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更迭的牧野之战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术研究成果，目前可以确定：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商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商周更迭的牧野之战发生在距今3000余年前。

战 争 背 景

商汤建立商朝后，由于在殷（今安阳）建都达273年，故后世称作“殷”或“殷商”。在殷商时期，据《卜辞》记载，商朝有“王作三师，左、中、右”之说。每次作战可出动3000~5000人，最多时达1.3万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军队数量。在作战中，出现了以车战为主体，步兵与战车协同的作战方式。商朝自其第23位国王武丁死后，逐渐走向衰落；传至第31位国王纣辛时，由于纣王奢侈、残暴、荒淫无度，经牧野之战，商朝军队被周武王统率的大军击败，商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周武王姬发画像

周本是渭水中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居住于今陕西中部。此地区水草丰盛、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同时民众长于耕种技术，周逐渐发展起来。周在商朝武丁帝时期，还是商朝的诸侯国之一。从周文王姬昌起，周出现一批精明干练、文武兼备的当权人物，如文王、武王、姜尚、周公旦等，国力日强。周文王以具有雄才大略的姜尚为军师，任用一批贤臣，励精图治，大力发展自己的实力，力图摆脱商朝的控制。周文王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略，兼并了周边的一些小国，削弱商朝的势力，并逐渐使之处于孤立的局面，等待时机，积极准备灭商。

公元前1055年，姬昌出兵伐犬戎（今陕西、甘肃一带）。翌年又以其侵凌邻国之名讨伐密须（今陕西凤翔地区），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公元前1053年，姬昌出兵东向攻黎（山西省长治市西南）；公元前1052年，攻邘（今河南省沁阳市）；公元前1051年，攻取了商王宠臣崇侯虎的崇国（今河南嵩县）。这三场战争胜利后，周切断了商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然后，又迁都到丰（今陕西西安），扩地千里，声威大震。《史记》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周文王争夺天下共主的雄心和咄咄逼人的东进势头，已经非常明显。商纣王虽被震撼却并未醒悟，仍然沉迷于“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醉生梦死；社会底层对商王朝的统治已经恨之入骨，商王朝的统治因而摇摇欲坠，危在旦夕。

战 争 经 过

周在文王时期虽已相当强盛，有众多诸侯国归附，但鉴于有600多年统治根基的殷商王朝仍有强大实力，文王一生未敢发起与商王争夺政权的战略决战。周文王去世后，儿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他继承父志，在姜尚和周公旦辅佐下，继续增强国力和军事力量，广泛联络各路诸侯，继续为灭商进行积极的准备，并迁都镐（今西安西）。

公元前1048年，即周武王继位的第二年，为了观察诸侯在周文王死后的政治态度，检验灭殷商的准备情况，周武王载文王灵位兴师东进，前往孟津（今河南孟津）。据史料记载，当时有800名诸侯不约而同地带兵前来相会，皆认为“纣可伐矣”。武王经过这次观兵得知大多数诸侯已真心归附于他，但顾虑殷商势强，认为伐纣时机尚未成熟，便以“未知天命”为由引兵西归。此次观兵，规模宏大，史称“孟津观兵”。

此时，商纣王已感觉到了周人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决定先动手伐周。但这一军事行动计划，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未能实现。东夷族也是华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某些族群的祖先就是伏羲后裔黄帝。黄帝的长子少昊（五帝之一），秦人的祖先伯益等出身于东夷，在中国中心的天下观中，东夷和北狄、西戎、南蛮并称四夷。

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向东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极为空虚，也极大地消耗了商朝的国力，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却为之付出了亡国的惨重代价。与此同时，商朝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热化。纣王继续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朝中大臣人人自危。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武王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乘虚蹈隙，一举灭商。

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周王近卫军）3000人，甲士4.5万人，自镐京出发，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与反商的庸、卢、彭、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羌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部落的部队会合。当时正逢岁星（木星）在东，迎岁星而进，是当时用兵所忌，又值大雨日夜不停，造成汜水河泛滥。为不失战机，武王率周军本部及8个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冒雨继续东进，从汜（今河南荥阳境）渡过黄河，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商朝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沿途向商朝民众宣告：周军不以百姓为敌，是为民除害，以争取商地民众的支持。由于殷商主力军队正在讨伐东夷，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朝军队抵抗，顺利开进，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四日拂晓抵达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殷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与淮夷作战，无法立即调回，只好武装大批奴隶与从东夷抓来的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由纣王亲自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五日凌晨，周武王率军布阵完毕，进行庄严誓师。他指责纣王听信宠姬谗言，暴虐忠良百姓，激发从征各诸侯同仇敌忾。武王还向百姓们宣告：“这次起兵，不以百姓为敌。”深受纣王压迫的殷商民众，纷纷表示拥护周军。接着，武王宣布作战的纪律：每前进六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勇敢作战，不杀害投降的人；一切规定，将士都要遵行，若不执行，军前正法。

姜尚画像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早已无心恋战，这时便纷纷起义，阵前倒戈，参与周师与殷商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于当天晚上仓皇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而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仍忠于商朝的一些诸侯国，彻底肃清了殷商的残余势力。

周武王以不到5万军队完胜统治600多年之殷商17万大军，一举灭亡殷商，致商纣身死国灭。这是以少胜多、以有道征无道的典型战例。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主要可以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进行总结。

殷商灭亡的政治教训

在政治上，周文王姬昌即位之后，继续发扬先王的仁治政策，招贤纳士，发展生产，为灭亡殷商奠定雄厚的国力和人才基础。伯夷、叔齐等一批贤士，大军事家姜尚等纷纷投奔周文王。商纣王本也不是庸碌之辈，《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即商纣王）“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但他骄横暴虐、刚愎自用、挥霍无度、沉迷于骄奢淫逸的生活，在政治上他排斥忠良，妄杀贤士，重用奸臣，造成诸侯臣属纷纷离叛。

周武王的孟津观兵，给殷商王朝造成了震动。面对不断加重的危机，商王朝的内部矛盾全面爆发。商纣王的叔父比干有圣人之誉，前去劝谏商纣王，商纣王勃然大怒，竟然说：“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个孔。”遂命人将比干的胸膛剖开，残忍地挖出比干的心脏。商纣王的另一位叔父箕子看了非常害怕，装疯卖傻以图自保，但还是被商纣王囚禁了起来。商纣王的庶兄微子看到大势已去，就和太师、少师一起逃离了商王室。上述三位仁人的悲惨遭遇，是商王朝人心尽失、分崩离析的标志。周武王在牧野取胜之后进军朝歌，进抵朝歌城下时，商朝贵族早已在郊外等候投降。他们向周武王行大礼，并致贺词说：“这真是天降的喜庆啊。”

殷商灭亡的军事教训

在军事方面，按照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观点：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政治腐败，必然导致军事上的错误。从军事上看，商纣王的主要错误包括三个方面：麻痹轻敌、不分主次和轻率出战。

周武王的孟津观兵，实际上是一次实力展示和战略试探，通过展示自己的实力，以观察诸侯的反应，以及商纣王的警惕性。这次试探之所以没有演变成实际上的对商王朝的进攻，可能的原因包括：诸侯汇集的力量不足；商王朝担负军政大权的重臣微子、箕子、比干尚在有效运作商朝政权等。这些都使周武王感觉此时进攻商朝，时机尚不成熟，取胜的把握不足。但对于商纣王而言，应该看出周武王有推翻商王朝之心；但很显然，商纣王对形势严重性的判断不够，对周武王足以推翻商王朝统治的实力估计不足。

商纣王也确实准备发兵进攻周武王，但就在此时，发生了东夷叛乱，这就导致商纣王犯下了第二个错误：分不清主次。

军事上的常识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战术。体现在战略上就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战略。对商纣王而言，东夷叛乱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东夷的叛乱在商王朝屡次发生，仅在商纣王统治期间，大规模的征讨就有两次。第一次是从商纣十年九月至十一年七月，第二次是商纣十五年，两次都耗时近一年。但东夷的叛乱顶多只是占地为王，并没有灭亡商王朝的企图和能力。

而周武王的倒商，却是几代人处心积虑的努力，先是韬光养晦向商王朝称臣，献纳珠宝美女；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曾经被商纣王囚禁，被营救出狱后，还割让河洛以西的土地献给商纣王，以骄其志、麻痹其心。到周武王孟津观兵，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动手信号。

面对周武王进兵和东夷叛乱两个事件，正确判断主要敌人、主要方向，决定商纣王的生死和商王朝的存亡。由于商纣王的自大、刚愎自用，做出的是明显错误的决定，即挥兵征讨非重点敌人东夷，造成西线兵力空虚而亲送给重点敌人周武王以灭殷商的千载良机。

这就导致了商纣王虽然平息了东夷叛乱，周武王的军队却已兵临都城朝歌城下。接下来商纣王犯下了第三个致命的错误：轻率出战。

据考古发现，“殷墟”即殷商古都城遗址。在殷商时期，时人已经学会修筑土城。朝歌既然是存续600多年商王朝的新都城，应该建有城墙，即使不甚坚固，也可作为据守的屏障。如果商纣王一边据城坚守，一边令平定东夷叛乱的军队回师相救，就可令周武王的军队处于内外夹攻的危险境地。商纣王守城的部队虽然由奴隶和战俘构成，军力不强，但攻守对军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孙子兵法》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商纣王的军队虽然力弱，但有17万之众，攻若不足，守或有余。如果这样部署用兵，周武王的近5万军队，即使是虎狼之师，为了避免陷入消耗战，唯一的办法只有撤军以图自保。

已具城市雏形的殷墟遗址

但骄横的商纣王仗着自己的军队有数量优势，选择了出城迎敌。殊不知自己的军队已经心怀异志，不堪一战。如果是守城，忠于商纣王的军官或可监督士兵死战；但对于野战，商纣王的士兵直接与周武王的军队接触，这就为心怀异志的商朝士兵哗变、背叛提供了天赐良机。于是商纣王17万人的军队在周武王不足5万人的军队进攻下土崩瓦解，商纣王自己也落得自焚身亡。

反观周朝的崛起，正与之相反。首先，修明政治，吸纳贤士，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同时韬光养晦，创造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政治、经济、军事态势。其次，通过客观分析自身实力，正确选择用兵时机。在力量不足、时机未到时，隐忍以待；在力量增强、机会到来时，果断出击。第三，在作战指挥上，始终注重保持队形的严整，不给敌人以可乘之隙。战斗过程中，周武王以姜尚率领的战斗力较强的先锋部队从正面冲击商军，大多由奴隶和战俘构成的商军刚交战就溃败，纷纷倒戈；周武王不失时机地投入主力，猛烈突击敌阵，从而完全打乱了商军的阵势，以少胜多，取得了作战胜利并一举奠定了周王朝的基业。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83期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卢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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