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转年村 一万年前的故事正在被人们遗忘
新京报讯(记者 张羽) 怀柔转年村,北京怀柔潮白河上游再平凡不过的小村,哪怕是这里是燕山南麓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哪怕一万年前的北京先民曾在这里艰辛劳作,如今却依旧归于沉寂。村民只依稀记得当时发掘的场景,村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石碑不见踪影,因为相关研究成果并没做到及时地共享与传播,连怀柔区文旅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转年遗址”的具体细节也知之不多,区博物馆里连可陈列的相关文物都比较匮乏。一万年确实太久,转年先民刀耕火种的故事,在北京少有人知。
怀柔区转年村“老村”所在地。新京报记者 张羽 摄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石碑被移走了
位于北京怀柔区宝山镇的转年村,曾经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村落。全村300余户村民伴山而居,果树种植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但由于上世纪90年代在当地的遗址发掘,“转年”二字也被刻上了浓浓的历史烙印。
1992年,考古队首次来到转年村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彼时遗址发掘的位置就位于转年村西侧、白河西岸边的二阶土地上。实际上,对附近的村民来说,那些史前文物,当年不过是种地、散步时偶然捡起的怪异石头。
北京发布高温预警的日子里,新京报记者来到了转年遗址发掘地。如今,这里已完全看不到考古发掘的痕迹,甚至完全看不出是古人类文化遗址,土地重新长满树木。
在遗址东侧不远处的房屋墙上,记者看到了“转年”两个大字,配合村子白色的墙体,两个红字格外显眼。沿村而过的公路上,车辆、行人来来往往,这片“遗址”与其他的山间公路并无差别。
转年村规模不小,但如今居住在此的村民已寥寥无几。一位路过的转年村村民告诉记者,此处的转年村是村子的旧址,多数村民现在已经搬到了向北约400米位置的砖红色新楼中,“有些上岁数的偶尔回这边住住,感觉住新房子有点不习惯。”
而在转年村,提起遗址、考古发掘,这里的村民倒是能含糊地说上一嘴。一位赵姓村民告诉记者,过去在山上总能挖出来各种有点怪异的“石头”,村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就当个爱好自己收起来了,“有一段时间,村民基本都去挖,但是你说能卖多少钱,咱也不清楚,毕竟不是什么青铜器这种值钱东西,权当个人拿着玩。”或许也正是当年的自发采集,在后来的考古报告中曾经提及,“遗址原文化堆积厚3到4米,发掘前遗址上部1到2米的堆积已受到破坏。”
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位于转年村西侧的一处观景台,据村民介绍,这里曾有一座刻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石碑,如今因为观景平台装修,这里也被围起,石碑也被移走。
对于转年村民来说,遗址出土的“石头”已成为遥远与模糊的记忆。
距离转年村不远处的观景台正在施工。新京报记者 张羽 摄
怀柔博物馆里没有转年遗址文物
京郊的几处古文明遗址,目前似乎以怀柔“转年遗址”的知名度最低,低到连在互联网上检索也只能找到寥寥几句介绍。怀柔文旅部门的人很热情,但由于掌握的资料实在有限,也很难向记者做出更多的介绍。采访过程中,与多位北京市民聊起转年遗址,均表示对这个考古发现一无所知。
在怀柔博物馆二层,记者看到了关于新石器时代的出土物及相关介绍。展览中有一块牌子上介绍了转年遗址,特意向访客说明了其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重要性,却完全没有展出相关出土物。展馆内的石器、石核,均来自北京地区其他的考古发掘位置。如怀柔水库西山出土的石镰、渤海镇大榛峪村出土的石磨盘等。
怀柔博物馆展出的新石器时代展品:九渡河镇四渡河村出土的石斧(左)和渤海镇大榛峪村出土的石磨盘(拼版照片)。新京报记者 张羽 摄
然而,转年遗址没被公众广泛知晓,并不意味着这里的发现不值一提。恰恰相反,它是当年把北京地区古文明历史一下子拉回到一万年前的一把“钥匙”。
根据资料记载,考古于1992年、1995年以及1996年分别进行了多次正式遗址发掘,共计出土石制品多达18000余件。此外,同时出土的还有少量的陶器碎片和动物骨骼。
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郁金城在《从北京转年遗址的发现看我国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特征》中提到,“数量众多的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是该文化突出的一个文化特征”。转年遗址被打上了新石器时代的标签,从考古研究上看,已经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发现。但郁金城告诉记者,由于自己已经退休,对该项研究的后续进展了解并不多。
转年村可能是古人类“石器坊”
作为转年遗址出土物的代表,各种细石器不仅制作精细,数量也多,外型上包括楔状型、锥状型细石核、圆头刮削器等。这一类出土物也证明了当时的磨制技术已有很大发展。资料中提及,“由于转年遗址中并未发现明显的住房痕迹,推断转年遗址只是古人类制造石器的场所。” 这里发现的标志性石容器是一件大口罐类器残件,选用硬度较低的石料制成。陶器质地疏松,硬度较低,火候不匀,器类单一,符合石器时代早期陶土器皿的特点。
此前,考古学上对于“北京地区是否存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曾经存在争议。东胡林人墓葬的出土及人骨轻度石化的特征,被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憾的是,相关文化遗物的缺失阻碍了进一步的推测与证明。而上世纪90年出土的转年遗址,则为北京地区存在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更好的佐证。
根据资料记载,通过检测推算,转年遗址年代数据已达到10000年左右。这一时间,也让转年成为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
首都博物馆展出转年遗址的出土物:黑陶盂和石刮削器、石核。新京报记者 张羽 摄
怀柔博物馆里没有转年遗址文物,是因为当年的考古发现都已经上交给上级文物部门进行进一步研究,然而奇怪的是,更多的研究成果这些年并没有让公众进一步知晓。记者随后在首都博物馆看到了少量转年遗址的出土物,如黑陶盂、石刮削器、石核。那个夹砂黑陶盂,是北京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黑陶盂,也算北京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出土“重器”了。无论如何,转年遗址与东胡林人墓葬、房山镇江营遗址一起,构成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线索,这把解开北京新石器时代先民生活的历史“钥匙”,不该被人们轻易遗忘。
新京报记者 张羽 编辑 张牵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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