
商丘人民最应该感谢张光直和董作宾两位考古学的宗师。董作宾先生于河南南阳出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甲骨学家,他亲自主持了安阳殷墟第一次、第五次、第九次发掘,是他论证了“商丘的‘商’是殷商的先王宗庙所在地,是商代亘古不变的圣都。”这是对商丘作为殷商圣都的权威论断。张光直教授是美籍华人,是著名考古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光大了董作宾先生关于商丘为殷商圣都的论断,是他把“圣都商丘”四个字连在一起郑重地写在自已的考古专著中,这对商丘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以及城市品牌形象树立、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二 、商丘殷商圣都的考古发现及与其它都城的关系
商丘作为殷商圣都的历史史实是确切的,殷商第一都城---商汤亳都在商丘,目前学界虽有争议,但已基本形成共识。就商汤亳都在商丘的具体位置,目前主要有南亳谷熟(高辛)说和北亳蒙墙寺说。但笔者认为,殷商第一都城“商汤亳都”即宋微子封地之宋国故城,这里就是“殷商圣都”之所在。
《史记·宋微子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即启,讳汉景帝刘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4】。从以上得知,通过平定武庚叛乱,周王朝已意识到安抚殷商遗民的极端重要性。在殷商灭亡六年后的公元前1040年,周公封殷纣王之庶兄微子启于宋,称宋公,建立宋公国,公是一等爵,商汤初期时也只是方地约“七十里”的“商侯国”,足见宋国在西周初期的重要性。周封微子于宋的目的是为了安抚殷商遗民,让其“奉其先祀”,更好地巩固周王朝的统治。而微子之所以都“宋国故城”之宋城,很大因素也是“奉其先祀”,也就是说,殷商王朝历代先王的“宗庙”在这里,才能“奉其先祀”,宋城是商人的祖居地、先王“宗庙”所在地。
作为殷商后人,微子都宋城除了人所共知的“奉其先祀”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内心深处知道或认定,宋国故城之宋城就是“汤都亳”之都城,是先祖兴商的肇始之地。其实,微子封宋并不是宋城建城之始。在甲骨文中确实有一个“宋”字,从古至今字形基本未变过。许慎《说文解字》对“宋”字解注曰:“居也。从宀从木”。李恩江、贾玉民认为:“宋为商人旧都,制字从一从木,表示宫殿高出木上;与镐京的镐字金文从黜从高的不意方式相同”(见《文白对照说文解字译述》中原农业出版杜,2000年10月第1版)。也有专家认为“宋”字从室中有木,可能取祀木主之义,认为可将“宋”字作会意字看,即商人用来祭祀祖先的地方。历史学家胡厚宣在研究也中发现了明确记载商王武丁诏封儿子“子宋于宋”的甲骨文,他在《殷代封建制度考》中说:“宋之地域,盖于今河南商丘县微子所封之宋地合,是宋国之封,决不始于周公之于微子启,自武丁时代,即已封子宋为伯矣”。周成王所作《微子之命》也可证明甲骨文中的“宋”即微子封于商丘之“宋”【5】。那么,从“宋”字会意看,武丁封儿子于“宋”地,主要目的是“祭祀祖先,建立宗庙”,当然,从子宋受封建立宋伯国目的上看,当是建在商汤故地亳都的基础之上,到微子封宋建宋公国时,当在宋伯国的基础上扩建宋公国之宋城应是肯定的。
张光直教授是让人崇敬的炎黄子孙,为了寻找殷商圣都,即商汤亳都城,他一手促成了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而且在整个考古发掘过程中多方奔走,多处协调,努力争取考古经费,从1990---2000年底,在商丘进行近10年的考古调查,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商丘古城下,最深处离地表约10米的地方,发现了宋国故城遗址。即公元前1046年周朝灭殷商,又镇压武庚叛乱之后的前1040年,封微子启于宋地建立宋公国的都城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国故城近似平行四边形,四面城墙保存基本完好,每面城墙3公里左右,城周长12920米,占地面积10.5平方公里,约是今商丘古城的10倍。宋国故城与明清商丘古城是多城叠加的“城摞城”的遗存关系,明清归德府城保存基本完好,地下叠压宋国故城、两汉梁国睢阳城、唐代宣武军城、宋朝应天府南京城、明初归德州城等,这在明清黄河故道流域应属于全国典型的“城摞城的古都”。笔者在《从宋国故城考汤都亳》一文中已作出论证,认为商汤亳都城在已被考古发现的宋国故城遗址一带,也就是深深掩埋在今天商丘古城的下面。按照董作宾、张光直两位大师关于圣都的论述,今天宋国故城遗址一带,无论其下能否考古发掘出商汤亳都,仅凭“奉其先祀”,商丘宋国城城遗址都应是“殷商圣都”所在。
圣都与俗都具有复杂的主都和陪都的关系。如果一个都城在开始的时候是主要的政治中心,具有主都的地位,有宗庙等祭祀设施,又是一个政权迅速强大时期的都城,随着政权实力的增加以及疆域的扩大或者对外策略的变化,政治中心向其他地区转移,这时政权内部就会出现至少两个都城。较早的都城是具有宗教意义的都城,而较晚出现的都城则成为一个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在大部分情况下,较早的都城由于是政权发迹之地、是宗庙祭祀场所,在都城体系当中是圣都。而较晚出现的都城是都城体系当中的主都,也是俗都。但也有例外,如果俗都建都时间比较短、俗都迁移比较频繁,俗都职能较为简单,例如只有军事职能,则圣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权的主都。 也就是说,圣都是早期都城,但绝不是废弃的都城,圣都与俗都是同时代一直存在着的,只是都城功能不同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丘殷商圣都的商汤亳都城,一直存在并贯穿了整个商王朝,至宋微子封国时由他继承,“以奉商祀”。 这从甲骨文记载殷纣王“帝辛征人方”两过“大邑商”(商丘)祭于祖庙,“出而告祭、归而告捷”的考证中也可得到证明。董作宾先生所著《帝辛日谱》详细记载了帝辛征人方之路径,并在《卜辞中的亳与商》说:“卜辞中的商也称大邑商,今为河南商丘无疑......这次征人方经过的商,就是商代的旧京(这里有先公先王的宗庙,所以征伐时要来告祭)。”张光直认为:“董先生这相判断是大多数的甲骨学者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古文献中将商定在商丘的说法,是可以得到卜辞支持的”【6】。由此来看,宋国故城当为商汤都亳的“圣都”,即“圣都商丘”,商丘南亳应是商先王帝喾之都,北亳是商汤伐夏的会盟之都,包括其后迁徙的都城,如西亳偃师,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等,都应是殷商王朝的“俗都”。
三 、圣都商丘在殷商王朝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张光直先生说:“商丘为宋的都城,周公封微子启于此,以续商祀,看来这是商人的老巢是很可信的”。 商丘是殷商圣都,不仅仅在殷商一代如此,商丘的圣都地位,在其以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及中国古都城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圣都品牌对当前商丘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现实价值。
(一 )圣都商丘是商族和殷商文化起源地,是商代先公先王发迹地。 商族起源于东方,是王国维大师首先提出来的。《史记·殷本纪》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帝王世纪》载:“帝喾高辛······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左传》载:“阏伯(即契)居商丘······相土因之” 。契六世孙王亥,发明服牛,使农业得到发展,出现早期商业,王亥成为华商始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契(即阏伯)部落居商丘”。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商,在今河南商丘县(现为睢阳区),商朝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现代历史学家傅振伦在新编《商丘县志·序》中写道:”归德商丘,是古代名都大邑,黄帝曾孙帝喾兴于高辛,代高阳氏。喾子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丘(在今商丘南),尧封帝喾子契(即阏伯)于商丘为火正,十三世传至汤,灭夏称商。契至汤八迁其都。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振迁于殷,报丁(或报丙、报乙)复归商丘;汤始居南亳,从先王居。亳(今商丘东南)亦商丘地“【7】。这是对商族起源问题最为明确的概括,商代的先公先王多发迹于商丘。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兴商,建都于商丘亳城后,商代前期近200年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商丘一带,一直传 到第十代商王仲丁,才迁都于嚣(即隞,古隞山附近,今郑州商城遗址)。据《尚书·多士》载周成王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商代前期已有了文字,文化艺术有了相当发展。可见,商丘是商族和殷商文化起源地,是商代多个先公先王的发迹地。
(二)圣都商丘是殷商王朝第一都城,即商汤亳都城所在地,是殷商宗庙所在地和亘商一代的祭祀中心。目前学界关于殷商第一都即商汤亳都在商丘的史实,已基本达成共识,只是对于亳都在商丘的具体位置有争议,无论如何都在商丘的地望内。如前所述,笔者在《从宋国故城考汤都亳》一文中已作出论证,认为商汤亳都城在已被考古发现的宋国故城遗址一带,也就是在今天商丘古城的下面,被黄河的泥沙深深掩埋在地表十米之下。商丘一带是殷商先公先王的宗庙所在地,这在甲骨文记载中已得到证实。从涉及到商丘的卜辞来看,有商王“告于大邑商”、“归于商”、“田于商”、“在于商”、“步于商”、“祭于商”、‘王入商’、‘至于商’、‘在商贞’和“商受年”等等,内容有商王在商丘的祭祀、军事活动、田猎、居住、祈祷仪式、占卜等等,可以说一有重大活动,又有日常生活,几乎可以构成商王在商丘的简单年谱。特别是商王武丁时期,商王两次祭祀于商丘,这充分显示了商丘在商朝的重要地位。又如前文所述,殷纣王“帝辛征人方”也曾两过“大邑商”(商丘)祭于祖庙,“出而告祭、归而告捷”。
目前,在考古发现的商丘宋国故城区域内,有祭祀商祖契(即阏伯)的火神台,也叫阏伯台,长期以来,每年春节的火神台庙会已成为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地区最大的庙会,“朝台“也成为这一地区大多数群众过年期间的必备节目,人山人海的盛况多次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对华商始祖王亥的祭祀,已被国务院批准为每两年一届的”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至今已举办了八届。商丘古城东南不远魏堌堆村有伊尹祠,内有伊尹墓冢一座,古柏树183棵,考古发现该遗址文化层厚度4.5米,上层埋有许多秦汉时期的空心砖、石棺墓葬等,下层为大汶口文化,出土文物有罐、瓮、盆、杯等,属造律台类型遗址【8】,该遗址对研究殷商早期历史文化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商丘古城南门外不远处有宋微子祠遗迹,有后人纪念祭祀商汤的南亳村汤王台等。
(三) 圣都商丘是商汤伐夏战争的后勤保障地和商代重要农业经济中心。秦汉以前,商丘大地上受黄河淤积的影响不大。直到公元1128年,金兵南侵,东京留守杜充,以水代兵,人为决开黄河水阻挡金兵,黄河才开始流经商丘一带,向东南夺淮河入黄海。从此以后,黄河淤积对商丘地表的地形地貌影响才较大。
殷商时期,商丘一带平原和丘岭纵横,河流遍布,有各种野生动物出没,是水草丰美的大粮仓,这也是商汤建亳都于此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商汤伐夏的天然后勤保障基地。《孟子·梁惠王下》载:“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首战灭葛伯国后,便沿着韦--顾—昆吾—夏桀的作战路线,大举西征,即《吕氏春秋·慎大览》所谓“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这说明商汤伐夏大军从东方的商丘亳地出发西进的,也符合傅斯年的“夏西商东”之说。杨育彬在《河南文物概述》中说,偃师商城西亳“商初为巩固西部边防并镇压夏人复辟而设立的一个重镇”。这说明偃师西亳,是商汤为了西征进行灭夏战争而建的战时都城,也即“俗都”是可信的,而军事后勤保障基地则在商人的“老巢”商丘亳都。
从已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商丘是商代重要农业经济中心的相关记载。据著名文化学者盛朝新先生在《甲骨文中的商丘》一文中考证,卜辞显示,商丘是武丁时期一处重要的农业基地,而且这里成为妇妌的田邑。妇妌又称妇井或妌,妇井为商王武丁的妻子,曾主持祭祀等活动,地位非常显赫。但是妇井最突出的活动是在农业方面,目前卜辞发现有关妇井农业活动的记载将近40例,而这些农业活动都是在“丘商”即商丘进行的。根据《甲骨文合集》的记载,妇井在商丘的农业活动有“受年”、“受黍年”,妇井“往黍”、“田雚”等等,根据《商代地理与方国》的考证,特别重要的卜辞有以下两例:一是“口口卜,贞妇妌呼黍于丘商..........”,二是“辛丑卜,贞妇井呼黍丘商..........”。诸多妇井在丘商农业活动的卜辞表明,妇井在管理着商丘一带的农业,这里是商代最为重要的农业区之一,属于商王的核心耕作区,是商王重要的农业经济中心。当时商丘尚没有河患,土地平坦,易于耕作,河流、湖泊众多,便于灌溉,河网密布,交通发达。商王非常重视商丘的农业生产,将商丘作为王室的重要直属田邑,由王后妇井直接主管,这在甲骨文的有关记载中尚属首例,反映出当时商丘作为商代农业经济中心地位的重要性。
(四)商丘有相当规格的现存宗庙建筑和考古发现的古代建筑遗址。商丘是商人的祖居地,其宗庙在此。现存宗庙建筑很多,如在宋国故城内的祭祀商祖契的阏伯台,商丘古城南的宋微子祠,虞城魏堌堆的伊尹祠,梁园区的三陵台等等,以上建筑虽为后人复建,但现存规格和规模很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殷商后人重视“祭祀”的传统。
由于黄河水患的影响,殷商时代的建筑遗址还需要考古工作者去发现。目前,考古工作者在商丘大地上共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先、早、晚商)文化遗址15处,周代遗址15处,其它时代的墓葬遗址14处 。殷商文化遗址主要有:睢阳区高辛潘亩、坞墙、娄店降龙堌堆等遗址;虞城县魏堌堆、马庄、营郭、杜集等遗址;永城造律台、黑堌堆、江堌堆、费侯亭等遗址;民权县有东山子、牛牧岗、李岗等遗址;柘城县有李庄(山台寺)、孟庄(心闷寺)、柘城故城等遗址;睢县有周龙岗、犁岗等遗址;夏邑县有清凉山、三里堌堆、吴家寺等遗址,这一切都闪耀着殷商早期文明的光芒,都是殷商之源的有力考古证据。因此张光直推测:“(山台寺)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商丘殷商遗址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如孟庄遗址出土的铜鼎、铜觚等。天津市博物馆藏有一件与二里头出土相似的铜爵,据说原来出土于商丘地区【9】。这与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突出的特征在于它的应用,青铜器几乎很少使用于农业生产或灌溉,相反,主要铸造成各种造型的礼器和兵器,即与维护王权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等关系密切【10】”,这说明,在商丘地区出土的各种造型的青铜礼器及由此显示出来多个贵族家族情况,也表明了商丘地区在殷商时期显赫的宗教祭祀地位。
殷商时期商丘境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柘城心闷寺遗址,又称孟庄遗址,共发现商文化房基9座,窑穴25座,冶铸作坊遗址1处,大量的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等,在冶铸遗址不远处台基上,发掘出三间为一组的排房基址,附近发现一具人骨架,女姓,17-18岁,可能是建房时用来奠基的牺牲;现代学者还做出了“孟庄遗址连间房子复原图”(附后)。柘城李庄遗址发现有较大夯土台基,房址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多种,其中以第二层的五间排房最为壮观。永城王油坊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4500年,发现有龙山文化的20座房基、44个灰坑、3座石灰窑等,这说明商丘王油坊一带先民们已掌握了烧制石灰和用土坯砌墙的技术,这在中国建筑史上都是很新鲜的资料【11】。
(五)商丘是殷商圣都,也是“六朝古都”,总建都时间位居全国第一位,基本具备申报中国第九大古都城的条件。据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载以下殷商各王都商丘亳都在位年限:成汤13年,外丙2年,仲壬4年,太甲12年,沃丁29年,小庚25年,小甲17年,雍已13年,太戊75年,以上成汤至太戊殷商九王均都于亳,时间长达190年,不曾迁都【12】。除殷商和南宋两个独立王朝在商丘建都外,商丘作为诸侯王国的都城,仅时间明确的就有四个,分别是两周宋国、西汉梁国、更始梁国、东汉梁国,四个诸侯国累计都商丘总年数为1091年。再加上殷商王朝都商丘亳都190年,南宋建都商丘南京城6年,商丘历史上作为古都城的时间总计为1287年,目前在全国所有古都城中名列第一。
西汉梁国初都定陶,第五任梁王刘辑到任后迁都睢阳。刘辑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78至公元前169年,至公元8年王莽建国,西汉梁国灭亡,西汉梁国都商丘187年。《后汉书.刘永传》载:“更始即位,永先诣洛阳,绍封为梁王,都睢阳……及更始败,永自称天子。”更始梁国自更始元年(23年)建立,到东汉建武五年(29年)灭亡,都睢阳城7年。东汉梁国都睢阳始于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至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魏受禅,东汉梁国灭亡,都睢阳142年。以上四个诸侯国都商丘累计时间为1091年。按照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第二部分“中国古都概说”中列举的53处建都15年及以上的都城,排在前三名的是:一是西安,1077年;二是北京,903年,三是洛阳,885年。商丘仅四个诸侯国建都总年数即为1091年,比西安还多14年【13】。即使宋都彭城118年说成立,商丘都城年数再加上殷商和南宋的196年,累计总数为1287年,再减去118年仍有1169年,比西安仍多92年。笔者在《论商丘申报中国第九大古都城》一文对以上有详细论证。
(六) 商丘是古代“丝绸之路”和当今“一带一路” 的重要节点城市,圣都品牌有利打造商丘枢纽经济新高地。
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一条重要商业贸易通道,它起源于西汉的长安和洛阳,形成于公元前二世纪,繁华于汉、唐、宋、元时期,于明代还在使用。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在《中国交通史》中介绍,丝绸之路自洛阳向东延伸,经过郑州、开封、商丘,沿获水向东经芒砀山到徐州,最终到连云港。连云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出海口,中原的很多商业货物是经丝绸之路到连云港,然后乘商船向东到韩国、日本,或南下至南亚、西亚等地。
商丘北在先秦、汉唐时代有一条著名的大河叫获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获水出汳水于梁郡蒙县北。《汉书·地理志》曰:获水首受甾获渠,亦兼丹水之称也……获水又东,经虞县故城北,古虞国也……获水又东经砀县故城北。”获水西接开封、洛阳,东经永城、徐州与泗水相连。据著名历史学家宋振豪编著的《商代地理与方国》介绍,获水的南岸有一条古老的驰道,与获水并行,西通长安,东至连云港,是古代中国纵贯东西的大通道,丝绸之路就是沿着这条道路通行的,而商丘,正是这条西接开封、洛阳,东达徐州、连云港的中间节点城市,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水陆交通要道,商丘也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成为控制丝绸之路水陆交通的重要关隘。获水又称丹水,汉代称浪荡渠,隋唐大运河开挖后,获水在商丘西改向东南流经今商丘古城南,经宿州向南直达扬州,叫汴河,即通济渠。流经商丘北的古获水改称古汴河,继续发挥着东出连云港出海口的重要作用,导致商丘成为唐宋时期极为重要的枢纽城市,杜甫《遣怀》诗“邑中九成家” ,“舟车半天下”就是此时期商丘的真实写照。
今日商丘地处全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络的重要枢纽,是“一带一路”重要的物流节点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和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 2021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做好“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通知》文件,将商丘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纳入“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今天的商丘,以郑徐、京港高铁与陇海、京九普铁“双十字”为支撑,国道、高速“米”字形干线公路和商丘机场、沱浍河涡河航运为骨架,以商丘城区连接周边县城组团之间的放射型快速通道为网络,涵盖公路、铁路、航运的综合交通枢纽已基本建成,“米”字形高速公路网更加完善,加上中欧“商郑欧”班列火车开通一周年,商丘在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巩固,初步形成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加上殷商圣都品牌的打造,必将助力商丘枢纽经济新高地建设。
(七)塑造“圣都商丘”、“圣人文化圈”和根亲祭祖圣地文化品牌,努力打造商丘“东方圣城”新名片,这对全市文旅融合发展和城市品牌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圣都商丘和“东方圣城”文化名片,对商丘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以及文化事业、产业的繁荣具有重要价值,首先能促进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能引上级领导部门对商丘文物考古事业的关注和支持,尤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宋国故城的发掘更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能引起各界对以商丘古城为中心的“圣都文化”和“圣人文化圈”的关注,商丘是孔子祖居地和孔子娶妻后的家居之地(“长居宋“),是老庄道教发源地和墨家发源地,是当今1000多个姓氏的起源地,要发挥优势,加强根新文化建设,打造“祭祖”圣地和“圣人之城“,努力把商丘打造为“东方圣城”,与“西方圣城”耶路撒冷相对应,这对商丘古城保护开发和文旅融合产业有更大推动作用。目前打造“东方圣城”名片的仅有山东曲阜一家,主要是儒家孔子的影响力,商丘这方面当更有竞争力。三是为促进商丘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文化支撑,更好地发挥商丘建设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虹吸”效应。四是能提升商丘城市文化品位,对打造商丘城市新名片和城市品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可同时将“殷商之源·通达商丘”、“殷商圣都·通达商丘”和“东方圣城·通达商丘“作为城市宣传口号,也可保留其一二。
商丘演艺集团
2021年12月21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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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丛书 大象出版社 2018.8
李广瑞等 著《商宋文化》 第121--125页
【7】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丛书 大象出版社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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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丛书 大象出版社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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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丛书 大象出版社 2018.8 王良田 著《运河明珠商丘》 第037--044页
【10】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3期第103-108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
【12】《商宋文化》 李广瑞 梁晓晨编著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8.08 第074页
【13】王良田:《论商丘古城在中国古都史上的地位》
李可亭 张学勇主编《商丘古都文化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版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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