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景宁,群山深处的廊桥之乡

浙江景宁,群山深处的廊桥之乡

景宁地处洞宫山脉,是瓯江和飞云江两水系支流之源,地势由西南向东北渐倾,瓯江支流小溪贯穿全境,辖区内千米以上山峰七百余座。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旧时的人们出行极为不便,常常被河流、山谷所阻,当地人便在山川之间建起一座座廊桥。如今,大多数廊桥都被废弃,但其中凝结的古人智慧和其在中国桥梁史上的重要意义仍然值得我们细细琢磨。

两山夹一水,廊桥架其间

摄影 / 吴卫平

章坑溪谷中秀美的接龙桥高悬在距离溪流约 20 米的高空中,远远望去,如同横跨在空中的一道飞虹。桥跨38.5 米的接龙桥并不是景宁跨度最长的廊桥,但不愧是现存最为壮丽的一座。接龙桥曾是景宁通往文成的重要通道历史上,这里曾经商贾往来,行人辐辏,而如今,只有艰难地在野草丛生的山坡上努力辨识出一条小路,才能抵达接龙桥的桥首。

摄影 / 吴卫平

交通是所有廊桥的原始属性,这些地处交通要道上的廊桥不经意间成了社会变迁的见证者。清咸丰十一年(1861),周边的乡民为了解决往来交通问题,在周边各个县镇募款筹建接龙桥,但这座初代版的接龙桥随后被毁,复建工程在民国六年(1917)上马,我们至今仍能通过梁架上的题记把重建的时刻精确定位到那年正月初六酉时的瞬间。大梁上的题记记录了民国初年时官民之间在公共事务上达成的协同机制:景宁县知事秦琪为了建桥“助英洋拾元”,而担任董首一职的都是来自章坑及周边各村的士绅乡贤。

摄影 / 吴卫平

这是景宁乃至闽浙廊桥营建时空的经典背景:清末民国的士绅传统已经走到了千年以来的末路,这股中国乡村的中坚力量,仍在勉力维持着乡民们维护地方的殷盼。闽浙一带,修建廊桥或许有政府出面支持,但主要仍靠民间的自发力量。修桥铺路自古即是中国乡间社会评判官员乡贤的重要指标,而多年之后,接龙桥的衰落也被绘制进了这个宏阔的背景:新中国成立以后,公路通车,通道改变,这座联系丽、温两地的廊桥退化为两岸山民的日常通道,如今几乎被完全废弃。

摄影 / 吴卫平

在两旁高耸的崖壁中间,“两山夹一水,众壑闹飞流”,这是对接龙桥所处环境最恰当的描述。秀美的洞宫山脉从武夷的余脉逶迤而来,从西南方向进入浙闽的边界,一路沿东北而去,北支切分了龙泉溪与小溪的流域,南支成了飞云江、瓯江的分水岭。

在洞宫山脉的怀抱里,浙闽边地的山民以“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民谚勾画了农耕底色下的生活图景。景宁的县域内拥有 779 座千米以上的山峰,在巨大的落差中汇流而出坡陡流急的山溪性河流,正是这独特的地理地貌和水热条件,使这片丘陵山地成了中国廊桥最密集的地区。

摄影 / 吴卫平

廊桥区别于其他桥梁的关键在于“廊”,即加盖于桥体上的廊屋——每年 3 月开始,东南季风的增长期便带来绵延不尽的春雨,紧随其后的是梅雨季节;进入 8 月之后,频繁的台风带来充沛的雨水,避雨功能因而成为南方公共建筑的核心考量——水乡的廊棚、岭南的骑楼、闽浙的廊桥,无一不是如此。

泰顺廊桥

研究廊桥的学者们都十分熟悉“景泰庆寿”这四个廊桥之乡。泰顺以品质高闻名,“世界廊桥之乡”拥有现存廊桥中价值最高、保存最好的经典案例;“深僻幽阻,舟车不通”的庆元以数量见长,文物普查统计这里的廊桥数量约有 90 座,冠绝全国;寿宁则以连续的时代和惊人的拱跨著称,鸾峰桥凌空飞架,单拱的跨度(37.6 米)甚至超过著名的赵州桥,几乎达到木拱廊桥的技术极限。

寿宁廊桥

地处洞宫山脉中段的景宁是中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因而“畲乡”的招牌总是更加夺目。但在刻板印象的认知以外,景宁的廊桥无论以数量计、以质量论,在廊桥密布的核心四县中仍有其独到之处。

摄影 / 吴卫平

清同治年间的《景宁县志》记载当地的廊桥达到 98 座(含石构、木构);2003 年,景宁县的第三次历史文化遗产普查中,县域内保存木构廊桥42 座。木构廊桥分为平梁桥、伸臂式叠梁桥、斜撑式平梁桥、编木拱梁桥,其中尤其以编木拱梁桥最具技术含量和艺术价值。

从梁到拱:编木结构起源是个未解之谜

在景宁所有的乡土建筑中,编木拱梁桥成了土木工程学者最关注的对象。以现代工程技术的眼光来看,大赤坑桥堪称景宁廊桥的典范之作。

摄影 / 张光林

和接龙桥类似,位于景宁通往龙泉必经之路上的大赤坑桥同样命途多舛,其屡毁屡建的历史甚至更富有戏剧性。清嘉庆十五年(1810)始建的大赤坑桥经历了三次兴废,历史上的第一座桥被洪水冲毁;重建之后,又在乡民的一次剿匪中被侥幸逃脱的土匪报复焚毁。因前两次的投资之巨,至第三次募捐建桥时,景、龙两地的百姓已经财力匮乏。第三次复建时的募捐筹款历经三年才终告完成。这座耗费了当地太多财力心力的廊桥不仅是景、龙之间的生命线,在交通的属性褪去之后,仍因其抵达了廊桥营造技艺的巅峰而得到妥善的保存。

摄影 / 张光林

与现代建筑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木拱廊桥的独特价值。使用钢筋混凝土材料的现代建筑使用的是超静定结构,即在静定结构上附加多余的约束——而木拱廊桥的互承结构却处于一种可变的动态平衡之中。每当洪水来临,当地人保桥的手段往往是在桥面上增压重物,使廊桥整体更加稳定。廊桥这种介于动与不动之间的结构特性意味着一套独特的力的分散体系,也是区别于现代建筑的重要特征。

要探讨廊桥的演化历史,必然也遵循由简到繁的规律。“从梁到拱”,简明地概括了这一进化史的特点。从最原始的简支木梁桥,到中间有支撑的木平梁桥,发展为两端设置斜撑的木平梁桥,再到如今浙闽间广泛分布的编木拱梁桥,技术的进步得以应对越来越大的跨度需求,而桥梁的“梁”属性逐渐褪色,“拱”的色彩愈加鲜明。

赵州桥

在北宋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中,有虹桥横跨汴河;孟元老亦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长虹。”“虹桥”成为中国最古老的木拱桥影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建筑学界都认为这种营造技艺已经失传,直到20 世纪 70 年代,文物工作者重新在浙江的西南山区发现类似结构的木拱廊桥。严格地说,张择端笔下的虹桥与浙闽木拱廊桥的结构仍存在细微的差别,学者们对两种类型给出了精确的命名:前者是“编木拱桥”,后者是“编木拱梁桥”,一字之差,体现的正是在“拱”与“梁”之间的过渡与结合。拱是一个如此迷人的结构。

万神殿穹顶

哈德良的万神殿到帖木儿的精湛穹顶,拱始终是世界建筑史中无法回避的经典元素——却似乎并不偏爱中国。中国最著名的拱结构是隋大业年间修建的赵州桥,却在上世纪 50 年代那次极富争议的大修中几乎被完全改变了施工工艺与旧貌。闽浙间的木拱廊桥故而成了中国珍贵的拱建筑实例,尤其考虑到这些廊桥还使用了中国传统的木质结构,是如此富有东方意趣的“拱的实践”。

中国早期研究虹桥结构的建筑学者中有人曾认为是宋代的中原移民把建桥技术带到了浙闽地区。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建筑实例(如泰顺的三条桥、庆元的双门桥)证明,浙闽木拱廊桥的起源可能比汴梁的虹桥更为久远。也许历史的真相就是多源起源,也许传播的方向是“从边地到中原”。无论如何,廊桥无疑书写了中国桥梁史上的重要一页。

时至今日,廊桥上不再有络绎不绝的各色行人,但它的故事绝不会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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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楼学

编辑丨宋鹏飞

原文取自《风物中国志·景宁》有增减、改动

图书《风物中国志·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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