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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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新起点，昂首奋进新征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党史，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提振奋斗精神，增强能力本领，在共青团延安市委的支持下，延安市青年讲师团联合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团委，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特推出“延安青年拉延安，百年党史大家学”系列栏目，延安青年将邀您一起共学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
让我们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学习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欢迎大家走进由延安青年讲师团联合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团委、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共同推出的“延安青年拉延安·百年党史大家学”系列栏目。从4月20日起，延安青年讲师团邀您一起学习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今天将为大家分享的是：第一卷上册第二编——党在大革命时期（1921年7月-1923年6月）的第四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之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称它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场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所激起的强烈反抗。“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是最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政治口号。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大革命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革命的新局面迅速形成。
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各派军阀中，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最强。他们在英、美等国支持下，于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中央政权。1923年3月，他们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加紧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再次挑起军阀混战。到1924年，参加混战的兵力达45万人，战火燃遍了全国大部分省区。随着军费的激增，大小军阀在他们的统治区内巧立名目，增收捐税，滥发纸币，肆意搜刮，致使经济萧条，生灵涂炭。
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吴佩孚镇压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此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
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他们强调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这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们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张国焘、蔡和森等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人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不难看出，争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等人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更符合国民革命的中心。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结束后将近一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才传到中国。这个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指示还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并且“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这个指示对于克服三大的不足，对于共产党人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党的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后，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和农民，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课题，摆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此，党内许多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陈独秀在党的三大前后著文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而不能发展，因此，当前最急需的是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强调，现阶段的革命虽然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由于主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又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党人不可轻视这一革命的重大意义，不可有超越现实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他认为，各民主阶级的革命力量必须集合起来，以国民党为中心，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在论述农民的重要作用时指出：“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他还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和非革命的三类。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对于帮助党员提高认识，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陈独秀对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表现出比较大的动播。二七惨案以后，随着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他对工人运动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由重视无产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他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他也看到资产阶级幼稚，但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增强。他的看法实际上是：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对于民主革命的前途，他认为，“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若有特殊情况，“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这种认为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后来被称为“二次革命论”。
其他共产党人也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923年1月，蔡和森在《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从新近的历史来看，“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上走的有中国共产党”。9月，瞿秋白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指出：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应当“勉力栽培无产阶级之组织及训练的根本，而同时在总的民权运动中勉力做主干”，“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无产阶级的最近目标，是“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邓中夏在同年12月所写的《论工人运动》中指出：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这些认识对后来党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曾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但含义不清，目标也不甚明确。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提出“国民革命”口号，并赋予它新的含义。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发表（造国论》一文，其中写道：“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后来，他在同刊发表的《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一文中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
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1923年5月，蔡和森对国民革命的内容作了进一步说明：“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国民革命的口号，在大革命浪潮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
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加入后，仍保持团的性，同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为了进一步研究贯彻党的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目前党的全部工作，全党“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政治上，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在组织上，努力扩大国民党，“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今沈阳），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会议强调：“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
同国民党相比，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的政党。尽管大多数党员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共产党通过上述办法，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后来实际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1923年，南方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后，滇、桂联军多次击退叛军陈炯明、沈鸿英部的进攻，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这样，在广东初步形成一个高举国民革命旗帜的根据地，并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初步巩固，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成为国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阵地。
为了使国民党能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对其进行改组。1923年10月，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此后，国民党的改组进入实质性阶段。鲍罗廷同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共同商议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决定力促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由于中共中央在三大后又移往上海，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鲍罗廷和广东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在鲍罗廷的具体指导下，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国次发表演说，总结中国革命一再失败的教训，反复强调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为了具体筹划改组工作，孙中山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又聘为政治顾问）。他说：请鲍罗廷做国民党的教练员，是为了“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他还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从1923年11月到1924年1月，各地共产党人，如北京的李大钊，直隶的韩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刘伯垂、廖乾五，山东的王尽美，浙江的宣中华，山西的王振翼等，都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欧洲，旅欧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80多人于1923年6月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成立大会，新选举的评议部有半数成员是共产党人；执行部内大部分重要部门由共产党人担任领导职务，如周恩来为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郭隆真为妇女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这个支部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等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并部署了参加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通告还要求各地党组织争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党、团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时的统一行动方针。
与此同时，为了促使国民党彻底改变依靠军阀、脱离群众的倾向，陈独秀、蔡和森等一批共产党人多次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改组国民党工作中的作用，认为“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国民党的整个工作中，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加人国民党的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最近几个月，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了”。
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共产党员有20多人，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任共产党党团书记，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这个草案是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起草的，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并经过孙中山同意。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的重要原则，“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所谓“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所谓“节制资本”，就是要将“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等等。
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包含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革命精神，后人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是否容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广州代表方瑞麟主张在章程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人他党”的条款，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声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想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有所贡献，是经孙中山允许的光明正大的行为；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即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章程和纪律，如有违反，理应受到惩罚；国民党既许共产党员参加，就不必疑猜防制，这种疑猜防制是国民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是不可不扫除的。对于李大钊的声明，国民党人汪精卫、廖仲恺等相继发言表示支持，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也表示赞同。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
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由于孙中山的坚持，国民党右派在口头上对此不能不表示赞成，但并不愿意执行。是否真正执行大会的宣言，实际上成为后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核心问题。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接着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党部。在中央党部各部门任重要职务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秘书杨匏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本期分享者：刘赫然
延安市宝塔区委党校教师，延安青年讲师团副团长，延安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成员、延安市社科联青年学者库成员。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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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雷家梁 审稿 | 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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