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红色传承，不忘初心

巾帼英雄的本色传承路

党史故事 日照接力！

日照是革命老区，是山东建立中共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是我们鲁东特委（后称滨海区党委）活动过的地方。这里的人民群众勤劳、勇敢、朴实，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20世纪初，这里就爆发过反帝、反封建的日照教案。驼儿山一带数千名农民在厉用九的率领下，“逐洋人”、“焚教堂”、“杀洋奴”，震惊了清廷。在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中，丁惟汾、庄陔兰、王乐平、薄子明等人，早期就加入同盟会，积极投入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五四运动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逐步传播到这一地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山东党组织的创建人王尽美的革命活动在这一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批日照籍在外地求学的青年学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培养、启迪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的行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日照在外地的共产党人纷纷返乡，把革命火种向广大农村播撒，开始从事党组织的创建活动，建立了中共日照县委和莒县、五莲山等特支。1932年中共日照中心县委建立后，在黄海之滨举行声势浩大震惊全国的农民武装暴动，给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抗日战争前期，中共鲁东南特委（后改为五地委）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等奉命开辟了这一地区。1943年夏，八路军滨海主力部队十三团、六团，新一一一师等北上，先后开辟了日北、莒北、藏马等地区，使滨海区抗日根据地逐步联成一片，成为联结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纽带。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这一地区成为华东地区巩固的后方基地，中共华东中央局领导机关、党校、大众日报社曾移驻此地。日照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开展反奸诉苦、土改、支前、生产救灾、参军参战，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日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奋斗不息，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光辉灿烂的革命史篇。

烽火战事

组建地方抗日武装

1939年夏，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野蛮的第一次大“扫荡”，妄图摧垮刚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五地委指示各县委，要在粉碎敌人“扫荡”的斗争中，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各县委开始积极组建地方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在中共党员范梅圃的帮助下，莒县沙头村佛教会首领李葵组建了四五十人的抗日队伍。11月，中共党员何建华带领20余人加入。12月，孙家庄普济佛教会首领孙亮又带领20余人加入，队伍扩大到八九十人，组成了莒县独立营，李葵任营长。1940年，莒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在自卫队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青年队、区中队、乡分队，还成立了不少游击小组和自卫队。

中共日照县委在1939年日军“扫荡”期间，一方面通过抗日宣传，发动建立健全各村抗日自卫团，另一方面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搞武器，建立县、区武装队伍。1939年7月，日照县委在白云寺将队伍集合起来，共30多人，编为一个排。不久，又扩建了第二中队，共计100 多人。1939年底，皋陆的丁香斋组建了五六十人的抗日队伍，编为第三中队，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日照县大队，总计300余人。五地委军事部发给的统一番号为“三大队”，由县委书记郑子久兼任大队长和政委。1940年初，县大队又新编了第四中队。1940年3月，栈子村党支部在扩军中组建了五六十人的队伍。5月，这支队伍被编为县大队第五中队。在建立县大队的同时，各分区委也都按照县委的指示，纷纷建立起区中队。同时，不少乡也都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建立起乡分队。各区、乡的抗日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大都由十几人发展到几十人。

1940年底，为了充实加强主力部队，根据上级指示，县大队实行了升级。县大队升级后，各区中队和乡分队也相应实行了升级，充实加强了县大队。通过升级整编，县大队重新编为3个中队，番号为“四大队”，由亓善本任大队长，丁履学任副大队长。

与此同时，各地党组织还组建了不脱产的抗日武装，分别称为自卫团、联防队、基干民兵、青年抗日先锋队、游击小组等。他们在站岗、放哨、清查汉奸特务、侦察敌情、传递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协同主力部队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甲子山上的八路军站岗楼遗址

全力支前

战争年代，日照先后经历了甲子山、三关口、石沟崖战斗等著名战役。为保证胜利果实，保卫家乡，日照地区人民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千万英雄儿女积极报名参军参战，群众踊跃支援前线，加紧生产，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支援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军参战

解放战争时期，各级妇女组织发动妇女积极动员青年参军，拥军支前，救护伤员。很多地方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的热烈场面。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群众为新参军的战士戴上光荣花

出伕支前

在广大青年参军奔赴前线杀敌的同时，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广大妇女纷纷报名参加支前。日照地区各县支前民工跟随主力部队运送粮草、军械、抬伤员、押解俘虏，全力以赴支援解放战争。

▲担架队向淮海前线运送物资

▲五莲县“子弟兵团”在解放青岛战役中抢修公路，保证队伍道路畅通

▲大车队行进在支前路上

后方保障

青壮年积极参军支前，广大老年人、妇女承担了艰巨的后方任务。妇女们响亮地提出了“男人前方支前，女人当家生产”的口号，勇敢地挑起了支前和生产的两副重担。妇女参政当家，团结广大群众，除搞好生产外，还担负了磨面、碾米、做军鞋，保证供应前方，并担负起了照顾伤员、拥军优属工作。

▲后方妇女为战士洗衣服

▲喜交拥军棉花

▲舂拥军米

▲妇女照顾伤病员

▲军属大娘为战士做军鞋

▲莒县人民纺线织布支援前线

组织建设

中共日照县委成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遵照山东省委的统一安排，在武汉参加北伐的安哲、郑天九、牟春霆(陈雷)等共产党员返回山东。

1928年春，安哲根据省委“深刻认识工农兵的要求，正确领导群众斗争，巩固扩大党的组织”的指示，回日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日照县第一届委员会。县委直属省委领导，安哲任书记，郑天九、牟春霆任县委委员，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

中共日照县委成立后，即遵照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建立“贫农会”、“车伙子会”、“佃户会”、“觅汉会”(长工)、“盐民会”、“匠人会”、“放牛会”等农民群众团体。县委秘密领导这些群众团体，采取多种形式，同反动当局和土豪劣绅进行减租减息、增资斗争，为广大功苦大众争人权，争地权。并不断将斗争中的骨干重点培养，然后吸收入党。在斗争中，劳苦大众逐渐觉醒，大大增强了主人公意识。

▲（左起：安哲、丁观海、牟春霆、李平章、郑天九）

日照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

日照暴动失败后，安哲转移至大连，郑天九转移至北平，牟春霆(陈雷)、于共方（后叛变革命）转移至上海。广大党团员和参加暴动的队员亦纷纷疏散转移，部分同志被反动当局逮捕、杀害。日照县委及各基层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1932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祝刚以新泰民团指挥部中校副官主任的公开身份，到日照了解情况。在与日照县中教师李云鹤接上关系后，又联系上了一名党员，他们3人成立了中共日照县临时特别支部。临时特别支部建立后，许多失去组织领导的党员和临时特支接上了关系。下旬，祝刚离开日照，向中共山东省委汇报了日照的情况。根据祝刚的汇报，中共山东省委于12月1日向党中央作了《关于日照暴动情况的报告》。

12月中旬，祝刚第二次到日照，获悉郑培宣已从北平回到日照，正在秘密地进行恢复日照党组织的工作。12月20日，祝刚、李云鹤、郑培宣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日照县工作整理委员会，祝刚任书记，李云鹤任宣传委员。不久，成立了中共日照县委，祝刚任书记，李云鹤任组织委员。同月，又改为中共日照中心县委，李云鹤任书记。在祝刚、李云鹤、郑培宣的积极活动下，日照县的党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同时，又秘密组织了武装，准备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1933年2月，祝刚离开日照去江西。2月14日，由安哲从大连派回日照做恢复党组织工作的安茂祥、厉老四等人和郑培宣接上了关系。中共日照中心县委准备于2月22日召开全县党员代表会议。不料，郑培宣于19日被叛徒郑世果暗杀。24日，李云鹤由于郑世果告密而被捕。月底，共产党员、安东卫小学教师范景蘧也被敌逮捕。至此，刚刚恢复起来的日照党组织又遭到破坏，大部分党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而那些被敌人逮捕入狱，没有被酷刑、说教与诱惑所征服的共产党人，经营救获释后，都成为抗战初期恢复党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

妇女组织的发展

机构：1938年12月，日照县委设妇女部，刘琳任部长。次年5月，在七区成立了第一个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妇救会）。1940年3月，县妇救会成立，丁杰任妇救会长。随之，根据地各区、村妇救会组织陆续建立。1946年春，改称民主妇女联合会，属各救会领导。1948年春，县妇联撤销，县委民运部有一名同志负责妇女工作。1949年10月，建立妇女委员会（妇委）。

妇女工作：抗日战争初期，妇女部秘密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发展党员，并动员妇女参加“识字班”、妇救会、姊妹团等群众抗日团体。1939年2月，妇女部长刘琳到各区宣传抗日，秘密发展党员，一次动员8名男女青年参军抗日。同年10月，女干部王军在三庄一带秘密发展9名党员，其中有党的好女儿惠恒智烈士。1940年，妇女部先后派女干部到朱信斋部做统战工作，到街头一带宣传抗日，并成立村级妇女组织。据1943年冬8个区统计，有冬学和“识字班”342处。

巾帼英雄

范大娘

范大娘（1895—1961），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奎山街道牟家小庄人。战争年代先后送三个儿子上战场，被誉为“人民的母亲”。

范大娘姓李，出身贫农，19岁嫁到傅疃村范家。范家一贫如洗，全靠她和丈夫给地主打短工、扎觅汉维持生计。她为人正直善良而又颇有骨气，讨饭时，宁可饿得走不动路，也不偷拿别人地里的一棵小菜。

抗日战争开始后，范大娘的大儿子范崇仕不甘忍受饥饿和贫穷，偷偷参加了革命。范大娘想念出走的儿子，边讨饭边打听儿子下落。走了数百里路，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找到儿子。得知他正为穷人过上好日子而秘密斗争时，感到莫大安慰。从此，她明白了一个道理：穷苦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才会有好日子过。1939年，范大娘又把二儿子范崇相送到八路军。当时，丈夫身患重病，家中生活难以维持，她便靠给有钱人家烙煎饼、洗衣服或讨饭度日。不久，丈夫和不满4岁的小女儿先后去世。面对这重重困难和巨大打击，范大娘和范崇仕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更坚定地投入抗日斗争。1940年3月，范崇仕担任日照县职工救国联合会副会长，不分昼夜地工作。范大娘则利用讨饭机会，来往于敌占区和游击区，给八路军传送情报。1941年，范崇相在小羊圈战斗中壮烈牺牲。范大娘忍住悲痛，继续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只要革命需要的事她就去干。1943年7月，范崇仕担任滨海区渔盐工会会长，领导广大渔盐民工开展轰轰烈烈的增资减租和反霸斗争，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渔盐民工领袖。

1946年范大娘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范崇仕在王家滩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和“双减”斗争。一天，范崇仕在去山字河开会途中，被特务暗杀。这时，范大娘非但未被吓倒，反而化悲痛为力量，斗志愈坚。在范崇仕的追悼大会上，她又把三儿子范崇仁送到部队，并嘱咐他为两个哥哥报仇，不打垮反动派不要回家。范大娘的英雄行为，在部队和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1947年，滨海支前司令部、政治部、日照县评功委员会，在山字河召开群英大会，授予范大娘“人民母亲”光荣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范大娘担任了村、区的妇女干部，各项工作走在前面，带头搞合作化，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年高体弱时，主动辞去领导和社会职务。1961年9月范大娘病逝。临终前，她嘱咐四儿子范崇瑞：“要教育下一代，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在日照，有一个特殊的“红色群落”，他们的名字叫“建国前农村老党员”。

他们是一群农民，平均年龄八十有余，被当今的人们誉为“红色群落”。战争年代，他们有的是支前模范、妇救会会长、识字班里的姐妹；有的是民兵、儿童团团员，还有的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战功显赫的老战士。他们缝军衣，纳军鞋，送军粮，掩护子弟兵，照顾伤病员，甚至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和平年代，他们一生躬耕田间，坚守信仰，本色不变。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令人动情的记忆。他们把一种精神存留在了世间。

张凤臻：扛大刀的“识字班”

张凤臻

凤臻，女，1922年2月出生于莒县小店镇古迹崖村，现居住在莒县小店镇邵家垛庄村，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莒县博物馆收录大型图画介绍其事迹——“识字班”得了“捷克式”。

在日照方言中，“识字班”常被用来称呼未婚少女，而年轻一代却鲜有人知道“识字班”一词的由来。事实上，识字班的本意是指一种群众教育的组织，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普遍设立，以识字为主，并学习时事政治。在山东解放区，因参加识字班的多为年轻妇女，“识字班”也逐渐演化为对年轻妇女，尤其是未婚少女的称呼，它是革命战争年代老区妇女积极学习文化知识，追求上进的代名词。

93岁的张凤臻老人就是70多年前第一批走出识字班的“识字班”。

从针线活开始的抗战

4月，春天的气息浓了起来，院墙外又飘起了榆钱儿，晒太阳的张凤臻老人眯眼哼唱着一支婉转民歌，“石榴开花满山红，二十少年要当兵……”这是她十几岁时学唱的抗战歌曲，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旋律依旧难忘。

耄耋之年的张凤臻讲起她的抗战故事思维清晰，语句生动。

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第三年，八路军驻扎莒县小店镇前横山村，设立据点。17岁的张凤臻胆大聪明，手脚灵巧，便被当地联防编入了抗日妇救会，成为抗战妇女代表。“让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的革命新人张凤臻收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动员村里妇女为驻扎前横山的八路军缝制军衣。

针线活看似不费力气，做多了便能觉察不易，加上组织给的时限，年轻的张凤臻不得不带领全村20名妇女一同挑灯夜战。三人一组，一整天才只能赶制一双军鞋，天不亮开始，一直做到夜里十二点，煤油灯把脸熏得乌黑，摸一把看看，才发现手指都磨出了血泡。缝军衣让张凤臻心怀感激，在她眼里，那是她抗战的开始，不能去前线奉献热血，就一定要把组织交代的任务认真完成。

“识字班”不简单

由于在妇救会时的出色表现，1940年，18岁的张凤臻被介绍入党。老人讲述起当地下党的经历异常生动。“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夫妻”是最基本的保密条例，除了上线联系人员，最亲密的朋友也无法知道彼此是否是共产党员。有任务要与同志接头时，需三个人各持一页瓦片，只有将瓦片完整的拼接起来，才可承认自己的身份。

滨海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教育组织开办较早，张凤臻入党后不久便成为识字班的学员，“学文化，求进步，不被欺负”是学员们最真实的心声。除了学习并带头传播知识，识字班的学员们也要作为民兵组织的成员站岗放哨、查路条，“扛大刀”的任务自然落不下积极的张凤臻。

1944年农历三月初九的早晨，张凤臻和古迹崖村的陈淑桂、陈淑玉、张成英，在“识字班”队长张凤兰的带领下到村北路口站岗。天刚蒙蒙亮，山岭下面的河底中突然冒出一个人，这个人光着上身，裤腿都磨碎了。“识字班”们惊觉不对，走上前去。张凤臻挺起了红缨枪，其他“识字班”有的手握大刀，有的攥紧拳头怒视着。

此时，可疑人员明显做贼心虚，后退一步，转身就跑。“识字班”们哪里肯放过他，扛起红缨枪一齐追了上去。那人被捕后终于承认，自己是出逃的伪军，并在“识字班”们的询查下缴械投降，一支捷克式钢枪和98发子弹以及3枚手榴弹被缴获。

全国解放后，为表彰横山一带民兵对敌斗争的模范事迹，革命历史博物馆曾专门以大型图画的形式介绍古迹崖“识字班”得了“捷克式”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

穿过历史的旋律

张凤臻的乐观开朗支撑她走过了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如今，老人四世同堂，身子骨依旧硬朗。天气好的日子，老人走出院门晒晒太阳，十里八里的乡亲们便知道，熟悉的旋律又要响起来了。

“稀奇、稀奇，真呀稀奇，稀奇的事儿出在根据地。古迹崖的识字班啊，哎呦！得了一棵捷克式……”婉转的曲调，余韵漫长，问老人歌曲的名字，她不记得，但是张开口，她会唱。

歌里唱的是年轻时代张凤臻的经历，是老人们的家国情怀，是战争年代就燃着的对生活的期待，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仍然不灭。

张凤臻：扛大刀的“识字班”

卢翠秀

卢翠秀是一名建国前的老党员，被村里人亲切的成为“卢老妈妈”。到现在，依然担任着日照莒县龙山镇杨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67年村支书工作求务实，坚持治山治水30年

1946年，年仅17岁的卢翠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能干又机灵的她就当上了柳黄沟村党支部书记。1962年，担任杨家沟村党支部副书记。1983年，54岁的卢翠秀又以极高的威望被选为杨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当了69年村支书的她，一直领跑在为民服务的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父老乡亲们的尊重与信任。

在卢翠秀的工作中，说的最多的，就是“治山治水”。龙山镇是莒县最缺水的乡镇之一，地下水非常缺乏，而杨家沟村又是位置最偏远的村，全都是山岭地。有一年冬天，村里一个妇女去山沟里挑水，却在下沟敲冰的时候摔断了腰。听说了这个情况，卢翠秀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村里人“积水”！就这样，为了让农民放心的种庄稼，卢翠秀治水治了30年。

这30年中，卢翠秀印象最深的就是1984年的一天，为了解决村里人“吃水难”的困境，卢翠秀早饭都没顾上吃，就急匆匆的赶去外地购买架设自来水的材料，下午3点多才到一家企业的柜台前。她小心翼翼的拿出毛巾包着的钱，数来数去递给售货员，却被告知“连买配件的钱都不够！”失望至极的卢翠秀从企业门口呆坐到员工下班，才想起从大清早到现在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于是她花了两毛钱，从路边买了4个水萝卜吃了起来。没想到，这一幕被下班路过的企业厂长看到了，第二天，架设自来水的全部材料和技术人员就被送到了杨家沟村门口。

现在，杨家沟山沟沟里随处可见一湾湾的碧水，全村建起了环山水池、塘坝、谷坊等小水利设施36处，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2011年至今，杨家沟村每年都要添一个新塘坝。

带领村民发展生态农业，妇女个个是种姜能手

随着生活的不断改善，为了赚更多钱，现在村里不少青壮劳动力都选择外出打工，家里的地只能让老幼和妇女们耕种。咋才能让村子里的人多赚点钱？卢翠秀想尽办法，发展多种类型农业生产。几年间，国内国外的专家走进杨家沟村，教村里人种大姜，如今，村里的妇女个个都是种姜能手。今年，柳黄沟村全村种上了200多亩的生姜，一亩地能产8000-9000斤姜，生意好的时候一斤姜能赚6.5到7元钱，这么算下来一亩姜就能赚个5、6万。

如今，在卢翠秀的带动下，村民瞄准生态农业，实施结构调整，现在有近千亩的地种起了大姜、桃、杏、板栗、梨、樱桃等经济作物，绿化山场2000多亩，养殖牛、羊等牲畜上千头（只），发展个体工商户36户。早在2013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8000多元。因为环境好、无污染，村里的小米、地瓜、花生等普通农作物都十分“抢手”，市场价比周边村子出产的高出两毛钱。

干工作不讲年龄，老党员还想给村里修环山路

为民服务69年，卢翠秀却从来不觉得苦。“现在为党‘干活’很容易，没有生命危险，只要好好为老百姓服务就行了。”对比着过去与当下，卢翠秀觉得现在的生活真是“不能更好了”。卢翠秀说，上级支持、群众听话、小孩（子女）不让她生气，让她为乡亲们干活很顺心。

虽然腿脚有些不便，但卢翠秀没事时就喜欢拄着拐杖在村里和山上转转，看看村民的地种的咋样，瞅瞅塘坝还牢不牢靠。小儿子杨代国在城里买了房子让她住，可是卢翠秀还是坚持每天都回村里“上班”。小儿子拗不过，只好每天早上8点多久开车送她回村，晚上5、6点再接她回去。

2014年，新一届的村党支部书记选举中，85岁的卢翠秀又一次获得全票当选，成为了日照市年龄最大的村支书。今年，卢翠秀惦记着继续修村里的环山路。“现在上山的路还是土路，不好走，下一步想向上级申请一部分资金，村里再凑一部分钱，把路修通到山顶上去。

虽然全力支持母亲的工作，但是私心里杨代国还是希望母亲赶紧“退休”，别再干活了。“年纪大了，该歇歇了。”不过卢翠秀却不这么认为，“干工作不讲年龄，能干就干。”

宋彦英：冒死保护党“秘密”的山东红嫂

宋彦英

宋彦英，汉族，中共党员，1931年10月出生，莒县峤山镇前集村村民，山东红嫂、山东省“三八红旗手”。

英勇无畏，冒死保护党的“密件”。1945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宋彦英听到敲门暗号，摸黑拉开家门，一个高大的身影闪了进来，向她交代：“我的身份暴露了，需要马上转移，组织上将这份‘密件’交给你保藏，绝不能落入敌人之手!”

大身影是党的地下工作者马品晶。3个月前，他以宋家在东北的亲戚身份，被派往莒北敌占区绪米区开辟敌后根据地，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农民革命武装。

马品晶走后，宋彦英马上将“密件”埋藏起来。刚藏好，村头就响起枪声，日伪军包围了前集村。敌人砸开宋家大门，两把刺刀架在了母女的脖子上，要她们交出藏在家里共产党。宋彦英镇静地说：“他是我表哥，不是共产党，他是做买卖的，前天就走了。”

敌人从母女嘴里得不到有用的东西，便将母女绑在树上，毒打了一顿。两天后，日伪军又“扫荡”了前集村，对宋彦英母女动用了惨无人道的毒刑。宋彦英母女被折磨的死去活来，也始终没有吐露真情。汉奸头目气急败坏，命令拆了宋家墙，掘了宋家的天井，也一无所获，莒北解放后，宋彦英将保存完好的“密件”交给了马品晶。

深明大义，动员亲人参军。抗战最艰难的时期，绪米是刚解放的新区，党组织比较薄弱，给参军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这关键时刻，宋彦英发出了首先动员党员干部及自家亲人参军的倡仪。她先说服母亲，设法让已有3个孩子之父的哥哥报名参军。

宋大娘把儿女叫到跟前，郑重地说：“咱宋家三代革命，8年抗战跑在前头。如今国民党不讲仁义，这场决战是非打不可了!全指望你们儿女争气了!” 宋彦英也开了口：“共产党八路军赶走了日本鬼子，咱家分得了9亩好地，全家人从此吃上顿饱饭。”她又对大哥彦泰说：“大哥，眼看着蒋介石又挑起内战，还乡团要夺回咱们分得的土地，部队要是收女兵，我一定第一个报名。”

当晚，宋彦英和母亲、嫂子为宋彦泰、宋彦成、宋彦顺做了新衣新鞋。第二天一早，宋氏三兄弟就报名参了军。在宋彦英母女的配合工作下，前集村出现了妻送夫、母送子、妹送哥参军的热潮。全村符合参军条件的37名民兵，全都报名参了军。几天后，全县推广了绪米区动参工作经验，10天超额完成了2500人的参军任务。

红嫂情深，战火中送军鞋。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滨海专署命令莒县将分配制做的3万双军鞋，提前送交一半。接到命令后，绪米区妇救会集中了2000双军鞋，由宋彦英带队往县里送。途经杨家店子河口时，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宋彦英不顾生命安危指挥送鞋队巧妙与敌机兜旋。终于将2000双军鞋如数送到。

新中国成立后，宋彦英曾任沂水地委干训班学员，莒县十一区妇女干事，桑园区、天宝区妇女主任，洛河公社妇女主任，城关公社副社长，城阳公社西关管理区副书记等职。

卢兆兰：百岁老党员大爱情怀

卢兆兰

家住莒县小店镇金墩一村的老党员卢兆兰今年100岁了。通过她儿子王常明的讲述，最真切地感触到这位平凡老人瘦弱的身体里涌动着的精神。她是党员，更是慈母，从1943年7月入党到现在，卢兆兰亲眼见证着党和国家前行的历史，用自身行动实践着当初在党旗下的誓言，用言传身教为儿女们指引着坚定的方向。

儿子当干部母亲先“立规”，“四条纪律”扭转不正之风

卢兆兰1914年出生，抗战时期任金墩村妇救会会长，丈夫王连成是1938年参军、1940入党的老革命战士；大哥卢兆瑞是抗战时期的革命烈士，葬于莒县蟠龙山革命烈士陵园；她的四个儿子、三个孙子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在小店镇，卢兆兰老人一家是名副其实的“党员之家”。

卢兆兰的三儿子王常明今年60岁，去年卸任村支书时被乡亲们百般挽留。这位里里外外都透着朴实和热心的老党员，说起母亲对自己的帮助与约束，充满深情与尊重。王常明早先是莒县一家工厂的副厂长，后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担任村支部书记。当时，村里的班子工作局面混乱，不正之风严重。就任的第一天晚上，卢兆兰来到了儿子家，对王常明提出了“四条纪律”，第一，不能贪占村里的钱；第二，不准用公款大吃大喝；第三，不准公款报销应由自己负担的费用；第四，不准搞“一言堂”，并明确指出如果儿子忘记了革命传统、违反了党纪国法，她带头到上级党委反映。于是，在全体党员大会上，王常明把母亲跟他约定的“四不”作为对自身的要求，让大家监督。

王常明说，他特别能理解母亲对他“约法”的初衷，也特别清楚母亲对工作作风的看重。卢兆兰是1943年的党员，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时期，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常在她家中，许多地下党员有时也以她家为掩护。从和这些党员干部的相处中，卢兆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纲领有着最深刻的认识。所以，她对孩子的要求也就是最质朴的“对得起党，不负党员的称号”。

牢记这一教诲，王常明为村里奉献服务了13年。提起他，村里人都会说他“是个好人”、“是个好干部”，而要举例说明的时候，不同的人又会列出绝不雷同的事例。但无一例外的，村支部成员都还记着去年他卸任的时候，在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留下的临别赠言：“我希望咱们的党员干部在未来的工作中，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把我们党好的作风和传统发扬光大。”有其母自有其子，卢兆兰对儿子的叮咛嘱托，通过王常明的言传身教，又变成了全村党员工作生活的警鉴与提醒。

不添麻烦却爱关心他人，百岁老党员大爱情怀

在村里，但凡提起卢兆兰，众口一辞就是她对大家的关爱。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说，卢兆兰这么长的党龄，这么有影响的老革命，这么多年了，就从来没看见过她对集体伸手要过一分钱。对此，王常明也认为，母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愿给人添麻烦，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组织。

1952年3月，卢兆兰参军多年的丈夫王连成带伤复员回家，看着走时身强体健的丈夫变成了身上多处枪伤、四肢严重变形、基本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卢兆兰心痛不已，但是她没有抱怨、没有哭泣，因为她知道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这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还要靠她支撑。 上级部门知道了她家中的情况后，打算给她家一笔补助，却被她一口回绝了。她说：“在村里还有许多比我们更困难的人家，应该把钱给他们，作为党员要依靠自己，绝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卢兆兰自己不给组织添麻烦，却甘于替别人揽麻烦。金墩村村民王连登夫妻，一生一直没有生育，领养的一个女儿也出嫁了。到了晚年，夫妇俩多病多灾，身边没有人照顾。卢兆兰见到这种情况后，主动照顾起了两位老人，为他们求医问药，为他们端水送饭，照料他们的日常起居，直至上世纪末王连登夫妻先后去世。

村民王连元是个光棍汉，年老后，无人照顾，卢兆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自己也因身体年迈，心有余而力不足。她就嘱托自己的儿子们照顾王连元，直到2004年老人去世。

100岁的卢兆兰，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走来，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硝烟散尽，幸福生活来临，她却甘于隐没乡野，深藏军功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燃烧自己的生命之火。她用行动，证明了一个老党员的精神，就像她所说过的：“我也不图什么，也干不成什么大事，只要活一天，我就不会忘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来源：日照市妇联、齐鲁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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