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铜鼓石千古谜团▶终于被揭开啦！✅

笔者按：近日应邀赴铜鼓县考察地方文化，当地学者告诉我，铜鼓县最有名的名胜古迹就是定江边的铜鼓石，它是铜鼓县得名的来由，石上历代所留石刻众多，涉及该地建县初期史料，更显得弥足珍贵。

如万历年间抗倭名将邓子龙任铜鼓营首任守备时所书“潘周过化”、“试剑”及题铜鼓石诗；

只有最高处的“铜鼓石”三字作者却语焉不详，仅留下“备兵使者晋人延论”的落款。

当地学者认为这个“晋”指福建，“延论”是开闽王王审知的儿子王延论。

笔者曾在当时就指出，这三个字是明代台阁体风格，应该是明人所书；按明人的署款常例，“备兵使者”是官职，这个“晋”不是朝代也不是指福建，而是山西的代称。

铜鼓县有关方面遂请笔者承担“铜鼓石”石刻作者的考证工作，以解开铜鼓石景观最为重要的谜团。笔者返昌后，即着手查证史料，终于揭开这一谜底。

“铜鼓石”三字左侧署款“备兵使者晋人延论”，共分为“备兵使者”“晋人”“延论”三组信息。“备兵使者”是官职，明代地方官制系统中，按察使的属官有兵备副使（正四品）和兵备佥事（正五品），江西按察使司管兵备道三处，即岭北道、湖东道和湖西道，每个道都设有兵备副使和佥事以“分道巡察”，“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权责颇重（《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四》；光绪《江西通志》卷十二《职官表·明》）。“备兵使者”就是兵备副使或佥事的雅称，这一官职只有明清才有。从这一点可以断定，“铜鼓石”三字是明清时曾任兵备道官员所书；从与“潘周过化”等明代题刻位置的相互关系上可以首先排除清代的可能性，所以说，“铜鼓石”是明代石刻。

明人署款，除官衔外，多署自己的籍贯。有的用各省简称或别称，有的用府郡古称。如江西人多署“江右”或“西江”，南昌府属各县人多署“豫章”，邓子龙就经常使用“豫章邓子龙”。“晋”指晋朝的可能不大，江西地区除上犹县双溪乡大石门村有一处西晋石刻（虞去虍四言诗，而且只署“建兴二年”而不署晋朝国号）之外，几乎没有发现第二处晋代石刻，开发时间较晚的铜鼓地区也不太可能出现晋代石刻遗存。众所周知，铜鼓石传说来源于东晋末年许逊（239－374）“逐蛟于此”，以剑劈石的故事。如果“铜鼓石”三字是为纪念许真君，肯定是晋代以后的事。另外，说“晋”指福建、“延论”是王审知之子的说法也不太可能，在五代时期，江西地区是江西观察使、南平王钟传（上高人）的势力范围，福建开闽王的势力侵入江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说延论是福建人的原因，可能是旧志的误导。道光《义宁州志》卷十一《秩官》中记载“延论，晋安人”，由此衍生出福建人的联想，当然这是不准确的，这个“晋安”的“安”字应系衍字。

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即知，延论是人名，系山西平定州人，万历十四年三甲第一百八十五名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册，第545页）。由于“延”姓极少，整个明代也只有延论一位延姓进士，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延论”就是真实名姓的事实，认为可能是某人的字号而对“延论”本身却造成忽视（据传延姓得姓于春秋战国时吴国公子季札，他的封地为延陵（今江苏常州），故此地居民有以延陵之延为姓，流传迁徙多省，但至今仍属比较罕见的小姓）。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正史、方志和别集史料中对延论的记载。

光绪《平定州志》卷八《人物》之《延论传》云：

延论，字元讷，号慕竹，定之玄孙。年十八，擢茂才。读书冠山寺，淹通六经，旁及诸子。登万历丙戌进士，知鄠县，有声。改会宁，捐俸策戎，民无派累。擢睢州判官，会西夏平，叙会宁功，赐金进秩，升临江府推官。随入主南计部，寻为南京兵部职方司员外，迁郎中。转江西佥事，兵部[备]宁州。为政清简，出赎锾公费，置田储粟，以备旱溢。囊橐略无馀润。丁内艰归。已，补原官，督河南邮政。晋副使，分巡河北。未几，假归。时河朔大饥，迫起议荒政。抵邺，道出徐郾，病卒於西平署。论经济文章，炳著一时。《州志》为论创修云。祀乡贤。

《平定州志》很清楚地记载了延论的生平履历，而且提到他两次在江西任职，一是任临江府（治所在今樟树设点临江镇）推官，二是任兵备佥事驻扎在宁州。至于他任兵备佥事的时间，《明神宗实录》有明确记载：

（万历二十六年六月甲戌），升南京兵部郎中延论为江西佥事。

上述史料证明，延论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得到江西佥事备兵南昌的任命。一般诏书的传达速度，七、八月间他就能在南京拜命并前往江西履新，南京到江西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即本年初秋抵达南昌。从品级上说，南京兵部郎中和江西兵备佥事都是正五品，属于平调，但南京（行在）六部不如北京六部一样是实缺，所以从南京职官调任地方职务却掌有实权。在明清时期宁州直隶州、铜鼓营均属南昌府管辖，作为兵备佥事的延论需要驻扎在宁州。我们推测其最快应在本年末到次年初到铜鼓营巡视，所以他所题“铜鼓石”应该在万历二十六年年末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铜鼓营的首任守备、援朝抗倭的水师副总兵邓子龙战殁朝鲜（今韩国庆尚南道南海郡），由于邓子龙是铜鼓营的开创者，邓阵亡之事对于宁州及铜鼓而言震动很大，延论很有可能在读邸报知道邓子龙殉国后，出于对忠臣的仰慕，在邓子龙题刻旁边亲自书写“铜鼓石”三字，一是为铜鼓正名，第二层意思也有追慕英雄之意，所以他将三个字紧列邓子龙手书“潘周过化”旁边，“铜”字上与“潘”字齐平而未超出其高度，而且形制要小得多。

在本文考证结束以后，笔者又偶然发现延论的家乡人“天马延道”在自己的博客里撰写了一篇《延论的书法造诣》，全面介绍了延论的生平及书法造诣，其中提到近年在平定小峪村出土延论撰书的一方《明武德将军正千户中轩李公配宜人王氏合葬墓志铭》，落款就是“赐进士第朝议大夫河南布政司分守河北道参议，前两奉敕整饬南昌、大梁兵备，兼清军、驿传、屯田、盐法，郡人延论”，从中可以知道延论历仕中外的全套官衔，更佐证了笔者所作“铜鼓营”三字出自兵备佥事延论的结论。

“铜鼓石”题刻书写者是山西省平定县人延论（1553－1610），这三个字是他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任江西佥事以后所书。所写“铜鼓石”三字，既为铜鼓正名，也有致敬铜鼓营创立者邓子龙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