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校之光”林野

林野工作过的“红校”旧址。（资料图片）

“因为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我花了半个世纪找我的父亲，直到2010年拿到民政部门颁发批准我父亲为革命烈士的证明书，这让我们全家感到非常欣慰。”近日，在龙岩市新罗区中城街道革命烈士林野独子林博济的家中，他告诉记者，为了求证父亲林野的烈士历程，这条路走得不仅漫长，而且艰辛。

为何林野恢复“革命烈士”称号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记者前往闽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了解有关他的事迹。

林野在黄埔军校的留影。（资料图片）

黄埔出身，“红校”干将

林野，又名林文杏，1902年出生在现在的龙岩市新罗区中城中街林厝。192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九中（现龙岩一中）学习。在学校期间，他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岩声》等进步报刊和书籍，接受革命思想，这为此后他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24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广州革命政府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这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创办的唯一一所军事政治学校。闽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蒋红婴介绍说，当年，林野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和10月，以黄埔军校学生军的两个团共3000余人为主力，进行了2次东征。歼灭了陈炯明的反革命军队，统一了广东省，为出师北伐准备了条件，当时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林野也参加了此次东征。

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10月，林野在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黄埔军校五期经理科中尉教育副官、黄埔六期第二总队经理科第二期队长。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城，击溃军阀陈国辉部。林野参加了红四军，历任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七支队支队长、第三纵队参谋长。1929年12月，林野以第三纵队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了古田会议。1930年6月，红一军团在长汀成立，下辖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林野任红十二军参谋长。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林野共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三次反“围剿”斗争。

据记载，在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此役红一方面军横扫350余公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1931年7月9日，林野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此役在毛泽东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31年10月，朱德、毛泽东专门与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和红五军军长邓萍等商谈了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事情。毛泽东说：“国共合作时有黄埔，我们现在要办一个‘红埔’，要开办一个培养干部的基地，要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根据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倡议，当年11月，中央决定在瑞金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31年12月，林野调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四连连长，伍修权任连指导员。1932年春天，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1932年5月，林野担任“红校”教务部部长。1932年下半年，林野调任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步兵学校任校长。1934年9月底，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与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建干部团。林野也告别了战友们，随后被调入中央总司令部工作。

红军主力长征后，林野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负责后方留守处。“但在1934年底，林野和他的夫人魏月初不幸被留守的苏区保卫局执行王明‘左’倾路线错杀于瑞金附近的山洞。”蒋红婴说。

林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革命烈士证明书》。邱妤 摄

蒙冤数载，平反昭雪

由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林野夫妇把唯一的儿子林博济托人送回老家，寄养在儿子的外祖母家里。

1949年9月，林博济参加工作，在当时的龙岩县人民政府秘书室任职。“1956年，当时原龙岩县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的人，突然告诉我，我的父亲是‘叛徒’。此后，我被开除公职，回生产队劳动，连孩子的上学也受了一些不公正待遇。”林博济告诉记者，自己始终不相信父亲是叛徒。为了证明这一点，林博济和他的儿子林育生、林育健开始到处查找资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博济陆续得到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原顾问、中将孙毅，原中央卫生出版社副社长蒋耀德等首长、将军们的证明材料，材料详细叙述了他们在中央苏区与林野及其夫人魏月初一起工作战斗的经历，赞扬了林野的军事才华、人格品德以及对党的忠诚。闽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有关于林野的展陈资料中，配有当时伍修权的来信图片。1984年10月，伍修权写给林博济并转龙岩市人民政府的回信中说：“对林野同志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的。”

1985年1月，原龙岩地区行署根据相关材料，给予林野及其夫人魏月初平反昭雪，定性为因公牺牲军人。

“2008年，我儿子在瑞金革命纪念馆参观的时候，看到了一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央苏区人物志》，里面写到了我父亲其实在1945年时，已经被平反。”林博济说。他拿出儿子当时从瑞金带回来的这本《中央苏区人物志》，只见书中写道：“（林野）参加了长沙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秋在江西被错杀，1945年被平反昭雪。”由此，林博济向龙岩市新罗区政府提出申请复查，确认林野为革命烈士。

2009年11月13日，新罗区民政局回复：如确实需对因公牺牲人林野、魏月初等进行重新复查和定性，当事人或相关部门应到有保存中共“七大”会议时追认林野为革命烈士的历史博物馆进行调查取证，从中获取对林野、魏月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依据，后再按有关政策规定进行确认。龙岩市文化局原副局长赵慧回忆说，当时，他带着林育生前往北京，到中央档案馆查找有关林野的原始档案。

“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拿出了当时《死难烈士英名录》的原始档案复印件，林野和毛泽潭等烈士并列一页，扉页是毛泽东的题词，内页有一行印着‘林野，红军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春逝世于瑞京’等信息。”赵慧说。

有了中央档案馆的复印件，2010年2月，龙岩市新罗区民政局补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革命烈士证明书》，批准了林野的革命烈士称号，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遗属有关待遇。

“我每年都带着全家人去祭拜我父亲，前几年身体还比较好的时候，也经常去烈士陵园祭拜。我告诉我的孩子们，作为烈士后代，要发扬革命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今年已95岁的林博济说。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邱妤 通讯员 王凌 温连光）

《死难烈士英名录》中记载有林野的名字。邱妤 翻拍

采访手记

精神财富值得铭记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邱妤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甘洒热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缅怀先烈，更应该牢记历史，不能忘记每一位烈士背后的故事和那一段历史。烈士们承载着民族的魂魄，也为后人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铭记。新的历史时期，记住这些烈士们，聆听烈士们革命时期的故事，了解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更应该弘扬和传承烈士们大无畏的精神，弘扬正风正气，珍惜现在的时光，让下一代人不忘初心，做好每个人应尽的本职，为社会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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