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丰碑

阿尔山市伊尔施东山，（我们叫电视塔山）矗立着一座石碑——阿尔山林业局“百万亩人工林纪念碑”。二十多年过去了，碑亭有些沧桑，碑文也有些斑驳，可是，当我站在碑亭的高处环视群山时，却是满目的绿色荡漾。绿色的森林，绿色的山谷，绿色的山峰;流翠的绿，灿烂的绿，醉人的绿。如一幅不须着色的山水画卷，如一首永不褪色的绿色长诗。 面对这绿色荡漾的山峦峰谷，心底不禁升起一阵自豪，因为这绿色画卷中有父母和我的一幅笔墨，这绿色长诗中有父母和我的一段辞章。

阿尔山林业局是大兴安岭成立较早的一个大型森工企业，1947年建局，当时叫白狼林矿支局。建局之初，面对的是日伪掠夺性开发后残败的景象，满山狼藉，满目疮痍，一片片原始森林被变成光山秃岭。面对这样的景象，阿尔山新一代开发者们翻山越岭，穿林海跨雪原，划片标段，勘察设计，最后形成了“采造并举，永续利用，造福子孙”的愿景规划。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便拉开了全民植树造林的宏伟序幕。

那时，每到春秋两季，全局总动员，声势浩大，从局领导到机关干部，从工人到家属，从知青到学生，汇聚成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洪流，向荒山秃岭进军。远的坐大解放或森铁平板车，近的就列队行军，每个造林点儿上都飘着红旗，漫山遍野红旗招展，那场面真是壮观。

从我记事起，每到造林季节，父亲母亲很早就上山了，中午带饭在山上吃，母亲常常头天晚上贴一锅苞米面大饼子，除了给自己和父亲带的，剩下的就是我和弟弟妹妹明天的饭了。偶尔蒸两个馒头给父亲带上。那时，林区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有数的细粮和肉蛋之类的好东西都先给“上班儿的”吃，老婆孩子靠后。父母一般回来的都很晚，每当这时，我和弟弟妹妹都是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望着大门，等着盼着母亲回来，我们饿了！那时候，我们还体会不到父亲母亲有多累，也从来没听他们叫过苦叫过累。

有一年秋天，我大概10岁，父母上山造林去了。一天下午，下起了暴雨，我带着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趴在窗台上，一边看着密密的雨点儿击起的水花，一边等着父亲或母亲回来。突然，一股水流从大门涌进院儿里，接着就顺着门缝挤进了屋里，转眼间，满院的板皮、原木、酱缸、桌椅都漂了起来，发洪水了！我和弟弟妹妹们哪见过这个阵势，吓得抱在一起坐在炕上哭喊。好在邻居的崔大爷蹚着水过来把房门砸了个洞，又把后墙掏了个窟窿，水才顺着外屋流了出去，要不然，真有房倒屋塌的危险。当父亲母亲回来时，已是满院满屋一片狼藉，看到我和弟弟妹妹瑟缩着、抽泣着、惊恐着坐在炕角，母亲上来就把我们四个紧紧地搂在怀里，好像丢失了以后又找回来一样。总是那么严厉，平时好像从不在意我们的父亲，竟也站在一旁流泪。我想那一天，整个小镇该有多少跟我们一样的孩子经历了一场惊吓，该有多少父母，心急如焚，揪心扯肺地从山上往家赶。但是，如果第二天晴了，他们还会上山，因为他们知道季节不等人。

我家前面就是连绵的群山，山上是茂密的白桦林，春天看山花，夏天摘山果，秋天采蘑菇，冬天放爬犁，那是我童年的“游乐场”。可是，当我读完小学刚上中学的时候，林区不知怎么刮起了一阵采小杆儿的狂风，男女老少能干活的几乎全上山采小杆儿。那真是秋风扫落叶一样，狂风过后，我的“游乐场”变成了“梅花桩”，满山的葱绿变成了“光头翁”。幸运的是，风只刮了一阵，父母们栽植的人工林，因为远且年幼没有遭到被采的噩运。

上中学后，我也像父母一样，每到春秋两季都会加入植树造林的大军。在我那被变成“梅花桩”的“游乐场”，在那被剃了光头的山山岭岭，我们和大人一样，早出晚归，不过，中午那顿饭要比父母们好得多了，有时候，学校统一发面包和饼干。我们手持一把牛舌头形的苗木镐，提着一只苗木桶，沿着拖拉机翻开的垅沟，“三培两踩一提苗”，把一颗颗树苗栽下，同时也是把绿荫栽下，把希望栽下。几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痛。那时候，最想的就是回家饱饱的吃一顿，美美的睡一觉。后来，我走出家乡的校园，走进更远的校园，而植树造林的伟业还在继续。到1992年，阿尔山林区人前赴后继，踏遍荒山，植树造林累计已达100多万亩。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层层表彰。几代人的努力、几代人的汗水、几代人的辛劳，终于把“采造并举，永续利用，造福子孙”的愿景变为了现实。林区人靠伐木为生，也许他们曾经是森林的破坏者，但是，他们更是森林的守护者，是森林的再造者。他们热爱森林，他们热爱绿色，他们是阿尔山这幅山水画卷的真正画家，他们是阿尔山这首绿色长诗的原作者，是他们用阿尔山人的勤劳勇敢，聪灵智慧，奉献精神镌刻成这座绿色丰碑。

来源：阿尔山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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