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平湖慈善业
在中国古代，慈善业被称为“义行”或“义举”，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业则兴起于清代。本文就清代平湖慈善业的兴起、主要类别、管理方式以及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一初探，就正于各位。
一、慈善业的兴起、主要类型
平湖的慈善业兴起于清康熙年间，最早的机构为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育婴会，而形成较大规模则在嘉庆、道光年间。清光绪版《平湖县志》卷四《建置》下特增设“义产”一节，在题注中写道：“按：旧志‘义产’散见各门，今溯嘉、道以后，渐次增置，数倍于前，特汇为一门，以见邑之好义者众，而后此董其事者便于考证，得永保于勿替焉。”清代的慈善业可分为以下几类：养老、收养弃婴、接济穷人、助葬、助学等。
养老的机构主要有普济堂，创办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由邑绅吴嘉德、袁渤等倡办。
收养弃婴的机构主要有育婴会、保婴会、芦川接婴堂。育婴会创办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由平湖知县董天眷、邑人翰林院编修高舆等倡办，在县城（以下在县城者不再注明）；保婴会创办于同治十二年（1873），由知县邢守道以及邑绅张中和、朱慎修、张济美等创办，作为育婴会之补充；同年，在新仓镇设立芦川接婴堂，皆本地人捐建。
接济穷人的机构主要有同善会、生生集。同善会创办于乾隆七年（1742），由邑绅刘大业、顾溶、张时行等倡办；生生集创办于同治年间，由邑人陆师郊等倡办。
助葬的机构主要有永安局、行便集、同仁堂、广仁堂、乐善堂。永安局创办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由邑绅鲍东璇、黄凤等倡办，帮助埋葬灵柩久停因贫困而无力下葬的穷人，使死人“永得安宁”，故称“永安局”；行便集创办于咸丰四年（1854），由邑绅徐元钟等倡办，穷困人家有人去世，多有无钱购买棺材以入殓者，行便集以棺材原价之2~3折出售，并允许其赊账，以帮助遭遇不幸的穷人家得以完成丧事，故称“行便”；同仁堂创办于嘉庆六年（1801），由里人刘嘉瑞等倡办，在乍浦，专门作为施放棺木公所；广仁堂在乍浦，创办于道光元年（1821），由邑绅刘潮、路守管等倡办，作为掩埋客死乍浦的商人的掩埋公所。后又在全公亭镇设立分局；乐善堂创办于咸丰二年（1852），由邑人顾铭、沈宝篆、时元烈等倡办，性质与广仁堂相似，以收埋暴露尸骨为主。
助学的机构主要有登瀛局、学田等。登瀛局创办于咸丰七年（1857），由邑绅胡良佐、胡良俊兄弟两人倡办，专门为支助县内诸生（即秀才）及贡监生应本省乡试（即考举人）而设；光绪七年（1881），举人叶廉锷等禀请嘉兴府衙门，请于现办茶捐内提四成作为贫寒举人之公车费（举人赴京参加会试，又称“登公车”）。学田包括二类：一为学宫（即县学）田，用于支助贫困诸生，多为官办；二为书院田、义塾田，用于支助在学肄业之贫困学生，多为私人捐办。平湖最早的学院田为创办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观海书院田，但规模甚小；当湖学院田置办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为监生张诚独力捐置。同治、光绪年间，县内又先后创办了九峰书院田（由举人张天翔等捐）、芦川书院田（由知县明德暨邑人徐步瀛等捐）、新溪书院田（里人沈玉书等捐）、全公亭义塾田（邑人俞范氏捐）。
二、慈善业的管理方式
慈善机构多为公益机构，一旦形成一定规模后，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极难维持长久；而且，有些“义产”为一个家族或一人所捐，极易混同“族产”。如登瀛局为邑绅胡良佐、胡良俊兄弟捐建、捐办，他们的后人胡乃樑、胡乃槐及胡澧等又共同捐献了局基，并且主持登瀛局的管理，为了不使胡家后人将“局产”视为“族产”，特请贡生马树业等共同议定了局规，规定“嗣后局务概请邑中公正绅董经理，胡姓不得自管，亦不得移家入局。”[2]所以，平湖几乎所有的慈善机构都订有条规，严格按规章操作。
下面对育婴堂、同善会、当湖学院义田三个条规作一简要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平湖慈善机构的管理方式。
育婴堂的条规初订于雍正初年（约1723），至光绪八年（1882），对原有条规进行了修改完善。堂规主要以下几条：一、在堂司事者必须是好善之人，除了司账（即账目管理）外，其余一概不付薪水；二、每年8月初进行交接，由原司岁（即主管）将账目、钱物等悉数移交给新司岁；三、在堂司账必须选择老成之人，并须2人作保，在堂司事可以随时稽查；四、司账于每月底须将本月之账目列清，一份报县府备查，一份张贴在堂前大门，一份保存堂内。每年交接之时，将所有账目汇编成《征信录》。如果司账不能按时月报及汇编《征信录》，立即辞退。
同善会之条规初订于乾隆十九年（1774），三十九年对条规进行了完善。会规主要下列几条：一、择司岁。会内设司岁、司收、司给、司访等司事职，由司岁总其事。司岁一年一换，必须谨慎选择，其余职事，由司岁推举；二、核给助。资助对象分为三类：凡男子素有文行而屡困考场者，妇女必青年守节、白首完贞及旧族名门谨守闺训者，给上助，每季给银9钱。凡男子中清白良民、年老极贫者，妇女必穷苦守节、年老无依者，又有清白人家、身有残疾、饥寒难度者，给中助，每季给银7钱。凡男子从无犯罪、贫老废疾、无从谋生者，妇女中老寡贫病、素无非议者，给下助，每季给银5钱。凡孽由自作者、有依靠者及别处流落至此者，一概不予救助。三、严收放。会内资产之收、支分列账目，按季编制《征信录》。至新旧交接之时，将全年收支再造账目，于所有项目之下均开列清楚，如现存田若干亩，所处位置，租户为谁；如存入典铺之银钱，总数多少，存在哪个典铺，本金多少，利息多少。
当湖书院义田条规订立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共有下列几条：一、清户管。义田之清册必须详细登记清楚，交给司岁掌管，以杜绝今后盗卖盗买；二、重经理。设司岁一名，轮年更换；三、绝挪移。义田租息所入只供寒士之膏火钱，一切公事概不借用；四、筹赋税。司岁必须按期交纳赋税，如遇荒年，停供半年膏火；五、定课额。每年正月，由知县主持考核，取定正课生员、童生（初定生员20人，童生30人），每人每年给钱五两。另自每年2月起至11月，取附课生员、童生100人，在书院肄业，不给膏火。正课生员、童生三次不到，于附课内挨次顶补；六、严试程。每月于月初、月中两次考试，知县亲至院中出题考试；七、备修葺。如遇山长（即院长）不到，书院暂停1~2月课，利用积蓄对书院进行整修。
根据以上三个条规，从中可以了解到清代平湖慈善机构的管理方式。一、机构的日常管理一般设司岁（即总管）1人，掌管机构财物，另有多名辅助人员，名称繁多，如司月、司旬、司劝、司察、司医、司收、司给、司访等。司岁一般需共同推举，必选家庭富裕、品行端正、乐善好施之人，其余职位一般由司岁推举。无论是司岁，还是其他职位，皆属义务，均不领薪水。司岁一年进行一次交接。另设司账一人，必须选择老成之人，领取一定薪水。二、财务公开。司账按月（季）将账目列清，一份报县府备查，一份张贴公示，一份保存。至司岁交接的时候，将所有账目汇编成《征信录》。
三、慈善业兴盛的社会原因
平湖慈善业的得以兴盛，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平湖经济的繁荣。到了康熙后期，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复苏，使平湖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平湖地处江南，水网密布，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特别是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后，清政府重开海禁，允许通市贸易，乍浦逐渐成为浙西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使平湖的经济到了清中期成为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经济的繁荣，必然涌现一大批拥有大量资产的地主、商人，而其中一些乡绅乐于惠及乡梓，兴办慈善事业。这是平湖慈善业兴起的经济条件。
（二）平湖多好善之士。知县在刘肇绅《普济堂序略》写到：“夫普济堂之设，自京师及各省会而外，其他郡邑盖不数数，觏今平湖以百里之区，亦能创此善举，具见邑之乐善好施踊跃从事者有古仁人风，是守土者之幸也。”[3]（同上）平湖的慈善家最为特出有以下几位：候选布政使经历胡良佐、候选同知胡良俊兄弟两人捐地900余亩，创办登瀛局。候选州同知屈天成，一生慷慨好义，乐于为善，曾先后捐资建石桥18座、重修学宫；捐银1000两，资助同善会；饥荒之年，出谷平粜，设粥于路，周济贫困，被称为“仁人君子”。太学生张诚捐田166亩，作为当湖书院义田。乡绅黄凤乐善好施，曾修葺文庙，恢复放生湖，创永安局以赈贫乏，建普济堂以收养孤老，设思源书塾以教育贫家子弟，前后捐资不下万金；黄凤著有《当湖五事纪略》，专门记载平湖几项慈善业。
（三）平湖多乐于奉献慈善业的义士。上文提到，在慈善机构供职的管理人员都不领薪水，但他们乐于奉献，为平湖的慈善事业奔走操劳，苦心经营。生员沈瑜，家中并不很富裕，但乐于周急济困，笃行不倦。育婴堂刚创办时，庶事草创，规模不大，经费也不充裕，每年所收遗婴皆送苏州就育。沈瑜慨然以实心奉行作为己任，偕同道之士朱弓锡、周维瀚、过鳌三人设法劝捐，里人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争相乐输。沈瑜苦心擘画十六年，使育婴堂规制详备，堂产达到二百亩，活婴无算，而他竟因劳累而卒；又如义士陈佩莲，轻财好义，遇事敢为。道光二十年（1820），平湖发大水，发生饥荒，陈佩莲倡议劝捐赈济，活者万计，事迹上报后，清政府颁“乐善好施”匾额。平湖的万程桥将圮，户部侍郎徐士芬倡议重建，未成而卒。陈佩莲广为劝募，逾年工竣。其他如夏施药，冬施衣，备水龙以御火灾，开河道以防水患，莫不躬亲督率，任怨任劳。由于平湖有一批如沈瑜、陈佩莲一样的义士，慈善业的规模得以不断扩大，资产不断增加，使更多的贫困百姓受益。如育婴堂于康熙年间刚办时，资产十分有限，自己无力养育，只能转送苏州。发展到雍正末年，共有田地421亩，市房29间。到嘉庆初年，已积余钱1120千文，分存于县城7个典铺，以利息作为育婴乳资；创办于乾隆七年的同善会，发展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共在田地216亩，市房22间半，积有银洋700两、制钱27335千文。
（四）清政府的大力提倡。清代的慈善机构虽非官办，但清政府为了稳定社会，鼓励民间创办慈善业。如邑绅路守管在创办广仁堂时提到：“道光元年，伏读恩诏，内有地方官择隙地多设义冢、收埋无主暴露棺骨一条。”[4]平湖许多慈善机构的创办也与许多地方官有密切关系。育婴堂为知县董天眷首倡，后来知县林绪光续捐田地。又如知县王玮、明德先后捐田作为义学田、芦川书院田，知县刘肇绅捐廉俸给普济堂和广仁堂。但地方官员所捐十分有限，大多起一种倡导作用。
（五）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此在上文已经提到，不再赘述。
总上所述，在清代中后期，平湖的经济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达，一些现代工商制度开始产生，出现了一个处于国家与百姓之间的中间阶层——绅士阶层，他们或是退休（或闲居）的官员，或是拥有较多资产的地主或商人。他们中一些人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成为承担清政府无力操办的慈善业的承办人。慈善业作为一项新兴的事业，也是一项公益事业，在其管理上，必然不同于传统的土地经营，创办（管理）者借鉴了一些股份制工商业的运作方式，加强管理，透明办事，实行严格的财务制度，使它成为一项“长命”的事业。改革开放后，特别近年来，各种慈善业日趋兴盛，但过多的政府介入，使其资金运作有“暗箱”操作之嫌。清代的慈善业管理制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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