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郭睿君：晚清江南望族的修谱动员——以《申报》为中心

摘 要：咸同兵燹对近代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和宗族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的同时，也为江南望族重建宗族秩序提供了新的契机。战乱之后，江南望族纷纷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掀起修谱动员热潮，试图通过续修族谱来重建宗族秩序。修谱广告内容丰富，尤以修谱类型、谱资来源、修谱要求、通讯地址、谱局和落款等内容为主。虽然在近代化早期，由于战争影响和报纸阅读群体的限制，致使短期内修谱动员效果不佳，但从长时段来看，仍有不少宗族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修谱任务。

关键词：咸同兵燹；《申报》；修谱动员；江南望族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南方宗族势力较为强固，宗族在基层社会秩序维系、民众日常生活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到了近代，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经济、思想、文化的不断渗透，中国古老的宗族秩序面临严峻挑战；而咸同兵燹对南方广大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破坏至深，经济凋敝，房屋损毁，宗族人员或死或逃，家族文献（主要是家谱）散佚，宗族秩序赖以正常运行的社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战乱平定之后，这些逃亡在外的望族成员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桑梓故里，如何尽快恢复社会生产生活，重新构建因战争而受到严重冲击的宗族秩序，是这些世家大族认真思考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太平天国战乱平定之后，南方望族掀起一股重建宗族秩序的运动热潮，续编族谱成为重要突破口。如众所知，族谱是关乎宗族血缘关系纯洁与否的关键所在，更是族众日常生活中家族伦理关系得以维持的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在宗族社会中，族谱是一个宗族日常生活的精神寄托，亦是族众宗族意识的重要源泉。以往学界在研究太平天国战后社会经济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多关注社会生产领域中经济秩序的重建，而对宗族社会秩序如何重建较少涉及。这些望族是如何进行修谱动员的，通过哪些措施建立与广大族众的联系，族谱的修纂又采取哪种方式进行，谱资如何筹集，动员成效如何等等，都值得关注。有鉴于此，笔者以《申报》中的修谱广告为视角，对太平天国战后江南望族的修谱动员实践，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专家指正。

二、修谱动员背景：咸同兵燹

咸同时期的太平天国战争波及大半个中国，而南方地区是太平军重要占领区，清军、太平军、地方武装在这里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长期的战乱使得地方社会经济秩序遭受严重破坏。江浙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商业贸易繁盛，素为富庶之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这里是太平军与清军双方争夺的中心区域，其中，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无锡、镇江、绍兴、宁波等地战事尤为惨烈，损失更为严重。

绍兴府的上虞县，在咸同兵燹之前，“商贾所聚，百货充牣”，尤以北乡为富，“北乡山平而远，川瀚而深，民趋商贾，多致饶裕。”而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县城被攻陷，太平军纵火焚烧房屋建筑，顿时“县廨、民居光焰烛天，一昼夜不绝”。上虞县北乡正是横山陈氏的世居之地，嘉庆年间陈氏曾编修过支谱，但在此后因战乱影响，八十余年未能续修，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才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续修族谱。上虞罗氏也聚居北乡，“南宋时由慈溪罗江，迁居虞邑北乡，支庶繁衍，紧族称盛，散处尤广”，在遭遇太平天国战乱之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始刊宗谱，到宣统元年（1909年），已逾40余年，因“族大支繁，不加采辑，恐世远而难稽，爰创议捐赀重修”。余姚县是太平天国战乱时期的重灾区之一。湖地为戚氏宗族的聚居地，其族谱曾于嘉庆九年（1804年）编修，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已近百年未曾修谱，于是当年登报续修。余姚熊氏虽然在咸丰七年（1857年）续修族谱，但 “况兵燹之余，旧谱遗失殆半，理合及时修举，以承先绪”，于是到宣统三年（1911年）重修族谱。在萧山县，长巷沈氏虽曾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续修族谱，但经兵燹后，“散徙更众，采□宜详，故续修不容再缓”，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登报，续修族谱。新田施氏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修谱，因战乱影响，长期未能续修，直到光绪二十五（1899年）才刊登续修族谱的广告，以图续修。

杭州府的海宁半海张氏在战乱中受到重创，数十年间未曾续修族谱，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才登报续修族谱。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湖州府亦受到严重破坏。在归安县，同治元年夏五月，“粤匪陷吴兴，上自缙绅先生，下至齐民，黔首誓死抗贼，而童稚妇女，其相率捐躯赴义者，尤足为简策”。由于受到战乱影响，致使原本十分繁华的菱湖镇被“掳掠一空，湖防之筹饷益艰”。归安菱湖孙氏，曾在道光九年（1829年）续修宗谱，但在兵燹中元气大伤，近七十年未曾续修。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因“生齿益繁，世系益紊，不亟考正而修明之，后来者将有数典而忘之患，故修谱一举，为我族切要之务，至今日而不能再迟”，于是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动员续修族谱。

在嘉兴府秀水县，盛氏自南宋以来世居北乡墅泾港，东西两派一直奉行“三十年一谱”的旧例。“自遭庚申兵燹，住闻湖者生齿繁衍，住香严者子姓无多，有读书于家，有出仕于外，居乡专务耕种，入市各习贸迁，又复不少”，于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重修族谱，但规模未具，故而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合族公议，续为修葺”，再次续修族谱。

苏州洞庭东山王氏，“遭此红羊劫后，子姓中有殉难、卒殁、迁徙、散失，亦有滋生蕃衍，不知凡几，若不续修，何以合族而敬宗焉”，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登修谱广告，以图续修族谱。唯亭顾氏“家谱自道光三年后，久未修葺”，于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刊登修谱广告，要求重修族谱。苏州陶氏族谱“修辑于乾隆四十六年，续辑于五十六年，历嘉庆、道光”，但“至咸丰年间遭兵燹，旧谱散佚”。虽在“同治末、光绪初，曾议修辑，近处派单，远处缮函”，但未能如愿，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告知族众，重修族谱。洞庭王氏族谱“自道光戊子后，久未修辑”，加上“经兵燹之后，或寄居他省，或慕宦远方，虽广为采访，仍恐难周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特登报广告”，重修族谱。

镇江府的丹阳县，地处南北要冲，“发逆之蹂躏，又视他邑为特甚”。到同治三年春，太平军已占据丹阳四年，“城乡胥遭蹂躏，残黎仅存，城中民居毁去大半”。丹阳东北乡留题港陆氏“所叹兵燹销磨，沧桑更变，旧典残缺，遗迹就湮，天南地北三千丁，散处难稽，日引月长”，数十载未能修谱，该族认为“而不加修纂，仍听废弛，将见年深代远，蹈数典忘祖之讥，兼恐世易情移，开滥附妄攀之渐，每寻坠绪之茫茫，愈抱寸心兮耿耿为是”，于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邀集同宗“公修世谱”，并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加以宣传。镇江开沙谏璧龙嘴孙氏嘉会堂族人，曾于道光年间编修家谱，但“兵燹之后，族内人丁四散流离，难以聚首，睹面难逢，目不帽识，且城乡镇巿，修造之家甚多，此慎终追远之事也。而我族人丁稀少，难以盛举”，于是“族长宗诚等，不忍坐视，邀约执事数人，公议定章”，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以此种方式通告族众，以期重修谱牒。镇江韦氏在道光十年（1830年）修谱后，因战乱影响，数十年未曾续修，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刊登修谱广告，续修谱牒。镇江伊氏认为“我族由兵燹后，于光绪二年续修家谱，今已三十余载，万难再缓。今春合族公议，重修家乘”，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再次续修家谱。京口盛氏“兵燹后，于光绪五年续修一次，未及广告”，于是宣统元年（1909年）“拟再续修，并创建祠宇，俾可垂之悠久，恐徙居远处者，不能周知，特此登报广告”。

宁波府的慈溪县，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北官路自县治至王桥、二六市、三七市、渔溪、九里山抵余姚，南官路自鄞至高桥、石塘、东澄、大隐、车廄、黄墓、陆家埠抵余姚，无日无贼往来，其来皆敝禈败絮，捉衿露肘，去则重裘硕腹，厚锦缠腰，所过数十里，人烟尽断，鸡犬无声。”祝家渡袁氏宗族在同治元年（1862年）“祝家渡之役”中元气大伤，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才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重修族谱。鄞南三里李氏，虽于咸丰九年（1859年）纂修宗谱，但家谱毁于兵燹，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决定续修族谱。慈溪横山裘氏族谱，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续修后，已近百年未有修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刊登修谱广告，决定重新编修族谱。鄞邑槎潭张氏在有清一代共四次修谱，“惟后次同治初元时，因兵氛末靖，道路梗塞，致远处采访未能遍及”，于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决定重修族谱。

江宁府溧水县吴氏家族，“谱牒修明，向有定额”，但“后于咸丰年毛贼蜂起，遗失无存，惟东头吴村仅剩全谱一部，尚可参考”，于是在光绪二十年刊登修谱广告，决定“择于光绪二十年开稿，二十一年开刷，冬月告成”，重修谱牒。上元县周氏曾于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四修族谱，但太平天国战乱中，“全卷俱失，即间有存者，断简残篇，十难得一”。战后该族认识到“若不急于修纂，年湮代远，稽考尤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刊登修谱广告，决定重修族谱。江宁乡元山镇李氏宗族曾于咸丰四年（1854年）续修族谱，但兵燹后散佚甚多，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刊登修谱广告，要求“同族兵燹后逃外寄居他乡，务请尽本年八月间，速来本祠报明”。江宁陶吴镇甘村店吴氏族谱“自兵燹后，至今（宣统元年）未曾修纂”，于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决定“合祠公议复修”，重新修谱。

三、修谱动员：刊登广告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在这种背景之下，江南望族成员重返故里，面对家园被毁、族人四散、族谱散佚、祠堂焚毁的现实，自觉掀起一股修谱动员热潮，试图通过重新编纂家谱来重建宗族秩序。与以往纂修家谱主要依靠书信、粘贴修谱知单等组织方式不同，晚清时期，江南望族主要通过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利用报纸这一新媒体进行修谱动员和宣传，以此来告知因战乱而逃散各地的族众，希望短期内达到“广而告之”目的。

（一）修谱广告内容介绍

《申报》创刊于近代中国繁华之都上海，发行量大，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故江南望族主要是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从广告字数看，少的数十字，多的数百字乃至上千字。但无论字数多少，修谱广告内容则基本一致，主要包括修谱缘由、家族简史、历次族谱修纂情况、族众迁徙状况、修谱类型、谱资来源、修谱要求、登广告缘由、谱局、通讯地址、时限要求和落款等。下面以洞庭东山王氏修谱广告为例加以说明：

洞庭东山王氏肇于百八公及千七将军，宋南渡就家于东洞庭山焉。至前明成宏（弘）年间，有讳鏊者，解会睽元、探花及第，官至大学士，殁谥文恪，始兴。其父光化公作家谱焉，自后直至乾隆三十六年、嘉庆七年、道光五年，凡三次续修。今遭此红羊（洪杨）劫后，子姓中有殉难、卒殁、迁徙、散失，亦有滋生蕃衍，不知凡几，若不续修，何以合族而敬宗焉。然自我东洞庭山外，大半在苏城，并前谱已有注明，迁徙于江宁府、徐州府、松江府及安徽泗州、盱眙，浙江杭州城乡等处，近有侨寓山东省城、河南省、直隶庐台场，及有出仕广西、福建以官为家者。以上各处势难往查致信，犹恐不到，是以奉恳列入《申报》中。冀得见闻者，或自开支系，寄至苏州申衙前王文恪公祠中；或寄至东洞庭后山石桥村王氏修谱局中，核对纂入焉。东洞庭王氏族裔送录。

上引修谱广告中的前两句话，简略交代了家族源流与发展简史。“其父光化公作家谱焉，自后直至乾隆三十六年、嘉庆七年、道光五年，凡三次续修”，则是简述该家族历次族谱修纂情况。“然自我东洞庭山外，大半在苏城，并前谱已有注明，迁徙于江宁府、徐州府、松江府及安徽泗州、盱眙，浙江杭州城乡等处，近有侨寓山东省城、河南省、直隶庐台场，及有出仕广西、福建以官为家者”，则是对族众迁徙状况的简要描述。“以上各处势难往查致信，犹恐不到，是以奉恳列入《申报》中”，则是对刊登广告缘由的说明。“冀得见闻者，或自开支系，寄至苏州申衙前王文恪公祠中；或寄至东洞庭后山石桥村王氏修谱局中，核对纂入焉”，则是对族人参与修谱的具体要求、谱局和通讯地址的说明。“东洞庭王氏族裔送录”，则是注明修谱广告的落款情况。

为对修谱广告内容做进一步说明，现再举一例。如刊登于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三日《申报》上的《浙湖前坵吴氏修谱访单》：

浙湖归安县前坵吴氏族谱，自嘉庆二年修后，今已八十余年，亟应清查续刊。现由在川族人筹有经费，并不派取分文，用告迁居别处宗人，祈将高曾祖父及身并子孙行辈、名号、生卒年月日、葬处、功名、妻妾子姓、子女，详细开单，或寄前坵乐绪堂吴小庵处，或由票号寄川省梓潼桥街翰林院编修吴祖椿处。俾得汇齐修刊，以延由元至今数百年之宗绪，定限乙酉年告成分送，见单即办，万弗迟误。是叩。族人公启。

第一句话则是对旧谱修纂情况的说明；“现由在川族人筹有经费，并不派取分文”，则是对谱资（修谱经费）来源的说明；“祈将高曾祖父及身并子孙行辈、名号、生卒年月日、葬处、功名、妻妾子姓、子女，详细开单”，则是对族众参与修谱的具体要求，即须将自身本支三代（或五代）以内人物行辈、字号、生卒年月日、婚娶、子女等信息详细写明，以便修谱参考；“或寄前坵乐绪堂吴小庵处，或由票号寄川省梓潼桥街翰林院编修吴祖椿处”，则是对通讯地址的说明，即将写好的本支人物基本信息寄送上述地址；“定限乙酉年告成分送，见单即办，万弗迟误”，则是对寄出人物基本信息的时限做出明确规定；“族人公启”则是修谱广告的落款。

（二）修谱广告内容分析

透过《申报》中修谱广告的具体内容，可以观察到咸同兵燹之后，近代中国大变迁背景下，江南望族宗族秩序重建的具体情况。

1.修谱类型

从《申报》中修谱广告的内容看，江南望族所修族谱主要有统宗谱（总谱）和支谱两种类型，且以后者居多。

统宗谱。如徽州府歙县南乡柳亭山方氏修谱广告规定，“徽歙南乡柳亭山去郡二舍，为江右入浙孔道。自黄帝时，方雷氏著姓，至汉黟侯储公而极盛。宋时敕建庙，祀号真应，因以为祠，东南诸方皆宗焉。庚申大劫，全祠荡焉，垂三十载。今宗人力图规复，不惮多方劝捐，兼欲续修统谱。”由此可见，歙县方氏所修的是以东汉方储为始祖的统宗谱。又如，萧山长巷沈氏修谱广告规定，“长巷村大宗祠十支世系谱，成于道光十八年补堂公豫手，序次详明，颇鲜遗漏，迄今越五十余年矣。……此番续修，须由此排列世系，以期详确备载”，则是编修长巷村大宗祠十支世系的统宗谱。又如，锡山邹氏修谱广告称，“凡我族散处他省者，均为采访所不及。为此，登报声明。无论何支何派，赶紧汇集缮稿”，则是编纂锡山邹氏统宗谱。镇海宋氏修谱广告，“敝族自始迁祖武三府君于明万历间，由福建莆田县徙居本邑东管乡宋家汇头，迄今已三百余年矣。向来有支谱，而无宗谱，非所以敬宗而合族也。兹特聘人采访，设局编纂”，可见该族之前向修有支谱，而无宗谱，故而本次始修统宗谱。再如，余姚北乡诸氏修谱广告，“兹缘族房议修总谱，除已贴招采访外，合再登报，以广闻见”，则是编修统宗谱。

支谱。从《申报》修谱广告内容看，以编修支谱的情况居多。因为随着世系繁衍，族众迁徙频繁，支派众多；加之战乱影响，编修统宗谱的难度较大。而支谱则以本派始祖为线索，且世系未远，编修起来较为便利，亦颇为可信。如常熟俞氏修谱广告，“常熟俞氏续修家谱，我宗扬州支，务将弟（第）十世名鋐，字振卿；名曹，字未详，以下儿媳子孙名字、年岁，书成系图，寄常熟南门内报本街俞金门收”，则是编修居住在扬州这一派的支谱。徽州府绩溪县周氏修谱广告称，“去年经本祠司事启告各支，重修龙孙公本支族谱”，则是编修龙孙公支谱。再如，浙江绍兴府嵊县峙衕存著堂袁氏修谱广告，“本堂此次修谱，业由今正开办。凡我族人，寓住他乡，务将所住地址、男女婚嫁、姓名、职衔及生卒年月日时，并葬址、坐向，逐细开明，确交本房家长转交谱房，以便刊载”，则是编修袁氏存著堂这一派的支谱。

2．谱资来源

众所周知，修纂族谱是一项浩大工程，既费时费力，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一般来说，除富商巨贾和大官僚外，非一己之力所能胜任，往往需要举族之力，方可成事。从《申报》修谱广告来看，谱资来源主要有人丁摊派、族人捐资和合族公费三种。

人丁摊派。编纂族谱需要大量资金，而族谱又关乎宗族每个成员利益，故而多采取人丁摊派的形式。如歙县方氏修谱广告规定，“公议每主一名，捐洋蚨五十元，每丁捐制钱二百文，乐输多多益善，过此即行修谱。”萧山长巷沈氏修谱广告规定，“募□就近分送，各支各房酌填捐银。”锡山邹氏规定，“无论何支何派，赶紧汇集缮稿，并丁捐每丁五百文。”湖州史家桥朱氏规定，“今岁春祭，邀集各房会议，认捐续修，无不乐从。”

族人捐资。历经咸同兵燹的重创，很多宗族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族众较为贫困，靠人丁摊派很难筹到足够的经费；加之族内贫富分化不断加大，故而一些宗族也采取族人（主要是富户）捐资的方式。绍兴府萧山县长巷沈氏修谱广告中称，“至捐资无论多寡，新谱必当给发，如捐资乏便，亦望将世系寄回刊谱”。宁波府镇海压赛堰陈氏修谱启称，“至此次修谱，时代遥远，编辑殊难，稿成之后，拟用活字板排印，多备数册，以埀久远，故费用较大。如遇同志者，慷慨乐助，则幸甚矣”，则希望族人捐资，以筹谱资。湖州丁氏修谱广告称，“凡同族各当量力捐资”。上虞罗氏修谱广告云，“爰创议捐赀重修”。余姚兰风魏氏修谱广告规定，“集捐续修”。苏州洞庭东山叶氏修谱广告称，“惟年久失修，工繁费巨，承诸同宗热心慨助，固多多而益善”。苏州洞庭东山叶氏修谱广告称，“公举义务代表凤台、渊如两君，遍赴各处，晋谒亲友同宗，敦托分访，以资臂助，蒙皆允诺”。

合族公费。除采取人丁摊派的形式外，江南望族也多利用宗族族产之经费，作为修谱经费来源。苏州葑门陆氏修谱广告规定，“其一切费用，均由本开庄销后，概不派取分文”。常熟俞氏修谱广告规定，“不取分文”。镇江开沙谏璧龙嘴村孙氏重修谱广告规定，“所用项丁费川支等，一概分文不取”。绍兴府山阴下方桥陈氏修谱广告规定，“今设局重修，经费祠给，不捐分文”。洞庭东山西泾村吴氏修谱广告规定，“修谱经费，分文不计”。

需要说明的是，修谱需要相当的资金，采取哪种形式筹集经费，往往因时因地根据每个宗族的具体情况而异。有些宗族也采取族人捐资和人丁摊派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如镇江韦氏修谱广告规定，“我等已捐集若干，修资不足，吾族欲入谱者，每丁捐钱一千文，贫者不取。”

3．修谱的具体要求

族谱修纂需要收集大量的家族文献。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收集的家族文献可信度如何，直接影响族谱内容的真实与否。咸同兵燹之后，江南望族成员流散各地，如何将修谱信息告知族众，及采取何种方式收集家族文献，就成为突出的问题。

从《申报》修谱广告来看，各宗族的主要做法是，在明确宗族源流和支派繁衍的基础上，让族众将本支祖上、本身及后代相关人物的生平简况、著述、官阶等情况撰写清楚，然后寄往指定的通讯地址，以此来收集家族文献，并确保修谱资料的真实性。如苏州娄门蒋氏修谱广告规定，“宦慕子姓，务将三代出身、生卒、配葬及本身详开，寄苏局在娄门内胡相思巷”。湖州府城姚承庵理学公派修谱广告规定，“将本支先世讳字、生卒、配葬及本生兄弟、子女，详细抄稿，寄上海震泰丝栈姚守梅”。江苏省唯亭顾氏修谱广告规定，“将本支挂录，即生卒、配偶、子女，并官阶、著述、传文，一并详开，函寄苏州阊门内皮市街史家巷本宅”。浙绍山阴阮社村章氏修谱广告规定，“凡我同宗，有仕商或寄居在外者，务即将三代存没，并自己、儿媳、子孙，名字年岁开明，寄柯桥德茂当收，以便纂入”。绍兴府会稽孙氏修谱广告规定，“凡我同宗，有迁徙外出者，开具某派某公生年月日、讳辰、葬地、科第、封衔、婚配、子媳女适某姓、现住某地，信寄绍兴昌安门外孙端孙氏修谱局”。

众所周知，宗族血缘关系的纯洁与否，直系关系全宗族的利益，因此各宗族对于世系关系尤为重视。如宁波府镇海压赛堰陈氏修谱广告规定，“倘有来历未明，众论不符，概不收入，以杜假冐，而昭慎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余姚兰风魏氏宗族中的“树春父子二人，集捐续修。父为总纂，子为校正，意图名誉，事出装璜，耗费千余元，草草塞责”，所修族谱讹误甚多，“其间编纂无次，校对多误之，抺先人之功而不录，显自己之长以为荣”，遭到族众反对。后来该族中的“嗣学、纯号、燮堂邀集同志，另行修正”，才得到认可。

血缘关系的纯洁性固然重要，但是实际操作中，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不同宗族之间认识往往不一。对于十分看重血缘关系的宗族，则明确规定异姓不得入谱。如镇海西乡庄氏修谱广告规定，“螟蛉与女，例不入谱。”无锡荣氏规定，“继子照上，赘婿不收”，明确禁止异姓入谱，以维护血缘关系的纯洁性。而有些宗族认为异姓亦可入谱，如绍兴府余姚县水阁周氏修谱广告规定，“其子女长幼存亡，系妻或妾所出。如有祖父封典，本身职衔，抑有出继兼祧，或子随母转适他姓，或为他姓螟蛉，并妇女所归，所字之姓，或有节孝旌奖。凡此大略，谱中应各详载，即当年已列谱而未全者，亦当补增，务须逐一开明，以便核查纂入”，则明确认可异姓可以入谱。但无论出于哪种规定，都是从宗族实际利益出发，而并非是出于个人意志的率性行为。

4.通讯地址的设置

从《申报》修谱广告来看，江南望族为修谱设置的通讯地址主要在商号店铺、祠堂、宅第、谱局等处所，尤以商号店铺居多。

笔者在《申报》中收集到晚清修谱广告共138条，据不完全统计，通讯地址设在商号店铺的有91例，占总数的65.94%，如洞庭西山包山郑氏修谱广告规定，“由信局寄长沙府湘潭县郑恒丰缎号收，或交苏州郑义大布号收”。歙县昌溪周氏修谱广告规定，“或由宁波府灵桥门内周成泰茶漆号，及上海法租界紫来街南熏里泰生恒漆栈”。其余的多集中在宗族聚居地的祠堂、宅第、谱局等场所。与分布于乡村的祠堂、宅第、谱局等场所相比，将通讯地址设在城市中的商号店铺，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这些商号店铺一般集中在上海、苏州、杭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信息传递较为便捷，能够节约时间，提高修谱效率。

5．谱局设置

编修族谱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为使修谱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宗族一般都设立谱局，对修谱经费、家族文献收集、编修体例等进行有效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谱局设置的完备与否，直接关系到所修族谱质量的高低。正因为谱局具有总领全局的作用，各宗族都十分重视谱局的设置。

《申报》修谱广告显示，晚清时期江南望族一般将谱局设置在宗族聚居地的祠堂，或其他标志性建筑中，以便于修谱活动的有序进行。苏州府洞庭东山王氏修谱广告规定，将谱局设在“东洞庭后山石桥村”。萧山长巷沈氏修谱广告规定，将谱局设在“萧山县东门外长巷村沈云英将军讲学处”。上虞西横山陈氏将谱局设在“西横山大宗祠仁趾堂”。宁波西袁氏将谱局设于“浙江宁波府鄞县西门外圣旨亭”。有些宗族支派繁多，为便于修谱，甚至设立总局和分局，分别管理。如宁波府鄞县东南乡萧皋碶李氏，“总局设于汇纤桥宗祠内，分局设于鄞城三藩节制本宅内”。总的说来，谱局的设置地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处，以便于修谱活动顺利进行。

6.落款

从《申报》修谱广告内容看，许多宗族都会在广告末尾填上落款信息，一般以宗族集体名义形式出现。除了“族人公启”、“族裔”等统称外，有时也会以族长、宗长、房长个人，或谱局、总事务所、某个堂号的名义出现。如苏州洞庭东山叶氏修谱广告的落款为“上海城内中唐家弄叶氏修谱总事务所启”。余姚兰塘冯氏修谱广告的落款则有“遗安堂公具”字样。江宁溧水县吴氏修谱广告的落款则以“各房首事公具”的形式出现。镇海压赛堰程氏修谱广告的落款为“陈氏宗房长柱首谨启”。以宗族集体名义落款的主要原因在于，族谱的编纂是关于宗族整体利益的大事，是尊祖、敬宗、收族的重要举措，而非个体的“私事”。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宗族修谱广告的落款为个人，但其名字前多带有“宗长”、“房长”等字样，表面上看是似乎是个人署名，但“宗长”、“房长”等字样，则仍是代表宗族整体利益的表现。

四、修谱动员成效

咸同兵燹之后，江南望族纷纷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以此动员族众积极参与到修谱活动中来。但刊登广告只能起到宣传作用，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则要具体分析。有些宗族虽多次刊登修谱广告，以此来告知族众，但效果并不理想。如萧山长巷沈氏，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首次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但响应者寥寥，该族于同年十月初六日再次登报，强调“沈氏谱局设云英将军讲学处，本年九月二十八九、十月一日，已将原委叙明报知，恐未遍传，特再布告，见者可取前报，检阅便悉”。即便如此，效果仍不理想。该族后于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再次登报强调，“启者沈氏修谱，原委五、六两月连上《申报》，本局待望，至今寄归不多”，要求速将世系寄送谱局。绍兴府山阴县白洋朱氏，在修谱广告中明确称，“今于三月间开局修谱，早刊《申报》，遍告远方，限对年告成”，说明三月登修谱的广告效果不佳。浙江绍兴府戚氏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要求族众将本支人物世系及其相关材料邮寄至谱局。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各省邮寄，均属寥寥”，显然效果非常不理想，于是当年再次刊登修谱广告，催促族众将本支“世系、职衔、名号、住址，速寄上海汇丰银行戚勤斋转交，限于本年十一月截止”。

苏州洞庭东山叶氏，曾于宣统二年五月初九日，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但效果不佳。于是在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再次登报，以当年八月底为限，逾期不候。十二月初七日，该族第三次登报，“今春由翰甫、明斋等同人捐募续修，早经二次登报布告，宗族无如地跨辽远，采访事宜未能周及。”宣统三年八月初五日，该族第五次登报，语气较为严厉，“是去夏经同人捐资续修，早经四次登申、新两报，布告同宗。凡各裔众，幸速将本支系表查明，就近投递，或寄上海事务所，以便编入。现定九月底截止，收受限期将届，决不能再展，以节经费，幸弗观望自误。”安徽旌德县西关外汪氏则规定，“我族宗谱，议自干公以下，统加修辑，已于光绪乙巳年（三十一年）二月登报数次，迁延至今，不知际此时势，事在急为，现谱费已定，谱局已设。凡未经投稿者，即宜缮清，务祈于明年清明前，就近函寄，万勿再为迟滞，致失本根云”，说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所登修谱广告效果十分不理想，这次登报措辞激烈。以上这些宗族三番五次地刊登修谱广告，一再要求族众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与修谱相关事情的规定，明显表现出修谱广告动员效果不佳。

修谱动员效果不佳的原因，与咸同兵燹对江南地区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族众流亡各地、宗族秩序松懈等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也与报纸的阅读群体有限相关。众所周知，晚清时期虽然报纸媒体获得较快发展，但主要在上海、苏州、广州等地流行，其阅读群体较为狭窄，主要是城市居民，以士绅、商人、买办等上层人物为主。关于《申报》影响力的局限性，台湾学者李仁渊指出：“《申报》尽管在1895年前的销售已达到万份以上，但销售范围仍局限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在江南以外也只有沿海的通商口岸得见《申报》踪迹。由此可知，在整体经济结构难以撼动的情形下，《申报》的影响力尚不能及于内陆，且被限制在沿海商埠中。”《申报》的辐射面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交通不便的广大内陆乡村很难受到影响，因而大多数民众难以获知修谱信息。此外，与沿海城市人群相比，内地农村社会中的普通民众，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思想意识来说，都难以接触到市面上发行的报纸，即便能获得一鳞半爪的信息，也需要很长时间，且需那些上层人士相助。这样的现实情况，使得即便在报纸上刊登修谱广告，因其阅读面较为狭窄，广大基层民众难以及时获得修谱信息，故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修谱动员效果。

尽管这种修谱动员方式存在一定问题，效果也不够理想，但相比于传统的依靠人力传递的修谱知单来说，报纸作为新式传播媒体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故而还是有不少家族利用这种较为先进的媒介，达到成功修纂族谱的目的。洞庭西山郑氏宗族，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决定光绪十一年冬月开局修谱。历经十年，到光绪十九年，“兹各处草册，陆续缴归，一俟校对淸楚，即行纂辑付刊。”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归安县荻港镇章氏族谱编纂完成，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凡远出在外、久不通信者，未便分寄，望即写明住址，寄湖州南门外荻港镇芸业堂章寅伯收。此布。三瑞堂乃吉谨启”，以此要求族众领取新修族谱。

结语

咸同兵燹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江南宗族秩序遭受严重打击，祠堂建筑焚毁殆尽，宗族成员损失惨重，族谱文献散佚严重。在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过程中，江南望族掀起一股修谱动员热潮，纷纷在《申报》等新媒体中刊登修谱广告，进行动员和宣传，试图通过重新修纂族谱来重建被战乱破坏的宗族秩序。系统检阅晚清时期《申报》中的修谱广告，我们发现，尽管这些修谱广告长短不一，但内容丰富，举凡修谱缘由、家族简史、历代族谱修纂情况、族众迁徙状况、修谱类型、谱资来源、修谱要求、登广告缘由、谱局、通讯地址、时限要求和落款等，尽在其中。

以江南士绅为主导的宗族势力，原希望通过在《申报》等新媒体上刊登修谱广告这一途径，“最大限度”地动员族众积极参与到族谱编纂的集体活动中来，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短期内的成效并不理想。值得注意的是，查阅王鹤鸣主编的《中国家谱总目》等工具书便可知，江南很多望族普遍在民国时期成功编纂族谱。这种情况说明，晚晴时期江南望族通过报刊进行修谱动员未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时段来看还是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2014年度招标项目“咸同兵燹与徽州社会”阶段性成果。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与注释皆省。

作者：康健、郭睿君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2017年04期

编排：钱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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