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流氓性格的喜剧——论西门庆（二）

(三)流氓的寓言

流氓西门庆到底是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据说弄清这个问题是研究《金瓶梅》的起点。

但明清学者对西门庆所作的多为道德评价，或曰其为“世之大净”(弄珠客《〈金瓶梅〉序》)，或谓之“混帐恶人”(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他们都还

没有什么阶级分析的观念。

最早对西门庆进行阶级分析的，大概要数郑振铎与吴晗。

郑说：“西门庆一生的发迹的历程，代表了中国社会——古与今的——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谈〈金瓶梅〉词话》)。

吴说，《金瓶梅》“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

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这两篇名文均写于20世纪30年代，代表了那个时代《金瓶梅》研究的最高水平。

其后数十年的中国研究界，只是将郑、吴观点加以撮合，而认为《金瓶梅》“通过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及其罪恶生活的历史，深

入地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

而近年则有人提出西门庆是“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新兴商人阶级”的典型(卢兴基《论〈金瓶梅〉——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

剧》，《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平心而论，那“三位一体”说虽平列了西门庆形象中的某些特征，但其将人物出身、作风与社会地位混为一谈，非但算不得对人物的定性分析，反将郑、吴

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取消掉了。

而“新兴商人“说，则显然是人们对《金瓶梅》研究实现新突破的可贵努力的产物，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然其却未必符合小说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实际。

“新兴商人”说，是从吴晗文章中剥脱出来的。

但此说提出者，却将吴晗观点割裂成自相矛盾的两个侧面，并自我设问：“不知吴晗先生的判断中究竟是西门庆社会关系属于封建阶级，还是西门庆所属的

新兴的商人阶级应归属于封建阶级?前者不符事实，后者自相矛盾。”

其实吴晗的观点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整体。

在吴晗那里，所谓“新兴商人阶级”实则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

在谈到“商人阶级”兴起的原因时，吴晗说：“由于倭寇的肃清，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扩展，国内市场的扩大，计亩征银的一条鞭赋税制度的

实行，货币地租逐渐发展，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加快了。商人阶级兴起了。”

对这些原因略加分析不外两种情况：

一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一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

其环境如倭寇的肃清，国内外市场的扩展，则是封建国家的行为；

其政策如一条鞭法，货币地租，亦为封建国家的法令。

在封建国家所创造的经济环境与经济政策下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归根到底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经济。

在封建商品经济中涌现出来的商人阶级，也只能是封建阶级的一部分。

吴晗所举例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从亲王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如楚王宗室错处市廛，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通衢诸绸帛店俱系宗室。间有三吴人携负至彼开铺者，亦必借王府名色

(包汝楫《南中纪闻》)。如翊国公郭勋京师店舍多至千余区(《明史》卷一三O《郭英传》)。如庆云伯周瑛于河西务设肆邀商贾，虐市民，亏国课，周寿奉使多

挟商艘(《明史》卷三O六《周能传》)。如吴中官僚集团的开设囤房债典百贷之肆”。

总不能因为经商而将这些“亲王勋爵官僚士大夫”从封建地主阶级中剔出而列之于“资产阶级”吧?当说到那“商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时，吴晗的意思

就更明白了。

他说：“商人阶级因为海外和内地贸易的关系，他们手中存有巨额的银货，他们一方面利用农民要求银货纳税的需要，高价将其售出，一方面又和政府官吏

勾结，把商品卖给政府，收回大宗的银货，如此循环剥削，资本积累的过程，商人阶级壮大了，他们日渐成为社会上的新兴力量，成为农民阶级新的吸血虫。”

可见这所谓新兴商人阶级既不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也不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只是在利用封建国家的政策，以售其奸，一方面利用他们的地位

和权势上下谋财，一方面利用手中的资财加上权利更加疯狂地剥削、压迫农民阶级。

“新兴商人阶级”云云，其“新兴商人”，盖指明代中后期“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与官僚势力相结合的新型商人，他们或由商而官，或由

官兼商，已非职业性商人，而是官商。

“官商”首先是官，其次才是商。

官是社会地位所在，商是致富的手段。其所经营的也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经济。

而这里的“阶级”，义同“阶层”。

综而言之，“新兴商人阶级”即新型的官商阶层，其本为封建地主阶级结构中的一个层次，而决非独立于封建地主阶级之外的什么新的阶级。

吴晗勾勒的西门庆的历程，恰恰是这么个历程：“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

官僚是西门庆的终极地位与身分。

吴晗像

那么，封建官僚阶级就是西门庆的阶级归属，至于他曾为流氓、或土豪、或商人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如刘邦、朱元璋由流氓而皇帝，则决不能因其流氓出身而改变他们作为皇帝的地位与身分，以及由此所确定的阶级属性。

西门庆在《金瓶梅》中只风光了大约七年时间(他二十七为界，其生涯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他只不过“一介乡民”。

此后，其则以政府行政长官——理刑官的身分出现。

前期共五年半的时间，占三十回篇幅，是全书的序幕；

后期从第三十—回到第七十九回，只一年半时间，却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是小说的正文；

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死后，则是其故事的余波。

作为序幕中的西门庆，只是与其父西门达在商场跌落，使之成为破落户子弟的窘境相比较而言，算“发迹”了，其实此时他的财富相当有限。

西门庆前期发迹之道有三：

其一，交通官吏，寻找政治上的靠山；

其二，交结流氓，以寻找安身立命的社会基础；

其三，发财致富，为其发迹提供经济基础。

其致富之道，也非如“新兴商人”论者所云：“依靠的主要是商业经营”。

西门庆经商靠开生药铺起步，但这生药铺生财不多，直到西门庆生命的终点，生药铺也才值五千两银子。

其前期致富在经商之外，还有三条财路：

一为把揽说事过钱，如替盐商王四峰等向蔡京说情，一次得银千两；

二为吞没亲家陈洪家财；

三为发妻财，娶孟玉楼、李瓶儿两位富孀，都获得了可观的遗产。

李瓶儿则是西门庆一手制造的寡妇。

李瓶儿之入西门，使西门府上大为改观。

小说写道：“西门庆自从娶李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又打开门面二间，兑

出二千两银子来，委傅伙计，赍第传开解当铺”。

前期的西门庆至此才算红火起来了。可见经商在西门庆的发迹史乃至致富史中未必起了决定性作用。

西门庆的前期，只是他人生道路的铺垫。

他真正的发迹在其送生辰担给蔡京，换回个副千户之后。且不说事前的做衣制帽，送往迎来，上下“热乱”，单道“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门中摆大酒席桌

面，出票拘集三院乐工牌色长承应，吹打弹唱，后堂饮酒。日暮时分散归。

每日骑着大白马，头戴乌纱，身穿五彩洒线揉头狮子补子圆领，四指大宽萌金茄楠香带，粉底皂靴，排军喝道，张打着大黑扇，前呼后拥，何止十数人跟

随，在街上摇摆。

上任回来，先拜本府县，帅府都监，并清河左右卫同僚官，然后亲朋邻舍，何等荣耀施为!”

西门庆的发迹，固然是钱权交易的产物，更是他长期“交通官吏”的辉煌成果。

发迹之后的西门庆从来没忘记过自己作为政府官员的身分。

皇亲乔大户与他结亲，他竟说：

既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乔家虽如今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一个县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

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甚不雅相!(第四十回)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一旦纱帽上顶，心中时刻惦记着个官字，自称“居着这官”，“俺这官户”，反嫌皇亲是戴着小帽的“白衣人”。

有次潘金莲被西门庆打急了，就骂他倚官仗势，“你说你是衙门里千户便怎的?无故只是个破纱帽、债壳子穷官罢了，怎禁的几个人命?就不是教皇帝，敢杀

下人也怎么?”

西门庆听了反呵呵笑，说：“我是破纱帽穷官?教丫头取我的纱帽来，我这纱帽那块儿放着破?这里清河里问声，我少谁家银子!你说我是债壳子!”

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所得意者，就在居官戴上了纱帽。

正因为西门庆当上个副千户，且很快“转正”了，他才有可能成为山东一方的中心人物：

不仅有众多的帮闲篾片、献媚女性将他当作星座，围之旋转；

就是上流社会中人如太师、太尉、巡抚、巡按、御史、状元、太监、皇亲，“哪个不与他心腹往来”?

正因为西门庆居官作宦，他才可能以权谋私，干着钱权交易的勾当，既能在官场卖法贪赃，又能在商场投机倒把，他才真正暴发起来。

西门庆于官场卖法贪赃已见上文，这里只谈商场中事。

李智、黄四拉西门庆搭挡纳香蜡，做朝廷的买卖，就是想凭借他的势力。

黄四说：“这里借着衙门势力儿，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

应伯爵也说：“不图打鱼，只图混水，借着他这点名声才好办事”。

西门庆明知如此，还是把一千五百两银子交他们去“以假充真，买官让官”，自己则坐收“每月五分行利”。

在这宗买卖中，他们与昔日有点权势的徐内相发生了冲突，西门庆就说：“我不怕他，我不怕徐内相、李内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厮提留在监里着坐，不怕他

不与我银子。”

权力成了买卖的后盾，他就有恃无恐了。

有次朝廷行文天下收购古董，东平府坐派二万两，这是宗大买卖，“都看有一万两银子寻”。

本来当局“已都派下各府买办去了”，西门庆得此信，立即封些礼去“讨将来”。

宋御史碍于西门庆的面子，果然“随即差快手拿牌，赶回东平府批文来”，封回给了西门庆。

这笔生意虽因西门庆身亡未做成，但可见权力之神通是何等广大。

“纳粟中监”，更是典型的钱权交易。历代盐是官卖，明代实行“中开制”，即根据边防军事或其他需要，允许商人以力役或实物向朝廷换取贩盐的专利执

照(盐引)，然后凭引到指定场支盐，并在指定行盐范围内销售。

无引支盐，即为私盐，是要受到法办的。

但因是专卖，垄断生意，所以利润很大，盐商往往大肆钻营，大发其财。

西门庆自然不会放过这宗美事。

他与乔亲家头年合股在“边上”纳过一千两银子的粮草，从朝廷坐派淮盐三万引。

这“旧派”盐引，原同废纸。

因盐之专卖利大，听以朝廷征税较重，立法也较多。

盐引图

小说第四十八回写蔡京向朝廷奏请七事之一就是“更盐钞法”，其中规定“限日行盐之处贩卖，如遇过限，并行拘收”。

西门庆之“旧派”盐引自在拘收之列。

然新任两淮巡盐御史蔡一泉，正是西门庆“只顾分付，学生无不领命”的关系户。

官官相卫，“旧派”盐引不但没被拘收，蔡御史还让西门庆比别的商人早掣取盐一个月(西门庆说“早放十日就勾了”)。

当时每大引合盐四百斤，每小引合盐两百斤。

三万引盐，起码折盐六百万斤。在商品经济生活中，时间就是金钱。

这么多的盐提前一天投放市场都会有可观的利润，更何况比别人早一个月呢?

这就是封建权力的效应。

这中间既有他两次对蔡一泉享以酒色、授以厚礼的功效，又有他身为政府官员，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享有别的商人无法享受的特权。

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重要，更起决定性作用。

西门庆的暴发实以“三万引盐”为契机。

那三万引盐未运到清河地面，他中途就推销掉了，然后以这赚来的钱在杭州、南京采买缎绢之类货物三十大车，价值大约三万两银子。

他与乔亲家合开的缎子铺开张第一天，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没多少时间韩伙计就说，两边铺子共卖了六千两银子。

西门庆立即将这六千两银子用来扩大再经营，其中二千两“着崔本往湖州买绸子去”，四千两“与来保往松江贩本”。

从取盐到西门庆之死，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仅这缎子铺西门庆名下就有“五万两银子本钱”。

可见权力在商品经济中的巨大威力；

亦可见西门庆所从事的封建商品经济归根到底是封建权力经济，而非资本主义的竞争经济。

西门庆前期只是个不三不四万元户，后期才是有权有势暴发户。

权势是西门庆暴发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这也叫权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

由此可见，即使勉强称西门庆为“集官、商、霸一体的暴发户”，也不应将三者平列，而忽视其作为封建官僚在其发迹史与阶级归属上的决定性意义。

西门庆身旁有一个商人群落，作为帮闲兄弟的应伯爵原也是“开绸绢铺的应员外儿子，没了本钱，跌落下来”。

太医蒋竹山开过生药铺。

那个韩伙计，原也是开绒线行经商的，只因“如今没本钱，闲在家里”，后投到西门庆门下。

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也曾是个长途贩运棉织品和丝织品的商人。

还有来自江南、川广的客商，他们几乎都是商场的失败者。

论经商的本领与经验，甚至资本，他们未必有逊于西门庆。

他们之失败与西门庆之成功，根本差异在他们都未进入封建官场，而西门庆进入了封建官场。

两相比较，更可见西门庆的阶级归属只能是封建官僚，而非什么新兴商人。

至于他曾经是谁，或是用什么手段获取了封建官僚的身分，则或许并不重要。

作为封建官僚，西门庆虽未与经商脱钩，实际上他不断利用手中的特权巧取豪夺，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封建法律允许的正常经商，如捣毁蒋竹山的店铺等

就是明证。

论明了西门庆的阶级归属，更有利于把握这个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

西门庆实则是中国封建末世，朱明王朝末期，世纪末年，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下产生的新丑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新秀。

而“新兴商人”论者，实则以两个“如果”作为论证的前提：

一曰：“在明代中叶以前，我国还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西方还是同步的，如果不是后来历史的逆转，中国也将如马恩预料的那样，循着一

条必然的方向前进(即‘资产阶级从封建社会中产生，最后成为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二曰：“(西门庆)是一个在我国封建末世出现的一个典型，具有着巨大的历史破坏性。如果中国的历史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运转，他们就将是二千年封建

社会的掘墓人”。

其实这两个“如果”恰恰反映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明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还在封建主义的轨道上运行，在此环境中产生的西门庆还不是资产阶级，更谈不上成为“封建社会的掘墓

人”。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但论者在埋怨这历史事实之“不正常”，不合“马恩预料”之余，则干脆将封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混为一谈，以封建商品经济去冒充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说所谓“逐末游食，相率成风”和“逐末营利”中的“末”就是指商业，它成了社会变化的经济根源。

顾炎武说的“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概括了封建经济解体，新兴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业兴起二者地位的交替。

这里的“末”是指商业，但这“末”不是资本主义商业，而是封建主义商业。

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与政策是“重农抑商”或叫“重本轻末”。

但其“抑商”或“轻末”，从来只是适当限制(通过税法等措施)，而不是废除或消灭。

相反，有时根据某种需要(如满足当局自己的奢侈生活的需要，或边防军事的需要)，封建当局也会适当地鼓励、保护商业，甚至不少像样的官僚也加入经商的

行列。

中国封建的商品经济也曾因此出现过三次辉煌的高潮：从战国到汉武帝时代，从唐到南宋时代，从明初到明末。

《金瓶梅》是中国封建商品经济第三个高潮的产物，而《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山东清河县(运河流域的临清码头附近)，又是明代商业之重镇。

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中产生的封建官僚之新丑西门庆，其新就新在由商而官，居官而又兼商，较之传统的封建官僚更多一点钱权交易的观念与手段，更多一

点市侩习气与作风。

封建商品经济，按理讲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但其往往刺激了统治阶级的奢侈性消耗，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与不稳定。

西门庆则大大发展了其腐败的一面，其狂欢是流氓的狂欢，混世魔王的狂欢，是腐败的封建官僚的狂欢，他的狂欢是那“世纪末”种种顽症的典型反映。

其对封建社会种种的瓦解与破坏作用，令人想起《红楼梦》中探春小姐的妙论：“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

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第七十四回)。

西门庆不是“从外头杀来”的资产阶级的人物，不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却是封建社会内部的蛀虫，挖墙派。

有他们作为“社会之柱石”，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如何会不一败涂地!

张竹坡说：“稗官者，寓言也”，“故《金瓶梅》一书，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金瓶晦〉寓意说》)。

西门庆是何寓言?

朱大可有段不无偏颇的言论，移来论西门庆却似甚确，他说：

“沿循着历史与文学的河流，我们看到了一种永不磨灭的原则：国家和流氓是共生的。哪里有国家，哪里就有流氓。不仅如此，国家的风格与流氓的风格之

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国家的极权总是在滋养流氓的暴力，而国家的腐败必定要传染给流氓，使它日趋没落和臭气熏天。当国家英雄相继死去时，流氓也退化成了

无赖，沉浸在各种极端无耻的罪恶之中。流氓与国家分离不能阻止这些。无论在什么地点，流氓都只能是国家的形象和命运的一个寓言”(《流氓的精神分

析》)。

如同刘邦、朱元璋是封建国家的象征，西门庆也是封建国家的寓言。

他是流氓国家的产物，同时又是流氓国家的破坏者。我们知道一个民间寓言：一个樵夫，坐在树枝丫上面，用斧子砍他所坐的那个枝丫；他所要砍掉的，正

是他赖以托身的。

吴组缃先生曾以此来论贾宝玉和他所处现实的关系，以我看将此移来论西门庆与封建国家的关系同样确切。

不过作为封建官僚的西门庆，对他所赖以托身的封建国家的砍伐，与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社会的瓦解却不是一回事。

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古老，实际是资本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

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资本论》第三卷)。

只有少数人积累的商业资本(货币财富)投入或转化为产业资本，并出现一批失去生产资料并具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劳动者时，才算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

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商品经济的显著特点，在生产资料占有者支配着雇佣劳动者为其生产，其生产和出卖商品不像封建商品经济是为取得其他商品以满足自

己的需要，而是为取得剩余价值，使资本增殖。

西门庆积聚起巨额商业资本，纯粹以封建阶级的方式投向商业、高利贷、买取官位和个人消耗的恶性膨胀等方面，而根本不投向产业资本，甚至也不投向土

地。

“田连阡陌”云云，只是文嫂信口开河之言，西门庆似乎不拥有土地，连祖坟要扩大一点，还得向他人买。

因而在西门庆那里根本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痕迹。

中国的明代后期，封建经济结构内确实分解出了这种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碟豆芽毕竟过于脆弱，其发育也过于缓慢，从来就未成气候，它即使在短篇小说如

“三言”、“两拍”中，反映尚且相当薄弱，更不用说在长篇小说中能占一席之地了。

但建国以来，不知为什么出现了一种怪现象：

每当人们要拔高某部古典小说的地位时，总把它与资本主义萌芽(或市民阶级)联系在一起：

于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都曾被论定为“市民文学”。

《金瓶梅》研究中的“新兴商人”说与那种夸大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潮是一脉相承的。

它既不符合《金瓶梅》与16世纪中国社会的实际，也有违吴晗先生之原意。

(四)流氓性的“战”

福科有云：“其实，我们想到或谈到性，比任何别的事都多，但表达它却比任何事都少，都含糊不清”(转见潘绥铭《神秘的圣火》)。

在《金瓶梅》研究中，或许也是如此。因而，对其性描写的评价历来分歧最大。

其实，既然没有性描写，就没有《金瓶梅》；没有性疯狂，就没有西门庆，这命意大致不错；

既然，足本《金瓶梅》与节本(或曰洁本)《金瓶梅》已并行于世，那么“阉割”净身论就自然失效了。

值得注视的倒是有些论者对《金瓶梅》的性描写与西门庆的性疯狂似乎有溢美之嫌。

如有的说：“这(西门庆)是一个真正的混世魔王，玩弄女性，但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无感情，儿子官哥儿和李瓶儿之死，他是那么发自真诚的伤心，嘱家人

务必保留她的卧室和遗物。他的号哭，以致连吴月娘也引起了醋心”。

诚然西门庆“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无感情”，如作为封建宗法家庭的一家之长西门庆，对他的儿子官哥儿就不能无感情。

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家庭，男人可以鄙薄作为生儿育男的工具的女人，却未必鄙薄这些工具为他所生的“人种”。

而这似乎不在上说逻辑之内，可置而不论。

但作为玩弄女性的混世魔王西门庆，对其所玩弄的所有女性却未必有什么感情可言，即使对李瓶儿也未必例外。

众所周知，西门庆当初与李瓶儿勾搭成奸，一贪其财(李瓶儿先从梁中书家带出一百颗西洋大珠和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继而从花太监那里获得一笔可观的财

富，当李瓶儿终将这些财富带到西门府上，西门庆立即大兴土木，使其庭院几乎改观)；

二贪其色(李瓶儿有西门庆情有独钟的白皙皮肤)。

李瓶儿进入西门后，西门庆独宠她，除了财色之外，更在于其“肚皮争气”，为西门庆生得一子——官哥儿，为西门庆的兴旺发达——生子加官，作出了突

出贡献(而其他妻妾几乎均无此贡献)。

官哥儿出生之时，西门庆何等欢欣：“连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满炉降香，告许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母子平安，临盆有庆，坐草无虞”，并于当晚，就在

李瓶儿房中歇了，不住看孩子。

从此，在诸妻妾中，李瓶儿几成专房之宠，以至潘金莲竟愤愤然骂道：“都是你老婆，无故只是多有了这点尿胞种子罢了，难道怎么样儿的，做甚么恁抬一

个灭一个，把人踩到泥里!”

可见，对李瓶儿，先是宠之财色，后是宠之为最佳生育工具，而无多少真诚的感情。

西门庆驾驭李瓶儿之术，先之以淫：用李瓶儿的话讲：“你是医奴的药一般”；

继之以冷：娶李瓶儿到家后竟“三日空了他房”，教她求生不得，寻死无门；再施之以威：用马鞭抽打脱光了衣裳的李瓶儿。

这样，西门庆就不仅没收了李瓶儿的财色，也没收了她的性子：致使那个曾有能耐气死花子虚，驱逐蒋竹山的河东狮，终于变成“好个温克愠儿”，“性格

前后判若两人”，甚至叫某些学者充满困惑，大呼其“失真”。

潘金莲与西门庆画像

其实这正见出西门庆魔力所在，而不存在什么性格失真。

彻底收拾了李瓶儿“性格”之后，西门庆才与她进入“从而罢却相思调”的宠幸之中。

实则这儿只有征服与被征服的份儿，哪有什么真诚感情可言。

李瓶儿死后，西门庆确实是哭了又哭，把声都哭哑了，竟不顾她身底下血渍，两只手抱着她香腮亲着，口口声声只叫：“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

姐姐!……”仿佛真是“发自真诚的伤心”。

其实，西门庆就是李瓶儿之死的刽子手。

李瓶儿死于血崩之症，实由西门庆之贪欲造成的。

西门庆自从得了胡僧春药，便肆无忌惮的发泄兽欲。

一日，他在王六儿家初试春药，兴犹未尽，回家强与正值经期的李瓶儿做爱，致使李瓶儿患下血虚不足之症，进而走向死亡。

对于李瓶儿死后西门庆的所谓号啕大哭，倒是被称为西门庆肚里蛔虫的贴身小厮玳安一语道破：“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这才是个中真相。

果然，李瓶儿尸骨未寒，西门庆以伴灵为由，马上就在灵前把奶妈如意儿拖进了他的被窝说：

“我搂着你，就如同和他(李瓶儿)睡一般”，竟弄得淫声大作，“远聆数室”。

谁还能从这里看到西门庆有什么人的情感?有什么“发自真诚的伤心”呢?

也有人将西门庆之流的“好色”说成是“人的正常要求”，“是对人生欲望的追求”，甚至说是“性观念的解放”。

然而，何谓“人的正常要求”?

何谓“性观念的解放”?

持此论的“金学”家们对之却似乎未置一辞。

没有坚实的理论前提，论述往往走向歧途，以其昏昏怎么可能使人昭昭呢?舒芜的两段话或许可充当这理论的前提。

第一段见其《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他引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名言之后说：

“什么是近代意义的真正的爱情呢?恩格斯的著名定义，大家都知道了。据我的理解就是：第一，平等互爱；第二，爱情重于生命；第三，爱情与婚姻同一成

为性道德的标准。”

第二段话见于其近作《女性的发现》，是在阐述周作人“性的解放”的观点时所说：

“周作人的目标是‘社会文化愈高，性道德愈宽大，性生活也愈健全’。这里有三个要点：第一，是要有社会文化的提高，而不是社会愚昧的加深，不是向

野蛮倒退。第二，是要建立合乎人性特别是合乎女性的性道德，而不是不道德、无道德。第三，是要建立合乎科学特别是合乎性科学的健全的性生活，而不是混

乱的病态的淫昏的性生活。”

这里更强调对待女子的态度问题，“周作人是把对待女子态度如何，作为衡量一个人的见识高下的标准”。

这两段话互相补充，大致可视为对“人的正常要求”与“性的解放”的正确理解。

用这把理论的尺度，去衡量《金瓶梅》就不难发现，在西门庆那里压根儿不存在什么“人的正常要求”或“性观念的解放”。

西门庆家中有六房妻妾，还要淫人妻女，包占娼妓，张竹坡统计被西门庆“爱”过的女人有十九人。

对于那么一个庞大的性爱群落，无论是自家妻妾，还是他人妻女，无论贵妇富婆，还是卑贱下人，西门庆与她们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平等互爱”，而只有

玩弄与被玩弄，奸淫与被奸淫，占有与被占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小说第七十八回，写西门庆与如意儿(又名章四儿)做爱时有段有趣的对话：

西门庆便叫道：“章四儿淫妇，你是谁的老婆?”妇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门庆教与他：“你说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那妇人回应

道：“淫妇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

在做爱之际，西门庆竟呼性爱对象为“淫妇”，自是贱视对方(章四儿自称“淫妇”当然是自贬)；

即使做爱他们也不是“平等互爱”，而是居高临下的男性去“临幸”地位低贱的女性。

既然是“临幸”，这个女性越不属于自己，此时就越有夺人城池般的占有欲和实际占有了的陶醉感。

这大概是那“妻不如妾，妾不如偷”的心理依据。

章四儿起先径答“我是爹的老婆”，本是讨好西门庆之意，西门庆犹嫌不过瘾，主动教导她回答是：“熊旺的老婆”，点明他属的本来身分，然后说“今日

属了我的亲达达了”，才能满足他疯狂的占有欲和征服欲。

这种在女人身上实现掠人城池愿望的战争游戏，西门庆是百玩不厌的。

从上述李瓶儿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西门庆之性目的主要在猎取财色与传宗接代。

在西门庆“爱”过的女性中，李瓶儿是使西门庆的“性目的”得以全方位实现的人，而潘金莲则偏以色，孟玉楼则偏以财，吴月娘则偏以传宗接代。

小说第二十一回，写西门庆在妓院鬼混，半月不归，吴月娘雪中焚香拜斗，祝祷穹苍，保佑主夫，“早生一子，以为终身之计”，西门庆闻得满心高兴，立

即“要与月娘上床宿歇求欢”。

西门庆有过所谓“真个销魂”的性快感，却从来没有过什么爱与情的意识，更谈不上“爱情重于生命”，和“建立合乎人性特别是合乎女性的性道德”。

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他常常是不择手段，不认对象，恣意淫乐，贪得无厌。

他把女人当作脚上穿的鞋子一样，随意选用，随时更换。蒋竹山说他“家中挑贩人口，家中不算丫头大小，五六个老婆，着紧打趟棍儿，稍不中意就令媒人

领出卖了。”作者用不写之写点明西门庆贩卖妻妾的罪行。

西门庆死后，吴月娘将众妾送官媒出卖，虽在形式上有违西门庆“你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休要失散了”的遗嘱，而实际上大概还是按先夫既定方针办

的。

可见，在西门庆府上，从来就不将妇女当人，而视同可以随意出卖的牲口一般。

这里当然有一个支持西门庆的社会制度在他身后站着，他才敢如此肆意妄为。

要到一个贩卖妇女的魔鬼那里去寻找什么“爱情”色彩，显然是摸错了门。

在理论上，是混淆了“淫”与“情”的界限，误将“淫”为“情”。

“因为‘情’与‘淫’很相似，都是男女之间的事，如不划清界限，则旧的风流才子们一向是假借‘情’的名义来行淫，而道学家又会拿了‘淫’的罪名来

镇压青年男女的爱情。所谓把对手当作‘对等的人’，当作‘自己之半’，是兼指两性而言，但结合历史实际情况，则着重的当然是指男子对于女子的心理”，

“玩弄的心理，淫虐的心理，等等，都是没有把女子当作对等的人，都是‘淫’，不是‘情’”(《女性的发现》)。

以舒芜从周作人那里引申出来的理论来衡量，西门庆自然只能是个淫棍，而决不是什么情种!

西门庆有过辉煌的床第战绩，但在那里有的从来只是那混乱的病态的淫昏的性生活，而没有过“合乎科学特别是合乎性科学的健全的性生活”。

潘金莲是与西门庆做爱最频繁的女性，小说中明写的就有二十多次，其中写得最酣畅的大概要数第二十七回的“潘金莲醉闹葡萄架”。

以性科学观念看，西门庆对女性的性敏感区是了若指掌，而且是性挑逗的行家里手，但到具体实施时，却令人瞠目。

如其不用手指，而是“先将脚指挑弄其花心”；

继而“向冰碗内取了枚玉黄李子向妇人牝中一连打了三个，皆中花心”，他叫“投个肉壶，名唤金弹子打银鹅”；

然后“又把一个李子放进牝中，不取出来”。

这难道是正常的性挑逗?

而体式也异乎寻常。

西门庆“戏把他两条脚带解下来，拴其双足，吊在两边葡萄架儿上，如金龙探爪相似”。

但在挑逗之后，西门庆却故意进行“冷处理”。

几经挑逗，兼有酒兴相助，潘金莲是淫兴大作，西门庆却“又不行事”，或“不肯深入”，“急的妇人春心没乱”，口中直叫：“急坏淫妇了”，“捉弄奴

死了”，西门庆在自己一手制造的性饥渴的对手的呼唤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那呼唤，就使他永远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地位。

西门庆本来就是“驴大的行货”，且用淫器(银托子，硫黄圈)和性药从里到外都武装起来，这就使“那活昂健奢棱”，“暴怒”异常。

待到做爱时，西门庆也是使尽解数：先“卖了个倒入翎花”，再“玩其出入之势”，复又“耍个老和尚撞钟”，“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

如此荒唐的性游戏，不在床第，竟在大白天的花园中，连春梅都说：“不知你每甚么张致，大青天白日里，一时人来撞见，怪模怪样的”。

简直没有一点人的气息。

张竹坡也斥之为“极妖淫污辱之怨”。

如此凶猛的性攻击，真是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霭理士《性心理学》指出，性欲高潮的心理感受，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一种通体的安适感觉，一种舒适懒散的心情，一种心神解放，了无罣碍，万物

自得，天地皆春的观感”。而西门庆的“歙然”、“畅美”，是建立在女性“目瞑气息”的痛苦之上的。这在西门庆是性虐待，在潘金莲则未必是受虐狂，她称

这般大恶“险不丧了奴的性命!”可见这痛苦的方式并没有唤起她的性愉快，但为固宠她又只得拚命市色，因而她有“百年苦乐由他人”的慨叹。友人方君曾将

《金瓶梅》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相比较，就更鲜明地显现出西门庆性文化的卑污。他说：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关于性生活的描写，是从女性的角度，以女性为本位的。劳伦斯用一种美妙而纯洁的语言，写出了女性的感受：……波动着，波

动着，波动着，好象轻柔的火焰的轻扑，轻柔得像羽毛一样，向着光辉的顶点直奔，美妙地，美妙地，美妙地，把她溶解，把她整个内部溶解了。那好象是钟声

一样，一波一波地登峰造极。

她仿佛像个大海，满是些幽暗的波涛……兴波作浪

而《金瓶梅》一类的书，则认为男子的快乐全在于女性的被动，男子的享受就在于越狂暴越好的性占有和性虐待。

这是千百年来造成女性无可告诉的悲剧的一个原因(《劳伦斯的颂歌与略萨的控诉》，《读书》1988年第7期)。

“女性本位”论，要求男性在性生活中“以所爱的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忱于她们的供奉”(霭理士语)。

虽然人类性生活终当以两性和谐为目标，但“女性本位”论对于自母系氏族消亡以后人类性生活中长期存在着的“男性本位”的历史与遗痕来说，则不失为

一种矫枉。

有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野趣与美感作参照系，就更能反射出西门庆的野蛮与丑陋。

前者是灵与肉的统一，通过性的交融，引出精神的升华与人格的完善，即使对“肉体”的描写也是一种美的观照：

“用纯粹的肉感的火，去把虚伪的羞耻心焚毁，把人体的沉浊的杂质溶解，使它成为纯洁!”

而在西门庆那里，女性肉体再也不是令人引以自豪的万物之灵，而是男性获得性愉快的玩具和女性进行“性交易”的筹码；

性交不再是由快感走向美感，由自然走向审美的坦途，而是女性的屈辱与男性的堕落的必由之路。

灿烂的生命之火与人性之光被西门庆的野蛮与丑陋扫荡殆尽，剩下的除上述其所实施的性占有、性虐待之外，还有什么后庭花、什么品萧、什么烧香以及饮

溺、同性恋等等，只能作为16世纪末性文化污秽的纪录。

这种以性放纵与性混乱为内容的性文化，既不理解女性，也不尊重女性(小说中的女性也不自我尊重)，只能是野蛮的反映，而绝无“性解放”的痕迹可寻。

还有人将西门庆的性疯狂，与以李贽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思潮相提并论。这就更离谱了。

晚明性文化实则有两个潮流。

一是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所传播的，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人文主义思潮。

李贽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主张率性而行，言私言利，好货好色。

但他并非主张淫乱，因为其理论轴心是“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真心”，就是“赤子心”。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

在李贽的影响下，袁中郎、汤显祖、冯梦龙等都加入了这一潮流。

袁中郎提出“独抒性灵”，“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序小修诗》)。

汤显祖则高倡“至情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题词》)。

冯梦龙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但同时又划分开情与淫的界限，指出：“夫情近于淫，而淫实非情”(《序

〈山歌〉》)。

不难看出，西门庆的思想言行与这一思潮，毫无共同之处。

另一个是以腐败的封建当局为代表掀起的纵欲主义的浊流。

嘉靖、隆庆两朝皇帝都喜用春药，神宗万历皇帝是个“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昏君。

诸侯王的荒淫有过之而无不及，“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明史·诸王传》)就是他们的丑迹写照。

上行下效，浊臭熏天。

鲁迅曾说：“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

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靖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中国小说史略》)。

李贽像

人道：性是生命之光。

晚明的两股潮流都未离开性这个命题，但前者是曙光，后者是夜光；

前者引人升华，后者诱人沉沦。

前者诉诸于精神世界，因而有《四声猿》、《牡丹亭》等美文，以“情”抗“理”：“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非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来呼应

那富有思想启蒙色彩的进步思潮。

后者则影响着世俗世界，正如鲁迅所言：“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

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而在当时，实亦时尚”(《中国小说史略》)。

于是“秽书”(如《俭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绣谷眷容》等小说春画(万历版《风流绝畅图》为精美的彩色套印)盛行，甚至“隆庆窖

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

西门庆正是那纵欲主义浊流中的产物。

16世纪末的中国，既不是“治世”，也不是“乱世”，而是“末世”，是“浊世”。

这是将死的死而不僵，方生的未能发展的时代，死的抓住了活的！

两股潮流相生相克，浊流时而盖住清流，夜光时而淹没曙光，腐败时而侵蚀着诗情。

这是历史应该转变而未能转变的时代，“有历史而无事变”！

用以书写这一页历史的，既不是辉煌的金色，也不是象征绝望的黑色，而是只能以沉闷的灰色作基调，杂以各种中间色。

这就是产生《金瓶梅》的那个时代风光。

《金瓶梅》的作者未必从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的潮流中吸取了多少营养，因而他不可能写出杜丽娘式的憧憬理想境界的人物，也未与纵欲主义的浊流同

光共尘，因而他不是站在西门庆的水平线上去写西门庆，没有将《金瓶梅》写成如《如意君传》之类“专在性交”的“秽书”，而是站在较高的角度，“著此一

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不过，人文主义与纵欲主义之间虽有着本质差异，但由于两者都涉及到性，在那灰色背景下，曙光与夜光有时皆呈朦胧，叫人难以分辨。

《金瓶梅》研究中时有论者将两者混为一谈，以致视淫为情。

如有论者说：“第五十七回中，他(西门庆)曾对吴月娘说：‘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薄上注名，今

生了还。难道生刺刺，胡诌乱扯，歪斯缠做的?’就此而言，这种‘偷情苟合自然配合’理论，与李卓吾等人强调的‘率性而行，纯任自然’的思想确有相似之

处。”

也有人将第八十五回所写春梅“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起”，脱口而出：“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

与《牡丹亭》中春香所言“关了的雎睢鸠，尚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说成是“同出一辙”。

还有人将《金瓶梅》中的偷淫与《西厢记》中的恋情混为一谈，就是明例。

可见分清“情”与“淫”的界限，是何等艰难而又何等重要!

(红楼梦)有正本第六十六回脂批云：“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

古人尚且有此见识，今人更当有清彻的分辨。

《金瓶梅》是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是部“人间喜剧”式的作品。

这部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或许就是以西门庆为中心人物的种种性活动。

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万恶淫为首”。

因而作者淋漓尽致地写西门庆的性事(变态性心理与性行为)，正是从人类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阶级万劫不复的没落和腐败。

而那种从西门庆性事中看到“性解放”的观点，或许有违《金瓶梅》的文本实际，而似难以站得住脚。

文章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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